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8章 帝国新政

    “号外！号外！”


    “天皇陛下谕，中国钱行改名了！‘中国钱行’改名‘帝国银行’，今日起遍设网点，宝钞可兑金银，通兑天下啦！”


    洛阳朱雀大街上，报童们挥舞着油墨未干的《大汉日报》，清脆的吆喝声穿透晨雾，引得往来行人纷纷驻足。


    人群中，刚从安息来洛阳经商的粟特商人摩尼挤上前，买下一份报纸，指着“帝国银行”的条目，向身旁的汉商问道：“老丈，这‘帝国银行’，当真能让宝钞在波斯、罗马也兑到金银？”


    那汉商拍着胸脯笑答：“摩尼兄有所不知，陛下早下了谕令，如今从洛阳到新长安（拜占庭），从广州到华氏城，凡帝国治下的港口、都城，都要设帝国银行分行。你在安息赚的德拉克马，能在当地分行兑成‘汉鼎金’；拿着洛阳的宝钞，到亚历山大港也能兑白银——以后咱们做买卖，再也不用扛着沉甸甸的金银跑遍天下了！”


    摩尼眼中一亮，当即跟着人流往街东的帝国银行总行走去。只见这座三层石质建筑前，早已排起长龙，既有中原士族、西域商贾，也有罗马降臣、印度僧侣。大厅内，柜台后立着鎏金匾额，刻着“金银为本，宝钞通行”八个大字，几名身着青色官服的银行职员，正有条不紊地为百姓办理兑换业务。


    “这位先生，您要兑换多少？”职员接过摩尼递来的十枚安息德拉克马银币，放在特制的天平上称重，又用银质探针检测成色，“您这银币含银量七成二，按帝国汇率，十枚可兑‘龙纹银’一枚，或宝钞五十文——您选哪种？”


    摩尼毫不犹豫：“宝钞！我还要把宝钞存进银行，等去广州进货时再取！”


    职员笑着点头，取出一本烫金封面的“存票簿”，用毛笔写下存款金额，盖上帝国银行的朱红大印：“您拿着这本存票，到任何一家分行都能取款，还能凭票转账——比如您在广州的货商，若也在银行开户，只需填张‘转账单’，银子当日就能到账，省去押运的风险！”


    这便是苏曜为帝国金融体系埋下的关键一棋——将原“中国钱行”升级为“帝国银行”，不仅承担货币兑换、存款放贷的职能，更要织就一张覆盖全球的金融网络。在他的规划中，帝国银行总行设于洛阳，在双京五都设“区域总行”，在各海上驿站、都督府首府设“分行”，甚至在罗马、安息的旧都设“代理点”，形成“总行-区域总行-分行-代理点”四级架构，确保金融服务能触达帝国每一寸疆域。


    为确保体系稳定，苏曜还定下三条铁律：其一，帝国银行直属政事堂，由天皇亲派“监银御史”监管，户部、御史台双重审计，严禁任何官员挪用库中金银；其二，宝钞发行严格锚定金银储备，每发行一贯宝钞，需在总行金库存入“汉鼎金”一两或“龙纹银”二十枚，每月公示储备清单，接受天下监督；其三，实行“利率统一制”，存款年利率五厘，放贷年利率一分二厘，严禁分行私自调整利率，杜绝高利贷盘剥百姓。


    消息传到西域，泰西封分行开业当日，安息旧贵族阿尔达希尔带着一箱黄金赶来，将黄金存入银行后，拿着存票簿感慨道：“昔日安息王的国库，也未必有这般规整。如今拿着这张纸，便能在洛阳取到黄金，陛下的手段，当真超越古今！”


    就在帝国银行的网络迅速铺开时，广州港的码头上，一艘艘悬挂着“大汉海贸总公司”旗帜的福船正缓缓离岸，船上满载着蜀锦、青花瓷、茶叶，目的地是南洋马六甲驿站。市舶司使郑玄站在码头高台上，手持苏曜亲颁的“海贸令牌”，向船队统领高声下令：“记住陛下谕令，到马六甲后，先与当地土邦核对贡品清单，再将官营丝绸按定价出售，民营商船需凭‘贸易许可证’方可卸货，严禁走私香料、象牙！”


    这便是苏曜经济政策的另一核心——海贸官营。他深知，海贸之利不仅是税收来源，更是维系帝国统治的“经济纽带”，若任由豪强垄断，轻则导致贫富分化，重则滋生割据势力。为此，他设立“大汉海贸总公司”，由朝廷直接管辖，统一经营“战略级商品”，同时规范民营贸易，形成“官营主导、民营辅助”的格局。


    首先是“官营专营清单”的划定：苏曜将丝绸、瓷器、茶叶、铁器（农具除外的兵器、盔甲）、火药（仅限官府自用）列为“官营专营商品”，由海贸总公司统一采购、运输、销售，任何民营商船不得私自经营。以丝绸为例，海贸总公司在蜀地设立“官营织坊”，招募织工，统一供应原料、统一规格，织出的蜀锦按品质分为三等，上等供皇室、赏赐外邦，中等通过官船销往罗马、印度，下等供应国内市场，既保证了质量，又稳定了价格。


    其次是“民营贸易规范化”：


    由于远洋海贸在当代的危险性，苏曜并没有完全放开民间运营，而是通过之前探索运营的如西域开发公司和南洋开发公司等大型官民合营公司样板，继续鼓励民间资本以入股官营公司或组建特许商队的形式参与。


    民营商船需先到市舶司申请“贸易许可证”，登记船主姓名、船员人数、载货清单，缴纳“牌照费”后，方可参与非专营商品的贸易（如棉布、蔗糖、陶器、粮食）。为保护民营商户，苏曜还规定，官营船队需为民营商船提供“护航服务”——民营商船缴纳一成利润作为护航费，便可跟随官船航行，由水师战舰保护，免遭海盗袭击。


    广州商人陈家世代经营瓷器，此前因海盗猖獗，不敢涉足远海贸易。如今拿到“贸易许可证”，跟着官船前往锡兰，返程时满载胡椒、宝石，利润比以往翻了三倍。陈家掌柜陈福跪在海贸总公司门前，捧着账本感激道：“陛下推行此策，不仅让我等商人免了海盗之患，更能公平参与海贸，陈家愿世代为大汉效力！”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海贸官营政策将帝国各地的经济紧密绑定：中原的丝绸、瓷器需要印度的棉花、香料作为原料补充，罗马的白银、玻璃需要南洋的蔗糖、象牙作为交换，而所有贸易都通过帝国银行的宝钞结算，通过海上驿站的港口转运——久而久之，原本分散的疆域，在经济层面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


    当然了，在这经济军事政策推行的同时，苏曜也没忘记最后的一步。那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即是大力推动人口迁移与文化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