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邺城岁月

　　〔在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邺城反而日益繁荣，让人叹为观止的“铜雀三台”，文人们的华丽生活，现代而时尚的大都市，还时不时地掀起一股股“追星潮”，这就是邺城，那些流光溢彩的岁月与当时的战争环境显得格格不入。〕

　　【一、孙权攻合肥】

　　建安十三年（208年）底曹操还在江陵，孙权为了把曹操从江陵请回去，在东线战场亲自指挥了合肥战役。

　　合肥县属扬州刺史部的九江郡，旧城位于现在安徽省合肥市附近。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其具体位置在今天合肥市以东，东汉末年，战乱不息，合肥县一度成为废墟。八年前，即建安五年（200年），曹操派刘馥任扬州刺史，刘馥扬州的新治所就放在合肥城，他对城市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刘馥字元颖，沛国人，跟曹操算是老乡。他出身于刘氏宗亲，是个有本事的人，当初他单人匹马来到合肥空城，经过几年的治理，把这一带治理得经济发展、人口兴旺。他还重点加固了合肥城墙，在城墙上堆积了不少木石，没事时就组织大家编草苫，不停地编，积攒了成千上万个草苫，都堆到城墙上，还在城上储存了大量鱼油（鱼膏）。当时大家挺纳闷：刘刺史弄这些东西做什么？后来大家明白了，这些都是用来救命的。赤壁之战的这一年，刘馥去世了，这无疑是曹操的一大损失。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孙权率兵杀来了。

　　除孙权亲自率领的一路，孙权还派张昭带队进攻九江郡的当涂县。孙权的目的固然是给仍在江陵的曹操制造压力，但他也做好了另一手准备，那就是如果顺手的话就一举将合肥攻克，给赤壁之战再来个锦上添花。刘馥死后，曹操在合肥一带没有资历较高的人坐镇，臧霸率领的青州和徐州军兵团作为荆州战役的策应部队曾一度驻扎在扬州，但都远在长江边上的广陵郡一带，回防合肥一来需要时间，二来也意味着要放弃那些好不容易到手的地盘。

　　孙权大兵压境，一上来就很顺手，孙权的佯攻变成了真打，合肥眼看要失守。

　　曹操接到消息后，命令一个叫张喜的部将前往救援。张喜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此前驻扎在与扬州刺史部相邻的汝南郡，之所以现在把他派去，可能是他的防区离合肥最近，他带领的人马只有一两千人。

　　孙权在前线调集的人马号称十万，保守估计也应该有三四万人，一两千人长途驰援不知道还有没有效果？但是，孙权听说曹操的援军来了，居然就下令撤退了（曹公自荆州还，遣张喜将骑赴合肥。未至，权退）。张喜稀里糊涂立了一件大功，但此后他仍然默默无闻，在正史上也就露了这一次脸，原因是曹操阵营里的能人实在太多了，想混成大腕级的人物真不太容易。

　　其实，不是张喜本事大，而是孙权这边打不下去了。

　　孙权率大军攻到合肥城下时，正好遇到下连阴雨，一口气下了好多天，这可苦了守城的兄弟们，因为那时的城墙都是夯土结构，最怕雨水泡（时天连雨，城欲崩）。正在此危难关头，刘馥留下的成千上万的草苫发挥了作用，守城军兵把它们盖到城上，保护城墙。

　　大家这时才明白刘刺史有先见之明。不仅如此，储备的大量鱼油和木石也派上了用场，一到晚上城上就燃起鱼油火把，把城上城下照得一清二楚，让下面的人无法乘夜偷袭。木石肯定是给攻城的敌人准备的，招呼爬墙的敌人，没有什么比大木头和石块更过瘾的了。

　　因为刘馥有先见之明，生前做了大量精心准备，合肥城得以不失。孙权围住合肥前后多达一百多天也没有什么进展。

　　另外，合肥城能够保住，还与一个人的贡献息息相关，这个人是蒋济。蒋济字子通，当过郡吏，此时是扬州刺史的主要助手（别驾），类似于副州长和州秘书长之间的角色。刘馥死后，曹操任命原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温恢为新刺史。温刺史到任时，孙权围城正急，援军虽然已在路上，但人数很少，不足以救急。

　　为了稳定城里的局势，蒋济悄悄建议温刺史，对外诈说接到了张喜的书信，说有四万人马正往这里赶来，目前已经到了雩娄。蒋济还假装派人迎接援军，回来时分成三个小分队，一队进城，告谕城内军民，让大家增添信心；另外两个小分队故意让敌人捉去，并有意让孙权“缴获”伪造的张喜的书信。

　　孙权正因久攻合肥不下而郁闷，张昭那边进攻也受挫，没有攻下当涂，弄得进退维谷。张昭独立带兵似乎只有这一次，看来学者从戎要格外小心，不是读过兵书的就都是诸葛亮。

　　据《三国志张传》记载，孙权急了，想亲自冲锋陷阵（权率轻骑欲身往突敌），孙权的秘书长（长史）张赶紧死死相劝，孙权才打消念头。

　　现在，孙权看到俘获的书信，上面有四万人马正往这里驰援的消息，管它是真是假，反正有情报显示曹操本人已动身离开了江陵，此次战役的基本目标也实现了，现在刚好是个台阶，撤吧。

　　孙权下令烧掉攻城的器具和营寨，从合肥城撤退。

　　立下大功的蒋济此时还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年轻人，以后他成为曹魏的重臣，身仕魏文帝、魏明帝以及齐王曹芳等几代，官至太尉。魏正史十年（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诛杀了曹爽，控制了朝政。蒋济作为忠心于曹魏的老臣，处境十分尴尬，他于那一年去世。

　　孙权的情报没错，曹操确实在建安十三年（208年）底到十四年（209年）初之间从江陵撤退，与半年前南下时顺风顺水、一路所向披靡相比，曹操的返程显得很压抑。他甚至没有在襄阳作停留，直接由南阳郡境撤到了许县。

　　曹操也没有在许县停留，此时合肥城外仍处于胶着状态，曹操决定亲自去解围，会一会孙权。建安十四年（209年）三月，曹操率主力向扬州刺史部转进，这时接到合肥前线的战报，孙权已经撤军了。

　　既然战事不那么着急，曹操决定在老家谯县一带对部队进行了休整。

　　官渡之战结束时，曹操也曾重返故乡，在此练兵。然而，今非昔比，那一次是打了大胜仗，这一次打了大败仗。

　　不过，这对曹操没有太大的影响，有人喜欢衣锦还乡，而在遭遇失败和挫折时不敢面对故乡和亲友。曹操不那么看，十多年的戎马生涯，早已让他把胜败看得很淡，输得起的人，才能赢得起。

　　曹操很认真地在谯县一带练起了兵。

　　谯县位于涡河边上，这条河通船运，而且可以直通淮河。曹操这次练兵，重点操练了水军，他在此设立了临时造船基地，加紧打造战船。当然涡河比不得淮河，更比不得长江，曹操这时候造出来的，也只能是排水量较轻的战船（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

　　曹操认为，水军是自己的一个弱项，是赤壁之战导致全败的主因，要战胜孙权，重新夺回荆州，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水军。

　　这一年秋天，曹操在谯县练兵也有三四个月了，从四面征调以及新打造的各式战船也有了相当数量，曹操决定率领包括水军在内的主力前往合肥前线，让水军在实战环境下接受考验。

　　他们走的路线是：由涡水进入淮水，再由淮水进入淝水，直达合肥城外。曹操发布军令：“近来大军多次出征，遇到疾病蔓延，让许多官兵死在了外面，造成夫妻不能团聚，百姓流离失所，有仁爱之心的人难道愿意这样吗（而仁者岂乐之哉）？这实在是不得已呀。现在命令，死者家里凡是没有产业来养活自己的，政府不得停发其口粮（其令死者家无基业不能自存者，县官勿绝廪），地方行政长官要经常抚恤慰问，以了我的心愿（以称吾意）。”

　　曹操亲自坐镇合肥，在这里调整充实了扬州刺史部以及各郡县的官吏（置扬州郡县长吏），并大兴水利工程，推行屯田建设。

　　曹操在此前后逗留了好几个月，亲自主持重修了芍陂等水利工程。芍陂又叫安丰塘、期思陂，最早由春秋时期楚国著名宰相孙叔敖主持修筑，是一个人工水库，被誉为“世界塘中之冠”，与都江堰、漳河渠、郑国渠并称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

　　芍陂的位置在今天安徽省寿县南，处于淮河众多支流的包围之中，周围又是广阔的良田，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史记》说它“周百二十里”，水域面积比今天大得多。

　　曹操重修芍陂，发挥它的灌溉、航运作用，配合周边地区的屯田，使这里成为重要的粮食基地，这对进一步巩固合肥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在扬州刺史温恢、州政府别驾蒋济、绥集都尉仓慈等人的领导下，曹操在扬州的势力得到一定程度的巩固，合肥作为战略要地的作用进一步加强，今后这里将成为曹魏和孙吴争夺的焦点，双方多次在此展开攻防战。这一年底，曹操重返谯县。

　　可是，他一走这里又出事了。

　　【二、皖西民变】

　　赤壁之战后，曹操与孙权、刘备之间的对抗暂成均势，曹仁从江陵撤退，孙权则被击退于合肥。中线的襄阳、东线的合肥成为曹军的前沿基地，形成了两大战场，这种对峙格局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曹操对合肥很重视，除了任命温恢、蒋济、仓慈等人管理经济、政务、屯田事务外，还从其他战场上抽调了乐进、张辽、李典等率部移防过来，巩固东线战场。

　　但是，各部还没有完成布防，内部却出现了叛乱。

　　叛乱发生在属于“曹统区”的九江郡六县（今安徽六安）和潜县（今安徽霍山）。这里是现在的西地区，位于大别山区的北部，自古以来这里民风强悍，加上地处山区，适合打游击，在古代经常是强人出没的地方。早在官渡之战前后，这一带就有许多变民，规模比较大的有陈乾、梅成、雷绪几股。当时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无力东顾，便派刘馥担任扬州刺史维持局面。刘馥很有本事，他虽然是光杆司令一个，但很快打开了局面，使“曹统区”的面积一点点扩大，又重修了合肥城，给曹操现在与孙权对抗创造了条件。

　　刘馥开拓扬州有一项重要措施是招安变民，梅乾、陈兰、雷绪都先后被刘馥招安了，从建安五年（200年）前后一直到建安十四年（209年），这些人倒也挺老实，一直没有闹出过什么事。这其中刘馥个人的威信作用不可低估。

　　可是，建安十三年（208年）刘馥去世，紧接着曹军与孙权打了好几个月的仗，给当地百姓带来了一定负担，曹操虽然紧接着推行了一系列恢复生产、促进社会发展的措施，但民心不稳已成现实。

　　但是，这似乎也不能成为大规模叛乱的原因。

　　在《三国志蒋济传》里好像能找到答案。据蒋济传记载，对于如何经营淮南，曹操开始并没有太大信心，他甚至想把淮南民众迁到北方去，以避开战乱。曹操征求蒋济的意见，蒋济表示反对。

　　曹操说：“当年我与袁绍在官渡相持，整体迁移过燕县、白马县的民众，似乎并非不可行。”

　　蒋济回答：“那个时候我弱敌强，不迁走必然被敌人占去。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的势力足够强大，民众不会有其它想法。同时，老百姓都有怀土情结，不愿意迁徙，如果硬力推行，大家必然心中不安。”

　　曹操仍然没有采纳蒋济的建议，而是下令在江淮之间进行大规模人口迁移。此令一下，果然引起民众的恐慌，据《三国志》记载，有十多万人跑到孙吴控制区，曹操赶紧下令停止了移民活动。对这件事，曹操下次再见到蒋济的到时候还曾当面自我检讨过。

　　《三国志》等书虽然没有交代陈兰等人再次叛乱的原因，但是从时间上来看，这两件事刚好发生在同时。

　　叛乱影响到刚有点规模的合肥基地的安全，看到这种情况，已经身在谯县（今安徽亳州）的曹操立即调兵遣将，镇压叛乱。

　　史书记载这时大的叛乱仍然是陈兰等三股，但梅乾写成了梅兰，是一个人的两个名字还是两个不同的人，不得而知。他们活动的主要地区是九江郡的六县、潜县，具体人数不详，但从接下来曹操的军事部署里可以看到，这次叛乱的规模相当大。

　　曹操下令成立临时“剿匪司令部”，由夏侯渊代理总指挥（行领军），下辖于禁、臧霸、张辽、乐进等部，归张辽指挥的，还有张、牛盖等部，曹军的精税和顶尖将领一多半参加了此次行动。

　　如此兴师动众，一来说明陈兰等人来势很猛，力量小了不解决问题；二来说明曹操对合肥基地的重视，赤壁之战后曹操不能再输了，即使是民变，他也不敢大意。

　　夏侯渊没有直接参与赤壁之战，他的任务是负责后勤保障。在两年前，即建安十二年（207年），济南国、乐安国发生了黄巾余部徐和、司马俱等人的叛乱，刘氏宗族里的济南王刘甚至被杀。身为典军校尉的夏侯渊负责镇压民变，斩杀了徐和，收复诸县，积累了丰富的平乱经验，所以这一次把他调了过来。

　　夏侯渊除担任总指挥外，还直接负责对付雷绪这一股。梅成这一股，由于禁和臧霸对付，张辽率领张和牛盖所部对付陈兰。

　　曹操后院起火，刚从合肥退兵的孙权也没闲着，他跟陈兰暗中建立联系，派韩当率部支援陈兰。臧霸接到命令，率所部开到皖县一带阻挡韩当，使吴兵不得通过。双方先后战于逢龙、夹石，曹军均获胜。臧霸接到情报，说孙权派了数万人乘船由进入舒县支援陈兰，于是移师舒县堵截，孙权的军队闻风撤退。

　　臧霸不干，下令连夜追击，一夜狂追了一百多里，于天亮时分终于将敌人追上，双方展开一场激战，曹军大胜。

　　陈兰没等来外援，在张辽、张等人的进攻下渐渐招架不住。正在这时，他却意外地等来了其它援兵。其实这也算不上援兵，而是梅成那一股。梅成开始向于禁投降，于禁没有察觉有异，就接受了。谁知不久，梅成重新与陈兰勾结，他们联兵一处逃入潜山。

　　潜山山脉里有一个天柱山，山高道狭，陈兰凭险据守。张辽想发起进攻，手下将校劝道：“兵少道险，难以深入。”张辽说：“现在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啊（此所谓一与一，勇者得前耳）！”张辽下令强攻，一举斩杀了陈兰和梅成。

　　此次皖西作战张辽立功最大，事后曹操论功行赏，张辽增食邑二百户，加上此前的一千户，达到一千二百户，并且获得了“持节”的殊荣。曹操在颁奖令中说：“登天山，履峻险，斩杀陈兰、梅成，这都是荡寇将军立下的功劳啊。”

　　这两股民变被彻底镇压后，夏侯渊对付雷绪也进展顺利，雷绪被击破。此战接近尾声时，并州一带又发生了民变，首领商曜等人攻占了太原城。曹操下令改任夏侯渊为“西部剿匪总指挥”（征西护军），到并州平乱。从济南国到皖西再到并州，夏侯渊成了“剿匪专业户”。

　　乐进也增加了五百户食邑，达到一千二百户，于禁增加了二百户，达到一千二百户。

　　民变平息后，曹操下令乐进、张辽留在合肥，加上接到命令刚刚到达的李典所部，由他们三人共同守卫合肥，其它各部人马撤离。

　　在这次民变中，有人举报说蒋济与叛军勾结，参与叛乱活动。有关部门报告到曹操那里，曹操压根不信，他当着于禁等人的面说：“蒋济怎么会干这种事（济宁有此事）？如果真有此事，说明我不会识人。这肯定是假的。”后来经过查实，确实是诬告。

　　曹操看来对二十多岁的蒋济特别欣赏，后来干脆改任他为丞相府人事处副处长（丞相西曹属）、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丞相主簿）。

　　【三、求才令】

　　曹操于建安十四年（209年）十二月到谯县，因为皖西战事未定，他一直留在了那里，到第二年的三月才回到邺县。

　　这段时间，随同大军出征的曹丕逗留在谯县。二十三年前，曹丕就出生于这里，但他很小便离开了故乡，对谯县的印象已经比较模糊了。

　　曹丕有一篇题为《感物赋》的文章，记录了这次重回谯县的经历。在这篇文章的序言中曹丕写道：“自从董卓之乱以来，天下各地城池损毁严重（丧乱以来，天下城郭丘墟），谯县城内只有原交通部从部长（从太仆）的宅子还完好。南征荆州，回来时到达乡里就住在这里。我在庭院中种了几棵甘蔗（乃种诸蔗于中庭），经过夏秋两季，甘蔗开始茂盛，之后衰败，从中我悟出了兴废的无常，慨然而叹，于是写了这篇赋。”

　　经过连年战乱，故乡谯县也是满目疮痍，城池荒废了。曹丕住在从太仆的旧宅中，从是姓，太仆是官职相当于交通部长。从姓很少见，在《三国志何夔传》里记录了一个叫从钱的人，有人怀疑他就是曹丕所说的从部长。

　　看来曹丕心情还不错，除了感叹人生无常之外，还有闲情逸致在庭院里种几株甘蔗。

　　在“建安七子”之一的刘桢所写的一首诗里，有曹丕等人宴饮的描述。这首诗写道：“昔我从元后，整驾至南乡。过彼丰沛郡，与君共翱翔。四节相推斥，季冬风且凉。众宾会广坐，明镫炎光。清歌制妙声，万舞在中堂。金甘醴，羽觞行无方。长夜忘归来，聊且为太康。四牡向路驰，欢悦诚未央。”

　　诗中的“丰沛都”即谯县，诗中描写的季节是冬天，与此次驻军谯县时间吻合。虽然是寒冬季节，但一点都不影响大家轻歌曼舞，以至于长夜忘归。

　　刘桢字公干，大曹丕一岁，此时二十四岁。曹丕、曹植都跟他关系很好，他不仅是“建安七子”之一，在七子中成就也属于比较高的，后世把他与曹丕并列称为“曹刘”。他的母亲出身于名门，从小对他教育严格，以至于刘桢小的时候就被称为神童。后来刘桢被曹操征辟，此时在丞相府担任副处长（丞相掾属）。

　　大约在此前后，还发生了田畴屡次让封事件。

　　在北征乌桓之战中田畴立下大功，由于他率部投奔曹操，并给曹军指路，曹军才取得北征乌桓的胜利。当时曹操就曾上表为田畴请封，拟封他为亭侯，食邑五百户。

　　但是田畴拒绝受封，他认为当初只是为了避难，所以率众逃入山中隐居，立志不问仕禄（志义不立），如果因此而得利，将不是他的本意，所以反复推让。曹操也理解田畴的志向，不再勉强。

　　后来，田畴把自己的家属以及宗族三百多人都迁到邺县居住，曹操赐给田畴车马谷帛，田畴都分给宗族、朋友。

　　赤壁之战后，曹操又想起了田畴，有点后悔前面答应田畴让封的事（太祖追念畴功殊美，恨前听畴之让），曹操说：“这虽然成就了一个人的志向，但是于国法而言是不合适的（此为成一人之志，而亏王法大制也）。”于是旧事重提，再次要给田畴封爵。

　　《先贤行状》记载了曹操为此发布的命令：“（今河北景县）县令田畴，至节高尚，家乡遭遇变乱，隐身于深山，研习处世之道，百姓从之，最终发展成一个都邑。袁绍强盛时，请他出来被他拒绝，他慷慨守志，以待明主。等到我奉诏征定河北，田畴欣然受命，陈述攻破胡虏的计策，率令所部山民开山引路，提供后勤保障，出其不意斩杀蹋顿于白狼山，直捣柳城，田畴立下了大功。大军回师，根据他的功绩，表封他为亭侯，食邑五百户，但田畴恳切推辞，前后多次。如今三年过去了，每次赏赐他都推辞，此事固然成就了一个人的高洁，但却与国家法度不符。应该按照前面所封，不要再推辞下去了（宜从表封，无久留吾过）。”

　　命令下达，田畴继续上疏陈述心志，表示拒绝，甚至以死自誓。曹操不听，甚至想强迫田畴来接受封赏（欲引拜之），但是尝试了四次，都没有成功（至于数四，终不受）。

　　如此一来事情就变了质，面对荣誉推辞是一种美德，但到了这种情形仍要拒绝，似乎就变成了一种固执。有关部门认为田畴的做法很有问题，属于以自己的小名节来对抗公理（狷介违道，苟立小节），建议免除田畴的一切职务，追究其刑事责任（宜免官加刑）。

　　曹操对这件事很重视，如何处理迟迟不能决定，于是交给曹丕，让他与大臣们讨论。曹丕认为田畴的举动跟当初子文辞禄、申胥逃赏相同，应该予以鼓励而不是强夺他的志愿。曹丕的观点得到了尚书令荀、司隶校尉钟繇的支持。

　　子文是春秋时期楚国的大臣，他曾担任令尹，为了减轻民众负担坚持不接受俸禄；申胥即申包胥，他也是楚国的大臣，曾经立下大功，楚王要奖赏他，他干脆逃跑了之。

　　事已至此，也就拉倒了。可一向开通的曹操偏偏在这件事上也固执起来，他仍然要给田畴封侯（太祖犹欲侯之）。

　　曹操心里其实已经有些不快了，这不仅是面子问题，而是担心田畴的举动将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实在难以预料。

　　田畴一向跟夏侯关系不错，曹操让夏侯去做田畴的工作（太祖语曰：“且往以情喻之，自从君所言，无告吾意也。”）。夏侯不仅去了，而且找个借口索性住在田畴家里，想跟他来个长谈，你不答应我就不走。田畴知道夏侯的来意，任凭你怎么说，就是一言不发。

　　夏侯没招，临走时拍着田畴的背说：“老兄，主公情谊殷切，能不能给点面子呀（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顾乎）！”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田畴仍然不松口：“为何说得这么过分呢！我田畴只是个负义逃窜的人罢了，幸蒙主公恩典才得以活下来，已经很幸运了，难道是通过出卖卢龙塞来交换赏禄吗？即使国家照顾我，我也于心中有愧（纵国私畴，畴独不愧於心乎）。将军你是一向了解我的（将军雅知畴者），居然也这样说。实在不行的话，我就求自刎于将军面前吧！”田畴一边说，一边涕泣横流。

　　夏侯看确实毫无余地，具实报告了曹操。曹操慨叹无语，此事只好作罢。不久之后，曹操以献帝的名义征调田畴任议郎，五年后田畴去世，死时四十六岁。

　　田畴或许确实是个不慕功名利禄的人，所以一再让封。田畴举动的背后，没有对曹操或者朝廷的不满，相反田畴一再恳切表示，自己对现状已经很满足，对曹操充满了感激之情。

　　对于田畴的忠诚曹操未必会多想，但是这件事让他有了另外的想法。他想到的是，田畴是一个影响力很大的名士，如果有才能的人都效仿他，干脆连出来做事也不屑一顾，那问题可就大了。

　　曹操一向认为，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尤其是当前诸雄对峙仍然存在的情况下，人才流动的方向就是霸业的走向。

　　为了消除田畴事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年）春天专门发布了一道《求才令》：

　　“自古以来受命于天或者中兴之君，何尝不想得到贤才君子来一块儿治理天下呢？那时他们得到这些贤才都不用走出闾巷，这难道是有幸相遇吗（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这是上面的人不去主动征求他们呀。如今天下尚未平定，正是求贤若渴之时（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作赵氏和魏氏的家臣适合，但当不了滕国、薛国的大夫。’如果一定是高洁之士才能用，那么齐桓公如何能成霸业呢？现在天下真的没有穿着粗布衣服、怀有大才在渭水之滨垂钓的人吗（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或者没有像陈平那样私通嫂子、接受贿赂而无人推荐的人？你们要替我发现那些出身卑微的贤才，只要有才能就加以引荐，以便给予任用（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这条命令很重要，提出了“唯才是举”的著名观点，是曹操人才观的集中体现。为了阐述什么是“唯才是举”，他举了四个古人做例子，他们分别是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

　　孟公绰是春秋时期鲁国大夫，令文中关于孟公绰的那两句话是孔子说的，原文是“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语出《论语·宪问篇》。孔子的意思是说，以孟公绰的才能，当个家臣可以，当大夫则能力就不够了。

　　曹操引这两句是反着说的，意思是人各有所长，不要求全。

　　如果只有高洁之士才能重用，那么齐桓公成就不了霸业，这是因为促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关键人物是管仲。管仲这个人很有能力，是个改革家，但他也有缺点，早年他与朋友合伙经商时经常欺骗对方，不诚实，这些事被记录在《史记》中。

　　吕尚就是姜子牙的原型，以平民之身垂钓于渭水，终于被周文王发现，受到重用，辅佐周文王一举灭掉了商朝建立了周朝。

　　陈平是刘邦手下的能人，是西汉的开国功臣，担任汉朝的丞相。但是在《史记》和《汉书》等史料中，记载着陈平接受贿赂、与嫂子私通等劣迹。

　　曹操用他们的故事想说的是，人不能求全，不能求其出身，也不能苛求道德品质的完美，只要他有才能，就可以加以任用，只有这样才能建立不凡的功业。

　　曹操要求有关部门发现孟公绰、管仲、吕尚和陈平这样的人才时，一定要及时举荐，不要让人才埋没和流失了。

　　曹操的人才观在那个时代是与时俱进的，是进步的。汉代以来，品评人才时最看重的是名节，即孝与廉、忠与义等，强调的都是思想品质，以至于选拔人才还专门有“孝廉”这样的科目，靠着一般人做不出来的孝行或者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廉洁，很多人不仅获得了声誉，而且走上了仕途。

　　先不说这样的选拔是否科学，是否给那些沽名钓誉、善于做秀的人提供了机会，就是真正孝与廉的人，未必都是人才，仅思想品质好却没有工作能力、干不出业绩，古往今来都是白搭。

　　尤其在诸雄争霸中，庸才不仅干不成事，还会误事，这时最需要的是确实有能力的人，才能应该成为选拔人才的首要标准，至于其它方面，能兼有更好，如果不能兼有，则不必求全。

　　这条命令的发布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曹操又发布了两次类似的求才令，使曹魏在人才争夺战中进一步占据了优势地位。

　　【四、“自明本志好文章”】

　　但是，田畴让封事件还是让曹操有所不安。他想到，会不会有一部分人对自己有看法，不明着说，而用不合作、不入仕、不受封来表达？

　　曹操心里有点没底，这件事又发生在赤壁失败之后，时机相当微妙。建安十五年（209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曹操一直在邺县度过。虽然不打仗了，但他心里一点都不轻松。

　　他心里在打仗，但不太清楚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敌人。

　　曹操相当苦恼。《求才令》颁布后，这种苦恼的心境仍然没有得到排解，这倒不完全是由田畴事件引起的，而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曹操内心里都存在着一些复杂而微妙的矛盾，在此时集中爆发了。

　　事情的核心，实际上是一个人，如何处理与这个人的关系，如何摆正自己与这个人的位置，下一步如何继续相处，这些都像缠绕不清的枯藤一样，纠结在曹操的内心深处。

　　有谁会让曹操如此上心和伤神？这个人今年二十八岁，自身没有任何实力，顶多算一介文士吧，但足以让曹操感到头痛和不安，因为他是当今天子、献帝刘协。

　　曹操把刘协迎接到许县已有十年了，当时刘协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如今眼看也快三十岁了。作为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刘协才是这个帝国发号施令的人，曹操是帝国的丞相，刘协是他的顶头上司。

　　但这又是不可能的，先不说刘协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曹操有没有这样的意愿，即使刘协敢干、曹操愿意，曹操手下众多文臣武将也不会答应。跟着领导奔事业，领导的事业也就是大家的事业，同在一条船上就是命运共同体。韩馥的悲剧告诉人们：无论领导还是部属，保守和退却都是自杀行为。

　　但是，如果长期不能还政于天子，总会有人多想，而且种种迹象表明，有这样想法的人数正在一天天增多，有的出于忠君的习惯认识，有的出于对曹操的不了解而产生的不理解，有的则别有用心。

　　自从南征张绣前曹操到许县最后一次拜见天子，五六年过去了，曹操再也没有见过天子的面，他以天子名义发布命令的事，都交给荀办了。而最近以来，曹操交给荀办的具体事项也越来越少了，更多的事情都由御史中丞郗虑出面办理，御史中丞被称为“副丞相”，既是曹操的助手，又是朝官的领袖之一，名义上更是荀的上级，由他出面办理朝廷事务，也没什么不妥。

　　曹操把丞相府放在邺县，并安排梁习、董昭等人调集北方各州郡的人力、物料对邺县进行大规模改建，摆出了一副长期扎根在此的架式。但是，大家仍然会认为，丞相应该跟天子在一块儿，曹操如果另起炉灶明显缺乏先例，即使情况特殊，也必须给出一个说法来。

　　建安十五年（209年）冬天，献帝下诏增加曹操的食邑。曹操目前的封爵是武平侯，武平是豫州刺史部陈国所属的一个县，这个县侯是十五年前献帝刚到许县时下诏封赏的，当时曹操的食邑是一万户。

　　十五年来，在曹操的主持下不少人先后封侯，有的一再增加食邑，而曹操的武平侯却一直没有变过。在目前的爵位分封制度里，刘姓以外的人到了县侯一级也就没有了，如果再增加的话，就只能增加食邑数了，按说以曹操的资历和实力，增加食邑是正常的。

　　不知是出于荀的想法还是郗虑等人的主意，或者是献帝本人的意思，献帝下诏在曹操原有武平县一万户食邑的基础上，再增加阳夏县、柘县和苦县三个县各一万户作为曹操的食邑，使曹操总食邑数达到四万户。这三个县都属于豫州刺史部的陈国，与武平县相邻，地理位置大体在如今的豫东地区，介于太康、柘城、鹿邑等几个县之间，其中苦县是老子李耳的故乡，与曹操的老家谯县相距仅几十里。

　　所谓食邑，就是享受封地内一定规模户数的赋税，这是一项可以世袭的政治和经济特权。食邑一万户即“万户侯”，几乎是人臣享有此项特权的极致，四万户的食邑规模在本朝历史上属于空前的。

　　面对这项荣誉，曹操却不打算接受。十五年来他从未考虑过这方面的事，曹操非常看中实际，对于这种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反倒容易被人抓住把柄进行攻击的事，他当然不会做。

　　他让手下的秘书们拟了一份上表进行推辞。这一点都不难，田畴为这些事刚刚上过好几道表，有陈琳等大笔杆子在，这份例行公事的上表一定会一挥而就。但是曹操看了并不满意，他不想总说那些冠冕堂皇的大话，他想换个写法。

　　曹操本人就是优秀的文学家，他的文章和诗歌水平都很高，在曹操本人亲自主持下，或者干脆就是由他亲自动的笔，写下了这篇著名的《让县自明本志令》：

　　“我开始被举为孝廉，那时候还年轻，自认为不是隐居深山获得名望的人（自以本非岩穴知名之士），只是担心被天下人当成无能之辈，最大的理想是当一名郡太守，建立政绩，获得声誉，让天下知名人士都知道我（使世士明知之）。所以我在济南除残去秽，整顿官场。不过，也因此得罪了宦官，又被当地强豪所恨，我害怕给家族招来祸患，于是称病辞官。

　　“辞官之后我年纪还不大，环顾一同被举为孝廉的人中，有人已经年满五十了，还不觉得自己老，我自己心里暗想，再过上二十年，等天下清平了，我才跟他们年龄相仿（内自图之，从此却去二十年，待天下清，乃与同岁中始举者等耳）。所以我回到故乡，在谯县以东五十里的地方筑精舍，想秋夏读书，冬春射猎，在低洼之地，用泥土封住四面的墙以自闭（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断绝与外界的来往。但是，这也不能如愿。

　　“后来我应征为都尉，又升为典军校尉，想在讨伐黄巾军的过程中为国家立功，最大的理想是封侯、被拜为征西将军，死后墓碑上刻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也就是这样的志向了。不想却遇到了董卓之乱，各地都大举义兵，当时我本可以召募到更多的人马，不过我常常提醒自己，不愿意多招（是时合兵能多得耳，然常自损，不欲多之）。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兵多了必然骄纵，与强敌相争容易招来灾难（所以然者，多兵意盛，与强敌争，倘更为祸始）。所以，汴水之战我有数千人，后来到扬州募兵，也不过三千人，这是因为我本身的志向有限呀（此其本志有限也）。

　　“后来当了兖州牧，破降黄巾三十多万。袁术在九江郡僭号，他手下人都纷纷称臣，城门改名为建号门，袁术穿的衣服都按天子形制制作，两个老婆争当皇后（两妇预争为皇后）。准备工作做得差不多了，有人劝袁术即帝位，并公告天下。袁术回答：‘曹公还在，我不敢这样呀（曹公尚在，未可也）’。后来我讨伐他，俘虏了他四个部将和不少人马，让袁术走投无路，最后病死（遂使术穷亡解沮，发病而死）。后来袁绍盘据河北，兵势强盛，我考虑自己敌不过他，但为国家考虑，决心以义灭身，留取后世的英名。所幸打败了袁绍，诛杀了他的二个儿子。还有刘表，自认为是宗室，包藏奸心，摇摆不定（乍前乍却），占据荆州坐视天下，我又消灭了他，天下于是基本平定。作为宰相，人臣所能达到的对我来说已经到顶了，已经超过了我之前所有的理想（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矣）。

　　“今天我说这些，好像很自大，实是想消除人们的非议，所以才无所隐讳。假使国家没有我，还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称帝，多少人称霸呢（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可能有的人看到我势力强大，又生性不相信天命事，恐怕会私下议论，说我有夺取帝位的野心，这种胡乱猜测，常使我心中不得安宁。齐桓公、晋文公之所以名声被传颂至今，是因为他们的兵势强大，仍能够尊重周朝天子啊。

　　“《论语》说‘周文王虽已取得了三分之二的天下，但仍能尊奉殷王朝，他的道德可说是最崇高的了’，这是因为他作为强大的诸侯仍能侍奉弱小的天子啊。从前燕国的乐毅投奔赵国，赵王想与他图谋攻打燕国。乐毅跪在地上哭泣，回答说：‘我侍奉燕昭王，就像侍奉大王您，我如果获罪，被放逐到别国，哪怕死了，也不忍心谋害赵国的普通百姓，何况是燕国的后代呢。’秦二世胡亥要杀蒙恬的时候，蒙恬说：‘从我的祖父、父亲到我，长期受到秦国的信任，已经三代了。现在我领兵三十多万，按势力足以背叛朝廷，但是我自知就是死也要恪守君臣之义，不敢辱没先辈的教诲，忘记先王的恩德。’我每次阅读有关这两个人的书，都会被感动得悲伤流泪。从我的祖父、父亲直到我，一直担任皇帝的亲信和重臣，可以说是被信任的，到了曹丕兄弟，已经超过三代了。

　　“我不仅对诸位来诉说这些，还常常将这些告诉妻妾，让她们都深知我的心意（孤非徒对诸君说此也，常以语妻妾，皆令深知此意）。我告诉她们说：‘待到我死去之后，你们都应当改嫁，传述我的心愿，使人们都知道。’我这些话都是出自肺腑的至要之言。我所以这样勤勤恳恳地叙说这些心腹话，是看到周公恐怕别人不相信，有《金》之书可以表明他的心迹。但要我就此放弃所统率的军队，把军权交还朝廷，回到武平侯的封地去，这实在是不行的啊。

　　“为什么呢？实在是怕放弃了兵权会遭到别人的谋害（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既是为子孙打算，也是考虑到一旦自己垮台，国家将有颠覆的危险。因此不能贪图虚名而使自己遭受实际的祸害，这是不能干的啊。先前，朝廷恩封我的三个儿子为侯，我坚决推辞不让他们接受，现在我改变主意打算接受它。这不是想再以此为荣，而是想以他们作为外援，从确保朝廷和自己安全的角度着想（今更欲受之，非欲复以为荣，欲以为外援，为万安计）。

　　“每当我读到介子推逃避晋文公的封爵、申包胥逃避楚昭王的赏赐，每次都放下书本感叹，以此用来反省自己。我仰仗着国家的威望，代表天子出征，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想要办到的事，做起来无不如意，心里有所考虑的事，实行时无不成功。就这样扫平了天下，没有辜负君主的使命。这可说是上天在扶助汉家皇室，不是人力所能企及的啊（奉国威灵，仗钺征伐，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意之所图，动无违事，心之所虑，何向不济，遂荡平天下，不辱主命，可谓天助汉室，非人力也）。

　　“然而我的封地占有四个县，享受三万户的赋税，我有什么功德配得上它呢？现在天下还未安定，我不能让位。至于封地，可以辞退一些。现在我把阳夏、柘、苦三县的二万户赋税交还给朝廷，只享受武平县的一万户，姑且以此来平息诽谤和议论，稍稍减少别人对我的指责吧！”

　　这篇文章很长，之所以全文引录，实在因为它太重要了，也写得太好了。曹操从回顾自己的奋斗历史写起，边叙边议，有点像口述自传，把参加工作、当太守、参军、起兵反董卓、消灭袁绍等群雄这些事一一道来，像一份自传，他回顾历史不虚饰，也不回避内心每一个真实想法，所以读来真诚可信。

　　这篇文章虽是由让封引起的，但曹操最想表达的是自己对权力的看法，他说自己并不是贪慕权贵，而是情不由己。

　　曹操发布这篇命令，借让封三县之名表明自己的志向，回击那些谤议。单从文章本身来说，也是相当的精彩，体现出曹操的一贯文风。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曾登临许昌城外的汉魏故城遗址，在毓秀台上与罗章龙联句：“横槊赋诗意飞扬，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铜雀荒沦落夕阳。”

　　鲁迅曾这样评价曹操：曹操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下来得很少，他胆子很大，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便写出来。

　　【五、繁华大都会】

　　在曹操发布《求贤令》和《让县自明本志令》前后，即建安十五年（210年）冬天，位于邺县城内的铜雀台竣工了。

　　这是一座史无前例的巨大建筑，仅台基就高达十丈，台上又建了五层高的楼，最高一层距地面居然多达二十七丈。汉代一尺约合二十三点五厘米，折算下来有六十三米高，相当于现在二十层的大楼。

　　如今在一般城市里二十来层的大楼早已不算什么了，但在一千八百年前，两三层高的建筑都很少，二十层绝对是让人震撼和恐怖的高度。在楼顶上，还有一只铜雀，有一丈五高，展翅若飞，神态逼真，这也就是铜雀台得名的来源。

　　铜雀台不仅高，而且体量硕大，因为它既不是一个细高的大烟筒，也不是一个岗楼，而是人工堆起的一座小山，上面能建一百多间殿宇，台上建筑物即使按五层高度来算，每层也要建有二十多间，怎么说也得有大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吧？

　　铜雀台建在邺县的西南角，台基本身成为城墙的一部分。铜雀台竣工后，邺县的百姓们吃惊地发现，在他们头顶上高悬起一座巍然的庞大建筑，上面建有宫殿，隐隐绰绰有人在上面走动，一到晚上灯火闪闪，遇到台上举行饮宴活动或者歌舞演出，悠扬的乐声就会飘渺而至，眼中的一切恍若天宫。

　　如果站在台上往下看，那视觉效果就更有冲击力，全城尽收眼底自不必说，西边的太行山、脚下的漳河水，以及附近数十里内的村庄、道路全部尽收眼底。

　　这的确是一个天才的创意，是建筑史上的大手笔，公孙瓒的易京和董卓的郿坞都堪称史无前例的巨制，但在铜雀台面前，无疑都相形见绌了。这座高台是铜雀园的组成部分之一，以后在它前后还各建了一座姊妹台，称为金虎台（后来为避讳后赵皇帝石虎的名字改称金凤台）和冰井台，它们合称“铜雀三台”。

　　铜雀园相当于曹操的后花园，它向东连着新修建完工的大批官署和府宅，是曹操及其重要文臣武将们在邺县城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现在，来说说邺城吧，这是曹操当前及今后事业发展的基地。

　　冀州刺史部魏郡的治所邺县，历史上习惯于称之为邺城，因为它不是一个普遍的县城，曾经先后有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等六个王朝在这里建都，也算是“六朝古都”了，而这一切，都是肇始于曹操大规模修建邺城开始。

　　邺城的具体位置在如今河北省临漳县的三台村，村子在县城西南方向，距县城约三十多里。前两年我专程去过一趟，由北京出发坐火车先到邯郸，这还算便捷，由北京南行的列车都路过那里，还有不少动车组，行程约四五个小时。

　　临漳是邯郸所辖的一个县，在邯郸的南边。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在邯郸，知道邺城遗址的人并不多，也没有专门开发出旅游线路来，包括出租车司机在内，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该如何走。

　　这也难怪，邯郸城到处是历史遗迹，什么围魏救赵、邯郸学步，还有黄粱美梦等，数都数不过来。邺城放在邯郸显然被冷落了。最搞笑的是，我住在某大酒店，在酒店餐厅吃早饭时问服务员可知道铜雀台乎？服务员立即回答：“当然知道了。”

　　我大喜，问她去那里怎么走。服务员的回答你绝对想不到，而且她不是在搞笑，而是绝对地认真。

　　她说：“在我们酒店的三楼。”

　　要不是我的牙咬得紧，刚喝到嘴里的粥肯定会全喷出来。

　　后来才知道，她说的那个铜雀台是酒店里一个包间的名字。至于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她却说不大清楚，反正跟历史有关吧，至于哪朝的历史，来龙去脉，都说不上来。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曾经去过那里的出租车司机，不过他也是七八年前拉几个客人去的，大致方位记得，具体路线只能边走边摸索了。

　　一路上七问八问，走街入村，费了好大劲才摸到一个镇子上，其间还路过一个村子，村口立一牌坊，上面赫然写着“鬼谷子故乡”。大名鼎鼎的鬼谷子是邺城附近的人吗？没有听说过，但此行用时已大大超过预期，司机颇有怨言，加上此行的目的是看邺城，也就没有下车去看鬼谷子了。

　　最后，总算看到了传说中的“三台”，这个像镇子一样的村庄也就是三台村了。登台凭吊，抚今追昔，看到的却是周边霭霭的村庄，四面纵横的道路，不远处已经干涸的漳河。站在台上，甚至还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边不远处京珠高速公路上奔驰的车辆。

　　沧海桑田，历史云烟，这一刻，你不能不叹一口气。

　　要知道，大约一千八百年前，这里事实上是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这个叫金凤台（目前遗址内保守下来的这个台子不是铜雀台，而是它的姊妹台金凤台）的地方，一度是王家禁地，那可不是谁想花上十几块钱就能上来逛逛的。

　　当年，邺城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向西越过目前的京珠高速公路和京九铁路，再往前就是太行山，东面是华北平原，它的附近有漳河、滏阳河，是齐鲁地区进入西北，以及由中原地区进入幽燕的必经之地，被称为河北的咽喉。

　　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时候，就建议在此地筑城以卫国土，以后魏国的西门豹、史起先后在此筑城、修建水利工程、发展经济，使邺城很早便成为军事重镇。

　　到了东汉末年，韩馥统治冀州时期曾把州治定在邺城，袁绍夺取了冀州，仍然把邺城作为其基地。据元代史学家胡三省考证，袁绍在邺城曾考虑过以此作为都城，把天子迁到这里来，于是开始修建宫殿等建筑（袁绍据邺，始营宫室）。

　　胡三省也许忽略的是，袁绍如果真的在邺城大修宫殿，也未必是给献帝刘协准备的，袁绍一向对献帝不感兴趣，他至少有三次想另立新君，在邺城修宫室有可能是为另立新君准备的。

　　只是袁绍修了哪些宫殿，是否已初具规模，已不可考了，但这给曹操进一步营建邺县办了好事。

　　建安九年（204年）曹操五十岁，这一年八月他率军攻克了邺城，之后他一边继续征战，一边征调并州、冀州等地的建筑材料运到邺城，对邺城进行了整体重建。

　　这次重建规模很大，不仅先后修建了规模空前的“铜雀三台”，而且重新修筑了建墙，规划了城内的街道，修建了一批办公区和高档居住区，对一般百姓居住的里坊也进行了规整。

　　《三国志》《后汉书》等史籍对此记录得都相当简单，基本上都一笔带过了，但这的确是不应该被忽视的伟大工程。要了解那时的邺城，从晋人陆所著《邺中记》、明代编著的《彰德府志》以及顾炎武所著《历代宅京记》等著作中，可以管窥其大概。

　　根据这些史料记载，曹操主持大修的邺城，城池东西七里，南北五里，不算太大，不是工程预算不够，而是城池的规模有严格限制，洛阳号称“九七城”，即南北九里，东西七里，邺县必须小于这个规模。

　　全城建有七座城门，全部为曹魏时期重修，南面有永阳门、广阳门、凤阳门三门，东面只有一座建春门，北面有广德门和厩门两门，西面有金明门一座城门。

　　由于南北只有五里，在东城和西城各只开了一座城门，在这两座城门之间是一条横贯东西的大街，这条街将全城一分为二，北面是官署和贵族居住区，曹操建魏国后在此修建了宫殿，在宫殿区附近的是各种办事机构，再往两边是包括铜雀园在内的花园，以及名字叫戚里的贵族居住区。“里”就是街坊，是居住小区。在东西大道的南面，规划了四个很大的居住小区，分别叫思忠里、永平里、吉阳里和长寿里，这是一般百姓居住的地方。

　　邺城的规划历来受到推崇，作为这个规划的主要决策者，曹操虽然不是建筑设计师，但他在城市规划方面是一个有心人，他注意吸收长安、洛阳等大都市规划方面的长处，同时对它们的缺陷进行了改造，首次在城市规划中提出了中轴线的概念，以中轴线为界，更加合理地划分功能区域分布，让宫殿官署更为集中，普通百姓的居住区面积更大，突出了整齐、实用的特点。这些都对以后各代城市的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

　　【六、找个猛人当县长】

　　曹操花钱费事搞了一座超级建筑，又大兴土木重建邺城，绝对不是搞形象工程，也不是钱多了花不完闹着玩，而是有深谋远虑的。

　　从政治上讲，作为帝国目前的丞相，曹操不打算回许县办公了，他想把根扎在邺县，不说与献帝分庭抗礼，起码在事实上也要另起炉灶。所以，他不惜血本大力修建邺城。

　　至于修建铜雀台，出发点跟公孙瓒修易京、董卓修坞倒也差不多，主要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

　　从前公孙瓒的易京曾将强大的袁绍集团拒于门外长达数年之久，曹操北征乌桓路过易水河畔时，一定会去参观一下那些杰出的建筑，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台”这种建筑形式在秦汉时期得到了最大的发展，在火药没有普遍使用，攻城技术还很原始的情况下，高大的城堡仍然是最安全的地方。

　　至此，邺县的重要地位进一步被抬升，帝国名义上的首都洛阳，以及现在的临时首都许县都难以与邺县相匹敌。

　　如前所述，由于经济发达、商品丰富、教育水平高，邺县也成为达官贵人们向往的居住地。张燕、臧霸等非嫡系将领，以及北匈奴、乌桓等少数民族部落首领，都主动把家眷送到邺县居住，一来向曹操表达忠心，二来也享受一下最现代、最时尚的生活。

　　邺县云集了各种权势人物以及各地来的富豪。现代人爱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广东不知道自己钱少”，那时候天下的人都会说“不到邺县不知道自己官也小、钱也少”。

　　但是，通常这样的地方也是最难管理的。

　　根据《魏略》一书记载，曹操在谯县练兵期间，听说邺县一带治安情况不好，特权人物太多，不尊重法律法规（会太祖出征在谯，闻邺下颇不奉科禁）。曹操琢磨必须给邺县派个够狠的角色去，好好整顿整顿。

　　二十多年前，刚参加工作的曹操担任洛阳北部地区公安局长（洛阳北部尉），当时的情况大体与邺县很相似，特权人物不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曹操看着很恼火，以霹雳手段整治社会治安，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这方面，曹操既不缺胆量，也不缺经验。

　　但是现在这些事曹操不可能亲自上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邺县找一个合适的父母官，于是他命令有关部门物色合适人选（乃发教选邺令）。

　　有关部门很快把人选报了上来，却是一个正在服刑的犯人，名字叫杨沛。曹操知道这个人，杨沛字孔渠，司隶校尉部左冯翊万年县（今陕西临潼）人。有两件事让曹操对他印象深刻，一件事是杨沛当新郑县（今河南新郑）县长时，遇到大饥荒，前面说过，当时有一年桑椹连熟两次，正是这一年杨沛要老百姓多搜集桑椹并晒成干，积攒起来以备不时之需，最后攒下了一千多斛，藏在库房中。这时曹操率军前往洛阳迎接天子，路过新郑县，部队正为没吃的发愁，杨沛主动前去拜见，并献上这一千多斛桑椹干，曹操大为高兴。

　　另一件事是，曹操后来任命杨沛当长社县令，曹洪有个宾客当时在长社，仗着曹洪的势力不遵纪守法。杨沛不管那一套，把他抓起来先打顿板子，把脚都打折了，然后还没完，干脆下令杀了。

　　曹操就喜欢这样不畏权势、执法严峻的官吏，因为年轻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当他听说杨沛的作为时，给予了充分肯定（太祖以为能）。杨沛后来升为九江郡太守、东平国相、乐安郡太守，政绩突出。但是，他与当地驻军将军因为什么事发生了矛盾，以至于产生斗争，有关部门立案调查，杨沛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髡刑五岁）。

　　杨沛被推荐到曹操面前时仍在服刑之中，曹操对这个人选表示满意，下令任命杨沛为邺县县令。这时曹操大概还在谯县没回来，就在那里专门召见了杨沛。曹操问他用什么办法治理邺县，杨沛回答：“竭忠尽力，遵守并宣扬法律，按法律办事（竭尽心力，奉宣科法）。”曹操很高兴。曹操回头对跟前的人说：“诸位，看清楚了，杨县长可不是好惹的呀（诸君，此可畏也）。”

　　曹操下令赐杨沛奴婢十人（生口十人），绢一百匹，一来回报他当初献上桑椹干的功劳，二来对杨沛即将上任表示支持和鼓励。

　　听说杨沛要到邺县当县令，曹洪、刘勋等人赶紧派家人骑上快马回去给家里人传信，要他们收敛点儿，千万别犯到杨县长手里（军中豪右曹洪、刘勋等畏沛名，遣家骑驰告子弟，使各自检敕）。

　　曹洪不用介绍了。刘勋以前也提到过，他跟曹操年轻时候就相识，后来到袁术手下任职，袁术任命他为庐江郡太守，袁术死后，孙策谋取庐江郡，刘勋不是对手，投奔老朋友曹操。因为跟曹操“有旧”，刘勋被封了侯，颇有权势。但他仗着这层关系，傲慢不守法，说话又不注意（自恃与太祖有宿，日骄慢，数犯法，又诽谤），最后被人告发治罪。

　　杨沛的事还可以再多说一点。他当邺县令多年，因为政绩卓著，后被提拔为西部边防军的师长（校尉）。

　　曹操有一次带队西征，杨师长所部负责黄河上重要渡口孟津渡的守卫工作，曹操已经过了河，身边有个工作人员（《魏略》称是中黄门，但那是宦官，曹操当时身边不可能有宦官，可能是警卫员、秘书一类的工作人员）忘了拿一件重要东西，过了河又想回去取，于是向杨沛手下索取船只渡河。

　　杨沛手下人不答应，双方发生了争执，杨沛过来问这个人：“有没有通行证（有疏邪）？”这个人回答说没有。杨师长闻听大怒：“那我怎么知道你不是临阵逃跑呢（何知汝不欲逃邪）？”然后招呼手下要揍这位老兄。

　　后来杨师长还算给面子，没有下手狠揍，但把这位老兄的衣服都给弄破了。这个人见到曹操当面诉苦，曹操问明情况，笑道：“你碰上杨师长，没死已经算是万幸了（汝不死为幸矣）！”

　　这件事传出去，杨沛名气更大了，曹操后来提拔他担任长安特别市市长（京兆尹）。

　　然而，曹丕继位后在用人方略上有所变化，不太看重实际工作能力，更注重出身和名声，杨沛这样从基层一步步上来的实干型人才不受重用，最后给了个闲职无所事事。

　　杨沛这个人做事情不考虑个人利益，不去逢迎达官贵人，从“领导岗位上下来”以后没人待见了，就连经济上都陷入困境，家里没有佣人，房子是向侄子借的，后来勉强在河南一个叫几阳亭的地方弄了二顷荒田，盖起个简易房居住，弄得妻子儿女跟着挨冻受饿，死后靠同乡好友和一些老部下才得以安葬。（治疾于家，借舍从儿，无他奴婢。后占河南几阳亭部荒田二顷，起瓜牛庐，居止其中，其妻子冻饿。沛病亡，乡人亲友及故吏民为殡葬也。）

　　杨沛的结局有点可惜，只能说世道变了，像他这样刚正廉洁的人在曹操时代很受推崇，之后由于世风的演变，九品中正制的施行，选官政策更倾向于豪门世族，更注重虚名，他就只好坐冷板凳了。

　　更可惜的是，像这样有工作能力、敬业肯干、刚直不阿、廉洁从政的好干部，居然在《三国志》里连一个传都没有，如果不是裴松之做注时引用了《魏略》中的一段文字，我们对他的了解就更少了。

　　【七、邺下文人的华丽生活】

　　在邺城，除了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最有权势、最富有的一批人外，还居住着一批最有才华的人，邺城除了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还是文化中心。

　　唐代有“燕许大手笔”之称的宰相、文学家张说曾写过一首题为《邺都引》的诗，描写曹魏时期邺都的生活，诗中写道：“君不见魏武草创争天禄，群雄睚毗相驰逐。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都邑缭绕西山阳，桑榆汗漫漳河曲。城郭为墟人代改，但有西园明月在。邺旁高冢多贵臣，蛾眉曼共灰尘。试上铜台歌舞处，惟有秋风愁杀人。”

　　大意是：魏武帝曹操开创霸业的年代，正是群雄争斗最激烈的时候。魏武帝父子常常白天率领壮士冲锋陷阵，晚上把文人们接来举办雅会。邺城漳河等蜿蜒环绕，农桑林木沿河岸层层密布。如今再到这里，城池废弃，朝代更迭，只有当年普照铜雀园的明月没有变。曹魏时代的贵臣们已入葬入泥土而作古，魏武帝的众多姬妾、歌伎也化为烟尘。登上铜雀台那曾经载歌载舞的地方，只看见秋风吹起，让人忧伤。

　　诗中“昼携壮士破坚阵，夜接词人赋华屋”两句最有名，概括了曹操一生的文治和武功。曹操的一生的“武功”自不必多说，在“文治”方面，除了他本人是一个大诗人、大文学家之外，他还是文学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在他和他两个儿子曹丕和曹植的带动下，以邺城为中心，曾经出现过一个文学的高峰。

　　邺城初具规模后，一大批有才情的文人陆续集中到这里，核心人物是曹操、曹丕和曹植，在文学史上他们被称为“三曹”，其次是王粲、刘桢、徐干、陈琳、阮、应，他们六个人都是曹操的下属，加上此前被曹操杀掉的孔融，他们被称为“建安七子”。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前面介绍过，徐干、阮和应三人还不太熟悉，下面做一简单介绍。

　　徐干字伟长，青州刺史部北海国剧县人，非常有才华，但对做官没有兴趣，只想当个文人。被曹操征辟后，担任司空府军谋祭酒，后来转到曹丕手下任职。曹操很欣赏他，曾经想让他当县长，但被不喜欢当官的徐干以生病为由拒绝了。

　　应字德琏，豫州刺史部汝南郡南顿县人，也很有才华，被曹操任命为丞相府副处长（丞相掾属），后来到曹丕手下任职，又转到曹植的手下。

　　阮字元瑜，豫州刺史部陈留郡尉氏县人，他的来头不小，因为他是蔡邕的学生，曹仁听说他很有才华，想聘他当自己的秘书（记室）。阮看不上曹仁，称病不出。后来曹操征辟他，让他与陈琳一起负责文字工作，曹操写给别人的很多书信，以及发布的命令、檄文等，大多都由他们俩代笔。

　　有一次，曹操交代阮给西北军阀韩遂写封信。当时阮正在外面，就于马上一挥而就，呈交给曹操后，曹操想修改修改，看了半天居然找不到可改动的地方。

　　他们几个，除了王粲的地位稍高些外，其他人官职都不太高，相当于处长、副处长甚至更低一些的级别，纯粹文士在曹魏阵营中的实际地位就是如此。总体来说，他们只是个文人，主要职责就是写写文章，兼或在聚会时写唱和之词，他们既不带兵打仗，也不过问政治。

　　但是，相对同时代的其他文人，他们又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能生活在邺县这个文化勃兴的大都市，有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他们最后名列建安七子之中，从而名垂青史。

　　除建安七子外，活跃在邺下的文人还有很多，著名的有蔡琰、邯郸淳、路粹、杨修、应璩、吴质、苏林、郑袤、繁钦、王昶、郑冲、司马孚、潘勖、蒋济、刘劭、缪袭、王观、王象等人，他们之中，有的担任着重要的官职，有的在某一方面有特长，有的喜欢参加文人间的交游活动，从而形成了一个灿若星河般豪华的文人阵容。

　　那时候没有作家协会，如果有的话，曹操是理所当然的作协主席人选，但他政务、军务繁忙，抽不出太多时间来参加文学活动，可以当个名誉主席。而主席一职，最适合的人选一定是曹丕，曹植是称职的秘书长。在曹操的倡导下，在曹丕、曹植兄弟俩的具体组织下，邺下文人们的聚会、郊游和饮宴等活动开展得很活跃，这就是被后世文人们所经常垂涎的邺下生活。

　　翻开《建安七子集》，除了死得比较早、与邺下生活无关的孔融外，其他几个人都写过题名叫《公宴》的诗。

　　王粲在诗中写道：

　　〖高会君子堂，并坐荫华榱。

　　嘉肴充圆方，旨酒盈金。

　　管弦发微音，曲度清且悲。

　　合作同所乐，但杯行迟。

　　常闻诗人语，不醉且无归。

　　今日不极欢，含情欲待谁？〗

　　从诗中描写的情景看，每次文人们聚会，都有美酒佳肴，有音乐伴和，大家相坐高堂，无高低长幼之分，天地同乐，不醉不归。

　　应写过“公子敬爱客，乐饮不知疲”，阮写过“上堂相娱乐，中外奉时珍”，刘桢写过“永日行游戏，欢乐犹未央”，所有这些，记录的都是游乐、宴饮的欢畅以及聚会的盛况，的确让人神往。

　　从现存邺下文人们的诗赋作品来看，题目相同的作品很多，这可能是聚会中经常同题唱和的原因，好比是命题诗赋比赛，互相评点切磋，看谁写得好。

　　作为文士们的核心，曹丕和曹植虽然贵为公子，但丝毫没有架子，与文人们平等相待，结下了深刻友谊。建安七子之中应去世较早，曹丕既感伤应之死，也担忧应妻儿今后的生活，他写了《寡妇》《送应氏》等诗，王粲等人有同题唱和。

　　曹丕与王粲等人关系的亲密，可以从一件事情上反应出来。王粲有个特殊的爱好：喜欢听驴叫。王粲死后，曹丕亲自前往墓前祭拜，为了怀念王粲，曹丕让大家都学驴叫。这件事记录在《世说新语》里，有点道听途说的味道，但是以曹丕兄弟跟邺下文人们深厚的友谊来看，也并非不可能。

　　史称曹氏父子“尚通脱”，也就是崇尚自然，没有架子，喜欢自由自在，这是那个时代的精神特点之一，也是曹氏父子身上文人气的集中体现。曹操的通脱前面多有所述，曹丕的通脱从王粲墓前的驴叫也能让人领略，而曹植身上的通脱气也很浓厚，一点不亚于其父其兄。

　　《魏略》记载了一件事，是说曹植的。书法家邯郸淳在荆州投归曹操，曹操这一阶段特别喜欢曹植，就让他到曹植身边工作。曹植听说少时就有“神童”美誉的大书法家邯郸淳到他这里来，十分高兴。

　　但是，邯郸淳拜见曹植后，曹植却不讲话。此时正是炎夏，天气酷热，曹植不打招呼，径直起身洗澡去了。过了一会儿，曹植洗完澡，披着头发、光着膀子就回来了，之后畅谈不止，激动处一会儿击剑，一会儿吟颂诗文，一口气吟颂数千言不带歇气的。

　　等搞得差不多了，曹植才漫不经心地问：“邯郸先生，你做什么来着？”之后更换了服装，整顿仪容，跟邯郸淳一起谈天说地，纵论古今，从三皇五帝说到历代贤君名臣的优劣，从古今文章的得失说到如何当官用兵，中间还不忘呼人添酒加菜，席上的人都默然无语，原因是根本插不上话（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区别之意，然后论羲皇以来贤圣名臣烈士优劣之差，次颂古今文章赋诔及当官政事宜所先后，又论用武行兵倚伏之势。乃命厨宰，酒灸交至，坐席默然，无与伉者）。

　　邯郸淳赞叹不已，回来后连连对人说曹植是一位“天人”。

　　【八、邺城的“追星潮”】

　　在邺城这个当时全国最重要、最现代、最时尚的城市里，除了达官贵人、巨商富豪、文人雅士之外，还有一批人颇为引人瞩目，他们在民间的知名度甚至超过前面这些人，俨然就是明星，引发了一次次的“追星潮”。这些人是一批方士，也就是掌握方术的人。以前说过，所谓方士就是有方术的道士。所谓方术是古代用自然的变异现象和阴阳五行之说来推测、解释人和国家的吉凶祸福、气数命运的医卜星相、遁甲、堪舆和神仙之术等的总称。

　　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庄子》一书，《汉书》里把它分成方技和术数两个门类，方技包括医术、神仙术、长生术、房中术等，数术包括天文、历法、五行、占卜等。

　　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方术的爱好者和狂热追求者，在他们的倡导下，方术有了极大的发展。到了东汉末年，方术颇为盛行，在民间拥有很大的号召力，太平道、五斗米教等民间组织也利用方术吸引徒众。《后汉书》里有《方术列传》，记载了任文公、郭宪、徐登等四十二个著名术士，可见其社会影响力如何广泛。

　　《三国志》里有《方技列传》，虽然记录的术士只有华佗、杜夔、朱建平、周宣、管辂等五人，但记录的事迹更详尽。管辂的本传加裴松之注引的内容多达一万三千字，仅次于曹操和孙权传记的内容，篇幅居然超过了刘备，列《三国志》所载人物传记的第三位。

　　这五个术士，华佗算是医学家，当年归为方术一类，如今应该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杜夔是音乐家，如今算是艺术工作者。朱建平、周宣和管辂才是真正的方士，其中朱建平擅长相面，与算命先生差不多；周宣擅长解梦；管辂擅长的内容比较庞杂，有时候像算命先生，有时候像魔术师。

　　朱建平是曹操老家沛国人，擅长相术，这种方术具体操作方法不详，但跟算命先生打卦原理相似，朱建平常在闾巷之间给大家算卦，事后往往能得到验证（效验非一），知名度逐渐上升。

　　朱建平最著名的一卦是给曹丕算的。有一次曹丕主持聚会，夏侯威、应璩、曹彪等三十余人在座。曹丕让朱建平给自己算算能活多少岁（问己年寿），同时又让朱建平给大家都算算。朱建平说：“将军您能活到八十岁，但四十岁时会出点小问题，请您注意（四十时当有小厄，原谨护之）。”朱建平对夏侯威说：“你四十九岁时当州牧，但会遇到一个坎，如顺利过去，可以活到七十岁，位至三公（而当有厄，厄若得过，可年至七十，致位公辅）。”又对应璩说：“你六十二岁时官至侍中，但会有大难，在此前一年，你会看见一只白狗，只有你能看见，别人都看不见。”又对曹彪说：“你是亲王，到五十七岁时遇到兵灾，请小心谨慎加以预防（宜善防之）。”

　　曹丕登基后的第七年正好四十岁，得了一场大病，曹丕对左右说：“朱建平说我能活八十岁，是昼夜相加呀，我知道寿命将尽了。”不多久，果然驾崩。

　　夏侯威后来当了兖州刺史，四十九岁那年的十二月上旬也得了病，想起朱建平之前说的话，知道必死无疑，于是写了遗书，又准备了后事，就等着一死。但谁成想病却一点点好转，到三十日下午，他以为年一过这个坎就过去了，十分高兴，设宴招行众人，席间对大家说：“我的病快好了，明天鸡一叫我就五十岁了，朱建平告诫的看来有点夸张（建平之戒，真必过矣）。”送走了客人，夏侯威天黑时开始发病，半夜里就死了。应璩六十一岁确实当了侍中，在宫内有一次他果真看见了一只白狗，问其他人，大家都没有看见，到六十三岁时他死了。

　　曹彪后来被封为楚王，五十七岁时，被揭发参与王凌等人的造反，赐死。这些都是传说了，虽然写在《三国志》里，却未必可信。朱建平还给其他很多人都看过相，与荀攸、钟繇等人还是好朋友，被他算准的事多不胜数（凡说此辈，无不如言，不能具详），但也有看得不准的时候，他给王昶、程喜、王肃等人看相时就出现了偏差。

　　周宣字孔和，乐安国人也，当过郡吏，最拿手的是解梦，曹丕经常向他咨询问题。周宣解梦，往往十中八九，和朱建平的相术并驾齐驱。

　　他们之中，知名度最大、活跃时间最长的无疑是管辂。管辂字公明，青州刺史部平原国人。他生得相貌粗丑，没有什么威仪，嗜酒如命，平日嘻嘻哈哈，无拘无束，大家都很喜爱他（饮食言戏，不择非类，故人多爱之而不敬也）。

　　据《辂别传》记载，管辂八九岁时就喜欢仰视星辰，见到人就问这颗星那颗星叫什么名字，痴迷到夜里都不想睡觉，父母的干预也不能阻止他。管略认为，家鸡野鹄都知道时令气候的变化，何况人呢？他跟小伙伴们玩耍，在地上画的也是天文以及日月星辰的图样，逐渐到说话做事都不寻常，被人称为大异之才。长大后，他熟稔《周易》，对仰观、风角、占卜、相术等无不精通。

　　除了这几位，有名的术士还有不少，据《博物志》一书介绍，先后被曹操请到邺县的，就有王真、封君达、甘始、鲁女生、华佗、东郭延年、唐、冷寿光、卜式、张貂、蓟子训、费长房、鲜奴辜、赵圣卿、郗俭、左慈等十六人。其中的一些人，光看名字就够酷的，就能感觉出来他们有异于常人。

　　根据《后汉书方术列传》和《博物志》等书记载，这些人都有绝活。传说冷寿光与华佗同时，活了一百五六十岁，须发尽白，而面色如三四十岁。鲁女生曾在嵩山采药，得到一个女道士的秘诀，炼成长生术，辟谷（道家的修炼方法之一，即不吃五谷）八十余年，依然面如桃花，每天能走三百里。东郭延年是山阳郡人，从小好方术，喜欢服灵飞散，结果练成了好眼神，夜里不点灯也能看书。封君达是陇西人，常骑青牛往来，被称为“青牛道士”。赵圣卿是洛阳人，擅长丹书符劾，能驱神使鬼。王真是上党郡人，好道术，甚得其法。费长房是汝南郡人，曾当过市场管理员（市掾），后跟一老者入山学道，相传学会了一种骑着竹杖腾空行走的能力。蓟子训有神异道术，很有名气。

　　当然，这些也都是传说，事实未必如此。曹植写过一篇《辨道论》，是一篇关于方术的重要文献，在这篇文章里曹植写了他对方术的见解和与郗俭、左慈、甘始等术士们的交往。

　　郗俭好像是个气功师，他也会辟谷，最多可以连续百日不吃不喝，曹植听说后不太相信，就亲自验证，跟郗俭同住一室，郗俭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躬与之寝处，行步起居自若也）。最后曹植的结论是，人七天不吃饭就得死，郗俭却是例外，这样做不一定能延年益寿，但对治疗疾病却是有益的。

　　左慈擅长房中术，曹植认为这样可以延寿天年，但他同时认为如果不是专心致诚地学习，是无法学会的（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

　　甘始年纪虽老却有童颜（老而有少容），在术士中很有威望和号召力，很多术士都归于他的门下。曹植出于好奇，曾单独把甘始叫到跟前，和颜悦色地诱导他说出实情（温颜以诱之，美辞以导之）。在曹植的诱导下，甘始说了很多术士这一行鲜为人知的内幕。甘始说自己的师父名叫韩世雄，他曾跟随师父在南海学习点石成金之法，为了学成，先后把几万斤金子都扔到海里去了。又说曾见过西域人带来的宝刀，可以切玉，后悔没有要来。还说有一种药丸，塞进鱼嘴里，再取一尾鱼，同时放入沸水中煮，没有含药丸的鱼不多会儿就熟了，而含了药丸的鱼却畅游自如。

　　这些云山雾罩的话让曹植大为惊异，对于鱼嘴里那种神奇的药丸他提出来很想试试，但是甘始说这东西在万里之外的边塞，要想得到必须本人亲自前往。曹植认为这些都是不靠谱的事（言不尽于此，颇难悉载，故粗取其巨怪者）。

　　曹植认为，这些人都不得了，如果放在秦始皇、汉武帝时期，他们就是徐市、栾大一样的人物。徐市就是徐福，是秦朝著名术士，栾大是汉武帝时的术士。据《史记》记载，徐福曾上书秦始皇说海中有三座仙山，分别名叫蓬莱、方丈、瀛州，上面有仙人居住。后来秦始皇派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栾大也说海中有长生不老药，骗取汉武帝信任，后来事情败露，被处死。

　　方术盛行必将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太平道和五斗米教的教训就在眼前，现在曹操占有了广大的北方，必须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考虑如何治理这个社会，对于方术问题，是禁绝还是容忍，都存在有利有弊的一面。

　　如果禁绝，可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但经验表明，完全禁绝是不大可能的，往往你越是大力禁绝，方术在民间就发展得越快。而如果采取容忍不管的态度，那又将加速其蔓延，最终会发展到不可遏制的地步。

　　曹操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最后他采取的政策是，既不禁绝也没有不管，而是把这些术士们都请到邺县来，集中起来加以管理。这项重要的政策措施记录在曹植写的《辨道论》里。曹植说，对社会上存在的术士，曹操下令都召集起来，原因是怕这些人及其门徒勾结社会上的不法分子，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以妖恶之事蛊惑人心，把他们集中起来的目的是对他们的活动加以限制。（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此人之徒接奸诡以欺众，行妖恶以惑民，故聚则禁之也。）

　　曹植可能还有些话没有明写，妖言惑众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他们奔走联络，发展组织，最后形成像太平道那样的燎原大火。

　　曹操把这些人弄到邺县来，并不是抓来的，也没有软禁或者判刑，而是“请”来的，这是曹操高明的地方。

　　曹操请他们来，都给安排了工作，大多数担任“军吏”，即下级军官或者基层官吏，一些实用型人才，如杜夔、朱建平等人，职务稍高一些，但也只是参谋、主任科员（郎）之类的闲职，目的是把他们养起来，放在眼皮底下便于掌握控制。

　　曹操虽不像秦始皇、汉武帝那样对方术极其热衷和追求，但对方术也有过研习，这方面的资料大都记录在晋人张华所著的《博物志》一书中。

　　据《博物志》记载，曹操喜欢养生之法，对方药也有所了解，平时喜欢生吃野葛，有时也喝点儿酒（又习啖野葛至一尺，亦得少多饮酒）。野葛又名钩吻、胡蔓草、断肠草等，是一种有毒的植物，但是吃法得当又可以抗炎、镇痛。是一种鸟，羽毛有毒，用酒泡过即是酒，足以致命，但掌握饮用量，也有药用。曹操有头风的老毛病，吃野葛、喝酒或许与此有关，但这些都是玩命的事，稍有不慎命就没了，曹操吃野葛、喝酒离不开深谙此道的术士们的指导。

　　《博物志》还记载，甘始、左慈、东郭延年等人还深通房中术，曹操向他们求教，并且效果不错（问行其术，亦得其验）。还有一个术士叫刘景，不在前面所列十六名术士名单之内，他擅长炼丹药，炼成了云母九子丸，曹操曾经吃过，也说效果不错。

　　云母是一种矿石，是层状结构铝硅酸岩的总称，很早以来便被术士们作为炼丹药的重要原料。云母与其它矿石合炼，会达到各种不同的效用，宋人编著的道家典籍《云笈七签》一书中就记载了大量用云母炼丹药的配方。

　　曹操还向封君达的学生皇甫隆写信请教长寿的秘诀，这封信保存在唐代孙思邈编著的《千金方》一书中。信中写道：“听说先生已经活到一百岁了，可体力并不衰老，耳聪目明，气色不错，这真是了不起呀！先生平时吃什么药，如何锻炼，能说一说吗？如果有的话，请放在信封里秘密告诉我（所服食施行导引，可得闻乎？若有可传，想可密示封内）。”皇甫隆曾经当过曹魏的太守，对于曹操的请求，想必他一定尽量给予满足吧。

　　由于曹操本人对方术、特别是与养生相关的方术采取一种借鉴吸收的态度，方术在邺县非但没有禁绝，还有一定的市场。曹丕在《典论》中说，擅长辟谷的郗人俭喜欢吃伏苓，他到了邺县后，马上掀起一股“伏苓热”，市场上伏苓的价格立即涨了好几倍。有个叫李覃的议郎也跟着学辟谷、吃伏苓，结果方法不当，差点丢了命。甘始会气功（善行气），他到邺县来，又掀起一股不小的“气功热”，大家见了面个个都像鸱鸟一样看东西，像狼一样扭脖子（鸱视狼顾，呼吸吐纳），有个叫董芬的军谋祭酒，练习气功走火入魔，结果气闭不通，半天才苏醒过来。左慈擅长“补导之术”，即房中术，结果邺县又掀起一股“房中术热”，就连有个叫严峻的前宦官也跑来要学习房中术，成为笑谈（人之逐声）。

　　这些人在民间俨然成了明星，受到追捧，拥有大量粉丝。这虽然不是什么好事，但他们所能推动的也就是养生、健身、长寿一类的活动，相比于让他们散落民间，发动大家再搞出个太平道来，已经是很不错了。

　　可以想见，那时候的邺县是何等热闹，经济发达、物质丰富、城市设施先进、文人会集，还有不少术士们引导全民不时弄出个养生方面的热潮，在那个战争年代里，生活在这里，倒也感受不到寂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