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道教改革，册封国教

　　蔓延的农奴场主、土司、寺庙叛乱经历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被镇压了下去，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报纸上鲜有报道。

　　只是简单的一笔带过——达到了西藏腐朽压迫阶级。

　　实际上，这一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到处抄家，国防军通过镇压这场叛乱，收刮了八亿两白银。

　　当然，是藏两。

　　15藏两等于1银元。

　　相当于是收刮了将近2700万炎黄币，除此之外还有上百万两黄金，相当于将近1000万炎黄币。

　　还有大量珠宝玉器、裘皮等奢侈品。

　　总共的缴获，不少于六千万炎黄币，这基本上是西藏大部分的财富了，这次收刮当中，土司、寺庙遭到了全面打击。

　　土司是官僚阶级，没收财产。

　　寺庙是修持的出家人士，要钱也没用，以后国家养他们。

　　除此之外，贵族阶级有很大一部分人投靠了民国政府，很多贵族还是支持中华民国的改革的。

　　“如果农奴都死光了，贵族也当不下去的。”其中一名贵族在之前的集会上这样说道，说服了一群贵族支持中华民国在西藏的改革。

　　这些缴获的财物，很快就被中华民国政府出售给财团处理掉了，让中央政府拿到了近五千万元。

　　这五千万元则被中央交给了西藏地方政府，以及用于西藏的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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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中华民国也就宗教法进行了修改。

　　“我国宗教，必须具备自我修持、非极端的特性，不具备修持能力，并走向极端化的宗教，皆定义为邪教以与禁止……”

　　宗教法进行修改之后，则爱中华民国地区，也就只允许‘道教’、‘佛教’这两个宗教继续存在。

　　同时，就国教问题，中华民国宣布，将道教定为中华民国国教。

　　“道教起源于汉代五斗米教，经历张道陵改革，创建各种地方公益建设习俗，具备很强的教化意义。且道教之核心取自老子《道德经》，具备非极端的平和性质。再则道教是为本土所创宗教，因此中华民国将道教定义为国教。”

　　中华民国总统宋教仁在广播中发表了讲话。

　　以前中国拜什么呢？

　　拜孔子，拜关公、拜佛。

　　道教因为非极端性，竞争力不够强大，因而全面衰弱。

　　后世台湾一位研究学者找了一群异能人士来透视字体，这些异能认识看到‘佛’、‘耶稣’等字体时，不是直接看到字，而是看到一些很光辉的形象。

　　甚至是看‘关公’都有感应。

　　而看‘老子’这两个字的时候，却非常微弱，看‘庄子’则完全没有。

　　那位台湾研究学者就给出了结论：神是存在的。

　　这个结论甚是荒谬，连光老二都有神光看到，庄子怎么会没有呢？

　　因而得出的真正结论就是，这些神光并非代表神是否存在，而是代表着有多少人去拜这些神。

　　拜的人多了，精神能量汇聚于宇宙能量场，那些神棍则像是无线路由器一样，把这些能量接收下来，从而可以治病救人。

　　这些宗教又通过这些神奇的手段，然后继续发展教徒。

　　只要宗教性质够极端，教徒所贡献的精神能量就越高，因为无时无刻都在祈祷什么的。

　　在后世，确实有很多神力的报道，如在基督教堂，神父带着一群教徒对着一名得了癌症的病人祈祷吟唱，结果就神奇的治愈了癌症。

　　这实际上也就是信仰之力。

　　就将道教定为国教的问题，中华民国也对道教进行了一些改革，道教用的是道家的理论，道家讲的就是‘隐’与‘不争’，核心上不够极端，自然无法和其他宗教相抗衡。

　　改革后的道教，加入了盘古、炎黄。

　　作为一个极端的宗教，一般‘唯一神’是最容易成功的，道教没办法搞唯一神。

　　因为中国本土的宗教，本身就是非极端的，比较平和的。对于神的定义，中国古代圣贤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也不可能盲目崇拜某个神。

　　这也是为什么，外来的唯一神宗教在古代中国吃不开的原因，因为上层社会知道那东西是就是假的。

　　因此这次道教改革把女娲、炎黄加入其中，让教徒主要拜女娲、炎黄，从而将信仰能量汇聚起来，接着又靠这些神力使民众相信民族祖先炎黄依旧存在，同时提倡一些真善美，以教化民众。

　　而道教所拜的‘太上老君’，也就是老子李耳，则退居二线。老子作为成仙之人，本身也不会看重这些信仰之力。

　　如果老子李耳要这种信力，早就在春秋时就搞了。

　　作为一个智慧达到了那种程度的圣贤，不会不明白宗教的本质。

　　一个国家，特别是在资本时代，人的拜金思想是不断加深的。从历史发展来看，春秋时期以来，到近代中国。

　　人是越来越鬼的，越来越物质化、现实化。

　　在从先天社会过度到后天社会的春秋时期，那时候的人还是很讲信义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充分信任的。

　　两汉时期的民风也很淳朴，上层阶级的道德素质也是比较好的。

　　越往后发展，统治阶级的道德素质开始不断下降，老百姓也越来越现实，脑子越越来越鬼。

　　这就是‘后天之道’的负面影响。

　　所以中华民国需要宗教力量进行教化，此时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有很大市场了，本土道教也可以趁机发展起来。

　　就中央将道教定为国教的决定，全国上下还是很支持的。

　　只有一部分受西方思想荼毒的知识分子还在那里叫嚣着什么封建迷信残余，大力反对中华民国发展本土宗教。

　　但这些人的声音，被中央政府无视了，也被群众无视了。

　　另外还有一群人在反对将道教定为国教，那就是以康、梁位首的清末变法派，这群变法派人士是忠君思想非常严重的。

　　在清末革命当中，这群变法派还是一直在抱满清臭脚。

　　也就是康有为、梁启超师徒。

　　这群人是儒家残留。

　　古代儒家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因为中国社会的老百姓好动，属阳。儒家保守为静，属阴。

　　从而使社会阴阳平衡，也就不会乱。

　　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满清入关时期，甚至想用他们自己的文字来行政，后来发现政令不通，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

　　但满清在使用自己的文字失败后，便立即对中国文化进行了阉割。

　　精华的东西被阉割掉了，糟粕的东西保留了下来。

　　满清挖了这么一个大坑出来，导致近代时期那些对传统文化十分无知的热血青年们，盲目的认为，传统文化就全是糟粕，并以与全面否定。

　　满清时期的儒家，就是糟粕文化的产物。

　　偏偏康梁师徒，以及下面一群变法派人士还十分的‘自我感觉良好’，自诩才学可比孔孟，凌驾颜渊……

　　“我中国历代皆是以儒家为尊，立道教为国家，还不如立儒教为国教为好。”梁启超在报纸上发表了反对言论。

　　康有为直接就开骂了，“中央此举实在荒谬之极，我中华千余年皆习孔孟之道，自应立孔教为国教。”

　　儒家、儒教，这两者略有不同。

　　儒教这东西，确实也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在古代，寒门士子肚子饿了就读圣贤书，以此充饥。

　　生病了，也看圣贤之书，以此养病。

　　这也就是孔教的信仰之力的作用，古代社会每个读书人都以儒家为尊，这些文章读多了，自然也形成了很强大的信仰之力，一定程度上为古代寒门士子提供了求学的帮助。

　　宗教之间的战争，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争夺信仰之力。

　　不过中国古代社会因为开化得早，有圣贤理论引导，因此这些宗教不容易忽悠上层阶级，儒家也不搞神棍骗人，所以宗教力量没有掌控国家暴力机器，因而在中国少有宗教战争。

　　西方就不同了，许多战争都是宗教而引发的。

　　宗教又靠这些争夺到的信仰之力，来忽悠国家暴力机器，使国家暴力机器为他们所支配，并进行敛财等活动。

　　一旦一个宗教失去了信仰之力，就无法显现出那些‘神力’了，没有‘神力’又怎么忽悠统治者呢？

　　统治者也不是那么好骗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一旦神力不显，谁还相信他们？

　　西方统治者还是比较好骗的，因为他们没有圣贤阐述这些力量的原理，所以看到他们无法理解的力量后就以为真的有那些东西。

　　中国统治者则不同，你就算显现出各种所谓‘神力’，其原理统治者都明白的，自然不会被这些宗教忽悠，甚至会对这些宗教产生忌惮，从而严厉打压。

　　康有为、梁启超等儒家残留的反对，也被江渝与中央给无视了，这群家伙在此时中华民国是没有任何市场的。

　　对于儒家，特别是此时只剩下糟粕的儒家，中华民国甚至不允许他们进入教育领域。

　　康梁这些人，则被中华民国政府派到了朝鲜、日本、越南、暹罗去忽悠那些附属国去了。

　　而在内部，提倡的则是儒家当中的精华部分。

　　糟粕则扔给了那些附属国，这是文化入侵的重要部分。

　　“道教改革，也将是我们民族宗教向外扩张的一个开始，我们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创建一个能够向全球推广的宗教。”江渝提出宗教改革时，对宋教仁进行了一番解释。

　　这个宗教不仅要有教化内部的能力，还要有能够向外入侵的能力。

　　内部主要拜炎黄，外部拜盘古。

　　等于说，否定了西方宗教那一套，并向世界推广‘盘古’才是创世神的宗教观点。

　　外部道教，则将以‘盘古’为唯一神，走极端路线。

　　内部，则以拜炎黄、老子为主，并将《黄帝内经》、《道德经》、《南华经》（庄子）为主要典籍。

　　在内部推广的典籍就是《黄帝内经》，这是一本教人养生的典籍，是中医的基础理论启蒙。

　　中国的经方派，就是以《黄帝内经》、《伤寒论》为主要典籍。

　　江渝在宗教改革之时说道：“至于能否改革成功，有待观察。不过在本土，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道教在被定为国教之后，国会通过了一笔额度为三千万的道教改革经费。

　　首先全国各地，开始拆除关帝庙。

　　关老二根本就不是神，而是三国演义刻画出来的神，拜关老二绝对是超级二。

　　真正的武神，是岳飞。

　　但经过满清阉割之后，关老二取代了岳飞的武神地位。道教改革之后，岳飞也被纳入了道教的众神之一，再次成为武神。

　　至于孔庙，暂时中央还不敢拆。

　　但是在学校，将不再举行任何祭孔活动，而改为祭拜道教众神。

　　改革后的道教体系，盘古为创世之神，女娲为造人之神，伏羲为文明之神，炎黄为民族之神，老子（太上老君）为智慧之神，岳飞为武神。

　　道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础，儒家、诸子百家，都是从道家发展出来的，道家起源于伏羲，甚至更早。春秋诸子百家，大部分讲的都是如何将道家的东西应用于后天之道，只有老子讲的是上古如何如何，依旧先天之道。

　　所以老子是道家正统，诸子百家，则是后天之道的产物。

　　很奇怪的是，作为后天之道而产生的儒家，在历史上却向往着先天之道，从而排斥科技发展，称之为奇技淫巧，为的就是阻碍社会彻底发展为后天之道。

　　后天之道确实不怎么样，科技出现的时间不到三百年，就把地球折腾得一塌糊涂。

　　但问题是，中国自唐朝之后，先天之道是绝对走不了的了，因为当时天材地宝已经非常稀缺了，门阀培养子弟也无法像汉代那样，通过外丹术培养出大批拥有超高武力值的武将。

　　自宋代起，由于天材地宝的稀缺，外丹术变成了内丹术，自春秋至隋唐以武将为军事顶梁柱的模式已无法发展，再也不可能大规模培养万军之中取敌将首级的武将，加上隋朝打击了门阀，寒门夺取了话语权，所谓穷文富武，寒门是培养出不出顶级武将的。

　　所以宋代开始，军事上开始走下坡路。

　　这时候中国应该迅速转入后天之道，才能避免被异族所摧毁，但是儒家却没有及时的意识到这个问题，宋代尽管发展了生产、军事技术，但却并非官方推动，无法靠科技打败蒙古人。

　　中华文明的基础脉络还是很清晰的。

　　秦王朝焚书坑术士，摧毁了中国自夏商周以来所发展出的先天之道的文明，并摧毁了先天向后天过度的产物，是为中华文明悲剧的开端，以及最大浩劫。

　　隋代打击了门阀，军事人才培养制度被摧毁，或者说高质量的家庭教育被摧毁了。

　　唐代灵药资源彻底枯竭，外丹术没落，加上门阀被摧毁，更加使顶级武将不在可能出现。

　　秦代的文化上的浩劫，加上隋唐时期军事人才培养上的衰弱，到了宋代就悲剧了，宋代武力方面搞不了，只能振兴文化了，中医、易学发展是春秋以来最巅峰的时期，但未能彻底进入后天社会，而被蒙古人摧毁。

　　蒙古人也是一次大浩劫，屠杀了大量人口，使先天转为后天的进程被打断。

　　到了明代，尽管已经很后天社会了，但是后天社会的发展，也需要先天社会的东西做支撑，所以明代的后天社会实际上比较挫，经济发展手段完全比不上宋代。

　　接着被满清入关，又是一次超级浩劫。

　　文明经过满清三百年统治，彻底进入低谷。

　　五四运动之后的全盘西化，使民族文化进入了有史以来最低谷时期。

　　学习西方科技没问题，这只是一种先天社会转为后天社会的一个进程。但文化上学习西方，就是彻底的退化。

　　中华民国此时的任务，就是在发展科技的同时，大力恢复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使中华文明真正的复兴。

　　道教的改革，只是为了给此时中华民国发展的后天社会加上一个节流阀，使民众更加淳朴。

　　道教的外部发展，则是出于文化入侵考虑，文化入侵的威力，丝毫不亚于武力入侵。

　　在不拆孔庙的前提下，改革后的道教将在全国发展教徒，每年学校都要组织几次祭拜道教的活动，从而慢慢的将儒教彻底取代。

　　而佛教方面，国家只负责给和尚提供衣食住行，并为他们修缮一下寺庙，传教活动则不会有政府支持。

　　这一年，在中南半岛，佛教也进入了彻底的改革。

　　这次佛教改革，中华民国政府向安南王国、暹罗王国下了改革建议，在越南地区还好，那里的佛教势力不是那么大。

　　在暹罗则不同，暹罗地区同样是佛教掌控了大量土地等资产，甚至连国王都出家当几天和尚，然后再还俗。

　　暹罗的宗教改革是最困难的。

　　不过暹罗既然不是中华民国的版图，也不要求他们彻底改革，只要求这些寺庙不能占据太多社会资源。

　　至于暹罗愿不愿意改革，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了。

　　起码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改革是有利的。

　　但在中华民国的中南省，是绝对要改革的，所以在中南省地区的佛教寺庙，在这一年也彻底的交出了所有寺庙之外的资产，开始由政府为他们提供衣食住行，并禁止他们经营商业。

　　而在寺庙的捐款箱中，则换成了慈善协会的捐款箱。

　　中华民国政府给出的解释是：“作为一个普渡众生的宗教，慈悲的菩萨们是用不到这些钱的，还不如拿去做慈善，这样反而能够积累福报。”

　　等于是彻底断了和尚们的额外收入，但国家给他们的生活费还是比较宽裕的，作为出家人也用不到太多钱。

　　这种改革导致很多本土地区的和尚都还俗了，对于还俗的和尚，只能说是假和尚。在中南半岛地区，还俗的和尚就更多了。

　　经过这次大的改革之后，中华民国的宗教乱象被彻底扫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