第十四章 西部人的西部精神（2）

　　五

　　如果说自然的背景是从近到远无边深邃的天空，文化的背景就是从远到近无比璀璨的阳光。在寒冷的冬天触摸温暖的阳光，你会觉得世界的全部美好都在那一片阳光中停留。在西部的大地上感觉斑斓的文化，你会觉得它永远不可能是一件已成古董的器皿、一卷朱笔写成的残书、一座洞开于世的陵墓、一片雕梁画栋的建筑；而是活生生的场景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是阳光的高地、麦香扑鼻的庄稼后面正在进行的祈祷，是阴郁的山上嘎嘎鸣叫的鹰群之前经声大作的葬礼，是定居点的碉房三巷九陌之间铮铮琮琮的佩饰、七彩招摇的袍影和闪烁宝石的发辫，是赛马场上的奔跑、雪顿节的狂欢、松潘茶的苦香、打青稞的歌谣，是维吾尔族的“麦西热甫”（歌舞晚会）、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英雄史诗）、蒙古族的祭敖包、锡伯族的“喜利妈妈”（保佑家庭人口兴旺平安的神）、塔吉克族的肉孜节、回族的拉面、东乡族的花儿、哈萨克族的“吐马克”（高顶皮帽）、乌孜别克族的“科格乃”（音色优美的琴），等等，等等，不胜枚举。尽管我在前面已经声明，我是有所不为而后可以有为的，此文中所谈的“西部人”以汉族为主，别的民族我将另文专论，但一谈到西部文化对“西部人”之形成的作用，就怎么也绕不开了，绕到哪里都是它们的存在。因为对一个人群来说，文化不仅仅是悬挂在他们身后的背景，更是他们可以纵深行走的前景；不仅仅是如影随形的伴侣，更是白昼的亮光、晚间的夜色、嘴边的空气、耳畔的声音，甚至就是他自己。是的，文化就是他自己。

　　每一个作为移民的西部人都曾经面对一个与自家传统迥然有异的生活空间。这个空间不管你爱不爱它，它都会以强大的力量拥抱你，直到你浑身放松稀里糊涂不知不觉成为它的人。春风风人，夏雨雨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就是对你的改造，是多种文化在一个微不足道的个体身上碰撞碎裂后的新一轮整合。它可能出现在你和你的后代身上，更可能出现在你的父辈或者祖辈身上，假如你的父辈祖辈早就来到了西部的话。但不管这样的整合出现在谁的身上，它都是不声不响不留形迹的。潜移默化，自然似之，永远是它作用于人的唯一方式。

　　更重要的是，在移民的生活空间里，本土文化的出现也就是本土居民的出现。本土的居民微笑着朝你走来，带着热情和温暖站在了你的眼前身后。而你是一个正在异陌的环境里发呆发冷发抖的孤独者，你需要的正是他们拥有的或者准备给你的，于是你情不自禁地伸出手一把抓住了人家伸过来的手，仿佛那便是救命的稻草你再也不会松开了。文化的交融实际上就是人与人的交融，是这一类人和那一类人建立起来的新关系，是在新关系的发展中所呈现的心理认同和心理结构的变化，是你拥有了他的份额他也拥有了你的份额的等价或不等价的交换，是生存的欲求寻找满足的过程，是完全带有世俗色彩的学习、模仿和占有。你的老师是回族，他带给你的就是回族文化；你的同学是维吾尔族，他带给你的就是维吾尔族文化；你的同事是土族，他带给你的就是土族文化；你经常去吃饭的那家饭馆是撒拉族人的饭馆，它带给你的就是撒拉族文化。有一天你恋爱了，恋爱的对象是个藏族小伙子或者是个藏族姑娘，于是你就成了藏族文化的承载者和受益者。文化通过本土的居民直接或间接地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成了你所表达的意志、你所遵循的规矩、你所服从的习惯、你所采取的行动，成了你自己。但是你和你的家庭、你的环境都没有特别地强调这一点，如同一个健康的人在一个能够正常呼吸的地方永远意识不到呼吸的重要，自然也就用不着强调空气的存在一样。脉搏的正常跳荡恰恰是你根本就感觉不到的跳荡，肝胃肾脾的正常运动恰恰是你根本就不在意的运动，如果哪一天你感觉到了它们的跳荡、它们的运动，那就说明它们出了问题，说明你有病了。文化正是在你感觉不到的时候，成了你心身两地性命攸关的搏动和决定一生的存在。

　　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空气在夜晚走动，云彩在天空飘逸，时间在身边流逝，包括你自己，谁也没有抓住什么，或者记住什么。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你变了，你在镜子面前看到你跟那么多人不一样了。你极想跟他们一样，但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你再也回不到从前，再也不能跟你那没到过西部的父辈祖辈一样了。这面镜子当然不会镶嵌在你妻子的梳妆台上，而是活动在西部之外的某个地方，活动在许多人的脸上——那么多眼睛诧异地看着你，让你陡然觉得：在西部毫无特色的你，一离开西部就鹤立鸡群了。并不是说你很出色，而是你很特别，你天然另类，不拉不弹也是新声异曲，和那里的人云泥相隔，九天九地。

　　首先你在放肆地喝酒，喝的是五十五度以上的烈性酒，边喝还要边唱，还要划拳，还要让所有人跟你一起喝，别人不喝你就生气，就说人家看不起你；你用殷切的语言劝酒，用吓人的喊叫劝酒，用动听的歌声劝酒，声言如果别人不喝干了你的敬酒，你就要在他面前一辈子唱下去。你的想法是不把对方灌醉放倒就不足以表达你的诚意，不把自己喝得吐出来就不能证明你是那种舍了老命也要让朋友喝好的朋友。你的声音大得震耳欲聋，让全酒店的人都侧目都惊奇，不知道对你说什么好。这时候你忘了，你的这种做派是从西部的本土居民那里学来的。在西部，你曾经无数次地被人敬酒，无数次地受到划拳的挑战，无数次地在主人的歌声里喝干了杯中的伊犁特或者青稞酒；你曾经不止一次地醉倒在自己的家中或者朋友的客厅，也就是说你不止一次地接受着别人的诚意，也不止一次地用“玉山自倒非人推”的方式告诉别人你绝对是够朋友的。

　　你还会经常提着礼物到你的部下或者朋友或者同事家里去。就像在西部那样，你希望人家留你在家中吃饭喝酒直到深夜、直到天晓，可是这年头，早就不是“行合趣同，千里相从”了，早就是行不必合，趣不必同，对门不必通了。哪里有在家中请客留人的？人家不留你，你就很失落，就公开地指责人家不够朋友。人家莫名其妙，说：我招你惹你了？再说为什么非要“够朋友”？“够朋友”是什么级别的问题？它能给我带来什么？高升？长级？发财？出国？还是别的运气？

　　更让你失落的是，你在西部热情似火地接待了广州人赵钱和孙李，可是等你到了广州，拿着当初他们送给你的名片依然热情似火地找到他们想叙旧温故时，赵钱和孙李却不认识你了，想了半天才想起来。想起来了也是白搭，人家别说是跟你一起吃饭喝酒到天亮了，就连跟你说十分钟话的工夫都没有。你在失落的同时又很生气，又说人家不够朋友不讲义气，几乎是骂骂咧咧的。认识赵钱和孙李的周吴和郑王告诉你：“你这人怎么这样？什么叫够朋友？够朋友就是不给人家找麻烦不浪费人家的时间，这在我们这里很正常。我问你，你们西部人的时间是拿什么来计算的？”你回答说：“我们西部人的时间是拿钟表来计算的，难道你们的不是？”周吴和郑王说：“对，我们的不是，我们的时间都是用金钱来计算的，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看他的一分钟值几个钱。你刚从落后地区来，还不懂，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你这才明白过来：人家根本就不可能像你接待人家一样接待你，因为你从落后地区来，你有大量的时间用于培育人情和礼貌而人家没有。人家处在汹涌的挣钱潮流里身不由己，哪管什么“居则同乐，死则同哀”的朋友之谊，哪管什么“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的莫逆之交。这时候你表现出了一个西部人对放纵情绪的爱好，那就是伤感，你哭了。你一个人走在大街上，想到你有那么多情深意长的朋友，但是他们都不在你身边，都在遥远的西部，你哭了。你是个热情惯了、真诚惯了、心血来潮惯了的人，你不习惯如此凉薄、如此轻浅、如此容易被忽视的人情。你晶莹的眼泪带着西部从你眼前消失后的迷茫，带着“西部情感”温暖而凛然的傲气，带着“西部文化”不甘寂寞但又不得不寂寞的孤独。你似乎是有意让你身边的人看到了你的眼泪，你知道他们非常不理解，于是你就使劲告诉人家你在西部的生活：你跟库尔班大叔是唇齿相依的，你跟阿不都老哥是一体同心的，你跟索南爱国一家是融融泄泄的，你跟穆罕默德·阿麦德是情趣相投的。你说的是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体现的却是你的习惯心理和你对事物的固有态度。故事和人物、心理和态度、主体和客体，它们加到一起，就形成了你的特殊的文化背景。你之所以被当地人不理解甚至看不惯，就是因为你拥有的文化背景跟他们完全不一样。

　　西部的自然是严酷的，但由此产生的文化却充满了人情的醇厚和炉火般的温馨。它是画布上的暖调子，是音乐里的小夜曲，让你常常沉浸在一种黑夜不黑、寒冬不寒的幸福感觉里，尽管这种感觉并没有带给你什么实际的好处比如增加你的财富积累等，反而让你额外付出了许多。

　　是的，西部人是不大善于积累财富的。当报纸大张旗鼓地怂恿花钱刺激消费的时候，你很吃惊这样的问题居然也要说得如此郑重，你甚至都不相信真的会有人藏着钱不愿意享受。因为你早就认为最重要的是想办法吃掉碗里的肉，而不要考虑锅里还有什么。眼前的清汤永远比日后的干饭重要得多。但是你并不知道，这是高寒带的人普遍具有的一种生活态度，是西部文化对灾难频仍、浮生苦短的一种潜意识的反抗抑或是遮掩。“文化大革命”中，西宁市礼让街揪斗致残过一位老人，就因为他跟别人说：“别相信这主义那主义，明日的富贵根本不如眼前的一杯酒。”也是在“文革”中，有一天我们班主任老师突然莫名其妙地对全班学生说：“你们要记住鸠山对李玉和说过的话——‘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第二天他就不给我们上课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几年后想起来，才意识到这是老师的临别赠言——他在走前把他认为最重要的一句话留给了他的学生。1997年夏天，青海人马海福要去海拔近五千米的西藏那曲开饭馆，他的老师劝他不要去，说：“还是古人觉悟高，早就说了，‘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何至辛苦乃尔’。”西部人对这一类语言的着迷可以追溯到古代。汉朝的苏武出使西域，被匈奴扣留，匈奴首领单于派已经投降的李陵说服苏武背汉，其中的说辞便是：“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边地的苦寒、人寿的短暂造就了人们不夸耀既往也不迷信将来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帮助他们在结构自己的人生大厦时，把最敞亮的殿堂献给了今天，就像十多年前我在我的《游牧诗》中所歌咏的那样：“今天，我们活着，完成了一生的快乐。”你活着，而且很快乐，西部就是这样，它会鼓励你有一分钱买一分快乐，有一毛钱买十分快乐，甚至没有钱你也能找到快乐。

　　当然不仅仅是快乐，还有松弛和散淡，你在牧区生活，你就必然是松弛和散淡的。平常的日子里，慢悠悠的不会有什么变化的生活淡化着你的时间观念，让你在舒缓的节奏里做事或者不做事，那是一种可以让你健康长寿的舒缓，是心理上没有任何负担的舒缓，是无为而治的舒缓。没有什么地方比在草原上更能体现无为而治的哲学思想了。比如说你想工作，那就得先去帐房里跟牧民一起吃饭，吃饭就是工作；你要深入群众，那就必须时不时地去草原上喝酒，而且得喝醉，喝醉了牧民才能把你当自家人，也才能听你的话同时也跟你说自己的心里话。如果你是一个大学生，刚刚分配到县上，县长就会说：“你去森多乡把今年的牲畜存栏数了解一下，我等你晚上回来汇报。”你去了，天黑以前回来了，这时候要是你醉着，你胡话连篇，什么牲畜存栏数早就说不清楚了，县长就会说：“好，是个人才，第一次下乡就能和牧民群众打成一片。”要是你没醉，或者根本就没有喝酒，只是带回来了准确登记着牲畜存栏数的表格，县长就会给组织部长说：“要这样的人做啥哩？一点都不会工作嘛。”当然县长绝对不会辞退你，他会身体力行地带你下乡教你工作。你很辛苦，光骑马走路，从这个帐圈到那个帐圈，或者从这个定居点到那个定居点，就觉得两腿内侧如焚如剐，屁股疼得简直不想要屁股。但是你并不在乎，你知道过上一两年，等磨出老茧来就好了。况且你看到牧民们不知要比你辛苦多少倍，他们放牧、背水、拾牛粪，还要磨青稞、打酸奶、纺毛线，可他们见了别人总是乐呵呵的，这让你觉得他们满脸的皱纹是笑出来的而不是苦出来的。

　　就这样，你天天在草原上跟牧人打交道，久而久之，你变了，你的性格中有了牧人的乐观，还有了他们的天真，有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从来不掖着藏着的牧人般的直爽，有了化解孤独和苦难的诙谐，有了友善而聪明的幽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你很快习惯了牧家的饮食，天天都是牛腿羊肋巴，顿顿不离奶茶奶疙瘩。这种完全西部化的饮食渐渐改变了你天生的绵软和柔顺，你连自己也没想到地雄风鼓荡起来，阳刚气盛起来，眉眼中明显有了顾色之盼，身体内的青春之潮发愤地奔放着，说起话来更是大声大气，直言无隐，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了。一个男子汉要求自己的，首先是得到爱情，是对女人十倍的缱绻、百般的缠绵。你做到了。

　　还有，你愚忠朋友，你死顾亲情，你轻财重义，你知足达观，你嫉恶如仇，你恩怨分明，你处世随便，你生活简单，你热爱自然，你喜欢动物，你尤其喜欢骑马打枪——对你来说，最过瘾的运动就是像马背上的民族教给你的那样，骑着马端着枪，在孤烟正直、落日正圆的荒原上，奔驰啊奔驰，突然看到（也许是假装看到）有动物从地平线上跑来，一枪，两枪，三枪，子弹打光了，什么也没打着。但是你很高兴，因为谁都知道不是你枪法不好，而是你不忍心打死动物，再说许多动物是不能打的，打了犯法，你害怕犯法，西部人都跟你一样格外害怕犯法，他们看上去外表粗犷、举止不恭、无所顾及甚至放浪形骸，但实际上他们很规矩，他们比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希望自己离法律远一点，最好永远互相不认识。

　　六

　　西部是远大的，远大得让人不知道如何形容，通常的形容词譬如寥廓、空广、苍莽、无际、辽远、十万八千里等都显得不够分量而流于浅薄，那就不形容了吧，就说它大。一个“大”字能解决的问题，我就没有必要再纠缠了，需要纠缠的倒是：大地面上必然会出现的多种人，是如何以不同的情态气势营造了一个一直被外界忽视着的庞大的“西部人”（“西部人”在这里指的主要是西部的移民亦即汉族人，下同）的群体，是如何在这个群体内部以各自为阵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完成了对“西部人”这个大概念的塑造。对于这种塑造，虽然我们可以使用人类学中“用于一切的公设”来进行涵盖和总结，但我本人对这种无趣而抽象的“公设”毫无兴致，我宁可捉襟见肘、顾此失彼，也不希望所谓的“同一类型”来打搅我。可以说正是因为我看到大地面上如此众多的“西部人”是各色各样各具风韵的，才使我有了观察的好奇、追问的兴趣和描述的冲动。

　　就拿青藏高原来说，青海和西藏两个省区的“西部人”有着太明显的区别。西藏的“西部人”较之青海要少得多，可谓是少而精，少而能的，居留的时间也比较短，大致只有半个世纪。也就是说，西藏的“西部人”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进入西藏的，截止七十年代末，陆续有一些干部、军人、知识青年前往拉萨、日喀则、那曲等地以及各个边关要隘安家落户；八十年代至今，去的大多是生意人、援藏干部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和打工者。就整体而言，他们有自强不息的素质，有“冬宜冰藏夏宜水显”的适应能力，有能够给他们自己带来信心的聪明才智，甚至有一些是艺术感觉极佳、创作能力极强的顶尖人才，虽然未见得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作品，但却以使命般的执着完成了西藏艺术全国化、宗教艺术世俗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倾情而为，卓尔不群地挥洒着自己那被藏土的神圣和人群的秘密呼唤起来的天分和激动，架起了一座西藏和内地、西藏和世界灵灵相通的神秘桥梁，强烈的西藏宗教和世俗的艺术岚光因此而广播于西藏之外的许多地方。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没有把艺术气质窃为己有，而是无意中均匀地分摊在了每一个“西部人”身上，让外界的人一接触到他们（不管是干部、军人还是生意人、打工者）就会有一种接近艺术的感觉。由于对藏传佛教的耳濡目染和对西藏生活的身体力验，他们的人生境界和处世态度常有与众不同之处，对事物也有着较为明澈和较为圆润的看法，显得激而不躁，愤而不争，独而不孤，感而不伤；浪漫而又能吃苦，理想而又能务实，标新而又能守成，放达而又能持重。他们经常处在一个无所管束的环境里，却又能自己寻找规矩，进退中度，从不像西部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容易自我放逐。由于西藏是全国全世界都关注的地方，他们干出一点名堂就格外受人注目，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建设西藏，一方面是享受西藏，可谓得天独厚。

　　无庸置疑，西藏的“西部人”和别处的“西部人”一样也生活在一个地处边远、环境艰苦、经济不发达的地方，但却没有别处的“西部人”那种令人着急的自馁自卑，因为他们有西藏作为安身立命的资本，有西藏在世界上的声誉作为强有力的支撑。西藏被认为是人类的最后一块净土，尽管“净土”这个概念早已变得不知所云，原始的没有尘世污染的“净土”含义和正在走向物质繁荣的西藏相比，也早已判若霄壤，但他们仍然乐于把“净土”挂在嘴上，以显示自己是一个被“净土”净化过的西藏人。因为相对于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同时又有灵魂污浊、铜臭泛滥、道德沦丧等负作用的外界来说，理想中的“净土”自然具有朦胧而强大的诱惑。西藏是“西部人”巨大的精神财富，是任何发达和繁荣都换不来的本钱或者说是光耀。一个人到了外地，说他是从西藏来的，马上就不一样了，人家看他的眼光就像看喜马拉雅山一样带着一种远距离的景仰。正是这种景仰的存在，使西藏的“西部人”有了良好的自我感觉，有了超越西部的最大可能——事业如此，意识如此，行动也是如此。一个突出的现象是：西藏的“西部人”虽然更加遥远地离开了内地，但却和内地保持着与青海、甘肃、宁夏等省区的“西部人”根本就无法企及的关系。这种关系有赖于外界对西藏的关注，有赖于他们的“人气”，有赖于他们和内地故乡的联系，也有赖于他们对虽然不发达却也不闭塞的交通的选择。

　　西藏和青海同属于一个地理板块即青藏高原或者叫世界屋脊，那条被称为“天路”的两千公里长的青藏公路把两个省区牢牢地连在了一起。但西藏的“西部人”并不喜欢通过依然遥远的青海走向内地，他们通常会选择从拉萨到成都的空中通道或者川藏公路，尽管川藏公路常常因塌方、山洪、泥石流等灾难而无法畅通。也就是说，他们和四川以及成都的关系要比和青海以及西宁的关系密切得多。这里面的原因，除了做生意和来打工的大多是四川人之外，除了从拉萨飞往成都要比从拉萨飞往西宁容易得多之外，除了西藏和四川在我国原有的行政区划上同属于大西南之外，更重要的是，四川以及成都的经济和文化之繁荣远远不是青海以及西宁所能够望其项背的。到了成都，就有大都市的感觉，尽管它仍然属于西部，但它和内地的大城市比起来又能差到哪里去呢？而西宁就不同了，你花几天几夜的时间千里迢迢从拉萨来到这里，发现你到达的仍然是一个远离内地的边疆城市，虽然它离真正的边疆早就是几千甚至上万公里了。

　　还需要说到的是，西藏的“西部人”虽然对西藏一见钟情，并且会终身相爱，但扎根不走的却很少，毕竟年龄不饶人，毕竟高寒缺氧的气候和他们那内地育成的身体并不是一对铁心牵手、矢志不移的伴侣。更重要的是，虽然他们对自己是一个西藏人深信不疑，虽然他们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在西藏度过，但西藏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梦，一个没有做完的梦；仍然是一片永远都无法企及的雪峰极顶的圣殿，一个从来都没有真正触摸过的自然和宗教的理想部洲；仍然是一个传说，一个藏着太阳孕育着无边光明的神性的高地山群。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一个一直憧憬着西藏却一次也没去过西藏的人，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没有和本土的居民血脉相通的经历，没有几代人和雪域高原耳鬓厮磨、如胶似漆乃至患难与共、生死相托的关系，没有把自己祖辈父辈的身躯交给天葬场的鹫鹰，没有把自己的精神交给山巅上猎猎飘扬的经幡，没有把儿女的生命交给神人神山神畜的信念，任何一个“西部人”，对需要献上灵魂的西藏来说，都只是一个客人。

　　而同样有大量“西部人”群落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就完全不同了，首先这些省区的“西部人”都有悠久的移民历史，几代、几十代都过去了，“西部人”和土地的融洽早已是天机云锦，妙合自然。最初的移民对环境被动性的适应几百年前就变成了“一方土地养一方人”的良性循环——这样的山水只能出产这样的物，这样的地貌只能育成这样的人。尽管近五十多年中，由于国家多次实行戍边屯田、遣犯垦荒、兴办实业、支援边疆、上山下乡的政策，不断有新移民潮水般涌来，但并没有改变已然形成的移民和环境浑然合一的局面。铁打的营盘一样不动不摇的老“西部人”，以最大的包容性和新移民你七我八地混同起来，让后者迅速完成了人格西部化的过程。正是由于这个过程的完成，才使我们透过各地判然有别的自然水土和人文水土，看到了一个关于“西部人”的虽然残缺但大致还能意会的轮廓，也看到了轮廓之中组成部分的千姿百态和我们暂时还不能抹去的个性色彩。

　　新疆应该说是“西部人”的天堂。因为它是真正的遐方绝域，要荒凉有荒凉；万里沙漠无垠戈壁，要秀美有秀美；千里草原万倾湖水，要伟岸有伟岸；高山耸峙冰峰林立，要光明有光明——阳光多得根本就装不下，连夜晚都装得满满当当。在这种目成心许的自然里，拍案惊奇的人生时时可见，雄亮悲壮的声音处处可闻。新疆占了中国的六分之一，所以有人说，没到过新疆就不知道中国之大。大是一种培养基，在这种培养基上睡过觉的人，自然是随天地而大气、随视野而浩茫的，不时地会冒出一些唱大风、会天意、知流水、仰高山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在新疆本土是一点点稀奇都没有的，一离开新疆就特色鲜明了。另有一点，新疆的“西部人”在如此海海漫漫的大泥土里滚打，少不了要沾染一些土气，但那种土是没有污染的土，是不屑于洋的土，它土得精致，土得干爽，土得不俗。不俗并不等于拒绝世俗，其实他们的世俗情结倒是格外地强烈，世俗的表现也颇为优秀：精明而不老到，成熟而不城府，嫉恶而不如仇，冲动而不极端。方其中而圆其外的人很多，不拘小节而拘大节的人很多，说话直爽但又不暴露自己内心的人很多，有机智和谋略而无霸气和浩气的人很多，动不动就要狡黠起来的人很多——有时候狡黠得有点不像“西部人”，但仔细一看，多少还是有一些可亲可爱的憨厚，尤其是面对世态人情的时候。新疆的世态人情里活跃着许多诙谐和幽默的分子，其中既有本土的居民中那些活着的骑着自行车而不是骑着毛驴的阿凡提，也有从来都是板着面孔说话处心积虑想用语言的探痒器让别人笑破肚皮笑死过去的移民的身影，只可惜他们的幽默没有得到挖掘和鼓励，更没有机会出现在舞台上和书本里，就那么令人遗憾地自生自灭着。值得一提的是，在新疆，庞大的建设兵团和众多包括“盲流”在内的新移民的村庄是“西部人”的两大景观，这样的景观因其自成一体的形式保留了一些内地色彩，但并不浓厚，而且越来越不浓厚，所呈现的人的品貌，仍然以典型的“西部人”的风格为主导，其特点除了以上提到的之外，还应该有感情沉实、内心坚忍、做事执着、处变冷静等等。新疆多才俊，作家和诗人都很出色，只是遥远的口外声音不太容易引起内地读者的共鸣，多数作家诗人的作品只能“花开院内香自闻”。不能畅销地欣赏新疆作家诗人的作品风采，这是中国读者的重大遗憾。

　　在西北几省中，和新疆的“西部人”最为相似的是宁夏的“西部人”。这大概是因为新疆和宁夏都处在同一纬度中大沙漠的包围之下（新疆有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宁夏有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领有统一的疯狂荒凉着的玄黄背景。玄黄就是天黑地黄，是最原始的宇宙色彩，在这样的色彩、这样的洪荒大幕上，包括人在内的任何一种生命都有可能变成玄黄的一粒而受尽浪淘风簸之苦。同样的纬度、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土地、同样的物产，自然会有同样的人生，我把它称做苦地人生。苦地人生的人类学理念应该是：人类在面对相同的属于自然因素的艰苦条件时，往往会表现出相同的思维、相同的语言、相同的应对办法，也就是相同的人文姿态。但我并不是说，宁夏的“西部人”就应该是新疆“西部人”的翻版，不，不应该是，其实也不是。他们只是“最为相似”而绝不是“完全相同”。首先宁夏具有别的西部省区都没有的“一条铁路两个通道”的现象，一个通道是从银川出发，经内蒙古到达北京，俗称北线；另一个通道也是从银川出发经甘肃经陕西到达内地，俗称南线。南北皆通，左右逢源，进出方便，风雨无阻，使宁夏的“西部人”在交通和信息这两大命脉富有活力的跳动中大长了见识，所以看上去他们往往是心里有数的，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打怵，别的地方傻冒的，到了他们这里从来都不傻冒，俨然是司空见惯的。甚至有时候他们还会在见识不赖的基础上有所创造，名闻遐迩，让天下人拿着地图到处找：宁夏在哪里？宁夏的“西部人”沉稳而不浮躁，吃苦而无怨言，正直着却不贸然出头，实在着却不熄灭幻想。如果给他们一方沿海的土地，给他们一些中国特区的政策，再给他们十年的时间，他们一定会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干得漂亮。然而，毕竟我们面对的是现状，毕竟现状里的他们窝居在内蒙古和甘肃这两大经济不发达的西部省区的积压当中，毕竟现代社会里的现代人不能久处在“天下黄河富宁夏”的封闭田园里自得其乐，毕竟人的素质不能自天而降而只能依靠环境的培养一点点地从心里生长，毕竟他们处在沙漠的包围之中而辛苦建立起来的希望的绿洲又不能以最大的优势走向可持续发展的前沿，所以我们依旧不能为宁夏的“西部人”欢呼雀跃。他们有着一点迫于无奈的保守，有着一点对自己不经意的鄙薄，有着那么一点点看不明白却十分起作用的迷头认影，还有着一点可爱的也是莫名的拘谨和害羞。

　　宁夏紧挨着甘肃，甘肃和宁夏的区别在于：宁夏是一片稳定而安详的湖，俗套的叫法是塞上明珠；甘肃则是一片挂入天际的长云，在永远不肯定型的运动中时而膨胀壮大，时而收缩变形，时而白亮洒金，时而乌暗铅青。云的意象是我上中学的时候从学校的地球仪上看出来的，后来我知道，更确切的意象应该是走廊——由于沙漠、大山、河流的阻隔，几乎等于半个中国的西部大部分地区就只有甘肃这一条走廊，黄河以西是通往宁夏新疆的走廊；黄河以东是通往青海西藏的走廊。走廊是有门户的，虽然由于陕西的存在，我们不能说甘肃是西部的第一门户，但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门户。这不仅是因为它作为西部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是来往西部人最多最杂的地方，更是因为它那非凡的历史——它创造过古代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的局面，也付出过最为惨痛的人仰马翻的代价。尤其是天水、陇西、定西、兰州一线，差不多就是一个管辖松散、从属模糊、想干吗就干吗的古代特区，是一个中国历史上最早进驻了汉族的移民，也最早实行了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是一条裹挟着文化以及人种的杂交向西缓缓倒淌的河流，是由一个接一个的阔谷高地组成的兵家必争之地。鼓角铮鸣，烽火连绵，尸体遍野，骷髅成山，军队和百姓殁了一茬又来了一茬，政治和军事在不间断的对抗中走向了庞杂和遥远，随之而来的是人口的增殖，是思想的丰富，是经济的发达，是政权更迭的频繁，是人的素质的积淀。

　　商业从古延续到今天，文化从古发达到现在，使甘肃的“西部人”似乎在几百年前就作好了迎接改革开放的准备，十分相宜地摆好了与内地沿海的先锋行动铆合对接的姿态。这样的结果是：在西部别的省区，人们往往会对内地以及沿海人的种种形状大惊小怪，而在西部的甘肃尤其是兰州，真正让人大惊小怪的却是他们自己。正如一个青岛人告诉我的，到了兰州才知道什么叫时髦，什么叫前卫；进了兰州的舞厅，才知道原来有些舞不一定就是夫妻两个才能跳的。当然令外地人羡慕的不仅仅是娱乐和时尚，还有文化。《当代文艺思潮》、《读者》、《飞碟探索》、《丝路花雨》等等这些曾经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独占鳌头的现象，说明甘肃的“西部人”既有走在全国前面的文化意识也有这方面的能力。再加上“敦煌学”、“陇文化”、“运河文明”作为铺垫，就更使荒山有了草木，田野有了庄稼，殿堂有了地毯，广场有了水磨石的地面。一切都葱茏茂密起来，光亮鲜活起来，同时也让外界仰然瞩目起来，甘肃的“西部人”是大可以轩轩甚得一番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广告词：放飞。不错，甘肃的“西部人”是喜欢放飞自己的，也就是展开理想的翅膀，放野了飞去。放是胆量，野是风格，表明了一种上升的意图、自由的心态、鸡毛的能耐——乘风而行，迢迢乎远矣（毛泽东关于“鸡毛飞上天”的比喻，其甘肃人之谓乎）。又好比放风筝，别处的人总要拽紧了线一点一点往高里放，甘肃的“西部人”尤其是兰州人放着放着就把线搞断了，当然是故意的，好欤坏欤？不知道我能不能这样断言：如果要寻找改革开放以后西部的第一个百万富翁，那一定出在兰州；如果要寻找“服装革命”以来西部的第一个暴露了肚脐眼的女士，那一定也出在兰州；如果要寻找“第三者浪潮”中西部的第一个第三者，那一定还是出在兰州；当然，如果要在广阔的西部普选一个见义勇为的最佳好汉，那一定也会属于兰州，这就叫素质。很多方面，青海人、宁夏人、新疆人，都是在向甘肃人特别是兰州人学习的。尤其是青海人，因为离得近，看得清，常常是亦步亦趋的。

　　七

　　青海原属于甘肃省，直到1928年才脱离甘肃建为行省（宁夏亦然）。所以从历史渊源上说，青海人效仿甘肃人特别是兰州人是再自然不过的，传承而已，习惯而已。但是青海的“西部人”很有意思，他们喜欢向兰州人学习，却又把学习的内容明智地局限在做生意和讲时尚两个方面，而且差不多是学了就丢的，勤奋地学，勤奋地丢，所以给人的感觉往往又是瞠乎其后而不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实不然，青海是最有可能产生谦虚的地方，这里的人，见强的就佩服，见好的就赞美，见高的就致敬，见猛的就让路，完全是君子国里虚怀若谷的谦谦君子，岂能不知一谦而四益的道理？“学了就丢”的原因很可能是不丢也没用，好比甘肃的梧桐如果不能在青海的土地上生根，扛着它就只能是负担。

　　更重要的是，青海虽然在行政上曾经和甘肃结为一体，但在地理归属上却又紧傍着西藏，成为世界屋脊的组成部分。所以青海的“西部人”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口头上，都更倚重于高大陆的荣耀、第三极的风光，更倚重于高原人生的苦难积淀和生命哲学的普遍认知，只要不是面对“GDP”、“年收入”、“私家车”、“高尔夫球场”、“花园别墅”、“出国旅游”等这样一些“迷茫的小路”一样会令人悲壮起来的问题，他们就没有理由一味地把谦虚发展成自卑。可以说他们在形而下的氛围里谦虚，在形而上的氛围里骄傲。由于他们从骨子里就喜欢较为抽象地思考，较为超拔地活着，所以他们的自豪和骄傲比起他们的自卑和谦虚来要多得多。甘肃有拉卜楞寺，青海有塔尔寺，它们地位相当，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六大丛林之一，但是你在普通的甘肃“西部人”那里很少能听到关于拉卜楞寺的情况介绍，而在最普通的青海“西部人”嘴上却往往会有关于塔尔寺的详细说明，尽管他们未必是香情佛缘的信徒，未必有阅读经堂经卷的爱好。有一个特点非常鲜明：青海的“西部人”自觉不自觉地都以藏族人为友、为师、为骄人的社会关系，以藏传佛教为自己存在的金铜的衬景；最优秀的音乐家、画家、作家、诗人，都把最纯粹、最高昂的激情献给了反映藏族生活和藏族心灵的艺术创作；有的干脆娶了藏女为妻，把文成公主和藏王松赞干布的皇室婚配民族联姻发展成了现代版的自由恋爱平民好合，尽管这样的婚姻和所有的婚姻一样也有幸与不幸之分，但内心的倚重、情感的附着却因此而班班可见。

　　不仅如此，作为金铜般辉煌的存在而让青海的“西部人”仰首伸眉的，还有全国最大的咸水湖青海湖，还有野生动物的家园可可西里无人区，还有横空出世的昆仑山，还有伸手把天抓的唐古拉山，还有和甘肃一家一半的祁连山，还有世界最大的盐泽柴达木，还有长江的源头、黄河的源头、澜沧江的源头。没有哪个地方能像青海这样把不朽的自然直接转换成人的精神、人的眉眼、人的资本；也没有哪个地方的人能像青海的“西部人”这样，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直接和胖山肥水、旷原大漠联系起来，从而在和外界的对话中获得话语权的优势。是的，我真的看到过这样的情形，1996年在北京的一次人文精神讨论会上，当一个青海人突然从沉默中爆发大讲特讲起自然和人的关系时，所有那些目中无人自以为真理在握准备反驳一切的人都收敛起倨傲的态度开始洗耳恭听了。他们还能反驳什么呢？这个青海人讲的完全是他们闻所未闻、读所未读的事情。他们没有准备好批判的武器自然就不能进行武器的批判，只好沉默着，突然有人说：“高人原来在这里。”那个青海高人突然就红了脸，一句不吭了，半晌才说：“是啊，我就是高人，是高海拔的人，我也只能说说高海拔的事情，说别的，不会。”这是诚实的表白。曾几何时，离开了替山川宣言、替江河布道，青海的“西部人”就不知道说什么才能在话语的汪洋里找到自己的立锥之地。我说了，他们是谦虚的。

　　谦虚的副产品是内向和保守。保守的原因是他们过于频繁地审视着自己，过于自律地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就只好诚实地以为自己是不行的。其实不是这样，放大自己的不足而缩小自己的实力，这是青海“西部人”的一个特点，自然也是一个缺点，至少在过去是这样。有一些不甘寂寞的佼佼者曾经把它颠倒了过来：放大自己的实力而缩小自己的不足。于是马上就有了峰回路转的效果：想有的有了，该成的成了。青海的“西部人”普遍地老实忠厚，且常有一些胆小怕事者不知疲倦地教人如何安守本分。但也不是绝对如此，一俟风云际会，凤凰来仪，平静之中也能猛不扎扎地诞生几个掀天揭地之人、震电惊雷之才，在省内省外干成一番大事业，令世人半张了嘴刮目相看。这样的人，学界里有，艺道中有，文坛内有，仕途经济上也有；这样的人，近年来增加了不少，好像猛然开窍了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冒了出来。在青海的“西部人”中，过去是搞文化的人多，搞经济的人少，想搞经济的都到省外的广阔天地历练折腾去了；现在有了变化，在经济的深海里踏波走浪的渐渐多起来，而且是卓有成效的——眼见着洽谈会开得如火如荼，贸易风吹得漫天彻地，高层建筑比肩接踵，形象工程闪亮登场，旅游探险渐趋火爆，酒楼饭店吃客盈门。相对而言，潜心搞文化的人似乎变得稀稀拉拉了。这大概也是发展变革的一个标志，只有在那些没有机会也没有条件搞活搞火经济的地方，识字的人才会成群结队钻到文化里去寻找出路，殊不知文化要是没有经济做支撑，就是一只没有翅膀的鸟，飞都飞不起来，哪里还有什么出路？

　　现在该说说陕西人了。因为陕西以汉民族为主，所以我就没有必要使用“陕西的‘西部人’”这样一种表述，又因为西部的文化含义应该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兼有、少数民族文化和汉民族文化的杂交，而陕西只有单纯的以农耕文化为主要凭借的汉文化格局，所以我考虑更多的是陕西人是不是离“西部人”太远了些，而离中原人更近了些？离中原人近了又怎么样？难道他们就不是西部人或者不是正宗的西部人了（确曾有人在讨论西部文学时认为，陕西自古就是中原的核心，和文化层面上的“西部”根本就没什么关系）？还是让我们丢开迷彩似的抑或是阴霾似的文化，面对平平常常、朗朗净净的现实吧。现实的陈列是：陕西在经济和行政上是大西北的龙头大省，过去的西北局就设在西安小寨，加上陕北老区的存在和关中丰富的干部资源，1949年以后西北各省的领导干部大都要从陕西派去，所以陕西人的身影在大西北的官场上是来去最多的，各省区厅级以上的干部中撇着关中腔说着陕北话的人没有一大半也有一小半，厅级以下的干部就更多了，多得就像拉网一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老百姓只要听到谁在滔滔不绝地说陕西话，那一定是在下指示或者作报告。用官员们的语风便是：陕西人对大西北的建设是作出了贡献的，老百姓是不会忘记他们的。不会忘记的标志之一是大西北的老百姓都听得懂甚至都会说陕西话尤其是关中话，标志之二是如果没有别的诸如热歌劲舞、美国大片的消遣而只有戏，老百姓一般都还是喜欢那种“唱戏和吵架分不开”的秦腔的。各省区过去也都有秦腔剧团，这固然与历史上的“秦陇一家”、“文化西向”分不开，但更有赖于各地陕籍干部的倡导和垂范，所谓上行下效、家至户到而已。既然陕西以及陕西人对大西北有着如此深广的影响，陕西人是不是正宗西部人的问题就显得有点多余了。况且这不是一个你认为怎样就怎样的问题，正如一个陕西人对我说的：早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就明确将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带，包括在西部地带中的省区有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九个省区。国家早已决定了的事情，你们怎么还能煞有介事地讨论呢？一想也对，这么大的问题，国家能让咱文化人说了算？说了不算的事情就不要说了吧。

　　陕西有着西部各省区无法比拟的地理优势，所以它迄今仍然是大西北经济最繁荣、文化最发达的一个省。但是西部人对陕西尤其是西安的标准向来都是苛求而超高的：按照你的基础、你的优势、你在西部人心目中的地位，你是不是应该更好一点呢？过去西部腹地的人到了西安就觉得到了最了不起的地方，现在他们还希望这样，还希望到了西安就不想到别的地方去了。西安是个大都市，是个雄霸霸的古地方，有十二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在这里发布政令统治着全中国。这样一个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升起着太阳的中心都市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装载着陕西人的全部骄傲，装载着这些骄傲能够经久不衰、能够流布四方的全部光耀：有巍峨的城墙，有辉煌的陵墓，有奇伟的兵马俑，有华丽的宫殿，有先民的村址，有数不清的遗迹遗物。但是再辉煌的陵墓也是活人不羡慕的，再奇伟的兵马俑也是真人不愿意为伍的，再华丽的宫殿也是今人所无法亲合的。对真实、自我、创造、现代、心灵、自由这些更为贴近时代的词汇来说，历史的骄傲似乎可以减免成无，因为它作为远去的刚健只能衬托出今天的软弱，作为陈年的辉煌只能衬托出今天的平淡，作为旧有的经典只能衬托出今天的遗憾。在我们必须热情而敏感、智慧而理性地把握住迅变的今天而不是盲目地享受以往、陶醉古老的时候，一种时尚的装束、一个现代的眼神、一副自信的做派比巍峨的城墙、先民的残址、价值连城的遗迹遗物更能体现一个城市的品貌和一个人群的格调。所以包括陕西人在内的西部人都知道，城墙、陵墓等等都不应该是今天人们的骄傲，要骄傲也是替古人骄傲，骄傲完了你还得面对你自己，面对你那忧伤的怀想——怀想荡荡乎八水绕长安的秀丽，怀想皎洁灵潭、参差画舫、八街九陌、丽城荷香的都市人文。他们怀想的是他们的祖先和他们自己曾经的居住环境，是一个才丢失不久的梦，是深深憾恨中的浓浓迷茫，那意思便是：留下来的可以骄傲，破坏了的怎么办呢？如今的陕西人，最深最长的叹息便是河流的干涸、水资源的流失，以及由于河道年久失修而突然泛滥起来的洪水。为此他们本能地想抓住梦的手，抓住了也没用，既然是梦，丢失了就再也不能原模原样地回来了。陕西人都特别地明白这一点，所以也就变得十分谦虚：我们不行，我们比不上东部省份，更比不上沿海，尤其是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落后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总是剑拔弩张的。

　　有个陕西朋友对我说：“我觉得我们陕西人有点尴尬，现代里靠不上，落后里又没有，说东不东，说西不西，说是在西部的前沿，可真正需要你风风火火面对世界的时候却又显得过于腼腆。”

　　如前所说，陕西人在西部官场中行走的比较多，这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传统、一种习惯，大家都觉得自己应该有个一官半职，应该在时来运到的时候跳到风云里头叱咤一番。这当然是大好的事情，谁不想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博得个封妻荫子乃至青史留名呢？再说了，领导大家搞工作毕竟要比听从别人搞工作爽得多，气派得多，就像俗话说的，是虎就想吃兔，是猫就想吃肉，是猴就想上树，是人就想进步。但是，如果太多的人热衷于官场大事业而不屑于经济小文章，那事业真正的发展、生活真正的兴旺恐怕就要大打折扣了。再加上文化，文化这东西，太古老，太厚重，太值得骄傲——骄傲得舍不得放下了，反而会变成累赘。人家是光着膀子、光着腿，就穿个裤衩往前跑，你是穿了西周的裤子，还要套上秦时的布衫，还要裹上汉朝的青衣，还要罩上隋代的锦袍，最后还要缠上一圈杨贵妃不小心丢掉的腰带，你说你累不累？你还能跑到前头去？对仕途的迷醉和对古董的流连拖累了他们，使他们显得不那么新锐，不那么前卫，不那么鲜活，不那么异类，不那么潇洒，不那么灵动，不那么“冷娃”，不是蹦蹦跳跳自由尖叫，而是背着两手迈着方步一副老成持重循规蹈矩的样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陕西人都这样，陕西人中的陕北人就显得不那么为厚重的历史和同样厚重的文化所累，也不那么认可唐城的布局一样齐整、兵马俑的排列一样有序的规矩方圆。他们从黄土地的沟沟壑壑里拼命往外爬，左冲右突，始终保持着一股令人感动也令人恻隐的倔强之气，那便是即使吃糠咽菜，也是贫而牛，贫而骄的。其中的优秀分子有着强烈的出人头地的欲望和一颗不就义不罢休的匪石之心，且能在欲望的实践中充分表现自己过人的聪明才智。但是浑厚的黄土地对他们毕竟有着无法抗拒的引坠之力，金属般光亮的故乡的桎梏以及秉性、语言、人际关系的限制毕竟太牢太重，他们往往走不了多远便要停下来。东山的狮子东山跳，就在陕北当地或者陕西境内寻找擂台，施展武艺，不像新疆、青海、宁夏的西部人，为了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发展的位置，一腿就能从天山、从昆仑山、从贺兰山迈到广州、深圳、海口，普通话一说，别人就不知道他是哪座山里来的神仙了。

　　然而，如果有人把“伟大”这个词汇交给我同时又限定我在此文中只能使用一次的话，我仍然要把它献给陕西人。陕西人的肩膀是绝对担得起这个词汇的，无论是秦人的后代，还是匈奴的子孙，都在这块黄土的大地上把中国历史上最有青铜色彩和碑石分量的人力巨车推拉到了今天，让我们依稀看到，强秦之锋锐是如何不可挽回地消磨老钝了，大唐之流韵是如何不可阻挡地僵化残败了，而人却依然如故，直立着，昂起头，走啊走。尽管我们谁也无法预言未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在未来的日子里，陕西人，不，我们，会依然如故，直立着，昂起头，走啊走……

　　这篇文章就要结束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我知道西部的概念除了习惯上的西北五省和西南四省外，还应该加上内蒙古和从四川走向直辖市的重庆，甚至还要更大。但我所谈到的“西部人”只涉及西北五省，即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以及和青海连为一体的西藏的部分居民，对别的省区的人，我非常遗憾地放弃了，因为我不能谈论我并不熟悉的人群，而且有的地方我都没有去过，比如说贵州，谈何容易。

　　还需要说明的是，我对“西部人”的认识是冰冻三尺的积累，而不是一天两天的记者功夫，尽管我一直是个记者，所以未必就能考虑到老一代、中一代、新一代的差别。比如说，我向来认为，西部人缺少的是扩张的意识，是进取的精神，是创造的姿态；富余的是对自我展示的封闭，是内心世界的回缩，是走向精神自恋的惯性，这大致是适合老青年和中老年的。但新的一代呢？二十七八岁以内的人呢？那就未必了，也就是说，西部人未必永远都是含蓄的、内向的、呆板的、后发制人的。正在从新西部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一代和新近从四面八方来西部淘金的一代，有着正在刷新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杂交。这种新生代的杂交文化也许可以概括为市场经济主导下的中国当代开放文化，由这种文化熏陶塑造起来的人，应该说恰恰具备了扩张、进取、创造的心理准备和行动技巧。他们带着这种心理和技巧，和西部人原有的文化人格进行碰撞和融合，到底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化学反应”，目前还看得不是十分清楚。我们只能希望它是一种张扬生命、创造“个体精神自由”和呼唤人性的东西，是对西部的经济生态、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一次平衡，而不是顾此失彼的加剧倾斜；只能希望在看到西部的前途不可限量的同时，也看到新新的西部人也就是西部新人类的前途因为他们和西部亲密无间堪托死生的关系而变得不可限量。

　　西部人是一个体验过历史和自然的巨创深痛的人群，是对生存、极限、命运、生命、禁区、活着还是死去等最初的也是终极的目标进行过漫长思考的人群，是从苦难的旱漠里喘着粗气步履蹒跚地走来后坐在清澈的泉边无力喝水的人群。但是今天，当巨创已经结痂，当思考已经疲倦，当必须在严峻的直面中才能打发的历史已经渐行渐远的时候，浩浩而来的开发热又使他们走进了新一轮的体验、新一轮的思考：现代文明的冲击会不会带来人格分裂的危机？经济改革的强力会不会造成不堪负重的生存压力？现代人的高标准会不会衡量出西部人群明显的缺憾而让他们焦灼不宁失去信心？财富的武装虽然还没有条件变成可触可摸的生活现状，但财富的刺激是不是已经让他们丢失了自我、丢失了魅力？严酷的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意味着西部人将有可能拿到走向现代化的钥匙而不必继续神情恍惚、六神无主，将有可能使自己从一个“西部人”变成一个现代人而不必继续领有历史的沉重感和抗争命运的孤独感。是的，仅仅是有可能，因为一切的成功——现代化也好，现代人也罢，都依赖于人的高素质。而现在的西部人，一方面面对着遥遥在望的金银财宝，一方面又面对着自身的素质危机。当最宏丽的事业必须要有最优秀的素质来成就的时候，拿着鲁迅的处方改造我们西部人的“劣根性”便是当务之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