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暴政的终结

　　〔王允和吕布设计终于除掉了董卓，一场暴政结束了。但王允的褊狭使得和平的曙光一闪而逝，朝廷和天子继续掌握在军阀们的手中。对此，有人漠视，有人投机。曹操的使者历尽千辛万苦，只为表达对汉室的敬意，却遭到了冷遇，这究竟是为什么？〕

　　【一、前仆后继】

　　北面的战事暂告一段落，让我们再来看看同一时刻西边发生的事。

　　初平二年（191年）夏天，董卓退入函谷关以西的关中地区。在他率军进入长安城的时候，文武百官都到郊外迎接。当他如愿地看到跪地迎接的人里有他希望见到的那个人时，始终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脸上露出志得意满的笑容。

　　匍匐在董卓脚下的这个人是他曾经的领导，前左将军、现在已被剥夺兵权并降职为御史中丞的皇甫嵩。董卓走下马来，握着皇甫嵩的手说：“义真（皇甫嵩的字），你怕不怕我（怖未乎）？”皇甫嵩说：“以德服人，天下共庆，人民欢喜，我怕什么？如果滥杀无辜，全国人民都怕，岂只是我？”

　　董卓看到老领导气儿还不是很顺，呵呵笑了笑，暂时不去理他。

　　连威震天下的皇甫嵩都臣伏在自己脚下，董卓觉得现在的事业很有成就感。他感到当个太师有点委屈自己，于是授意心腹，打算让他们参照周朝开国宰相姜子牙的先例，给自己上个尊称，叫“尚父”。

　　董卓要干的事，自然没人敢反对。大家心里说你愿意叫自己太空人都没有关系，反正保住我们的脑袋要紧。但尚父这个称呼岂是谁都能叫得的，弄不好很容易闹出历史笑话来。最后还是蔡邕站出来提醒董卓，现在关东未平，再上尊号容易成为敌人攻击的口实，不如等消灭了关东联军，再上尊号也不迟。董卓想想也有道理，就暂时作罢。董卓自己镇守长安，让女婿牛辅屯驻在河东郡、函谷关以及关中一线，伺机出动向东部各郡骚扰一下。

　　不久，最能打的孙坚战死了，关东联军爆发了严重内讧，无暇顾及关中的董卓，董卓感到已没有人能把自己怎么样，就过起了骄奢淫逸的生活。

　　史书没有记载董卓儿子的事，可能他没有儿子，但至少有一个女儿，他的女婿牛辅深受他的信任。此外，他还擢升兄弟董、侄子董璜等为高级将领，掌握守卫长安的大权。董家的亲戚都当了高官，就连董卓小妾抱着的婴儿都被封了侯爵。他吃的、用的、穿的都跟皇帝一样，朝廷各部门实际上处于放长假状态，日常工作都改到太师府处理。

　　董卓还嫌玩得不过瘾，又突发奇想，在他的封地县（今陕西眉县）修建大型城堡（坞）。据记载，城堡墙高七丈，厚度也是七丈，里面储存了可供全城吃三十年的粮食。董卓说：“大功如可成，称雄天下；如果不成，守着它安度晚年！”

　　可是，有些人不想看到恶贯满盈的董卓也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他们无时无刻不想把这个祸国殃民的匹夫除掉。他们就是从洛阳被裹挟至此的士人们。

　　他们多是何进在位时引进的，与袁绍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在他们的同志伍琼、周毖被杀后，他们忍辱负重，一面迎和董卓，一面继续在董卓身边当卧底。他们认为现在的乱局都是董卓一个人造成的，如果把他杀了，然后夺取兵权，趁着凉州军群龙无首，占据函谷关，“挟王朝以号令天下”，则大事可成。所以，他们开始谋划除掉董卓的行动。

　　这个小团体里有荀攸、郑泰、何、种辑、伍孚、士孙端、华歆等人，了解他们计划并给予支持的还有荀爽、王允、黄琬等。郑泰善于忽悠、尤其在忽悠董卓方面比较有经验。他出了一个主意，由董卓比较信任的司徒王允出面提出一个建议，任命护羌校尉杨瓒为左将军，朝廷秘书局副局长（尚书仆射）士孙端为南阳郡太守，领兵由武关道（由陕南沿汉水通豫鄂方向）攻击袁术。

　　他们的想法是先抓到一部分兵权，控制武关道，说是征讨袁术，实际上放袁术由武关道进入关中。然而，董卓此时的战略是防守，能守住就行，对于主动出击没有兴趣，这个军事计划就泡汤了。

　　士人们等得实在有点不耐烦了，伍孚决定铤而走险。这个伍孚，有的书上也说跟伍琼是一个人，其实伍琼之前已经被董卓杀了。对于伍孚，我们所知甚少，大概是跟伍琼、何一类的侠士吧。

　　一天，伍孚内穿小铠，外套朝服，怀里藏把刀来见董卓。谈完事，趁着跟董卓并行之机，伍孚突然拔刀直刺董卓。董卓是行伍出身，身手也不错，躲过了这一刺，伍孚随后被董卓的卫士拿下。

　　董卓气愤地说：“你小子想造反不成？”

　　伍孚道：“你我不是君臣，何来造反之有？你这个乱臣贼子，我恨不得诛杀你，将你车裂于市以谢天下！”

　　伍孚随后被杀。

　　但是，一个伍孚倒下了，又有好几个伍孚站了起来。

　　在何策划下，他们又迅速制定了新的暗杀计划，参与的人包括郑泰、种辑、荀攸、华歆等人，结果计划提前暴露，郑泰、华歆侥幸逃脱，辗转出了武关，投奔袁术去了。何、荀攸被捕。何不堪酷刑，在狱中自杀。

　　袁绍要是知道何死了，一定痛惜不已。袁绍早期的事业一直离不开这个侠客兼策士的辅助，作为“奔走之友”的重要成员，何东奔西走、南下北上，为袁绍积极联络各路英雄，做了大量幕后工作。

　　此时已身在东郡的曹操和荀如果知道何死了也会伤心，他们彼此都是老朋友了，何应该比他们大得多，在曹操还是小青年、荀还更小的时候，何就看出他们不是一般人物，给予高度评价，使二人的知名度大增。

　　荀攸在狱中倒泰然自若，该吃就吃，该喝就喝，董卓居然没有杀他。荀攸一直坐牢到董卓被杀以后，他在出狱时看到了胜利的那一刻。

　　三次计划均告失败，从伍孚到何，士人们付出了惨重代价，却拿董卓无可奈何。尤其是第三次计划的失败，使士人们的有生力量几乎全部丧失，现在只剩下王允、荀爽和黄琬这几位了，年轻人没有干成的事，他们能接着干完吗？

　　【二、终于把董卓杀了】

　　看到董卓一次次躲过暗杀，有一个人心急如焚，他就是王允。

　　王允此时五十五岁，作为政治家是一个成熟的年龄，作为暗杀行动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也许有些力不从心了。尤其是赖以引为同志的何他们被杀的杀、关的关、逃的逃，王允觉得再挑战董卓几乎已不太可能。

　　难道就让这个恶人继续逍遥地活下去，继续危害国家社稷？王允心里充满了仇恨，心绪难平。环顾左右，能帮上忙的也就是杨彪、荀爽、黄琬等人，但他们年龄普遍偏大，黄琬、杨彪虽比自己小几岁，也超过了五十岁，荀爽比自己年龄还大。搞政治还可以，搞暗杀没有经验。勉强能帮上自己的，只有在尚书台供职的士孙端。

　　其实，士人队伍里还有一个人，此时深得董卓的信任，可以经常出入太师府面见董卓，这个人就是蔡邕。但一提起他，王允就气不打一处来。这个蔡邕，曾经也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是士林中的一员，自从来到董卓身边，立即变了个人似的，极尽讨好、奉承之能事。董卓当太师，就是蔡邕带头倡议的。

　　王允对蔡邕的成见还可以追溯到二人许多年前在胡广府里共事的时候。王允曾是胡广的首席幕僚，蔡邕是胡广的得意弟子，二人一起共事，互相知根知底，但关系却很一般，这与他们的性格有关。王允好激动，蔡邕好沉静；王允路见不平一声吼，蔡邕唯唯诺诺明哲保身。王允有点看不惯蔡邕。

　　现在，王允和蔡邕虽然都深受董卓的信任，但在王允看来，这有本质的区别。自己是卧薪尝胆，等待时机消灭董卓，而蔡邕是结结实实的士林败类，已经完全沦为董卓的走狗。所以，图谋董卓的事，不仅不能跟蔡邕商量，还要提防着他才行。

　　就在王允冥思苦想不得要领之际，一个人进入他的视线，他的同乡李肃。

　　李肃也是并州人。现在，像他们一样在长安的并州人还有不少，当年丁原手下人多势众，在吕布、张辽的带领下都归顺了董卓，一同来到了长安。

　　但他们来了以后却感到很失落，与凉州军相比，并州军得不到重视。以李肃为例，不仅在并州军倒戈事件中立了大功，而且还协助凉州军与关东联军作战，在抗拒孙坚的战斗中卓有战功。但是，他的职务升得很慢，勉强当了个大校师长（骑都尉），不仅与董家的弟兄子侄不能比，与凉州军系统的牛辅、李、郭汜、樊稠、张济等人相比，也差得远。

　　李肃如此，并州军的领头人吕布也好不到哪去，他为董卓立下的功劳更大，职务仅比李肃高半格，是个准将（中郎将）。并州军其他人的情况可想而知。

　　因为同乡的关系，李肃和王允有了一定交往，言谈间常流露出来不满和牢骚。王允脑海中灵光一闪：难道这是个机会？

　　王允不露声色地加紧了与李肃的往来，通过李肃又联络上了吕布，大家都是老乡，搞个同乡会什么的，一块吃吃饭、郊游郊游，总还不至过于引起大家的注意。一来二去，他们越说越投机，越说越能说到一块。

　　他们谈论的中心议题是：董卓太不够意思，太对不起并州的弟兄们了，大家舍生忘死、背井离乡跟随董卓到长安来，头上顶着忘恩负义、卖主求荣的骂名，为董卓的事业出生入死、玩命打拼，到头来得到的却是如此不公。

　　说心里话，王允对吕布的为人也看不上，光是卖主求荣这一条，王允就能鄙视他一辈子。但现在为了反董大业，王允也跟吕布套上了近乎，随声附和，添油加醋，有时还会编一些不利于董卓和吕布团结的小道消息，让吕布越想越恨，越想越觉得跟董卓这一步棋走错了。

　　偏偏这个时候，董卓跟吕布之间又发生了两件小插曲，加速了吕布反董的步伐。

　　对这两件事陈寿和范晔的记载均相同。

　　一件是：董卓这个人性格急躁，冲动起来不计后果。有次因为一件小事对吕布不满意，拔出手戟（一种防身的短兵器）就朝吕布掷去，幸亏吕布身手好，躲过了，不然就没命了。事后吕布主动承认错误，董卓的气也消了，对董卓来说这事可能就过去了，对于吕布，心有余悸之下又增添了许多新的不满（由是阴怨卓）。

　　另一件是：吕布可以经常出入董卓的内室（中），一来二去跟一个侍婢私通上了，吕布怕这个事最终被董卓发现，心中一直惴惴不安。

　　这是正史对这两件事的全部记载，没有更多的细节了。至于把这两件事合并成一件，并且指明了事发地点（如凤仪亭）和当事人姓名（如貂禅），那就纯粹是虚构了。关于这方面的考据文章有很多，在此就不予赘述了。

　　反正几种因素一综合，王允居然把吕布成功策反，答应除掉董卓！

　　董卓撤回长安后，老将朱俊被任命为河南尹，留守洛阳一带。朱俊马上打出反董大旗，与关东联军相呼应，陶谦表奏朱俊为车骑将军，还给朱俊增援了三千人马。

　　陶谦支持朱俊可以理解，但他不该没事找事，明知车骑将军已经有主了，即联军总指挥袁绍，还要表奏朱俊，这不是让袁绍难堪吗？这笔账袁绍先给他记下了，日后有翻脸的时候。

　　为了对抗朱俊，董卓派牛辅驻扎在陕县，派李、郭汜等人率主力数万人征讨朱俊。朱俊实力不够，被击败。

　　凉州军团主力此时东进，给王允、吕布消灭董卓创造了机会。

　　据王粲的《英雄记》记载，吕布刺杀董卓的这一天是初平三年（192年）四月二十三日。当天，生病很长时间的献帝刘协大病初愈，按照制度这也是一件大事，刘协将在长安的未央殿接见文武百官，董卓穿着朝服，乘车前往。董卓有很多特权，他的车子可以一直到达殿门外，但他还嫌不够安全，沿路布置了很多警卫，夹道布岗，一边是步兵，一边是骑兵，搞得密不透风，无泄可击。

　　但这次再严密的保卫措施也将不堪一击，因为负责董卓保卫工作的是中郎将吕布。吕布已事先布置好，让李肃带着壮士秦谊、陈卫（《九州春秋》说还有一个人叫李黑）等十几个人混在卫士中间。董卓的车子一进宫门，李肃手疾眼快，举戟刺向董卓前胸！

　　这一下来得太突然了，董卓身手再好，也来不及反应，加上董卓在车上，不好腾挪，这一戟就给刺上了。没料到董卓朝服之内穿着铁甲，戟没有刺进去，戟锋滑了下来，只刺伤了董卓的手臂。董卓从车上一头栽下。

　　董卓大喊：“吕布快来！”

　　吕布其实就在他身后，手里拿的不是兵器，而是不知从何而来的一份圣旨。

　　吕布高声宣布：“奉皇帝诏书，在此处决逆臣！”然后他抄起铁矛，直刺董卓。

　　董卓在临死前一刻还在大骂：“狗东西，好大的胆子（庸狗，敢如是邪）？！”

　　董卓的随行亲信田仪等人想上来营救，吕布手起矛落又杀了三个人。吕布宣布：“诏书指定只诛杀董贼一个人，与其他人一概无关。”于是没有人再反抗了。

　　被范晔评论为罪恶滔天、冒犯天、地、人的常道，被陈寿评论为凶狠残忍、暴虐不仁的一代奸雄终于毙命。

　　消息传出，整个长安城都沸腾了，压抑已久的人们终于扬眉吐气，大家载歌载舞，举行了盛大的狂欢。有人卖掉了珠宝手饰和漂亮衣服，换来酒肉进行庆贺。长安城大小街道上都是人，一片欢乐。

　　董卓的弟弟董、侄子董璜以及留在坞的全体董氏家族成员均被诛杀，董卓的尸体被拖到长安城的市场上示众，首级已被吕布剁下来拿走了。董卓的尸体搞完展览后，又被人焚烧。袁家的门生故吏还觉得不解恨，他们看着残渣烧成灰烬，然后扬撒在路旁。

　　【三、蔡邕的一声叹息】

　　董卓以最彻底的方式被消灭了，王允顿时感到一阵轻松，他多年来忍辱负重期待的正是这一刻。作为一名忠于汉室的士人，他在关键时刻挽狂澜于既倒，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感到骄傲的还有吕布，是他一矛刺死了董卓，整个计划是他制定和付诸实施的，没有他，一切都无从谈起。

　　但是，论功行赏的时候，吕布再一次失望了，王允宣布自己以司徒的身份主持朝廷日常工作（录尚书事），仅仅给他一个奋威将军（与袁绍给韩馥的名号一模一样），这让吕布很失落。吕布想，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王允对吕布从心底里瞧不起，一则认为他是个武人，二则认为他多变，缺乏节操。王允的政治洁癖又犯了，尽管他也曾低眉顺眼地侍奉董卓，但他认为那是地下工作的需要，而别人要这么做，那就不能容忍。

　　除了看不上吕布，王允还看不上蔡邕。

　　王允迫不及待地下令把蔡邕关进监狱，理由据说是蔡邕听到董卓被杀的消息后，当众叹息了一声。

　　这一声叹息最终要了蔡邕的命，尽管太尉马日等很多人出面求情，蔡邕本人也写信给王允，表示认罪，愿意像司马迁一样承受宫刑或黥首刖足之刑以求保全一命，让自己能够完成正在写作的当朝国史《后汉纪》，但王允坚决不从。

　　一代才子最终血洒长安，终年六十一岁。

　　张写的《汉纪》一书说王允后来也后悔了（允悔欲止），但没有来得及制止。这其实是不可能的，王允杀蔡邕的意志十分坚决，因为大家是老熟人，互相知道的东西太多，而蔡邕偏偏又提到了司马迁，这对王允是一个重要提醒。如果当朝国史任由蔡邕来写，不知道会写成什么样。

　　所以，蔡邕必须死。

　　柏杨先生进一步分析说，这些年来，王允“如果不把董卓的马屁拍得舒舒服服，董卓焉能把中央大权全部托付，其中一些丑态毕露的行为，蔡邕先生可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王允不得不预防蔡邕泄漏他的底细”。冠冕堂皇的理由虚晃一枪，真正的理由因为太卑鄙的缘故，往往说不出口。

　　蔡邕被杀后，有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备感痛心疾首，他的名字叫王粲，字仲宣，山阳国高平县人，前面已经提到，他是何进的秘书长（长史）王谦之子。

　　王谦这时候已因病去世。献帝西迁后，王粲来到长安。当时，蔡邕深得董卓厚遇，又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家中经常宾客盈坐，如果来晚了，在蔡邕家门口的街巷里连个停车位都不好找（常车骑填巷）。

　　有一次，蔡邕家高朋满座，他正跟大家谈话，家人递上来一张名贴，说有人在外求见，蔡邕看了一眼，竟慌忙从座上起来赶紧跑出去迎接，结果一着急把鞋子都穿反了（倒屣相迎）。大家纳闷，这是什么样的重量级人物，能让蔡大师如此激动呢？

　　等进来一看，大家都傻眼了，蔡邕陪着进来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不光年龄小，而且其貌不扬，个子不高（容状短小），又黑又瘦，结果举座尽惊。

　　蔡邕给大家介绍道：“这是王公（王畅）的孙子，很有才能，我不如他。”蔡邕同时宣布：“我家里的藏书，死后全部给他。”

　　蔡邕的反常举动让人十分不解，王粲即使再有才，也不至于以十几岁的年龄就能让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折服吧？蔡邕厚遇王粲，要猜测一下的话，或许跟他的女儿有关。

　　蔡邕的女儿蔡琰，字文姬，在蔡邕的影响下，自幼博学多才，在音乐、诗词方面很有造诣，作为少年天才的代表，事迹有幸也入选过南北朝时期编纂的那部《神童传》中。一般认为蔡琰生于177年前后，与王粲同龄。

　　蔡琰结过一次婚，丈夫出身于河东郡的世族，名叫卫仲道，是个读书人，夫妇很恩爱，但就在前不久，卫仲道病逝。卫家人有点嫌弃她，认为她刚嫁进卫家的门就克死了丈夫。蔡琰无法忍受，回到了娘家。

　　关于蔡琰离开夫家后到了哪里，也就是她最后在什么地方被南匈奴人掳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她回到了故乡陈留郡，在那儿被掳走的；另一种说法是她来到了长安，是在长安被掳的。如果蔡琰在长安，王粲应该能见到她。蔡邕刻意栽培王粲，并且说出那些不同寻常的话，也许有把女儿蔡琰许配给他的意思。

　　王粲跟曹操一样，因为“容状短小”在政坛和社交场所没少吃亏，不过他似乎很招人喜欢，蔡邕想招他为婿，以后刘表也有这个想法，只可惜王粲似乎都没有那个缘分。

　　蔡邕被杀后，王粲悲痛不已，后来王允想招王粲任黄门侍郎，他坚决不从。长安大乱后，王粲南下荆州投奔祖父的学生刘表去了。

　　王粲到荆州去，最可能走的是武关道，作为当时最有才情的诗人之一，王粲在路上回首长安岁月，不禁哀从心起，于是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哀诗》，记述了此次南下荆州的过程，里面有“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患”以及“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这样的诗句。蔡琰最终没有跟王粲走到一起，在一片乱局中，她被南匈奴首领掳到了异乡，直到许多年以后，被曹操以重金赎回。关于她的故事，以后再说。

　　【四、贾诩一谋动千危】

　　处理完蔡邕的事，王允面对着如何解决凉州军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让老将皇甫嵩重新出山，统帅凉州军，以皇甫将军的威名，应该可以镇住他们；另一种意见认为应把凉州军全部杀掉。前一种意见占大多数，持后一种意见的，是吕布等并州派。

　　并州派想借用士人和社会力量趁机消灭凉州派，然后自己独霸朝廷。王允没有采纳吕布的主意，但自己又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他一会儿想赦免凉州将领的罪过，一会儿又想下令解散凉州军，弄得外面谣言四起，都说王允要大开杀戒，最少要杀十万人。

　　后来王允决定还是解散凉州军，马上有人表示异议，说如此一来凉州军人都会人人自危，天下必乱。

　　然而王允认为，关东联军是自己的盟友，现在董卓死了，还把大军驻扎在函谷关、陕县一带，必然让盟友疑心。他坚持将凉州军就地解散。

　　凉州军人都在想，蔡邕那样的人王允尚且不放过，现在我们要是被解散了，马上就会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所以，当李肃带人拿着诏书到陕县宣布解散凉州军的时候，牛辅等人起兵反抗，李肃大败而回。吕布斩杀了李肃，亲自迎战牛辅。

　　还没等吕布动手，牛辅自己先出了事。晚上大营里发生夜惊，全营一片混乱，牛辅心惊胆颤，准备只身逃走，结果被手下人干掉了。

　　李、郭汜、张济等凉州大将听说牛辅被攻，急忙驰援陕县，到达后牛辅已死。李等人没了主意，派人到长安向王允请降，王允既没有立即同意，也没有说不能赦免。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一年之内，不能有两次赦令。”

　　本年的正月里曾经大赦过一次，一年不能有两次大赦，这倒也是制度规定。王允这时候变成了遵章守纪的模范，只不过在此时这非常不合时宜。

　　李等人六神无主了，他们原来都是跟着董卓混世界的，所有的大主意都由董卓拿，他们只管打打杀杀，他们既来不了文的，也搞不了政治，只想荣华富贵，能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现在领路人董卓、牛辅都死了，他们还真不知道怎么办好。

　　既然人家不愿意现在赦免他们，等明年可以颁布赦免令时再打报告上去的话，这中间还有大半年时间，显然不大可能。李等人简单商议一下，决定让队伍自行解散，大家化整为零绕道逃回家乡凉州。

　　这时候，原牛辅所部的一个师长（讨虏校尉）出来对大家说，这样做万万不可。他警告道：“如果分散突围，必然会个个击破，不如向西进攻长安，给董太师报仇，事情成功可以拥戴皇上，号令天下；事情不成，再跑也不迟。”

　　他一下子把大家说醒了：是呀，跑什么呀，咱们实力也不差，干嘛求人呢？于是集齐人马，大家向西挺进。

　　出这个主意的人叫贾诩，字文和，凉州刺史部武威郡人，此时四十五岁，比曹操大八岁。

　　贾诩早年也被举孝廉为郎，后因有病辞官回武威郡老家，路上遇见氐人，与其同行的几十个人全部被抓。抢完东西之后，氐人要把他们活埋。贾诩骗他们说：“我是段太尉的外孙，你们别埋我，我家必然拿钱来赎。”段太尉即“凉州三明”之一的段，大名威震西土，贾诩拿这话吓唬氐人，氐人果然不敢害他，还与他磕头拜把子，送他回去。

　　董卓当了太尉以后，贾诩以凉州出身的缘故被聘为太尉府里的处长（太尉掾），后来升为黄河上的平津渡口守卫司令（平津都尉），再升为师长（讨虏校尉），驻扎在陕县一带，归牛辅指挥。

　　后世多认为，贾诩的这个主意闯下了大祸，使得有可能出现的和平契机化为乌有，令帝国再次陷入混乱状态。

　　裴松之注《三国志·贾诩传》的时候忍不住评论说：这个时候，元凶已除，天地始开，但随之国家又四分五裂，黎民百姓再次遭受涂炭，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因为贾诩的一句话吗（岂不由贾诩片言乎）？贾诩的罪过，竟然如此之大！

　　将天下重新陷入动荡的罪过全部归于贾诩一人，未免夸大了他那一句话的作用。没有贾诩，天下该乱还会乱，只不过，此时此刻，他的一个主意至少改变了局部事态的发展。李等人率兵杀来，路上凉州军越聚越多，除李、郭汜、张济、贾诩外，樊稠、李蒙等凉州将领也来加入，人数达十多万。此时长安的守军也就一两万人而已，形势危急。

　　偏偏这个时候，守军里有人反水，这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名叫“叟兵”。

　　叟人是西南的一个少数民族，叟兵以打仗勇猛而著称，这支叟兵人数不详，可能是益州牧刘焉派来的。这伙人打仗有一套，战场上随机应变更有一套，作为川军里的雇佣军团，他们犯不着跟别人一块送死。

　　王允、吕布等人守了八天，叟兵打开城门，凉州军杀入长安。吕布不敌，带领几百名骑兵杀出城去，这一行人里，应该有张辽、高顺等人。吕布临走时不忘把董卓的人头挂在马鞍上，这个东西他见着袁术、袁绍时还用得上。

　　吕布路过青琐门的时候，招呼王允一块走，王允不想走，就请吕布带话给关东诸位首领，要他们设法来救皇上。

　　太常卿种拂、太仆卿鲁馗、大鸿胪卿周奂、城门校尉崔烈、越骑校尉王颀等大臣在混乱中被杀，和他们一同被杀的有一万多人。司徒王允、司隶校尉黄琬、左冯翊郡太守宋翼、右扶风郡太守王宏等被抓，几天之后一块儿被凉州军处死。

　　李胁迫献帝任命自己为扬武将军，郭汜为扬烈将军，樊稠为中郎将。三个月后李又任车骑将军兼司隶校尉，郭汜、樊稠分别为右将军和后将军，他们三个人组成领导小组共同主持朝政（朝政）。张济为骠骑将军，出屯潼关以东的弘农郡一带。

　　与凉州集团关系密切的韩遂、马腾等人听说长安大乱，也带兵前来凑热闹，看能不能混水摸鱼。“三人小组”任命韩遂为镇西将军，屯驻金城（今甘肃兰州）；任命马腾为征西将军，屯驻董卓昔日苦心经营的大本营坞。

　　这些多年来与朝廷水火不容的叛军，被正式任命为朝廷的高级将领。此时同在长安的皇甫嵩，以及将要来到长安的朱俊等老将看了之后想必无言以对。

　　凉州军人又把持了朝政，和平的曙光虽曾一闪，但再次与帝国无缘。接下来，将是无休无止的混战。

　　【五、通使长安】

　　李、郭汜、樊稠等主持朝廷工作的“三人小组”成员虽然都是行伍出身，但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对于关东联军，他们不想继续打下去了，为此，初平三年（192年）八月，由献帝下诏派太傅马日、太仆卿赵歧为正副特使，前往关东宣达罢兵诏，抚慰天下。

　　这二位都与已故著名经学大师马融有亲戚关系。马日是马融的族孙，小时候曾得到马融的亲自教导；赵歧是马融哥哥马续的女婿。马日此时年龄不详，但不会小于七十岁，而赵歧已高达八十四岁。

　　“三人小组”把这两位老同志搬出来实在是动了一番脑筋，因为马家跟袁家关系不一般。袁绍和袁术有一位很有名气的婶娘，也就是袁隗的妻子，一代才女马伦，正是马融的女儿。按这个论法，马日跟袁绍和袁术是平辈，赵歧是他们的长辈。

　　“三人小组”大打名士牌和亲情牌，让既是士人领袖、又是袁家亲戚的马、赵二人前往关东，化解他们与关东联军之间的矛盾，哪怕争取一个互不侵犯、划地为安的局面也行。当然，这仅是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

　　马特使和赵副特使从长安出发后分成两路，马日去南阳郡找袁术，赵歧去冀州找袁绍。马日此去颇费周折，到南阳郡时袁术已不在这里，后来他辗转到扬州刺史部九江郡的寿春县才找到袁术。《献帝春秋》一书记载，袁术见到马日就把他扣了下来，压根不谈正事，袁术先是要借马日的符节（皇帝亲颁的信物，马日作为朝廷特派员的凭据）看看，看完就耍起了无赖，再不说归还的事。

　　不仅如此，袁术还让马日以朝廷特使的身份任命他手下人的官职，名单报上来，马日差点没气晕：这份候任干部名单上多达一千多人。

　　马日请求袁术放他走，袁术不放。马日又急又气，最后在忧愤中死于寿春。

　　相比较而言，赵歧还算幸运。

　　听说长辈来了，袁绍亲自迎出了数百里，据《后汉书·赵歧传》记载，在迎接赵副特使的队伍里，还有已经身为兖州牧的曹操。

　　赵歧分别给陶谦、公孙瓒等人写信，传达朝廷“罢兵安人”之道。公孙瓒经界桥战败后，仍然与袁绍在冀州北部、幽州以及青州一带全面开战，双方目前均处于疲惫期，打不动了仍然硬扛着。赵歧的到来给了双方一个休战的台阶，公孙瓒立即送来一封言辞恳切的回信，表示尊重朝廷，热爱和平，立即停战。

　　袁绍、曹操等还与赵歧相约，不久之后将迎献帝回洛阳（与歧期会洛阳，奉迎车驾）。这个约定对袁绍来说也就是说说而已，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公孙瓒，送走赵歧，袁绍回去就开始谋划新的军事计划去了。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着实让袁绍受惊不小。

　　袁绍送走赵歧返回邺县，路过漳水之上的渡口薄落津时，在此大会宾客，曹操也有可能在其中。正吃喝热闹的时候，突然接到情报说他的后方基地魏郡有人造反，叛军与黑山军的于毒部取得联系，人数多达数万人，已经把袁绍的大本营邺县占领，郡守被杀。

　　在座的很多人家都在邺县，听说之后顿觉五雷轰顶，“皆忧怖失色”，有的人当场就哭了起来。面对突然而来的变故，袁绍再次表现出从容不迫的气概，他当时正在玩投壶游戏，就是把箭投向远处的一个壶中，看谁投得准，输的人罚喝酒。听到消息，袁绍仍然言谈自若，催促监壶的人继续玩（容貌自若，不改常度）。

　　后来，幸亏黑山军里有一个叫陶升的人投降袁绍，把袁绍以及众人的家属送到斥丘，并帮助袁绍重新收复了邺县。后来袁绍任命陶升为建义中郎将。此事发生于初平四年（193年）三月，记录在《献帝春秋》一书中。

　　唯一认真思考了赵歧建议的人就是曹操了。朝廷特使一行带来了长安的最新消息，也表达了奉迎天子回洛阳的渴望。曹操回到鄄城，就与荀、程昱、毛（应该还有戏志才）等人商议此事，荀赞成派人出使长安，向朝廷进贡。

　　毛的看法更进一步，他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毛说：“现在天下分崩，天子流亡，国家没有储备，百姓不能安居，这种状况难以持久。袁绍、刘表等人，虽然人多势众，但都缺乏远大志向，不能树基建本。当今之计，应该奉天子以令不臣，发展农业，积蓄军资，这样以来，霸业可成。”曹操认为他分析得很有道理（敬纳其言）。

　　毛字孝先，是兖州本地陈留郡平丘县人，当过县吏，为人清廉公正。中原地区陷入动荡后，他本想到荆州投奔刘表，听说刘表政令不明，能力有限，于是转道去了鲁阳。曹操担任兖州牧以后，征他为州政府的治中从事，负责州里的人事工作。曹操发现毛深有谋略，清正无私，就改任他为奋武将军府的功曹，从事人才选拔工作。以后曹操的地位不断提升，毛一直是人事系统的领导。

　　曹操一边忙着巩固兖州，一边考虑派人到长安走一趟，至于派谁去，曹操一时没有想好。这个人首先要有胆识和能力，因为此去长安路途险阻，要穿越各种势力以及黑山军的防地，必须随机应变，保证顺利到达长安并安全返回；其次要熟悉那边的情况，最好认识长安那边的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定要忠诚可靠，因为除了代表他以兖州牧的身份向朝廷进贡以外，还要找机会替他拜会几位在长安的老朋友。

　　想来想去，曹操觉得只有一个人具备上面的条件，这个人就是王比。

　　王比的个人情况不详，似乎很早就跟着曹操了，类似于家臣的角色，曹操多次委他以特别的任务，体现出对他不同一般的信任。如果真是曹操的家臣，他有可能在曹嵩时代便在洛阳的曹府呆过，熟悉此时仍在长安的丁宫、丁冲、钟繇等曹操的朋友。

　　初平三年（192年）冬天，王比受命出发，但一开始就极不顺利。

　　他们一行刚到河内郡，就被河内郡太守张杨扣留。曹操虽然没有跟张杨发生过冲突，但张杨跟袁绍曾经有过降而复叛的经历，曹操是袁绍的人，张杨自然不把曹操当成好人，他不想让王比过境。

　　这时候张杨身边出来一个人，劝他说：“曹操虽然跟袁绍是同盟，但二人情况不同，不可能永远相亲近（势不久群）。曹操现在虽然弱小，但他的确是个英雄，将军您应当结交他。现在刚好是个机会，应该帮他完成通使长安的事，并且上书表荐他。如果事情成了，曹操一定感激将军您。”

　　张杨想了想，觉得说得也是，于是同意王比过境。

　　这个帮曹操说话的人不是张杨的手下，而是张杨的客人，他的名字叫董昭。

　　董昭字公仁，老家是兖州刺史部的济阴郡，就是曹操现在的大本营鄄城所在的郡。他被举过孝廉，当过县令，后来在袁绍手下当参谋（参军事）。袁绍属下的钜鹿郡太守李邵等人想叛变投靠公孙瓒，袁绍抽不出兵来征讨，董昭自告奋勇愿只身前往把事情摆平。袁绍大喜，还以为他有什么好主意，问他具体如何办，董昭实话实说：还没有想好，只能随机应变（计当临时，未可得言）。袁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让董昭去试试。

　　董昭到钜鹿郡经过明查暗访，发现李邵反叛这件事是由郡里的大户孙伉等人在背后策划的。

　　董昭当即立断，将幕后分子一网打尽。由于来不及向袁绍请示，董昭伪造了袁绍的公文，说抓到敌人的间谍安平、张吉，据他们交待，孙伉等人暗中通敌，以为内应，现在发布檄文，将其逮捕，军法处置。

　　董昭用这一手段迅速平定了钜鹿郡，为袁绍立下大功。后来冀州治下的魏郡发生动乱，袁绍又派董昭兼任魏郡太守。董昭到境后软硬兼施，又平定魏郡。

　　董昭一再立下大功，但在袁绍那里却待不住。起因是董昭有个弟弟叫董访，在张邈手下任职。袁绍跟张邈因为一些事已经闹翻，这一对革命战友发展到势不两立的程度，袁绍欲除掉张邈而后快。这时，有人在袁绍面前进谗言，说董昭不可靠，是张邈派来的卧底，董昭听到风声，不敢再待。他想干脆到长安去在朝廷里谋个职，但也是在路过张杨防区的时候被扣下。

　　董昭确实不错，自己的事没有弄明白呢，还替曹操说了话。其实董昭也是为自己铺路，他是真的看好曹操。正是因为有这件事，日后曹操见到他时，将其视为自己人，引以为心腹智囊。

　　王比总算离开了河内郡，辗转到了长安。“三人小组”对袁绍、曹操都不太感冒，想把王比扣下。他们认为曹操是袁绍阵营的人，袁绍对天子的态度一向暧昧，一会儿另立天子，一会儿散布谣言说天子不是灵帝亲生的。

　　这时，曹操昔日的好朋友、现任黄门侍郎钟繇出来说话：“现在群雄并起，大家都以天子的名义行独断专行之事，只有曹兖州心系皇室，如果我们拒绝他的诚意，那些也有同样想法的人必会感到失望。”李等人想想也有道理，于是放王比回去，并给了一些回礼。

　　钟繇不仅跟曹操相熟，还跟荀是同乡兼同事。根据谢承的《后汉书》记载，南阳人阴修当颖川郡太守时，把颖川郡的才俊都延揽到自己手下，其中钟繇担任人事处长（功曹），荀担任办公室主任（主簿），荀攸担任司法处长（贼曹掾），郭图担任驻京办主任（计吏），还有名士张礼、杜等人，堪称当时天下最强的郡级领导班子。

　　王比回到兖州后，详述了通使的经过。曹操多少有些失望，他原本想，此行与朝廷建立正常联系，朝廷对他即使不升官晋爵，也会正式下达命令对他的兖州牧一职给予确认，但李等人压根没理这个茬。

　　不过这次也有很多收获，王比此行想必会让献帝以及长安的公卿们对自己忠于汉室的心迹有所了解，董昭、钟繇等人在关键时候替自己说话，说明这些人以后还会对自己给予帮助，加上在天子身边供职的丁宫、丁冲等人，日后真要按照毛说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话，这些人都能用得上。

　　【六、幽州风云】

　　再来看看幽州，说说公孙瓒的事。

　　大约在曹操和于毒、眭固等人在东武阳、顿丘一带激战的同时，袁绍率冀州的主力部队向北移动，他们面对的敌人是公孙瓒率领的十分强悍的幽州兵团。

　　中平年间，公孙瓒在卢植、皇甫嵩等人麾下与黄巾军交战，因为作战勇猛、战功显赫，先后升为骑都尉、降虏校尉、中郎将等，成为帝国的高级军官，被封为都亭侯，率军驻扎在幽州北部一带，与黄巾余部张纯、乌桓首领丘力居作战。

　　公孙瓒天生是打仗的好手，他最擅长使用的是骑兵，最喜欢骑的是白马，他经常亲自带领几十个善于骑射的人，一律骑上白马，在战场上呼啸而来，又呼啸而去，杀伤力很大，他给这个突击队起了个名字，叫“白马义从”。

　　很快“白马义从”就成了公孙瓒的一个招牌，乌桓人提起来都害怕，不敢再来进犯。公孙瓒一看这个牌子好使，干脆把“白马义从”扩编，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全部是骑兵。“白马义从”自此成为汉末驰骋在疆场上的一支铁军，所向披靡，很少打败仗。至于这支骑兵部队是不是全都骑白马，则有点可疑。因为白色的战马是比较难得的，找几十匹还行，一下子找几千匹，那是相当的困难。不过，要是真的能凑齐几千匹白马来，往阵前一列，不用开打，光那白花花的一片，就够晃人眼的。公孙瓒看来还懂点行为学，这个创意挺不错。

　　自从有了这支部队，公孙瓒实力大增，按照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看法，他成为帝国北部边界一带的实际控制者。但公孙瓒自己总觉得不爽，因为朝廷派刘虞来当幽州牧，成为公孙瓒的顶头上司。

　　刘虞跟公孙瓒的做法不一样，对少数民族主张怀柔。他到任以后就派使者到乌桓各部族那里晓以利害，丘力居等乌桓部族首领有感于刘虞的声名和诚意，纷纷派遣使者表示愿意归附。

　　公孙瓒眼看刘虞不费一兵一卒就把边境的事摆平了，心里充满嫉妒，他暗中派人搞破坏，挑拨朝廷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关系，甚至不惜派兵在乌桓使者必经之路上埋伏，将使者杀害。但乌桓各族识破了其中真相，归意坚定，他们就是绕道也要跟刘虞保持联系。

　　边境问题解决后，刘虞上报朝廷要进行裁军，公孙瓒的部队包括步兵、骑兵在内被裁得只剩下一万来人，指挥部设在右北平郡。

　　公孙瓒郁闷坏了，敢情这个老头子很阴呀，看着慈眉善目，手段倒挺黑，以和平手段解决了边境问题，裁军就有了借口。说是裁军，其实就是削减公孙瓒的实力。

　　虽然公孙瓒很不满，但刘虞却获得了更高的威望，后来张纯被手下人王政杀死，把首级献给了刘虞。张角兄弟死后，张纯在黄巾军中的影响力最大。此次消灭张纯，对朝廷来说是一件大事，于是献帝专门派使臣来幽州，拜刘虞为太尉，后来又升为大司马，仍然兼任幽州牧。

　　公孙瓒因为助战有功，被任命为奋武将军。

　　公孙瓒心里很不服气，北部边界的和平是靠他出生入死打出来的，凭什么让刘虞坐享其成？但是慑于刘虞的巨大威望，公孙瓒也只好忍气吞声，待在右北平郡为帝国站岗。

　　如果放在和平年代，公孙瓒这一辈子也就这样了，但偏偏现在是乱世，在乱世中偏偏恶人、强人更容易出头，公孙瓒的机会来了。

　　幽州的黄巾民变又起，为了镇压起义军，公孙瓒的队伍也得到扩充。在与青州黄巾军的东光之战中，他一次投入的兵力就达到两万多人，说明此时他的实力已迅速扩张，活动范围也很广。如此一来，他与刘虞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了。

　　刘虞有个儿子叫刘和，此时在长安献帝刘协身边供职，都是老刘家的人，献帝对刘和很倚重，他派刘和逃出长安，到幽州找刘虞带兵来救驾。刘和路不熟，没有走河东郡，也没有走函谷关，而是走的武关道，奔南阳郡来了，结果进入袁术的防区，袁术将其扣留。

　　袁术扣下刘和，据说是想争功，不想把救驾的功劳让刘虞一个人分享。他给刘虞写了封信，让刘虞发兵做后援，自己为先锋，到长安救驾。刘虞接到袁术的信，想派兵去，公孙瓒劝他别去，因为袁术此人不可靠，派出去的人马可能有去无回，但刘虞不听。

　　公孙瓒一想不对劲，他说的话要是传到袁术那里，袁术肯定恨他。为此，他干脆比刘虞更积极，派他的堂弟公孙越率领一千多骑兵去南阳郡，一方面支援袁术，另一方面暗中挑拨刘虞跟袁术的关系。

　　刘虞派的人大概是步兵，公孙越率领的骑兵因此先到了南阳郡。公孙越暗地里让袁术扣留刘和，等刘虞派来的人马到了之后，又将其全部吞并。这些事当然瞒不过刘虞，公孙瓒和刘虞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

　　事情还没完，在孙坚攻打周昂的那一仗中，袁术派公孙越支援孙坚，结果被流矢射中而死。袁术担心公孙瓒埋怨自己，就把火往袁绍身上引，说公孙越是袁绍杀害的。公孙瓒果然被激怒，咆哮道：“我弟之死，全是因为袁绍引起。”于是出兵磐河，进攻袁绍。

　　这个时候袁绍刚取得冀州，立足未稳，听说公孙瓒来挑事，不敢硬来，跟公孙瓒赶紧谈判，最后把自己担任的渤海郡太守一职让给公孙瓒的另一个堂弟公孙范，公孙瓒才怒冲冲撤兵。

　　公孙范上任后，他的领导应该是袁绍，但他专门跟袁绍捣乱，以渤海郡为基地，配合袁术把势力往冀州、青州发展。公孙瓒以打黄巾军为借口，大肆封官，任命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他还任命了郡太守、国相以及县令等若干。

　　公孙瓒的做法摆明了就是跟袁绍对着干。任命冀州刺史是成心恶心冀州牧袁绍一下，任命青州刺史是趁原青州刺史焦和之死去抢地盘，兖州虽然现在还八竿子打不着，但兖州牧曹操是袁绍的人，先派个刺史去搅和他一下，这种未经允许就把筷子往别人碗里伸的行为必然招打。袁绍与公孙瓒的矛盾不断激化。

　　以上是史书所载袁绍与公孙瓒彻底闹翻的经过。这个过程是没有错的，结果大体上也如此，但其中的内幕肯定更为复杂。

　　献帝刘协派刘和搬兵是有可能的，但仅凭刘协的这道“口谕”，袁术、刘虞因此就要发兵前去救驾，尤其是袁术，看他的架势肯定以为只要进兵长安马上就能立下奇功一件似的，还要抢功，这就不好理解了。

　　长安是什么地方？那里有十多万凉州精锐，袁术能不能打到函谷关下都十分难说。袁术会那么幼稚吗？

　　背后的真相也许是：袁绍、公孙瓒都意识到决战不可避免，他们同时想到的，就是给自己拉外援，给对手制造敌人。袁绍拉的外援是刘虞，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加之当初他曾力推刘虞为帝，虽然事情没有弄成，但至少说明他对刘虞是尊重的，刘虞对他不会有恶感；公孙瓒拉的是袁术，因为二袁此时已交恶，周昂与孙坚之战就是证据。

　　没成想出现了新情况，公孙越意外战死，公孙瓒与袁绍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不用袁术挑拨，这一仗也要开打了。

　　【七、“白马义从”的最后一战】

　　袁绍要与公孙瓒决战，必须过一道难关：白马义从，这又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汉末的幽州铁骑是骑兵中的精锐，“白马义从”又是幽州铁骑中的精锐。在公孙瓒的多年经营下，这支雄师百战百胜，令敌人闻风丧胆。乌桓人之所以愿意归顺，与其说是给刘虞面子，不如说是被这支铁军打怕了。

　　公孙瓒可以调用的总兵力有十万人左右，除了“白马义从”之外，在其他部队里骑兵所占的比例也比较高，这与幽州跟北方少数民族地理相近有关。袁绍一方的主力大都是韩馥原来的人马，虽然张、义、颜良、文丑都是一流的猛将，但都是归顺不久，忠诚度尚待考验，万一战场上出现失利的情况，他们会不会落井下石还不太好说。

　　相比较而言，义投奔自己比较早，与韩馥曾经彻底翻脸，可靠度较高，关键时候可以委以重任。

　　袁绍人马数量不足，要守的地盘很大，能集中起来作战的也就三四万人左右，而且骑兵太少。在华北平原这样的开阔地带，用步兵打骑兵，人数又不占优势，胜算实在很小，更何况敌人拥有“白马义从”这样的战场终结者。

　　让袁绍头疼的还不止这些，有情报显示，公孙瓒跟黑山军的张燕联系上了，同时还策反了刚刚归顺袁绍的张杨和南匈奴单于于扶罗。公孙瓒又跟徐州刺史陶谦建立了联系，加上老盟友袁术，袁绍基本上算是四面楚歌了。

　　所以，当公孙瓒以公孙越之死为由南下兴师问罪时，袁绍确实很紧张，赶忙把自己兼任的渤海郡太守一职让给公孙范，用割地的办法先把公孙瓒哄了回去。

　　在袁绍的阵营里，只有曹操在兖州方面进展顺利，但曹操此刻又不能动，他承担着监视袁术、陶谦等人，护卫冀州南线的重任。袁绍整天跟沮授、田丰、逢纪、许攸等智囊一块商议，试图找到一条破敌之策。

　　袁绍还在冥思苦想之中，公孙瓒那边已经等不及了，他先发布了一个“讨袁檄文”，然后调集大军向冀州杀来。

　　这份“讨袁檄文”写得挺下功夫，列举了袁绍的十大罪状，这些罪状里有歪曲事实和无中生有，有夸大其辞和造谣中伤，但也有实事求是。罪状主要是：

　　一、制造了董卓之祸（袁绍确实负主要责任，但并非全部责任）；

　　二、不反抗董卓，置天子于不顾，是为不忠（这个大家都有责任）；

　　三、起兵反抗董卓却不告诉家中长辈，使家族五十多口丧命，是为不孝（这个应该是董卓的责任）；

　　四、起兵两年来不对付敌人，只顾壮大自己（这倒是事实）；

　　五、指使韩馥另立新君（这个也是事实）；

　　六、信任一个叫崔巨业的江湖骗子、算命先生，打仗也要挑好日子，缺乏大臣的风范（人家喜欢，关别人什么事）；

　　七、杀害有功之臣刘勋（刘勋是谁没查出来，以后曹操手下有个刘勋，但肯定不是此人，袁绍该不该杀他，待考）；

　　八、向别人要物资，给得不够翻脸就杀人（没有具体线索，不好判断真伪）；

　　九、身为贱妾之子，还要与嫡出的后将军袁术相争（揭人家的隐私，不厚道，而且这是袁家的私事，不关别人的事）；

　　十、派周昂攻打孙坚，致使孙坚的讨董大业失败（虽属事实但有些夸张，周昂不去捣乱，袁术、孙坚的讨董大业也难以成功）。

　　在进行了强大的舆论宣传之后，初平二年（191年）底，公孙瓒亲率大军南下，屯兵于界桥。次年初，袁绍整顿人马也开到了，两军在界桥以南二十里的地方摆开战场。

　　两军对阵，公孙瓒一方阵容齐整、甲盔鲜明、旌旗飘扬，很有气势，尤其是队列正中的“白马义从”，更是令人闻风丧胆。对面的袁军却摆出了一个奇怪的阵形，也许是来不及训练，也许不善于打这样的阵地战，袁军列于正中的只有八百名步兵和一千多弓箭手，身后隐约有二三万人，队列不整，斗志不高。

　　那一刻，公孙瓒的嘴角一定露出过一丝轻蔑的微笑，他太熟悉这样的打法了，打张纯、打青州黄巾军，包括打乌桓都是这样的打法：号令一发，他的“白马义从”会风卷残云般杀过去，下面的事就只等后续部队上去给敌人收尸了。

　　公孙瓒抽出指挥刀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果断且优美的曲线，随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

　　数千“白马义从”席卷而出，马蹄声如闷雷，夹着数千人的嚎叫，仿佛不用刀剑仅凭这吓人的气势就足以把任何敌人撕个粉碎！

　　当敌人的铁骑呼啸而来时，袁军的队形仍然没动，但列队于最前面的八百名步兵突然伏下身子，用随身携带的皮盾蒙住身体，然后一动不动地等待敌人骑兵的到来。

　　敌人一点点近了，这些人仍然不动。“白马义从”都是马上的射箭高手，离对方还有一箭之地时，他们一边冲锋，一边在马上搭弓射箭，雨点般的箭支射向袁军，但袁军有皮盾相护，没有人受伤。

　　说话之间，骑兵就到了，伏在皮盾下的这八百人突然跃起，骑兵们这才发现，他们手持一种样子奇怪的武器向自己刺来。这些袁军像是受过专门训练，把这种武器用得很老练，无论刺人还是刺马，一刺一个准，把把不落空。

　　这种武器是袁绍专门为“白马义从”设计和定做的，叫做“大戟”，是一种带钩带刺的长枪，有点像岳飞大破金人连环马的钩连枪。这的确是经过特殊训练的队伍，它的指挥官是义，他们是袁绍的杀手锏和秘密武器，数月来他们秘密训练，反复模拟，为的就是这一天。他们被袁绍称为“大戟士”。

　　“白马义从”遭受了自诞生以来最残酷的重创，但这才是恶梦的开始。守候在这八百名步兵后面的一千多名弓箭手早已为客人准备好了丰盛的礼物：弓箭。待敌人接近时，一齐怒射而出。

　　弓箭手通常会分拨轮换射击，这意味着虽然可以侥幸躲过“大戟士”的重创，但随之迎面而来的是由近距离射出的、密不透风的箭雨。威名远扬、从未有过败绩的“白马义从”成了袁军弓箭手练习射击的移动靶，纷纷被射落马下。

　　“白马义从”遭受到第一次、并且也是最后一次惨败。此后，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作战单元，他们在战场上消失了。

　　“白马义从”神话般的覆灭震惊了公孙瓒的阵营。还在敌人错愕的当口，袁绍即指挥后面的队伍全线出击。公孙瓒大败，袁军一路追杀，公孙瓒刚任命不久的冀州刺史严纲未及上任即战死。

　　按理说这一仗可以就此结束了，但中间却出了惊险的一幕，险些让胜利的天平倒转过来。

　　袁军虽然得胜，但指挥系统和士兵的训练可能真有问题。在追击过程中，袁军乱了章法，大家只顾追敌人，把主帅袁绍给忘了，此时袁绍跟前只有一百多人。在混乱中，他们与二千多敌人相遇，败兵反而把获胜一方的主帅团团围住！

　　幸好对方不知道这里面有敌军主帅，所以攻击并不激烈。袁绍指挥手下展开防卫，等待援军的到来。

　　敌人开始射箭，情况十分危险。田丰跟袁绍在一块儿，田丰拉着袁绍要到一处断墙后面躲避，袁绍不仅不去，索性把头盔也摔了，喊道：“是大丈夫何惧向前战斗而死（大丈夫当前斗死）！”

　　有人说袁绍是草包，有人说公孙瓒、董卓是一介武夫，也有人说刘表、陶谦没本事。凡此种种，其实都是误解，犯了“胜者王侯败者寇”的经验主义错误，以为只有最终取得胜利的人才有资格称为英雄。

　　其实，能在风云莫测的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能在群雄逐鹿中哪怕只是走个过场，都必然有过人之处。在袁绍的一生中，曾不止一次在危险关头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事实证明袁绍不缺英雄气，更不是贪生怕死之徒，关键时刻他能拉得出、顶得上，有时候也能打得赢。在危急关头，他用行动给手下人做出了表率，激励大家的斗志。

　　在袁绍的带动下，袁军士兵拼死抵抗，袁军的后援部队也及时赶到，迅速化解了危机。界桥之战虽然没有全歼公孙瓒的主力，但给公孙瓒以重创。界桥之战前袁绍处于挨打的局面，界桥之战后，二人实力取得平衡，袁绍还逐渐占据了上风，公孙瓒虽然在北方一带还能活跃几年，但已经没有实力发动大规模的决战了。

　　界桥之战是以步兵战胜骑兵的经典战例，也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范，此战的全胜，使袁绍打破了四面楚歌的被动局面，为最终统一北方各州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