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帝国丧钟

    总有刁民想害朕。


    收复安南两年后，咸通九年（868），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重回大众视线：徐州银刀军。


    四年前，朝廷招募徐州地区散寇游勇，南下赴广西一带驻防，用于抵御南诏入侵。按照最初设想，此举既能解决徐州银刀军之内乱，又能解决南诏之外患。所以朝廷制书已经很直白了，要尽量招募以银刀军残余为主的匪盗。每满五百人就开团。


    在应募南下协防的徐卒中，有五百人被安排在了桂州（今广西桂林）。现在，“安南战争”已经结束，他们不断提出换防、返乡的要求，却一再遭到拒绝。于是，徐州兵以实际行动捍卫了他们骄横难制的口碑，发动了兵变。


    按照惯例，边关戍卒是三年一期，期满换防。很多历史资料都粗线条地采纳了这个原因，说桂林徐卒三年期满而不得返，是其兵变的直接原因。


    有的资料说他们已经被拖延了一期（实际是是拖延了一年），却仍被告知要继续执勤一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这都快十年了，老大！


    前文已经特意强调过，虽有“三年一期”的惯例，但朝廷敕文中已经明文表示：待岭外事宁，即与代归。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太负责任的说辞。“事宁”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是收复安南，还是别的战略目标？究竟怎样才算事宁？


    然而无论是“三年超期说”，还是“事宁不遣说”，似乎都不足以激起兵变，说他们是“被逼”起义，实在太过于牵强，对历史也太不负责任。


    本书正是要拂去封尘，理出繁杂事件的背后真相，探究其内在的逻辑。不盲从敷衍，更不哗众取宠，还原历史本真。


    戍卒兵变，固然有他们包藏祸心的元恶，然而朝廷的一些做法也确有不妥之处，起到了激化作用。


    朝廷在徐州地区募兵，主要征兵对象就是违法乱纪的匪盗，也就是令地方头痛不已的银刀军。同时，给徐州地方派来了新的领导——崔彦曾。


    崔彦曾也是文官出身，同样是个铁面无私的鹰派人物。“通于法律，性严急”，朝廷委派他来，就是要以高压态势，狠治徐州。


    崔彦曾“长于抚养，而短于军政”，于是在治军方面，更多的是交给三个心腹亲信去办理。这三个手下是尹戡、杜璋、徐行俭，三人对朝廷的精神是心领神会的，那就是要对徐州兵狠毒，同时不能让朝廷背锅，朝廷仍然要以一副宽容仁慈的嘴脸出现在公众面前。


    于是，三人肆无忌惮地欺负、盘剥徐州兵，以凶残贪暴闻名全军。


    咸通九年，旧例三年代归的期限已满，且安南已经收复，南诏退兵，岭外的事也宁了，驻防桂林的徐州兵请求返回。这是合理请求，不算过分。


    尹戡以军费紧张为由，傲慢地拒绝桂林戍卒返乡，“明年再说吧。”


    官府的这种搪塞态度激怒了戍卒家属，他们飞书桂林。很快，戍卒也被激怒，“我们是来戍边的军人，不是被流放的犯人！”几年以来的压榨、屈辱，都化作无尽的愤怒。


    可巧，七月，桂管观察使调任湖南，而接替他的官员还未到任。桂林戍卒暂时处于无人监管状态。


    于是，他们抓住了这个稍纵即逝的宝贵机会，发动兵变。


    他们杀死了指挥官，推举了粮料判官庞勋作为头领，打开了军械库，私发武器装备，开启了他们的武装返乡之旅。史称“庞勋兵变”。


    他们洗劫了湘潭、衡山两县，抓了一些壮丁，胁迫他们入伍，浩浩荡荡，武装擅归。


    长安的意思是安抚为主，宣布赦免他们兵变擅归的一切罪状，准许了他们回家的请求，并由官府出路费。


    作为回应，庞勋党徒也停止了剽掠，并向湖南方面上缴了全部的盔甲武器，以示自己绝无谋反之意。


    事情正在往良好的一面发展。


    只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种良好的局面却陡转急下。


    山南东道（今湖北、河南西南一带）节度使派兵控制了重要的关口，严禁庞勋部队的进入。


    其本意只是防贼，是防御姿态而非进攻姿态。只因为庞勋的部队途径湖南时，一路劫掠，湖北执政官不愿对他们开放辖境，让他们绕道回家，也在情理之中。


    偏偏不凑巧，庞勋他们刚刚上缴了全部盔甲武器，而这时候，沿路重要卡口却派重兵把守。庞勋的返乡团做贼心虚，脆弱的神经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认为朝廷翻脸不认账。


    很多足以影响到历史进程的大事件，往往是由一件或若干件极不起眼的小事引发，或是巧合，或是误会，所谓的蝴蝶效应。


    兵变，死罪；杀长官，死罪；擅归，更是死罪……庞勋党徒商量道，“我们今天的罪过远远超过当年的银刀军。银刀军都没有被赦免，我们又怎么可能被赦免？只不过是怕我们沿途抢劫，才骗我们的。等我们手无寸铁地回到家里，一定会被早就埋伏好的官兵剁成肉泥！”


    这句话眼熟吗？汉末，董卓被杀后，手下准备做鸟兽散，智囊贾诩紧急叫停，并怂恿他们保持武装，进逼长安。庞勋等人也是这么考虑的，解除武装，死路一条。


    正义只在大炮的射程之内，口径即真理。


    庞勋的队伍不敢入境湖北，于是乘船走水路，顺长江东下，准备过浙西、入淮南，再北上进徐州。


    在流亡途中，庞勋党徒加紧赶制盔甲兵器，并吸纳接收银刀军残余和地方土匪流寇，壮大队伍。


    面对急剧恶化的形势，淮南节度使令狐绹贯彻执行了中央朝廷招安抚慰的精神，派使者到庞勋队伍中好言安抚，并送去粮草以示友好。


    对此，令狐绹的一名亲信（都押牙）李湘，就强烈反对，说庞勋党徒发动兵变，杀死长官，武装擅归，沿路劫掠，私造兵器，收编盗匪……岂能在回家之后安分守己？高邮的一段水域是他们的必经之地，那里岸高水窄，水流湍急，正是伏击的绝佳地段。我们让骑兵埋伏在两岸，用装满干柴和火油的船只阻塞水面，再用一支精锐部队猛攻他们的后背，如此，可以轻松将徐卒乱党一网打尽，永除后患！


    令狐绹以中央红头文件（敕书）为由婉拒了武力诛讨的提议。


    李湘力争，说身为藩镇大帅、封疆大吏，岂能如此刻板迂腐、搞官僚主义？徐卒势力正盛，一旦回到徐州，便是放虎归山，与徐州本地盗匪联合起来，为祸不小。此时如果不能审时度势，临事制宜，日后一定追悔莫及啊！


    令狐绹还是没有听从李湘的建议。


    史籍说令狐绹一向胆小怕事（素懦怯）。这当然也是片面的，没有把道理说透。


    令狐绹，他的父亲就是前文提到过的令狐楚，宪宗朝宰相。令狐绹本人也在宣宗朝担任过宰相。那时，朝廷深受“牛李党争”毒害，而令狐绹在相位上一呆就是十年，绝对是政坛常青树了。


    直到懿宗登基，一朝天子一朝臣，令狐绹才淡出中央，来到地方出任节度使。而就在不久前，儿子令狐滈被人检举揭发，顺带着告发令狐绹收受李琢贿赂，致使安南陷落等等。


    虽然这次政治风波有惊无险地应付过去了，但一向谨慎的令狐绹也灵敏地捕捉到一丝危险信号——朝里有人要对他动手了。


    如今，朝廷三令五申，要抚慰庞勋党徒，不要激化矛盾。令狐绹敢在这个时候出风头吗？


    令狐绹十年为相，用四个字的评语概括：碌碌无为。这也是他能在暗流涌动的政治斗争中苟且偷生的人生教条。没有任何值得赞扬的政绩，也没有任何值得诟病的举措。无公害产品。


    与朝廷的步调保持一致，做个听话的乖宝宝。这是他在政治场上赖以生存的人生信条。


    擅归徐卒已经发展到了一千人。庞勋把他们藏在船舱底部，低调且安全地由淮南北上。下一站，终点站：徐州。


    这期间，徐泗观察使崔彦曾也奉命派使者去庞勋队伍中抚慰，庞勋也回信表达了认罪、悔罪的态度，并表示一定珍惜朝廷给的机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言辞恳切而恭敬。


    事情似乎又得到了缓和。


    九月底，庞勋部众接近徐州。


    庞勋突然纠合队伍，露出了本来面目，宣称朝廷给徐州方面下了密旨，已经在我们家里埋伏下了重兵，守株待兔，等我们一回到家，就立刻把我们满门抄斩！


    接着，庞勋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冤，说我们不过是思念妻儿，想常回家看看而已，朝廷却千方百计地往死里搞咱。


    说得大家群情激愤。庞勋擦干眼泪，慷慨陈词道：“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自投罗网，沦为天下笑柄？横竖都是死，倒不如你我团结一心，与徐州父老里应外合，到时候，不仅可以彻底免除擅归的罪过，还能求取富贵！王智兴就是我们的榜样！”


    王智兴，割据徐州，创立银刀军，成为徐州一带热血青年们的偶像。庞勋等人就是王智兴的脑残粉。


    一番鼓动之后，仍有少数（12人）将领感到担忧，不支持庞勋发动叛乱的提议。


    庞勋把他们全部斩首，然后把十二颗人头连同一封书信送交给崔彦曾。信中，庞勋把“擅归”等一切罪过全都甩锅给了这十二人。


    此地无银三百两。


    崔彦曾一看就知道其中有诈，立刻扣留了使者，严加审讯之下，使者把实情和盘托出。


    紧接着，庞勋送来了第二封书信。


    大意是我们自知罪不可恕，之所以还没有解除武装，只是怕死而已。只要大人能答应我们的两个要求，向我们展现出诚意，就可相安无事。我们要求：


    第一，免除徐州军府尹戡、杜璋、徐行俭三人的官职；


    第二，保留我们的武装和建制，并由我们自己推举的领导带领。


    庞勋党徒图穷匕见，已经露出了獠牙。现在，他们距离徐州城只有60公里。形势非常危急。


    崔彦曾急忙召集诸将，商议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