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6章 朱皇后三姐妹

　　第355章蔡京：叶贵妃有治国安邦之大才

　　事后。

　　叶诗韵躺在赵怀中，边打著哈欠、边说：“官家，臣妾想教存儿担任大宋钱庄都总管，教守儿担任皇家钱庄都总管，不知官家意下如何？”

　　赵侯一听，恍然大悟！他终於明白，叶诗韵为什么会摄自己彻底放开金融市场，並自己搞皇家钱庄了。

　　赵候是不懂金融运作，但他知道，这是一把双刃剑。

　　大航海时代的船队组建、殖民地开垦（如新大陆种植园、澳大利亚矿场）需巨额初始投入。开放钱庄设立后，民间资本可通过存款、贷款匯聚成规模资金一一商户可向钱庄借贷购置商船，殖民地拓荒者能抵押未来收成获取农具与种子，皇家钱庄则可集中赵候的资金支持自己的一眾儿子去那些未知地区为大宋、为赵氏开疆拓土，解决歷史上“欧洲贵族+富商赞助”模式和之前由赵侯独自投资下资金分散、规模不足的问题。

　　而股票业务更能將风险与收益分摊。若某商號计划追隨某位皇子去开闢新航线，可发行股票募集百户资本，即便航线遇险，单户损失也仅为原本的百分之一；反之若满载黄金白银、各种各样的收益归来，投资者亦能按股分红。

　　这种“聚沙成塔”的融资方式，让更多中小商户有能力参与海外贸易，推动大宋商船数量与贸易规模呈几何级增长。

　　大航海的风险无处不在。商船可能遭遇风暴沉没，殖民地可能爆发天灾导致作物绝收，土著衝突可能摧毁商栈。保险业务的出现，恰是用“小额保费”换取“大额风险补偿”一一船主按商船价值的十分之一缴纳保费，若船只失事，保险公司赔付八成损失；种植园主投保收成险，若遇天灾，

　　可获种子与人工成本补偿。

　　这让投资者与从业者敢於涉足高风险但高回报的海外业务，避免单次灾难击垮整个行业，稳定了扩张的持续性。

　　工业革命需煤矿、铁矿开採，纺织机、冶铁炉等设备製造，这些產业同样依赖长期资金投入。

　　钱庄可为矿场主提供“分期还款”贷款，允许其用开採的煤炭、铁矿抵扣本息；股票市场则能让新兴工厂快速融资扩大规模，吸引更多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工厂，加速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同时，钱庄的货幣兑换、异地匯兑业务，打破了地域货幣壁垒，让海外运回的金银珠宝能快速转化为国內工业的资本，形成“海外扩张一资本回流一国內升级”的循环。

　　只是，凡事都是一体两面。

　　钱庄、股票、保险的核心是“信用”与“预期”，但人性的贪婪易將其异化为投机工具。若某殖民地传言发现大金矿、大银矿，可能引发股票疯狂炒作一一原本价值百贯的商號股票，被投机者哄抬至千贯，实际却无对应產出；钱庄若为追逐利息，向无偿还能力的投机者放贷（如仅凭“口头承诺”就借贷给空想开矿的商人），一旦传言破灭，股票暴跌、借款人违约，钱庄便会因挤兑倒闭，进而牵连其他钱庄（储户担心存款安全，纷纷提现），引发连锁性金融恐慌。

　　大宋钱庄虽然已经运营了十五六年，有了一定的金融经验，但这並不能改变此时金融监管体系尚未成熟这个事实。

　　若大宋钱庄为增加財政收入滥发纸幣，或者赵侯为加快海外开发令皇家钱庄增发钱引1，或民间钱庄私自增发钱引（远超实际储备金银），会导致货幣贬值、物价飞涨，普通百姓辛苦积攒的铜钱购买力骤降，反而加剧民生疾苦。

　　还有，金融工具天然倾向资本持有者。富商可通过开设钱庄、购买股票获取高额收益（如某大商人同时经营钱庄与船队，既赚贷款利息，又赚贸易分红），而普通工匠、农民既无资本开设钱庄，也无力承担股票风险，只能依赖工资或种地收入。长此以往下去，財富会向少数金融与贸易寡头集中一一他们可凭藉资本控制海外贸易航线、国內工厂，甚至通过贿赂官员影响政策（如推动朝廷颁布“偏祖钱庄”的法规），形成“资本干政”的隱患。

　　若殖民地收益分配不均，矛盾更会激化。

　　假设新大陆种植园的蔗利润被商號股东与钱庄瓜分，而前往拓荒的移民却因苛捐杂税（如钱庄贷款利息、殖民地管理费）而难以饱腹，可能引发移民暴动。

　　国內，达官贵胃、豪商巨贾为追逐股票收益，弄虚作假，使其產业成为一个空壳，更加会动摇社会稳定。

　　而且，殖民地的不稳定，也会直接衝击国內金融市场。

　　若某船队在前往华渚或者皇子大陆的过程中遭到风暴之类的天灾，出现巨大的损失，不仅投保的保险公司需赔付巨额资金（甚至有可能导致其破產），持有该船队股票的投资者也会血本无归，

　　进而拖欠钱庄贷款一一单一殖民地的风险，通过保险、股票、贷款的链条传导至国內，形成“海外危机一金融崩溃一国內动盪”的连锁反应。

　　更有甚者，若是一些民间钱庄眼红海外收入，想去海外“淘金”，通过其钱庄“寅吃卯粮”（如向探险队放贷，且不考虑偿还能力），会透支钱庄的信用。一旦民间对钱庄失去信任，储户挤兑，可能直接动摇大宋的財政根基，这比单纯的军事失利更具破坏性。

　　总之，金融工具的本质是“资源调配的槓桿”一一用好了，能让大宋的工业革命与海外扩张如虎添翼，將技术优势转化为持续的国力增长；用坏了，则会因信用崩塌、社会撕裂而反噬自身。

　　大宋若能做到“放活与监管並重”，这柄双刃剑便能成为帝国崛起的利器；反之，若只贪其利而忽视其险，则可能重蹈歷史上“金融泡沫破裂”的覆辙。毕竟，任何时代的金融创新，都需以制度的成熟为韁绳。

　　换而言之，其关键不在於是否开放这些金融业务，而在於是否能建立匹配的监管体系。

　　这么重大的事，叶诗韵竟然想让她的两个儿子去负责。

　　赵侯的第一念头就是，这有些太过儿戏了。

　　要知道，赵存还不满十八岁；赵守更是还不满十七岁。

　　將这么重大的事，交给赵存和赵守这两个小年轻负责，著实是有些冒险了。

　　而且，大宋钱庄和皇家钱庄肯定会是大宋最重要的两家钱庄，赵要是把它们全都交到叶诗韵的儿子手上，再加上叶诗韵本身就是大宋经济最重要的推手，那叶诗韵要是耍个小性子，大宋的经济没准就会发生海啸。

　　还有，在这等关乎大宋国运的重大金融事务上，让自己两个尚未完全成年的儿子担此重任，实在有违常理，只怕会引来朝堂內外的非议。

　　权力的游戏里，平衡与制衡才是长久之计啊。

　　赵侯心中不禁泛起一丝隱忧，这等经济权柄若是过於集中，只怕也会引来朝堂內外的非议，甚至动摇国本。

　　不过，赵候转念一想。

　　赵存和赵守都继承了叶诗韵的天才，他们在数字方面从小就展现出来了惊人的天赋，再加上从小叶诗韵就亲自教导他们经济金融方面的知识，老实说，从能力方面来看，他们確实有可能是当今世上除了叶诗韵以外最懂经济金融的人才。

　　关键，赵存和赵守是叶诗韵的儿子，那他们就相当於是宗门圣子，万一有什么他们搞不定的事，也会有叶诗韵帮他们搞定。

　　最关键的是，赵存和赵守也是赵的儿子，没道理赵侯不向著自己的儿子。

　　所以赵有些心动。

　　见赵侯没有立即答应下来，叶诗韵也知道，赵侯应该是看赵存和赵守太小了，有点不放心让他们干这么大的事，叶诗韵搂著赵侯的虎腰，说：“官家无须担忧，如何规范钱庄储备金比例、设立金融监管机构、制定《破產法》，及如何通过税收调节平衡贫富差距，臣妾会亲自设计，定不会为我大宋留下后患。”

　　听到这些就连自己都不太熟悉的经济金融专业术语，赵误就知道，这些后世先进的金融管理技术，哪怕是蔡京这样这个时代的经济高手都不一定能制定出来这些监管措施，毕竟，这可是全世界的经济金融人才不知几百年才积累出来的智慧，所以，这套金融监管机制还真就得靠叶诗韵来建立。

　　想明白这些，赵交代叶诗韵：“兹事体大，你莫要偷懒怠慢，教他兄弟二人出了岔子，不然，臣民那里我不好交代。”

　　叶诗韵听言，在赵误的脸上“吧唧”了一口，说道：“臣妾何时耽误过正事？”

　　赵侯一想也是，叶诗韵虽然有些好逸恶劳、好吃懒做，但她確实没耽误过正事。

　　在赵侯想来，应该是，叶诗韵的智商实在太高了，她或许只用一半甚至是更少的精力，就能把她负责的事给做好，那剩下的时间，她当然就是吃喝玩乐了。

　　如此，赵侯也就下定决心，用叶诗韵母子建立大宋的金融系统，也让他们母子来掌管自己的財物。

　　次日。

　　赵侯把叶诗韵给自己的“大宋金融系统建立的策划书”交给蔡京等宰臣。

　　蔡京看完，大为震撼！

　　叶诗韵“设计”的金融系统，其精妙处不在术之繁，而在道之先，其理念领先了这个时代上千年。

　　此制以“信用锚定”为基，迥异於当世钱庄仅凭商誉周转之法，而是重新制定了一套金融体系，可以充分解决大宋目前所遇到的所有麻烦和瓶颈。

　　而且，往昔益州交子滥发致物价腾踊，皆因无此锚定，如今铁律既定，货幣流转如渠引活水，

　　既无涸竭之虞，亦无泛滥之患。

　　其巧更在，既將钱庄放开，解决了大宋所遇到的麻烦和瓶颈，又有风险拆解之构。

　　若有商號倒闭，常牵钱庄、储户成链崩解，如多米诺骨牌倾塌。

　　而叶诗韵设定的“破產清偿之序”，储户存款先於商债兑付，钱庄资產按季拆分赔付，会將轰然之溃化为细流之泄，就像洪水分入支渠，断不致流民塞路、市肆罢市。

　　像这么精妙的主意，叶诗韵还出了非常非常非常多。

　　这般制度，非是对旧法的修补，乃是对“財货之道”的重构。

　　当世之人论经济，多著眼於一城一商之盈亏，而此制观照的是天下之財如何“生息、流转、安存”。如弈者落子，看似只定一处，实则已布全局，每一条规皆藏前后呼应之巧，每一层设计都含防患未然之智。

　　这么说吧，其先进就先进於，跳出了“就財论財”的案白，以一套自洽之逻辑，將货幣、信用、风险织成一张无形之网，任世间財货在网中流转，既有自由，亦有边界，此等眼界与架构，让蔡京心悦诚服，不禁嘆其精妙如天成。

　　蔡京心情复杂地说：

　　“治国艰难，难在財货调度如驭百骏，稍失分寸便生祸乱。譬如边军成守，岁需粮草三百万石、绢帛五十万匹，若漕运迟滯半月，军卒便有断炊之虞；又如江南水患，筑堤需征民夫十万、砖石千万斤，若徵调无度，轻则民怨沸腾，重则激成民变。更有盐铁专营，既要防私贩侵利，又需顾商贩生计，价高则百姓嗟怨，价低则国库亏空，其间平衡，纵是精於算计者亦难拿捏。

　　往昔庆历年间，西夏犯境，朝廷急调粮草，却因各州府库分散，转运使迁延不办，致边军缺粮三月，兵士逃亡者数以千计；熙寧时变法，欲行青苗法助农，却因地方官吏强摊硬派，反成盘剥之具，民间怨声载道。

　　此等困局，皆因財无定规、用无章法一一钱帛如散沙，聚之难，用之更难，纵有贤君能臣，亦常陷“有心办事、无钱支撑”之境。

　　然治国又易也，易在一旦財货流转有序，诸多困局便如冰遇春阳。

　　叶贵妃所构之制，恰是为大宋財脉安上了枢纽。

　　有“信用锚定”之规，钱引可抵实钱，商埠流通无滯，国库便如开渠引江，岁入自增；有“风险拆解”之法，商號钱庄虽偶有盈亏，却不致牵一髮动全身，民生安稳则民心自附。

　　届时，边军粮草可凭钱引预支，漕运按旬调度，再无迟滯之患；江南筑堤，可由钱庄放贷，事后以赋税分年偿还，民夫得雇值，官府无重负；盐铁之价，依核查司所报產销定夺，既防私贩，又惠民生。

　　凡此种种，皆因財有章法、用有节度，昔日难如登天之事，竟成顺理成章之举。

　　所谓治国，不过是让天下之財行其所当行，用其所当用，钱足则事易，此之谓也。”

　　说到这里，蔡京由衷地说：“叶贵妃有治国安邦之大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