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66章 援助

　　虽然崇明和成都之间的路途遥远，但现在张煌言属下的军队和川军没有太大的区别，张煌言一直极力促成浙东军和川军一体化。三年前还在张煌言的促成下，统一由帝国议会来负责浙东军官的薪水和退休金；而从同一时刻起，浙东军新招募的官兵也都要经过四川派来的官员的认可。

　　无论是马逢知还是郑瓒绪他们的部队，现在提拔的每一个新军官都必须是四川的军校生，马逢知这些老一代的将官的地位当然不会受到质疑，但他们的子弟如果想参军继承父兄的事业，那就一样需要去读军校。

　　普通士兵立下足够晋升为军官的功劳后，他会接到一张去四川的船票，毕业后才能重返军队成为军官。而且现在浙东军的军衔和川军也完全统一，因为川军除了邓名以外军衔最高的就是赵天霸少将，所以马逢知和郑瓒绪也不好意思给自己定得太高，都算是准将——这样好歹也是将军了。虽然军衔听上去不高，可是马逢知他们还是挺满意的，私下里浙东军觉得这才是新朝气象，要是和永历天子那样公候随便封，当初一个临国公李来亨手下就有七、八个挂将军印的总兵，怎么看怎么像是距亡国不远。

　　因为张煌言的这些改革，现在邓名对川军和浙东军基本上一视同仁，这次就有大批的浙东军跟随邓名出海；也正因为上万士兵参与远征吕宋，所以在听说浙南发生战事后，张煌言并没有立刻做出反应。

　　七月底，赵天霸赶到崇明，拜见兵部尚书张煌言。名义上张煌言是大明的国防部长，不过他很多年没有指挥过军队了，总是在战时把兵权下放给高级军官。

　　“现在你是东南地区军衔最高的将领了。”作为深知川军内情的人，张煌言对赵天霸的能力非常有信心，就把指挥权交给他：“你打算怎么做？”

　　“末将已经让梁化凤组织‘讨逆军’，这是站在清廷的立场起的名字。耿精忠不是清廷的逆贼吗？董卫国很快也会派军队参加‘讨逆军’，江西军队的粮饷都由两江来出，他们二人刚刚在我们的扶持下成为督抚，怎么也得表表忠心。”

　　除了成都的支持，还有北京的支持，北京朝廷觉得这场骚乱有相当成分是皇上和保皇党鼓捣出来的。

　　对于皇上教唆三藩作乱，杰书和索额图都是一肚子的怨气，他们觉得三藩也不是好人，要是被他们做大了，一样不会听皇上和朝廷的。那样就算邓名集团突然四分五裂了，三藩也有可能和大清争天下；如果四川没有发生这样的变故，那三藩脱离朝廷掌握也对朝廷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北京同样要求梁化凤和董卫国援助浙江，尽快把耿精忠镇压下去。

　　“不过浙东军也要参战。”赵天霸不放心让满清督抚自己去打耿精忠。让这帮人出力总得给他们点好处，不过如何分配战利品的权利还是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才好：“耿精忠是十几年来首个率大军反正的人，虽然我们不欢迎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但面子不能彻底不要——末将的想法就是浙东组织一个‘援闽军’，既然耿精忠打着明军旗号，与两江和浙江的清军苦战，那浙东明军去援助一下福建总是应该的嘛。”

　　“援闽军？”张煌言琢磨了一下，点点头：“赵将军认定了这一仗的战场会在福建吗？”

　　“迟早的事。”赵天霸自信地答道。

　　马逢知和郑瓒绪都表示会无条件服从赵天霸的命令，当初他们二人都曾经如同丧家之犬一般，不过攀上张煌言的高枝后就转运了。这么多年来，马逢知和郑瓒绪日子都过得不错，在浙江的地盘也越来越大，因为不断的胜利而变得对帝国忠心耿耿。

　　配给赵天霸的参谋部里有很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的军校生，他还从其中认出两个熟人，谷晋和陈大可都是赵天霸的世交——他们二人的父亲也都是西营故人，和赵天霸的父亲一样为李定国终生效劳。自从晋世子李嗣业执掌建昌后，就有大批的滇军子弟到成都上学，李嗣业和赵天霸都认为这是团结成都和昆明的好办法；而一些对成都心存疑虑的晋王部将，则认为这是对四川进行渗透的好机会。

　　比如这个谷晋就是晋王大将马宝的外甥，而陈大可是贺九义的女婿。当初他们和其他滇军子弟离开昆明去成都的时候，也肩负有晋王府的使命，那就是帮助昆明刺探情报，如果发现成都对昆明图谋不轨，那就一定要设法警告晋王。当这些子弟抵达成都时，也做好了被隔离或监视的准备。不过成都并没有任何歧视政策，军校里的同学不光有四川的同秀才，还有山东和浙江去的自费生。毕业的时候，就有军官来询问他们的服役志愿。大部分滇军子弟都留在了帝国军队中，前不久李嗣业还帮白文选的儿子成为建昌的常备团团长。从三年前开始，这些云南人和四川人一样，开始到浙东军中服役。

　　虽然不像以往那样儿子直接继承父亲的官职，但和帝国政府中的人事一样，这些有身份背景的将门子弟总是能得到更多的照顾。马逢知也是特意把这两个人派到赵天霸的参谋部里，正如马逢知所料，见到世交后，赵天霸果然非常高兴，饭后三个西营出身的人还凑在一起聊天。

　　根据谷晋的描述，浙北的自卫队可能战斗力比赵国祚的省绿营还要强一些。因为庄廷钺是四川军校的毕业生，被院会视为潜在的自己人，他们接受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也都是仿照盟友的标准；而赵国祚的浙江虽然是院会眼中的大清模范省，但归根结底还是清廷的省份，不但不能获得四川的正轨军训，而且也无法直接向四川采购军火。

　　周培公虽然在安庆办了一批军火工厂，不过那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那些军火工厂自己没有生产过一条步枪。每次四川的武器更新换代，或是军队和民用的旧枪报废，就会把那些武器收集起来，经政府审核批准后出售给周培公的军火厂，然后周培公把步枪刷一遍新漆，就当成他生产的新枪卖给东南督抚；后来周培公发现自己刷漆也很麻烦，而且还总有人贪污漆钱，搞得翻新成本居高不下，就把刷漆的工作也转包给了四川的私人工厂。现在安庆的军火厂就是挂一个招牌，里面养了一群官僚、账房，很多周培公的亲戚、老乡都可以到那里拿一份薪水，但一个工人也没有，无论刷漆还是运输都外包给了四川的商行。

　　靠着垄断东南督抚的军火交易，周培公的安庆军火集团一直有着丰厚的盈利。康熙六年北京惨败后，痛定思痛的太皇太后下令要生产火器，而康亲王主持的军火厂因为强行上马，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康亲王就派人来和周培公联络，把朝廷给他的经费交给周培公七成，让安庆军火集团来制造步枪，然后打上“康亲王监制”的钢印送去北京。

　　周培公故技重施，在四川招标，用最低价从四川军火商手里收购旧军火，然后再刷漆，磨去原有的标识，打上钢印，一系列工作都外包招标……总的来说，北京给的军费，三成进了康亲王和内阁大臣一伙儿的口袋，两成变成了安庆军火集团的利润，剩下的都进了四川军火商的口袋。

　　为了收货方便，康亲王还专门把厂房设在天津，货物海运来之后直接就能进库房。老佛爷看到这些完全“大清自产”的步枪后喜不自胜，康亲王和大臣们也都在边上吹嘘，称这种步枪已经达到了天下领先的地步，许多技术创新远比四川的步枪还要先进，更是把太皇太后听得眉开眼笑。

　　这种周培公军火集团出售的武器，谷晋、陈大可他们是完全看不上的，它们要是没有设计上的欠缺也不会被淘汰；而且枪支也不是光买回去就算了的，四川的同秀才都知道，买枪还得买油壶，平时需要给步枪做保养。可周培公从来没有买过任何保养品，四川的军火商也很有默契地不提此事——如果清军手里的步枪不以最快的速度报废，那周培公和川商还怎么继续挣钱呢？

　　“杭州军备废弛，因为赵国祚和松奎都认为不会有人来打他们，他们就连周培公的步枪都没有买几条。”谷晋不屑一顾地说道。

　　“如果江南的军队能够迅速进入浙江作战，那耿精忠应该打不下杭州。”陈大可答道。

　　这些年蒋国柱一直琢磨着要扩大地盘，要统一两江，要为自己博取富贵，所以江南军队的装备和训练水平比浙江要强太多了。和台湾那边的推测差不多，陈大可也认为，如果没有更多的外力干涉，江南加上浙江的军队有机会和耿精忠打个旗鼓相当。不过现在江南刚刚从混乱中结束，如果江西也会参战，那挡住耿精忠似乎没问题。

　　攻入浙江后不久，耿精忠就得知两江战事已经平息，不过对面的赵国祚所部实在不堪一击，耿军所到之处，浙江绿营溃不成军，连对天放几枪抵抗一下的姿态都没有。既然赵国祚和松奎整天琢磨着就是怎么出卖浙江来保证子孙富贵，全浙江自然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短短几年各种官位就都拿来出售，不但湖州、嘉兴这些停止科举的地方不接受流官，就是还在浙江总督府控制下的府县，也很多年都没有接受过流官了。对此赵国祚不但不干涉，反倒还从中抽头，因为他觉得，说不定府县明年就会划成禁海区了，官位能卖一次是一次，为何要白白便宜了朝廷的科举生？

　　被耿部抓获的很多浙江绿营军官一个个都大腹便便，看起来根本就没有在军营里呆过几天。经审问，现在浙江很多军职都是明码标价，升迁和转任都需要付钱。既然这些官职都是靠钱买来的，见到敌军来了谁肯上前拼命？不许开枪也正是这些军官下的命令，生怕激怒了入侵者导致他们遭殃——花钱买军职是为了升官发财的，现在本还没捞回来呢。也正如这些军官所愿，耿精忠对他们的合作很满意，也没有与兵不血刃的耿部接下仇怨，很快就都被耿精忠释放。

　　因为进展如此顺利，所以耿精忠虽然听说两江恢复和平，但却舍不得停止进攻。本来在出兵前，耿精忠的计划是占领浙南两个府，然后就陈兵江西边境，观望两江和郑经的动静，再确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可现在杭州给耿精忠的感觉是唾手可得，他就按捺不住，下令继续向北进军。而江西那边既然已经尘埃落定，耿精忠觉得董卫国的地盘大概不太好抢了，就一门心思要从浙江这边获得更多的补偿。

　　在耿军高歌猛进的时候，杭州和浙北的自卫队依旧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现在浙北两府的文武官员大都和四川的联系紧密。很多人从四川书院或军校毕业后就回乡效力，他们一心要把全浙江并入帝国的体系，而且还有了全盘的计划，那就是仿效四川巡抚衙门和知府衙门的关系，来建立帝国政府和浙江省政府的关系。

　　现在四川巡抚衙门和下面各个知府衙门的关系是：巡抚衙门对知府衙门有领导权，各府也要缴纳一定数量的省税，但巡抚衙门并没有知府的任免权和考核权。知府的考核由府议会来完成；而知府下面的各区官长，则是同秀才们选出来的，而不是邓名任命的，知府对他们也只有有限的领导权，而没有任命和考核的权力。如果一个知府看某个区长不顺眼的话，唯一能做的就是收集他的贪赃罪证，然后去提刑官那里告他。但下一任区长依旧是由同秀才选出来的，也未必就能顺眼。

　　浙北派和浙东军的关系很好，但两者之间同样有分歧，浙北派认为，知府并不需要由邓名来任命，应该直接由府里自己选出；而浙东的马逢知、郑瓒绪他们则认为，同秀才选举到区长就可以了，知府这种高官的人选还是应该由丞相来负责权衡。

　　正是因为这种分歧，所以浙北和浙东依旧是两套系统。不过即使意见不同，而且现在湖州和嘉兴两府上依旧挂着大清的旗帜，但浙北的庄廷钺也不认为他们是杭州一伙儿的。听说赵国祚要求自卫队参战后，浙北集团内部的反对声也很高，认为为赵国祚流血毫无意义，甚至还有激进分子主张仿效耿精忠反正，先拿下杭州再说。

　　在耿精忠占领金华的先头部队绕过义乌，逼近诸暨后，赵国祚终于让步，答应用严州府的土地当做报偿，酬劳自卫队的流血牺牲，而且还允许临安以西的杭州府地界自治，成为湖州府到严州府的走廊。消息传出后，桐庐和新城等地都是一片欢腾。

　　这些地方的浙江缙绅几年来一直看着隔壁的浙北自治区眼红，那里的官吏如果横征暴敛、巧取豪夺，早就被议会给轰下去；而严州府这边自从杭州不用朝廷的流官后，官吏更是肆无忌惮，连康熙十五年的税都被他们预征走了。为此，严州的父老哀叹杭州的土官还不如北京派的流官呢，一面诅咒赵国祚和松奎早归极乐世界，一面盼望着能够快点被划进禁海区。

　　只是去年禁海区才划到金华府的义乌，看起来严州这边距离纳入张尚书管辖还早着呢。而赵国祚一伙很可能在严州府进行最后的疯狂举动，想想就让父老们不寒而栗——已经有人私下派子弟乔装打扮去浙北或是浙东，然后去四川报考军校了。要是赵国祚打算在严州预征几十年的税出来，大家说不定也只有鱼死网破了。

　　现在四川的军校只接受本土和同盟地区的生员。浙北就属于帝国的准同盟地区，学生都是自费，毕业后也不能加入帝国军队；而浙东则被视为本土，食宿全包，成绩优良者甚至可以有一定的服役军区选择权。那些特别有门路的严州缙绅就走马逢知的门路，让子弟们摇身一变成为浙东人士，希望他们成绩出众，毕业后志愿返回浙东服役，将来可以影响浙东军的决策，在必要时出头打赵国祚这个坏蛋。

　　在这次浙北自治区和杭州的谈判中，也有严州的势力在煽风点火，全力游说庄廷钺要态度强硬。不少严州的实力派还向庄廷钺保证，只要他肯惦念着严州的父老，将来严州的父老就会支持他出任帝国的浙江总督。当耿精忠占领金华后，严州也发生了一些小骚乱，不少人担心耿精忠会向他们的家乡杀来。不过现在总算是雨过天晴，耿精忠直奔杭州去了，而赵国祚也全盘同意了浙北自治区的条件。

　　达成协议后，浙北的军队就再次打起靖难的旗号，浩浩荡荡地开赴杭州府。而即将加入自治区的严州府和杭州府西部地区也踊跃报效，他们虽然没有民兵可用，但提供一些粮草还是做得到的。而浙北放开边境后，江南巡抚梁化凤的讨逆军也得以进入浙江，和靖难军一起奔赴前线应战耿精忠——除了梁化凤用来表忠心的嫡系部队外，还有个别人是蒋国柱的死硬旧部，比如前两江总督的标营。赵天霸向这些不得志的人许诺，如果他们在此战中出力，那赵天霸负责帮他们在福建获得一块防区。

　　直到此时，马逢知依旧保持中立。赵天霸觉得既然要打，就狠狠地打，让其他野心勃勃的军阀看看擅自发动战争会是什么下场。因此在耿精忠北上时，马逢知一直默不作声，为了回报耿精忠绕过义乌的善意，马逢知还把义乌和其他可能威胁耿军侧翼的驻军统统撤回宁波。

　　……

　　张朝逃亡四川后，董卫国就把自己的办公地点搬去了南昌。梁化凤组织军队入浙的时候，董卫国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讨伐耿精忠的部队。不过董卫国并没有用讨逆军这个名字，因为他觉得这是梁化凤先喊出来的名字，而董卫国追求的是江西和江南的平等地位，而不是让南昌依旧隶属在南京下面，即使是名义上的也要尽量避免。一方面避免再给江南勒索税金的借口，一方面董卫国也不愿意位于梁化凤之下。

　　董卫国给江西出省作战部队起的名字是“靖逆军”，和“讨逆军”或是“靖难军”都很像，一眼就能看出与他们的同盟关系。在确定广东没有任何异常举动后，董卫国就在南昌发表讲话，称东南各省同气连枝，江西和浙江本来就是兄弟省份，而为大清讨伐叛逆更是臣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动员完毕后，董卫国就命令靖逆军出发，向耿逆的福建发起攻势。赵天霸许诺，若是江西出力，那论功行赏的时候，就会考虑给董卫国一些闽西北的地盘做补偿，当然，有没有补偿以及有多少补偿，要根据出力大小来决定。

　　密切关注福建动静的郑经此时也做好了出征的准备，不过郑经打着的是明军的旗号，所以他不可能宣称耿精忠是需要讨伐的逆贼。郑经和马逢知、郑瓒绪他们一样，会打出援闽的旗号来——反正耿精忠正受到清兵的围剿，所以同属明军的浙东军和台湾军，当然要兵发福建支援耿精忠——就算耿精忠的失败无法挽回，至少要保证最多的府县依旧控制在明军手中嘛。

　　耿部和讨逆军、靖难军在绍兴周围发生激战的时候，东宁三声炮响，郑经命令陈永华这个他看得一清二楚的老实人留守台湾，负责帮他盯着这块根本之地，延平郡王本人领着刘国轩等大将漂洋过海，大举援闽。

　　几乎是同一时刻，尚可喜和尚之信父子也基本商议确定了广东藩的出路和对策。当初两江战事方起时，尚之信就急不可待地要发动兵变，把他父王软禁起来，然后高调反正，一举杀入江西。但老谋深算的尚可喜压住了急躁的儿子，一直静观时局。

　　所以一直到蒋国柱、张朝先后兵败，解散了军队，被迫流亡入川的消息传来，尚之信依旧没有发动政变，广东也没有反正重归大明。

　　“父王，董卫国已经起兵靖逆了，我们该怎么办？”得到江西的最新动向后，尚之信急不可待地来找尚可喜。在尚之信看来，他父亲那种一味的两面下注，只会让尚藩失去最好的扩张良机：“父王，必须要下决心了。要是父王看好耿精忠，我们就反正，攻入江西；要是父王不看好耿精忠，我们就要旗帜鲜明地出兵福建讨逆。”

　　“急什么？你也老大不小了，这么惶急怎么做得了大事。”尚可喜不满地斥责了儿子一声：“这些事为父早就知道了。”

　　作为两面下注这门技巧的宗师级人物，尚可喜不慌不忙地拿出来一批旗帜给儿子看，这些旗帜共分为三种，其中一种上写着“荡逆”的字样。

　　“兵凶战危，事关本藩前途，全族的生死安危，如何能不顾一切地赌大小？而且你忘记了，我们背后还有一个平西王呢。除了平西王，还有延平郡王，最近郑家的海船不断在本藩周围窥探，那郑经小儿难道会安什么好心吗？”尚可喜一边说，一边把第一种旗帜展示给儿子看：“还要继续观察一阵，才能知道该不该看好耿精忠。但最关键的是，除了观察耿精忠，我们更要仔细斟酌该不该反正。现在局势尚未明朗，我们绝对不能草率行事。而这面‘荡逆’的大旗，无论广东反正与否，都可能用得上。”

　　尚可喜的意思就是让尚之信先领兵去福建、广东、江西三省边境，如果耿精忠的形势看好，而且明军的势力大，那尚之信就应该果断打起明军旗帜，率兵杀入江西，荡平董卫国这个逆贼，至少先替广东把赣州拿下来再说；反之，若是清军势大，耿精忠节节败退，那尚之信就应该留在清廷这边，攻入福建去荡平耿精忠这个逆贼，把尚藩的势力发展到闽西南。

　　除了这面两用的“荡逆”军旗，尚可喜给他儿子准备的第二种军旗上写着“援赣”二字。见儿子面露不解之色，尚可喜就耐心地面授机宜：“或许耿精忠对董卫国会有优势，但总体来说还是清兵势大，那你就要打起这面旗帜来，以清军的身份杀入江西，从董卫国手里夺取领地。”

　　既然依旧是清军，那自然不能用“荡逆”而是“援赣”了。

　　尚可喜给儿子准备的最后一面旗帜是“援闽”。在大形势有利于明军，而小形势不利于耿精忠的情况下，尚之信就需要在战略上反正归明，在战术上伙同董卫国攻打福建。尚可喜和郑经、赵天霸的选择不谋而合。

　　“为父必须要坐镇广州，以免给平西王或是延平郡王留下可乘之机。”尚可喜手下并没有一个人如同郑经的陈永华那样既有才干、又可以完全信任，所以尚可喜只能把见风转舵的权利交在了儿子手中。不过尚可喜思来想去，两面下注做到他这种地步，也就是登峰造极、无懈可击了。

　　在尚之信离开广州前，尚可喜再三叮咛：“首先要确定是清兵势大还是明军势大，然后再确定是福建好打还是江西好取，最后酌情打出一面旗子来。千万不要心浮气躁、莽撞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