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高原的人文与恋歌（2）

　　爱情与原子弹

　　看到了原子弹才想起她，恍然明白，她就是在这个地方度过了她的风信年华。她叫陈妤。把青春献给原子弹，这是陈妤在那个不算太久远的年代用黑葡萄一样的眸子告诉我的一切。但是我读不懂，我在“国家最高机密”面前，显得就像一个傻透了的间谍，想知道一切，却又不善于捕捉任何信息。比我更傻的是李国权，他居然会认为“陈妤这个人不诚实”。而陈妤对他的疏离，恰恰又是因为她必须“不诚实”。“不诚实”的女人，也许正是我们曾经幻想过的那个最可信赖的女人。

　　一个银白色的圆球，直径约有一米，顶端笔直地竖着一根天线似的辫子。这就是原子弹模型，一比一的比例。它被银白色的三角金属架支撑着，在空旷的草原上映照着天上的景色：云卷云舒，月落日出。

　　距离原子弹模型二十五米，是用于控制和观测的隐蔽部。一米半厚的铁铸的高墙上，伤痕累累，斑迹重重，就像经年累月风剥雨蚀的树皮。

　　陪着我的朋友说，这里是六分厂，简称靶场，是专门用来进行爆轰试验的场所。在1964年到1987年的二十三年间，这里进行了数十次核武器的爆轰试验和穿甲弹的穿透力与威力试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诞生前的所有模拟爆炸和冷试验，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我不知道陈妤是不是在六分厂工作，但我希望她经常出现在这里。这里是中国科学家把高深莫测的原子理论变成武器的前沿阵地，是物理演化成物体、化学聚焦为能量、数学创造出威力的地方。在我的想象里，正是陈妤用纤细的食指准确地按下了最后一个灯钮，或者正是她在爆炸零时的前十秒钟发出了脆亮的声音：“9、8、7、6、5、4、3、2、1，起爆。”或者正是她掌管着测试仪器，测量出了钢铁、水泥、木材等等物体的物理效应，以及生物和化学效应。或者她的作用更重要——她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秘密研制者”，一个和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周光召、陈能宽等“两弹元勋”们一起工作着的年轻的女科学家，她不止一次地从观测孔里看到了试验成功后的彩色烟雾和失败后的灰色寂静。她的喜怒哀乐和所有“两弹元勋”们的喜怒哀乐一样，完全由一个大约一米直径的银白色圆球左右着。甚至我都希望，这原子弹和氢弹是她一个人搞出来的，就像母鸡孵蛋那样，由于她陈妤天长日久的温暖，中国大地上终于有了核武器的声响。

　　第一次见到陈妤，是1977年的冬天，我作为《青海日报》的记者，李国权作为省广播电台的记者，一起去海晏县采访。火车的车厢就像一间行动的冷库，没有暖气，冰凉彻骨，皮大衣裹在身上，就像穿着一件体恤，轻飘飘的。想喝一杯开水暖暖身子，走过了七节车厢，也没有看到一间有开水的锅炉房，问列车员，列车员说：“我们不供应开水。”

　　突然，一切都变了——不冷了，我们也不想喝开水了，甚至都没有冬天的感觉了。李国权后来告诉我，这时候他唯一的想法就是把皮大衣脱下来，脱下来给她。她出现了，陈妤出现了。她在车厢过道里跺脚，漂亮的姑娘在车厢过道里来回跺脚。脚的动作吸引了李国权，他发现她的脚很好看，尽管她穿着翻毛皮鞋。从脚往上看，越看越好看，即使她穿着棉袄，拉不直的曲线也让腰臀一再地优美着；再往上，就是眼睛了。就像所有一见钟情的情人那样，李国权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美丽的眼睛，很抽象，很概念，却又如此明亮地打动了他。而给我的印象是，它们并不抽象，它们是两颗又大又圆的黑葡萄，在干燥寒冷的高原，悬浮在你视域之内最美好的地方。水灵灵，有什么能比沙漠里的黑葡萄更能让你想到水灵灵呢？

　　李国权终于没有勇气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给她。他知道过于唐突的帮助会让一个异陌的姑娘感到紧张而断然拒绝。他就像一只雄鸟、一头公鹿，本能地意识到，最重要的首先是引起对方的注意。他唱起来，用浑厚的男中音跟着广播唱起来——《在那遥远的地方》。

　　我当时不理解，那一天的火车上、广播里，为什么会没完没了地播放同一首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李国权一遍一遍地跟着唱，声音越来越大。车厢里许多人都在看他，那姑娘自然也注意到了他。他似乎很得意，一得意就把词儿唱错了，把“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唱成了“每天看着那细细的皮鞭”。有人冲他喊道：“你看着皮鞭干什么呀？”满车厢的人都笑了——这首歌谁不会唱？他居然唱错了。姑娘没有笑，她离开了车厢过道，坐进了离我们两个空挡的座位。李国权的歌声戛然而止。

　　他当时肯定很沮丧：情歌把姑娘唱没了，唱到高高的椅背后面去了。但仅仅过了两分钟，李国权的声音又响起来：“你说《在那遥远的地方》是藏族民歌还是哈萨克民歌？”我说：“我不知道。”李国权说：“我告诉你，这首歌的署名一共有四种，一是‘藏族民歌’，二是‘哈萨克民歌’，三是‘青海民歌’，四是‘西北民歌’，但我觉得他是西北青海的藏族民歌。”我说：“你凭什么说它不是哈萨克民歌？”李国权说：“《在那遥远的地方》和哈萨克民歌的风格截然不同，而跟藏族民歌非常相似。你听我给你唱。”他于是唱起哈萨克民歌《美丽姑娘》：“美丽的姑娘见过万万千，唯有你最可爱，你像冲出朝霞的太阳，无比新鲜；把你的容颜比做花，你比花儿更鲜艳，世上多少人向着你，望得脖子酸。”唱完了他说：“怎么样？相差十万八千里吧？我再给你唱一首藏族民歌。”他唱起来（歌词我忘了），唱完了又说：“怎么样？风格很相近吧？”我说：“我听不出来，我觉得这三首歌相差都很远，根本就不是一回事。”他说：“你不懂，你不懂音乐。我再给你唱一首……”我当时哪里知道他是唱给那姑娘的，不耐烦地说：“你别再唱了，人家都看着我们呢。”他说：“看就看呗，怕什么！”我站起来说：“那你自个儿唱吧，我上厕所去了。”

　　等我上厕所回来时，发现李国权不在了。而那姑娘又开始在过道里跺脚，她实在是太冷了，她的翻毛皮鞋似乎一点也不保暖。我寻思：这么冷的天，她干吗不穿得再厚一点？想着用皮大衣裹紧了自己，正要坐下，就见李国权哈着热气快步走来，大声说：“走走走，我们去餐车，餐车里有暖气，我已经给列车长说好了。”

　　我们两个拿起包，朝前走去。路过那姑娘时李国权说：“你也走吧，看把你冻的，小心冻坏了脚。”姑娘用一口纯正的北京话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李国权说：“我们是记者。”姑娘犹豫了一下，从行李架上取下自己的包，跟在了我们身后。

　　餐车到了，热浪扑面而来，好像整列火车的热量都集中在这里，浑身上下顿时就暖融融的。李国权没话找话地问那姑娘：“不冷了吧？”姑娘说：“不冷了。”她有点腼腆，不多说话。而我和生人接触，也是能少说就少说的。这恰好给李国权制造了机会，就听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着，说什么我忘了，反正是东拉西扯，扯着扯着又唱起来，还是跟着广播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有点烦，说：“好像一张唱片上就这一首歌，翻来覆去地唱。”这时姑娘开口了，说：“因为金银滩就要到了。”我和李国权不解地互相看了看：什么意思？姑娘又说：“我想你们应该知道，《在那遥远的地方》最早就产生在金银滩，是王洛宾改编得最好的歌。”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在那遥远的地方》与王洛宾有关，也是第一次听说这首情歌就诞生在离西宁只有一百多公里的金银滩。（后来我从报纸上知道，1946年王洛宾骑着马来到金银滩草原采风，认识了一个牧家姑娘，那姑娘歌唱得好，人也长得好，使王洛宾灵感大发，只用了一个晚上，就把那姑娘的歌声改编成了更加动听的音符，又创作了歌词，中国从此有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又陆续接触到一些新版的歌曲集，看到《在那遥远的地方》的署名已经变成“哈萨克民歌王洛宾编曲”，或“藏族民歌王洛宾改编”，或“青海民歌王洛宾编曲”，或“王洛宾作词编曲”了。）

　　我问道：“那么它到底是哈萨克民歌，还是藏族民歌？”没等陈妤回答，李国权就说：“是哈萨克民歌还是藏族民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表达了一个汉族青年对远方的草原姑娘的向往。”陈妤平静地说：“我觉得它是藏族民歌。因为在金银滩生活的牧民都是藏族和蒙古族，没有哈萨克族，青海的哈萨克族都在离金银滩八百多公里的柴达木腹地——阿尔顿曲克草原上。”我说：“可是哈萨克族有‘姑娘追’（喜庆的日子里，姑娘骑马用鞭子追打跑在前面的小伙子）的习俗，《在那遥远的地方》里恰恰又有‘我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这一句。”姑娘说：“是吗？”李国权说：“那是王洛宾的想象，纯属巧合。再说我在牧区也遇到过藏族姑娘举着赶羊鞭满草原嬉笑着追打小伙子的事儿，谁能说这样的生活场景没有被王洛宾瞧见呢？”姑娘说：“这就对了，《在那遥远的地方》应该是一首经过王洛宾再度创作的藏族民歌。”

　　我问姑娘：“你是干什么的？不会是搞音乐的吧？”姑娘说：“不是。”李国权问道：“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姑娘说：“在矿区。”我们都说：“矿区就在金银滩，怪不得你对这首歌的来龙去脉这么熟悉。”

　　李国权显得很兴奋，又说了许多话，和她互相通报了姓名，也把自己的地址留给了她。他说：“把你的地址也给我吧。”姑娘果断地说：“我的地址就算了吧。”李国权说：“那我到矿区怎么找你？”姑娘顿时就冷淡了：“你找我干什么？”李国权赶紧说：“那你来找我吧。”姑娘笑了笑，没再说什么。

　　半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在海晏县火车站下了车，然后就是分手。矿区离海晏县城还有十多公里，不通公共汽车，她说她得去找顺路的车。李国权问道：“哪里能找到顺路车？”她说：“有顺路车的地方呗。”说着走了。李国权恋恋不舍地望着她，直到她消失在冬天呼呼叫嚣的冷风里。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陈妤，她留给我的印象就像《在那遥远的地方》一样美好而虚无。而对李国权来说，这第一次见面不仅使他唱足了虚无的情歌，更使他萌动了沉实的情爱。他跃跃欲试，煞费苦心地开始了追求。首先，他必须再次见到她。矿区虽然离海晏县城不远，但他绝对打听不到去矿区的路怎么走，进矿区的门在哪里。他断定陈妤必然要出来，必然还要坐火车，就硬是在火车站等着，硬是把她等来了。他说他等了整整五个月。

　　就在他终于等来她的那一刻，他遭受了平生最沉重的一次打击——她居然不认识他了。他只好提起那次坐火车，提起那次我们对《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讨论。她终于想了起来，笑了，云开日出，豁然确斯。陈妤说：“你等我干吗？”李国权说：“这里有几封信，你看了就知道。”那是些一个耍惯了笔杆子的记者写的情书，当下她就被感动了。我寻思虽然在那个神秘荒寂的矿区，在那种春寒料峭的年代，她没有读到过更好的情书，但真正感动她的并不是情书里李国权展露的那一点文采，而是他的举动，他居然等她等了整整五个月，就算一个星期从西宁来一趟，那也得二十趟。

　　他们开始交往了。陈妤从来不去西宁找他，都是他从西宁来海晏县的县城和她见面。不打电话不写信，下一次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就在这一次见面中说好，如期而至，风雨无阻。就这样过去了半年，又是一个冬天了。

　　海晏县的司法部门正在审理一宗强奸诱奸案，由于案件有点奇特，报社让我去摸摸情况。行前我给李国权打电话，他说：“我们一起去，你可以见见陈妤，她还问起过你呢。”火车上，李国权对我说：“陈妤这个人不诚实，她怎么连干什么工作的都不告诉我？”我说：“她为什么要告诉你？”李国权说：“她当然得告诉我，我们已经不是一般的关系了。”我说：“也许她的工作不太好，不想对别人说。”李国权说：“工作不太好告诉我呀，我帮她调，只要在西宁，只要不离开青海，有的是办法。”

　　县城到了，陈妤就等在火车站。她好像更漂亮、更水灵了。说真的，我也是个青春激荡的人，我也很喜欢她，只是李国权捷足先登了。该死的李国权！

　　在他和她经常约会的西海饭店，我们一起吃饭。李国权说：“今天我们俩跟你去你们单位看看吧？”陈妤说：“不行。”李国权说：“你总说不行不行，为什么？”陈妤说：“不为什么，就是不行。”我说：“你就让国权去看看吧，他想给你调一个更好的单位。”陈妤说：“没有更好的单位，我们单位是最好的。”李国权说：“是吗？那让我们参观参观嘛。”陈妤说：“你怎么总想去我们单位？你是什么人？”李国权说：“我是什么人，你还不知道？”陈妤不说话了，有点生气的样子。我匆匆吃了饭，然后就告辞去办我自己的事情了。

　　海晏县的这宗强奸诱奸案真是有点奇特，一个算命打卦跑江湖的老头，在来到海晏县的一年多里，强奸诱奸了十几个妇女，有的还是未成年的少女。每次作恶前，他都要说：“你梦见原子弹了，你肯定梦见原子弹了。原子弹是什么？我给你看。”奇怪的是，所有受害的妇女都没有告他的状，所有这些妇女的丈夫在知道甚至看到他的恶行后也都没有告他的状，告状的是一个与强奸者和被强奸者都没有任何关系的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对我说：“多丢人啊，我们这个地方尽出这种事。什么原子弹，这个算命的老迷信，他把他自己当成原子弹了，真不害臊！”

　　他的话让我想起了美国著名的“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的诗句：“美国，我操你，用原子弹操。”美国是原子弹的肇始者，它的诗人这样诅咒它，用一句中国的古话，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我大致了解了一下强奸诱奸案的案情，觉得它涉及到许多人的隐私，不好报道，就钻进海晏县委去省上开会的车，打道回府了。我没有告诉李国权，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西宁的。

　　一个月以后，李国权来青海日报社找我，神秘地说：“你知道矿区是出什么矿的？”我摇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矿区根本就不出矿？”我摇头。他说：“你知道不知道矿区就是国营二二一厂？”我还是摇头。他说：“你知道二二一厂是制造什么的？”我说：“只知道是保密工厂，具体制造什么不清楚。”他说：“是制造原子弹的。”我愣了：“制造原子弹的？原子弹离我们就这么近？你听谁说的？”他说：“听谁说的你别管，反正消息绝对可靠。怪不得陈妤神秘兮兮的，我下次见到她一定要旁敲侧击地问问她，看他对我老实不老实。”我说：“对，你一定要问问她，你们的关系不一般了嘛，她应该告诉你。”李国权说：“最重要的是，我要知道她具体是干什么的，是制造弹头的，还是制造弹屁股的，或者是搞设计的，是研究原子物理的，是保管绝密资料的。”

　　第二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是他和陈妤约会的日子。他去了，也问了。据他说，陈妤当时根本就不承认二二一厂是制造原子弹的。她说：“怎么可能呢？我一点也没听说过。我们厂就是一般的国防工厂，就跟国防公办系统的无线电一厂、无线电二厂一个样。”李国权说：“你对我撒谎，你不信任我，你没有把我当成你最亲密的人。”她说：“这跟我的工作是两回事。”他说：“不，一回事，我有权知道你的一切，你也有权知道我的一切。其实十二级以上的干部都知道二二一厂是制造原子弹的，你对我还保什么密啊？”她说：“我是干什么工作的，这对你很重要吗？”他说：“老实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诚实，你对我的信任，你把我和你看成是一个人，而不是两个人。”陈妤说：“我听不懂你的话，我和你不可能是一个人，尤其是在工作上。”他们吵起来，不欢而散，连饭也没有吃。

　　后来李国权和陈妤又见了一面，或者两面，或者三面，总之仅仅过了两个月，李国权就变得失魂落魄了。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已经好几个星期没见到陈妤了。他说：“她既没有电话，又没有通信地址，你说我怎么办？我每个星期天还是去海晏县城，还是去西海饭店等着，可我不能永远这样等下去吧？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到矿区找找她？”我说：“最好你别去找，如果矿区真的是制造原子弹的，你去了对陈妤不好，人家还以为你是陈妤叫去的呢。”他说：“没错，我绝对应该为她考虑，可是感情这东西，有时候并不听你的话，你说怎么办？”

　　李国权还是去了，他当然没有见到陈妤，甚至都没有看到二二一厂的围墙。他在辽阔的金银滩草原上走着，正在疑惑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工厂时，突然被“六号哨”的军人从背后抓住了。军人严厉地望着他：“你是干什么的？”“记者。”“你来这里干什么？”“找人。”“找谁？”“找我妹妹。”“你妹妹是干什么的？”“我妹妹在矿区工作，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这里不能来，这里是禁区你不知道吗？”“知道，可是我母亲病危，我得通知我妹妹。”他的谎言赢得了军人的同情，军人没有抓住他不放，只是打电话给省公安厅，又通过省公安厅打电话给省广播电台，证实有这么个人以后，监视着他走出了禁区。他灰溜溜地回来了。领导找他谈话，说：“谁让你去二二一厂了？不要以为你是广播电台的记者，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这不是小事，公安部门都过问了。”

　　李国权来报社找我，说：“你说我怎么办？我现在什么心思都没有，就想着如何见到她。”我说：“还是老办法，去海晏县的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等着，每个星期都去，我就不相信她从此就不出现了。”李国权说：“也就只能这样了，好在我不怕等。”

　　等啊，等啊……

　　不知道不怕等的李国权是不是每个星期天都在海晏县的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等着陈妤，也不知道他是不是每一次都会在去海晏县的火车上随着广播九转肠回地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更不知道在等不来陈妤的时候他是如何从内心深处斩断了自己对这个美丽女性如痴如狂的思念。我再也没有见到他。我去海北州做长驻记者，辗转在祁连山的农业区和牧业区采访，等一年后回到西宁，便听说他已经走了，随同父母调到西安去了。他们全家都是陕西人，父母要落叶归根，他也就“见异思迁”了。耿耿寸心的李国权就这样见异思迁了。我一直偏执地认为，这是他的背叛，他背叛了自己，也背叛了遥远的金银滩。

　　1982年夏天，好像是一个上午，快下班的时候，一个电话把早退的我从报社大楼的楼下又拽了上去。电话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杨记者你好，你还记得我吧？我是陈妤。”我愣着：“陈妤？”她说：“我是从海晏来的，刚到西宁。”她一提到海晏我就想起来了：“记得记得，你是矿区的陈妤。”

　　我们在西宁大十字新华书店门口见了面，然后又到西大街的鱼餐厅吃饭。陈妤依然很漂亮，就是有些憔悴，有些苍白。她说：“我给广播电台打电话，听说李国权调到西安去了，你知道不知道他西安的地址？”我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打听。”她想了想说：“算了吧，我也是路过西宁，顺便来看看你们，明天就走。”我问道：“你是回家？探亲？”她说：“不是，我调走了，要离开青海了。”我顿时显得很高兴：“你要调回北京了？太好了。”她笑了，说：“干么要回北京？我要去新疆。”我说：“去新疆？那不是更远了吗？”她说：“我从事的工作就是要远离人群。”我说：“新疆什么地方？”她说：“马兰，罗布泊的马兰。”我惊呆了：“那是沙漠，没有人烟。”她说：“过去没有，现在有了。”（解密以后的1992年，我才从报纸上看到，马兰已是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的总部所在地，早就是一个有人群，有公路，有机场，有商店，有旅馆，有通讯设施的戈壁中心了。）我提起李国权在海晏县火车站或者西海饭店对她的等待。她沉默着，突然叹了口气说：“其实我远远地看见过他，我很感动，真的很感动。但我是不能再和他保持那种关系了，因为我发现我一定不可能是他想象中的那种女人。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已经结婚了。”我说：“是吗？怪不得他走了，我还以为是他没有耐心等下去了呢。”她说：“现在想起来，真有点对不起他。”我安慰她说：“你只能这样，告诉他实情也是对他的负责。怎么样？”她说：“什么怎么样？”我说：“你的丈夫，他和你是一个单位的？”她摇摇头，说：“单位上哪有合适的，我还没有对象呢。”说着低下了头。我愣怔着：原来是一个谎言，一个美丽而残酷的谎言。沉默。我说：“我明天去火车站送送你吧。”她说：“不用，我们一行十几个人呢。”又说了一会儿话，她看看表，起身毅然和我分手了。

　　就这样，陈妤不声不响地离开了青海，离开了产生过“中国最著名爱情歌曲”的金银滩。我胸腔里有点酸涩，好像爱上她的不是李国权，而是我。是的，我并没有机会爱上她，但是我很酸涩。以后，只要一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就会想起陈妤，就会有一种排解不去的酸涩，那是“回头留恋”的酸涩，那是“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的酸涩，那是金银滩的二二一厂带给我的酸涩。尤其是现在，当武库已经解密，原子城已经开放，我的酸涩就更有一种“前老子后娘，提起来话长”的味道了。

　　陈妤走了十二年我才有机会来到她工作过的地方。这个地方已经变成西海镇了。西海镇的前身就是所谓的“矿区”，就是中国核工业总公司国营二二一厂，也叫“中国核武器研究院”或“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基地囊括了整个金银滩，金银滩是一片一千一百七十平方公里的茫茫草原，平均海拔三千三百五十米。

　　我和所有不明就里的人一样，一来西海镇就有一个疑问：当初为什么要把核武器研制基地选在这个地方？陪着我的朋友告诉我，选址工作是在1957年下半年开始的，专家组踏勘了四川、甘肃、青海三省的选点，认为青海省海晏县的金银滩地处达坂山和日月山之间，属于平缓的山丘草原，便于隐藏，且地域开阔，有利于建设，更重要的是人口密度小，需要搬迁的仅一千七百多户、近九千名牧民和二十七万头牲畜，加上它离西宁只有一百多公里，物资供应较为便利，因此成为核武器研制基地的理想地点。

　　地点一定，毛泽东就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这话说得很自信，自信的后面隐藏着中国对苏联老大哥承诺援助的信任。

　　但仅仅过了一年，老大哥就靠不住了。1959年6月，苏联来信明确表示，暂缓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这就意味着中国和苏联在核领域签定的四个协定中，最主要的技术援助已经被撕毁。对国家来说，这是一种耻辱。为了记住并甩掉这个耻辱，梦想中的第一颗原子弹被命名为“596工程”，或者叫“争气弹”。当时的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公开场合愤怒地说：“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把原子弹搞出来。”又对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们说：“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现在还不太硬，你们把原子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其实没用“十年功夫”，代号为“二二一厂”的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就研制成功了代号为“596”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1964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新闻公报》：“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中国在本国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实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两年八个月以后，《人民日报》再次发表《新闻公报》：“今天，1967年6月17日，中国的第一颗氢弹在中国的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了。”两次《新闻公报》中，都提到爆炸现场是“西部地区”，这个“西部地区”当然不是青海的金银滩，而是新疆的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也就是说，金银滩的产品，罗布泊爆炸。

　　终于爆炸了，一道红色的强烈闪光出现在遥远的罗布泊腹地，接着升起了一个巨大的火球。惊天动地的响声震耳欲聋，轰隆隆地滚过天际，刹那间，冲击波的狂飙席卷了无边的戈壁滩。人们用肉眼看到了烟雾的变幻，先是橘红，再是明黄，再是靛蓝，再是柳绿，再是乳白，再是嫣红，最后形成了一朵参天而立的巨大蘑菇云。恐怖已极的原子弹竟是如此美丽。

　　之后，依靠金银滩的二二一厂，中国又进行了十四次核爆炸试验，完成了热核弹头的武器化过程。

　　永远不要忘记我们的《政府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核武器是人制造的，人一定能消灭核武器。”

　　如果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核大国都能够承诺并且坚决做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那原子弹和氢弹之类的核武器不就变成一堆废物了吗？行走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马路上，我最大的愿望便是：所有的研制都等于零，所有的爆炸试验都不过是为了对付核威胁与核讹诈而做做样子，所有的核武器——全世界的核武器最终都变成一堆废物、一种古玩、一枚纪念品，一个被人遗忘的邪恶的咒语。

　　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这曾是中国人的梦想，我们实现了；实现了以后，我们的梦想又变成了“全面禁止并彻底销毁所有核武器”。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梦想，是从“有为”到“无为”的升华，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就好比太阳，升起之后必然要降落；就好比登山，上去之后必然要下来；就好比旅游，到达之后必然要回归。——这是我们的行为艺术，创造它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彻底毁掉它；用途也许没有，过程就是一切。

　　化剑为犁的信息出现在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存在了三十年以后。

　　1987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撤销二二一厂。

　　1993年7月，经国务院和青海省人民政府批准，青海省海北州首府从门源县浩门镇迁往二二一厂。州府迁来后，此地被命名为西海镇。

　　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发布消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全面退役。这个基地位于青海省，曾为我国研制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作出了历史贡献。”

　　1996年7月29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暂停一切核试验。

　　二二一厂终于成了全世界第一个退役的核武器研制基地。曾经被它的神秘堵挡在视域之外的我们，终于可以来到这里，来到依旧缠绵在情歌里的金银滩，随便走走，随便看看，当然也可以随便唱唱了：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一座工厂，

　　人们经过了它的厂房，

　　谁也不敢留恋的张望。

　　边走边唱，陪着我的朋友不时地指给我看。

　　这就是二二一厂纪念碑。高二十五米的花岗岩碑体上，是前国防部长张爱萍的题字：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碑顶是一颗银色的圆球，那是原子弹的模型。碑体下方是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爆炸的蘑菇云浮雕，那是升起的造型，是漫与天接的姿态。

　　这里是“18甲区”，过去原子城的指挥中心。有一座很普通的三层楼，叫“将军楼”，昔日中国核武器研究院院长李觉将军和王淦昌、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彭桓武、周光召（也许还有陈妤）等一些科学家就居住和工作在这里。

　　这里是负责火工和组装的二分厂，也叫总装厂。有围墙，墙上有铁丝网，门口有哨亭，围墙四周是瞭望角楼，半掩体的总装车间就像绿浪中露出水面的赭色岛礁，上面有鹰的窝巢。

　　这里是进行无线电系统控制和铀部件加工的一分厂；这里是负责核物理和放射性化学试验的七分厂；这里是供电、供热、供火的四分厂。这里是三分厂，不知道过去是干什么的，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一座铝厂了。

　　最让我感兴趣的，还是立着“退役工程竣工纪念”碑的“亚洲第一坑”，在它的下面，深深掩埋着所有的放射性污染物：设备、工具、材料、工号、拆毁的厂房以及衣物，不是土埋，是用可以阻挡一切辐射的金属的密封覆盖。这项工程耗资一千多万元，竣工以后，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等权威单位，组织了三十多位专家，按国际标准进行了严格测试，证明其终态安全是有保证的，完全符合退役标准。也就是说，没有污染了。

　　陪着我的朋友请我在帐篷宾馆吃饭。一望无际的草原、纤尘不染的蓝天、高高飞翔的雄鹰、悠然吃草的羊群，这是金银滩的本来面貌，是和平宁静的田园，是我们的梦。还有歌声，藏族女歌手央金给我们唱起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我惊奇地发现，这首情歌由她那高亢尖亮的嗓音唱出来，就不仅是优美而舒展的了。我听到了旷野里疾风呼啸般的爱的呐喊，听到了放浪中宽广无边的忧伤，听到了期待中的颤抖、月光下的寂寞。寂寞啊，爱情是寂寞的，原子弹是寂寞的，因为它们都在遥远的地方。这个地方，如今虽然不时有远道而来的参观者，但那种天高地厚的寂寞依然是过去的模样。

　　金银滩产生了“中国最著名爱情歌曲”，也产生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这莫非是天作之合？爱情和原子弹代表了我们这个世界的两种对抗——干戈和玉帛、冰雪和烈火、恐怖和感动，也代表了呈现于人类的两种生活常态：追求幸福和反对战争。它们都可能是悲剧，也都可能是喜剧；都可能是阳光，也都可能是阴影。它们互为因果，互为衬托，互为依存的背景。爱情因为有了原子弹，而显得强大无比；原子弹因为有了爱情，而显得温柔有加。它们统一在我们的生存哲学里，给我们壮胆，给我们许多不会惊醒的睡眠，给我们一个个气定神闲、处之晏然的日子，使我们不再因失恋而哭泣，不再因恐怖而发抖，不再因爱情和原子弹什么都没有而惶惶不可终日。

　　和平，宁静，给你，永远。

　　就要离开金银滩了，我又一次想起了陈妤。陈妤要是不走呢？不，她总会离去的，就像核武器总会从我们眼前消失。她去了一个更加遥远的地方，她一去，原子城的西海镇、情歌回荡的金银滩就显得不再遥远了。

　　我们在已经不再遥远的金银滩神往地唱着《在那遥远的地方》，那“遥远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呢？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

　　妙音

　　永远忘不了楚玛尔河沿江央寺的印经喇嘛云丹多吉。他说过他一辈子都在印经，在布上印，在纸上印，在羊皮树皮上印。除了印他还雕刻。有一次他把经文刻在木质的经筒上，那经筒很大，约有十米的高度，近五米的直径。油漆之后他和他的寺友把经筒抬进河里，悬空安装在水中。于是急流冲击着经筒，经筒不停地转啊转，日复一日。

　　经筒转一圈，就等于念了一遍经。自然的伟力代替着人的力量，也代替着人的虔诚和执着。这一种统一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统一完了就是分裂。夏天，楚玛尔河发大水，把经筒冲走了。云丹多吉说：“水去了哪里经筒就去了哪里，它去了通天河你信不信？去了金沙江你信不信？去了川西川南你信不信？去了大海大洋你信不信？”我不停地点着头。他又说：“经筒去了就不回来了你信不信？”这我就更信了。

　　同样不回来的还有那雕刻的艺术，有那一往无前的痴迷所创造的信仰的文字，还有力量——那种永不复返同时也永远滋蔓着的力量。那是情感的力量，绝对是情感的，而不是肉体的。云丹多吉说：“我也要去的，总有一天我也要去的，去另一个世界，在未来，在海上，在晶莹的山上，在原野，那个碧绿连天涌的原野。”

　　然而，水还是水，今天减少了，明天增多了，去了的永远去了，来了的永远来了，长流不息。

　　云丹多吉说：“我想啊，从那时起我就想，不用转经筒行不行呢？不用把经文刻在经筒上再把它放进水里行不行呢？因为当神灵希望经筒漂过长长的河水，漂进大海的时候，我不能每天往河里放一只经筒哪。我要是把经文刻在水里，每天都刻十万八千句，等满河满海都是经文了，我也就可以去了。二十四臂的白玛哈嘎拉（护法神）说：‘功德圆满的人，你可以去了，跟着你华丽的经文，漂到海上那座光明的殿堂里去吧。’”

　　老喇嘛云丹多吉坐在河边，从此有了对水刻艺术的幻想，而我也从此有了对水刻艺术的等待。我发现了希腊风格的菩萨，那是刻在木头上的；我发现了大威德怖畏金刚的原初造型，那是泥雕的；我发现了一千多年前的《甘露》，那是刻在岩石上的。我还发现了刻在钢板上的、橡皮上的、塑料上的甚至肉体上的六字真言，唯独没有看到水的雕刻，哪怕一笔一画。

　　有时候想，云丹多吉啊，还有我，不必幻想，也不必等待，世界上不会有水刻艺术，因为水是流动的。

　　又想，正因为水是流动的，才有了这幻想，这等待，才有了云丹多吉静默的宗教——我想象他每日坐在河边，望枯了眼睛还要望着那水，苦思冥想。这就是生活，生活的全部，平静而伟大的佛陀式的存在方式。云丹多吉仿佛已经死了，他的心脏还在跳动，呼吸还是畅通无阻，就已经死了。或者说，他死了以后，心脏还会跳动，呼吸还会畅通。他的生命永远在水边，在水里，在冥想中的水刻艺术里。

　　我于是明白，那是一种献身的目标，是我们称之为理想的那种东西。那种东西因为永远的虚无而呈现永远的美丽。

　　楚玛尔河是长江的源头，河沿上的江央寺是宗教的一片莲叶。它起源了人类关于水刻艺术的命题，然后动荡在思维的空间。我发现云丹多吉的精神已经接近人类关于生命永恒的思考极限了，那是一种多么静默、多么高贵的存亡境界。

　　一切关于终极目标的追求，都将因为意识到水中不能刻上自己的名字而得到慰藉——既然不能刻字那就不刻了，那就变换一种存在的方式把自己溶入水里。或者说，何妨做一股水呢？因势而走，所有的障碍都无法阻拦，所有的洼地都能繁殖思想的鱼虾，所有的流淌即流浪、即漂泊、即无归宿，都是我们的归宿。

　　同时我发现了徒劳是什么，那些云丹多吉的反面都将因为明白水中不能刻上自己的名字而灰心丧气——你不是在追求金钱美女吗？你不是在迷恋官位声名吗？一切都不过是想在东逝的流水中刻上名字的举动。太愚蠢了，能留下什么痕迹呢？除非你来做水，你是水的一滴。而做水是有条件的——总是从上往下流，而决不是从下往上爬。这就是说，人必须占有思想的高峻、精神的高海拔，才可以得到历史长河的容纳，否则就完蛋，就是爬虫。

　　我想起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去隔壁办公室倒开水，正碰上人家在暖瓶上刻名字。朋友说：“刻名字干嘛？谁偷你的暖瓶？偷水不就行了，有本事你在开水中刻上你的名字。”刻名字的人说：“你这不是瞎说吗？”

　　这真是瞎说了，但根据我的经验，大凡真理都是瞎说出来的。假设我们承认这只暖瓶是此人的产品，他在塑料壳上雕刻名字的举动就有可能被认为是追名逐利。暖瓶自然会存在，可是水呢？或许早就没有了。没有水的暖瓶如同没有水的河，能指望它发育出什么来呢？云丹多吉的幻想和我的朋友的说法，或许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一个是要上天堂，一个是要下地狱的，其原因在于：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世俗的；一个是欢欣的，一个是悲哀的；一个是静默的，一个是嘈杂的。任何人都必须选择其中的一项，但未必知道为什么。

　　我想起云丹多吉曾经把楚玛尔河里的石头捞到岸上，刻上经文后，又把它请回河里。有个旅游者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呀？”

　　云丹多吉说：“你问我还是问石头？要是问我，我就说你问石头；要是问石头，石头就会说你问喇嘛。喇嘛不问石头，石头不问喇嘛。所以你啊，还是问问叫你问的那个人吧。”

　　旅游者摇头：听不懂。

　　对没有悟性，听不懂的人，你还能说什么呢？

　　云丹多吉曾经对我说：“我是江央寺的喇嘛，知道江央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