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第二次“南诏战争”

    【和州惨案】


    和州防虞行官石侔等一百三十人联名上书告御状，为世人揭开了一段骇人听闻的惨案：和州惨案。


    当初，贼军尚在乌江县劫掠，两名情报人员将贼军动向如实报告给和州刺史崔雍，崔雍竟然说这二人是造谣生事、传播恐慌情绪，将二人披枷带镣关入大牢。再派人前去打探，徐贼已经离州十里，并且很快就兵临城下。


    崔雍于是宣布举城投降，与贼军头目在鼓楼上饮酒，定下口头合约：城里的人，随便杀；财物，随便拿；女人，随便抢；只要别抢地盘就行。


    崔雍命令将士们解除武装，交出武器，任由徐贼处置。有个叫石琼的军官，脱铠甲的时候稍微犹豫了一下，脱得慢了一步，就被崔雍送给徐贼，当场砍下头颅。


    八百多名解除武装的将士们被反手捆绑，然后遭集体屠杀。


    徐贼在和州屠杀了共计一千多人。


    和州刺史崔雍，罪不容赦。


    唐懿宗下令，善待石琼及遇难将士家人子嗣；崔雍赐死，子孙以囚徒身份流放康州，家族内其他当官的亲属一律贬官流放。


    徐贼肆虐之际，也不乏忠臣良将。


    杜慆，在唐懿宗的敕令中，特别点名褒奖，“孤垒获全，寻加殊奖”；辛谠，并没有在敕令和制文中提及，因为辛谠的工作是杜慆临时委任，尚未获得朝廷认定，杜慆如实上奏之后，辛谠的英雄事迹才被知晓。


    关于杜慆，我们还可以多提两句：


    他的曾祖父是杜希望，平吐蕃有功；祖父是杜佑，德宗朝宰相，爵至岐国公；父亲是杜式方，御史中丞；前文提到的宰相杜悰，是他哥哥，而且杜悰还是驸马爷，喜提岐阳公主（宪宗第十一女），正是因他娶了公主，他父亲杜式方才高风亮节，主动辞官。


    杜式方有位亲弟弟，名叫杜从郁，也就是杜悰和杜慆的亲叔叔，这位叔叔也许不怎么闻名，但他有个儿子，也就是杜悰和杜慆的堂兄弟，名叫杜牧。


    再说辛谠，辛谠官至岭南西道节度使，死于任上。老英雄最后几年的事迹也将在后文提及。


    辛谠，无可争议地入选《忠义传》，成为唐末忠臣义士的典范。


    沙陀酋长朱邪赤心，除了封官重赏之外，还获得了一项殊荣：赐国姓，赐名。从此，朱邪赤心就有了一个好听又顺耳的名字，李国昌。


    徐州庞勋之乱，虽然只有短暂的不到一年半，但其意义重大，它为日后的“黄巢起义”奠定了基础，故而《新唐书》总结唐朝灭亡的原因时就说“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


    桂林之祸又源于南诏之患，与南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正因为南诏入侵安南，所以才有徐卒入桂林戍边。


    当庞勋之乱被平定之后，朝廷又接到一个十万火急的军情：南诏犯疆。


    第二次“南诏战争”打响了。


    【第二次“南诏战争”】


    世隆坐稳了国王宝座，却没有放弃对大唐领土的觊觎。这一次，他把进攻目标选在了成都。


    此时，距离安南战争的结束仅仅过去了三年。


    快速促成这次战争的，是大唐帝国的一个封疆大吏——李师望。


    李师望先是欺君罔上，分割四川，设立“定边军”，并出任首任定边军节度使，继而想挑起两国战争从中赚军功。


    李师望很快抓到了机会。先前“安南战争”期间，大唐地方官吏曾扣押一名南诏贺冬使者。


    南诏派来的贺冬使者级别很高，是其首席宰相董成。董成率领着一支19人的使团，借道成都出访长安，缓和两国关系。时任西川节度使李福与他们发生了不愉快。


    因为南诏宰相董成认为南诏已经“独立建国”，与大唐是平等的外交关系；而李福则坚持使用宗藩之礼，表示南诏的“独立”是不合法的，不会获得承认的。


    双方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事关国体，谁也不肯轻易让步。


    交涉无果。


    面对“南独”分子的嚣张气焰，西川节度使李福大怒不已，说“尔等蛮夷番邦，行无礼仪、未明教化，简直不可理喻！”然后命令武士把他们揍了个半死，再戴上手铐脚镣，关入监狱，无限期关押。


    “我们是以理服人的。”


    不久之后，李福调任别处，新来的节度使刘潼发现大狱里竟然关着这么一批政治犯，于是急忙上奏朝廷，请示中央。


    朝廷吓了一跳，急忙下诏，把董成一行人接到长安，厚厚赏赐、抚慰，“以理服人”，然后恭送回国。


    董成回国后，世隆再派一支“谢恩使团”，以感谢大唐释放董成为名，加深两国情谊，消除两国误会。


    当谢恩使者途径定边军辖境的时候，李师望竟然将其全部斩杀，“没有误会，我们就是以理服人。”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西川将士因怨恨李师望分权，也希望通过南诏之手借刀杀人，于是也私下教唆南诏入侵自己的祖国。


    大唐就像是站在两国边境线上，“打我呀，你打我呀。”


    于是，战争顺利地爆发了。


    南诏10月动兵，11月入境，12月已经攻陷嘉州（四川省乐山市）。


    而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李师望，却提前嗅到了危险，使了个金蝉脱壳，于开战前逃脱，调回京师。朝廷派窦滂接替之。


    老鼠跟黄鼠狼抱窝，一窝不如一窝。


    窦滂的贪敛凶残，比李师望更甚。李、窦二人前赴后继，把西川折腾的民怨沸腾，穷困不堪，致使地区空虚疲弱，为外族入侵创造了绝佳的条件。


    嘉州关系重大，因其地处大渡河北岸，是大渡河这个天堑的重要据点。窦滂赶忙率领大军前来争夺。


    而世隆此时却派来使节，请求和谈。


    窦滂长舒一口气。番邦蛮夷小国嘛，甭管闹多大动静，也无非是讨要点儿小便宜，不过是所谓“以战迫和”的把戏，还能折腾出啥新鲜花样？还不是派人来给我天朝上邦赔礼道歉，装个孙子，顺便提条件，乞求恩惠封赏？


    窦滂下令摆出仪仗队，要让这帮蛮夷崽子见识见识天朝国威。


    正当他老人家踱着官步，挺直腰板，准备打着官腔训斥番邦粗蛮无礼时，南诏大军忽然万艇齐发，争先恐后地抢着渡河。


    原来，南诏玩儿的是缓兵之计，打着“求和”的幌子拖延时间，为大军渡河争取宝贵的时间。


    窦滂玩儿脱了。刚才那不可一世的傲视气场荡然无存，眼见潮水一样的敌军向这边涌来。这是他此生未见之凶险时刻，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第一反应就是自杀殉国。


    公平来讲，无论窦滂多么可恨，在兵败的一瞬间，他的本能反应是自杀殉国、不做俘虏受辱，也算是有些骨气了，总比跪地磕头、苦苦哀求的要好一点点。


    身边的将领把要悬梁自尽的窦滂救下，“大帅，这刚开打，您着什么急啊？先打打，看看情况再说啊。”


    两军激战一日。


    当天夜晚，窦滂的脑瓜终于开窍。他抛下三军将士，在夜幕的掩护下，单人独骑逃离战场。


    将领们商量道：“我军人少，敌军人多，如果等到天亮展开决战，我军肯定吃亏。倒不如我们趁夜劫营，造成敌军混乱，这样还能安全撤退，为国家保存实力。”


    于是，唐军在夜间发动反击，攻入南诏军营，乱箭四射。南诏军队果然乱作一团，不知唐军虚实，不敢冒然反攻。唐军将士得以安全后撤。


    虽然保留了这一部分生力军，但西面的黎州、西北的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被南诏攻陷。这两个地方也在大渡河北岸，至此，大渡河天险不复存在。


    唐朝的残兵败将到处烧杀抢掠，为边境居民提前上演了一堂生动的“鬼子进村儿”教育课。


    等南诏侵略军进城之后，发现全城已经被洗劫一空。所幸也没有什么成规模、有组织的抵抗，南诏侵略军畅行无阻，向着下一个目标——成都府，进发。


    世隆虽然野心勃勃，却非雄才大略之主，“蛮本无谋”，没有乘胜快速挺进，而是贪恋蝇头小利，认真劫掠，严重迟滞了进攻步伐，从而给大唐留足了喘息之机。


    百姓们听说南诏侵犯，就躲进成都城避难，结果把成都城塞得人满为患，每人只有一张草席那么大的地方。饮水也成了问题，百姓们必须到摩诃池（成都市东南角）汲取泥浆，沉淀之后，取上层较为清澈的饮用。


    西川节度使卢耽积极部署，做好迎接一场硬仗的准备。并且派遣副使前往南诏大营，发出和谈邀请。


    南诏回复：“我们推进的速度完全取决于你们的诚意。（我辈行止，只系雅怀）”酸溜溜、文绉绉的，绵里藏针的威胁。


    南诏继续进军，推进到定边军的北境，距离成都已经很近了。


    西川节度使卢耽再派副使，到南诏大营寻求和平，结果南诏把来使扣留，亦不做任何回应。


    事情紧急，卢耽急奏朝廷，请求派钦差大臣出使南诏，谋求和平，避免战乱。


    朝廷派支详为钦差议和大臣。


    南诏还算给唐朝面子，热情款待了钦差大臣、和平特使支详，并且暂时停止推进。成都得到了宝贵的喘息之际，加紧修缮防御工事。


    咸通十一年（870）正月十一日，南诏继续推进，攻陷双流（四川省双流县），已经在岷江以东了，成都城已经暴露在了敌军面前，几乎无险可守。


    卢耽再派副使前往南诏大营。


    这一次，南诏军交给来使一份文件，说：“和解之后，这就是我们的皇帝跟你们节度使相见时的礼节。”


    展开文件一瞧，傲慢无礼跃然纸上，还派人搬运彩色帐幕到成都城下，扬言说要装扮一下蜀王厅，用来奉迎他们的皇帝。南诏的意思很明确了，让大唐割让成都府，割让西川。


    割让领土，这明显超出了卢耽的权限。


    卢耽进退两难。


    实际上，南诏提出这样苛刻的条件，就是向卢耽传递一个态度：“老子根本就不打算谈判。龟儿子，放马过来撒！”


    南诏大军兵临城下。成都城保卫战，已经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