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千秋基业

　　莫要说徐达遗憾，朱元璋也同样遗憾。

　　虽然记不得给老三写过这样的信，但其中的叙述倒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自洪武元年起，渡江淮平齐鲁，卷河南入潼关，驱逐元君而定幽蓟，连复晋冀速胜河西，由而关中归心遂平天下。

　　前后所耗时间也不过两年半，可谓是古之少有。

　　而若是洪武五年真的能够一鼓作气扫灭了残元，那即便是见了唐太宗他都有信心自夸一下武功。

　　只是可惜，誓师时的气若长虹，终归是不敌北地风雪，洪武元年开始的连战连捷，最终折戟于和林，断了不败佳话。

　　良马与猛卒俱损，使得本能一劳永逸的局势就此断绝。

　　相较于李文忠的怒叹，徐达的不甘，朱元璋的情绪波动就没那么大。

　　“咱觉得土剌河这名字就挺好，千年后咱后人也是要去此河凭吊大明健儿在此河畔以血勇杀敌的。”

　　说着明天子扭头注视着徐达：

　　“哪怕只是为了使此河不改名，徐达兄弟也当覆元以图全功。”

　　徐达这一刻倒是想起了很多，威名传后世但英年早逝的兄弟，败而不溃依旧奋死突围的虎贲，班师路上面北而死的壮卒，北平城中拉着他询问父壮烈否的缟素稚童。

　　于是最终他也起身，一字一句道：

　　“残元不灭，则徐达不还。”

　　华盖殿中气氛略微肃穆了一些，一帝一将的意思也再清楚不过，大明对殄灭残元之事可以说得上是势在必得。

　　眼见如此，皇太子探头探脑的询问道：

　　“爹爹既有此壮志，那《祖训录》就不用再增补了吧？“

　　这句话让朱元璋脸上那一副君臣相得的神情顿时消失，几乎瞬时便道：

　　“绝无可能！”

　　朱标顿时有些急：

　　“漠北之地，物产不足以供给，胡民不足使听令，缘何能征伐？”

　　朱元璋这才明白过来，好大儿在这里等着呢。

　　此前后世论马球时，曾说《祖训录》当中的“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一言使大明不能外扩，外患灭绝后遂失尚武之心。

　　眼下洪武十四年初，朱元璋记得清楚，他亲自修撰的《祖训录》当中目前是没有这句话的。

　　故而皇太子用意简单的很，颇有一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意思。

　　想通其中关节的朱元璋不屑一顾：

　　“胡元与藩邦臣妾岂能一概而论！”

　　朱标还没思忖出来个一二三呢，就听到身旁的四弟幽幽道：

　　“尽征大明四百州……”

　　于是他看到老爹瞬间变了脸色，抬起手似乎要说些什么。

　　不过四弟倒也干脆，直接往娘亲身后一躲，于是老爹抬起的手丝滑的转了个方向，变成了指着他朱标。

　　但或许是面对大儿子终归不忍苛责，于是抬起的手重新放下，在身旁桌子上一拍：

　　“咱征战天下，辗转南北四方，所见所识都是英才，最终方开大明，如何有利于咱大明岂会不知！”

　　“倭事也不过一时不察，闻之则改矣，千般言语不都是为了咱大明的千秋基业？”

　　不过这话一出口，便看到好大儿满脸欲言又止的表情，明天子瞬间想起来如今大明国祚也不是什么秘密，而那个数字不管怎么算跟千秋都没什么关系。

　　但要说在对朱标进行什么言语上的苛责既不合适也不现实，于是朱元璋指头一转：

　　“老三你笑什么？”

　　此时一直在凝神回想老爹信件的晋王朱棡茫然抬头：

　　“啊？”

　　【岭北失利以后朱元璋将举荐制重新抬了回来，用意很明确，就是为了小步慢跑集中力量，迅速休养生息治理天下。

　　但客观上来说，这个决定也一手养大了胡惟庸，造成了不得不杀了厨师小胡的结果。

　　有看法认为，明初时老朱对科举的鄙弃，恰恰是他对官吏的认知不到位的结果。

　　从中央集权制诞生开始，皇帝派往地方的官员实际上并不需要真的能够治理地方，更多的还是作为皇权代表，保证地方上的顺服，从而达成最终目的：收税。

　　说白了，封建时代的官员更多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博弈威慑：

　　我未必能干成一件事情，但是我绝对能让一件事情干不成。

　　就像三省六部制诞生后三省倒腾来倒腾去但办事儿的六部岿然不动一样，封建皇权下真正支撑地方治理的是吏，历朝历代对此一直抓得很紧，导致“整顿吏治”都已经成了一個耳熟能详的名词。

　　在这个背景下，官员更像是地方上的代言人，皇权与地方的斗争本质上就是要努力争取官员的人事权，从而让地方官员成为皇权的绝对代表。

　　从汉初的勋贵入仕到汉武帝用察举制收权，再到后来的九品中正，地方和皇权一直都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一直到科举制诞生并且成熟，地方的人事任免才真正称得上被皇帝握在手里。

　　也有意见认为，科举制难度并不低，所以进士们不感恩皇权，只认为是自己凭本事题名，未必有利于中央。

　　但实行科举制的皇帝对此应该都是无所谓的，毕竟只要进士们不感谢勋贵、外戚、宦官、武将等等就行了，作为掌权者宁愿这些科举进士谁都不感谢，也千万别去感谢谁。

　　而这也是咱们前几期讲过的元朝的亡命之基，蒙古勋贵可以用吏进法任意点官，被点的官员自然会认为眼前的勋贵才是恩主，从而造成了元朝政令难出中央的结果。

　　从洪武六年废除科举制这个时间点看，疏远李善长这样的勋贵，重用胡惟庸这样的新秀，可以看作是对举荐制的预防以免权力重心向勋贵转移，但这样一个古老的制度在一个新生帝国复活，其造成的影响远超朱元璋的估计。

　　这里直接借用《明初洪武年间元代旧官吏荐举情况研究》当中的数据。

　　洪武年间三品以上官员合计422人，其中通过举荐制入仕的有197人，占比46.9%。

　　六部侍郎当中靠举荐入仕的占比为48.67%；而如果再细罗列，吏部户部举荐入仕的占比最低，都不超过30%；兵部礼部持平，都在50%左右；刑部和工部则都高达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