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八十四章 国际期货交易中心

　　这事还要从97年那会儿说起，当时总理程沧海重拳出击，清理全国各省级国投公司的亏空，中原省和广东省国投公司都捅出了不小的窟窿。为了弥补财政不足，都找上了杨星帮忙。结果杨星从广东国投那里购得了一大批知名电子企业的股权，可以说如今星云电子的底子都是那时候打下的。而中原省国投没有那么多效益好的企业股权，只好拿出省里众多矿产资源抵押，其中位于乌金的煤矿和丁阳钼矿无疑最有价值。

　　星威资源在日立公司的帮助下，已经在乌金市建起了一批坑口电站、太阳能产业基地和煤化工企业，不但满足了周围县市的电力需求，太阳能和煤化工企业掌握的先进技术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乌金产煤，但是经过多年开采，已经日渐枯竭，中央正在推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就专门提出过类似乌金这样资源枯竭型城市的未来如何转型，如何发展的问题。而乌金正在建设的太阳能和煤化工企业无疑给了中央一个很大的希望，前不久乌金被中央指定为国家新能源实验城市，予以政策倾斜大力支持。

　　煤化工工业是指以煤为原料，经化学加工使煤转化为气体、液体和固体燃料以及化学品的过程。主要包括煤的气化、液化、干馏，以及焦油加工和电石乙炔化工等。

　　煤化工开始于18世纪后半叶，19世纪形成了完整的煤化工体系。进入20世纪，许多以农林产品为原料的有机化学品多改为以煤为原料生产，煤化工成为化学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石油化工发展迅速，很多化学品的生产又从以煤为原料转移到以石油、天然气为原料，从而削弱了煤化工在化学工业中的地位，煤化工发展就此放缓。

　　但经过七八十年的两次国际石油危机后，许多受制于石油资源匮乏和受到国际制裁无法进口石油的国家再次发现了发展煤化工工业的好处，就是能摆脱石油束缚，不再受制于。二战后期德国采取种族隔离政策接受国际制裁的南非因此在煤化工技术上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

　　而放到我国，发展煤化工工业也是时不我待。这几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石油需求高涨国内石油产量已不能满足，中国已成为石油净进口国。杨星当初提出尽快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也只是节流而已，想要彻底摆脱对石油的依赖，还是要在开源上下功夫，比如在国内寻找新油田和开发新能源。

　　国内煤矿资源储量很丰富，国内发电厂主要依靠燃煤。但煤矿又是一种污染很大的资源，大力发展煤矿工业和国际主流的环境保护以及国内可持续发展战略有冲突。而煤化工这种历史悠久，工业技术相对成熟，减少环境污染，又能降低国内对石油依赖的行业就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项目。

　　至于丁阳那边发现特大钼矿，则完全是因为杨星占了重生的便宜。本来连他都觉得拖得太久，只怕投资赔定了。没想到花了一亿元和三年时间，还真在丁阳千鸟山里找到了一个特大钼矿，目前光探明储量就达到了60万吨，而且周围很可能还有类似储量的两个大矿，这一下星威资源仅在钼矿储量一项上就占到了全国第一名。即使不能独吞，也能赢回了前期投入，还可以跟九都钼矿公司以及郑飞龙等合作伙伴垄断钼矿的开发，京城郑家即使派人管理，光坐地数钱都能数的手抽筋。

　　这件事手下早早就通报了杨星，但他事务繁忙居然忘了，现在听郑飞龙提醒他才想起来。国内的矿山资源以前星威资源不敢插手，不过拉上了京城的大家族们入伙后，现在也能四处出击了，他和郑飞龙自然要同喜同贺。

　　高兴过后，显然杨星刚才那番话和这段时间见闻刺激了郑飞龙。想证明自己的本事，于是张口说出了一番他的想法，想让杨星参详一下。

　　郑飞龙当初被家族安排进中央国投公司，证明他还是有能力的，家族并不希望他光在那里混日子。他遇到杨星后仕途上一帆风顺，也收拾起心情专注于事业，到坐到外汇管理局副司长的位置，前程远大，更多的想法就冒了出来。

　　这次他带队来香港现场观摩3000亿美元的金融大战，除了他和杨星关系外，也是上面对他能力的默认。杨星又给他个机会，让他倡议在深圳选择成立人民币自由兑换试验区，这份功劳如果成了，他的仕途将更加通达，也就放开胆色，大胆把心中所想讲了出来。

　　“你是想在国内几家期货交易所的基础上，借鉴香港联交所的模式，成立一家中国期货联合交易所，打造出世界第三大期货交易中心，抗衡芝加哥和伦敦是吗？”杨星听完郑飞龙啰啰嗦嗦半天的描述，好不容易才总结出他的意思。

　　看着郑飞龙兴奋的点头附和，杨星心里也不由感叹，果然时势造英雄，这位当年贪杯好色的京城四少之一，居然也被自己带得刻苦研究本职业务，造就出一名有国际视野的合格官员了，真不枉费他在郑飞龙和他的家族身上下的功夫。

　　其实这个想法他之前也有过，但考虑到国内期货市场建立时间短，加上国内采取至上而下建立期货市场规章制度的办法，许多都和国外期货市场的制度相冲突，结合国内计划经济遗留下的问题，形成了一个怪胎，何况其中还掺杂了许多利益集团的私利，杨星当初在绿豆期货和国债期货上大捞一笔就有期货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功劳。

　　国内有人在建立期货市场初期就指出，“我们连现货都搞不好，已扰乱了正常的物资分配秩序，影响了国计民生，还搞什么期货，莫不是白日做梦？”而事实上在大连、上海和商城建立的三大期货交易所里也的确发生过多起违规违法操作引起的风波，由于期货买一赔十的特点，损失也十分惊人，引起社会极大争论，这也导致1994年至2000年，期货市场进行了长达6年的治理整顿。

　　1992年南巡讲话发表后，国内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终于平息，期货市场调控大宗商品价格的优势也得到了肯定，迎来了一波上涨行情。但是国内期货市场毕竟时间短，经验少，对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生成体系不熟悉，导致我国成为世界加工中心后，进口原材料数量大增，甚至成为其中不少原材料的头号买家，却始终没能掌握住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白白浪费了许多外汇储备，经常被人视作冤大头。

　　郑飞龙表示，国内对此现象非常不满，中央主管经济的领导曾多次批示，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制造中心，必然要成为贸易中心，而贸易中心必然也会产生金融中心。在定价权这个问题上，中国绝对要有自己的主导价格，中国人在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当中，要起到举足轻重作用。

　　现在这种被动接受欧美定价的局面必须打破，这已成为国内的共识，希望就寄托在了才成立16年的国内期货市场上。但我国期货市场存在三大不足，首先交易品种太少，三家期货交易所加在一起才有七个品种，还以类似于橡胶、大豆、小麦等工农业基础原料为主。

　　二是投机性太强，建立期货市场的本来目的是让生产者和工商业者通过这里进行套期保值规避价格风险，需要许多投机者积极参与才能形成规模，可一旦监管跟不上，期货市场就会被投机者占据支配地位，过度投机会取代原本的套期保值业务，期货市场就变味成一个大赌场，当初国家对期货市场的整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三就是市场参与者不成熟，由于期货市场非常年轻，而国内金融业发展又远远落后于国外同行，导致国内目前专业投资管理公司和专业期货经纪人队伍的建立都没有规范。期货公司规模普遍偏小，业务单一，服务结构雷同，没有形成上规模的企业。

　　国内期货市场还缺乏国外完善的外部三级监管体系，只有证监会的一级监管。业务上中国期货业务单一，禁止自营，而国外期货公司大多是全能型金融公司，包括经纪，结算，基金管理，顾问，场内交易等，这导致国内期货公司收入来源窄小，不利快速发展。

　　而郑飞龙对此提出了不少改进建议，比如统合国内几大期货交易所，制定统一技术规范和交易平台，增加交易品种；同时推进期货交易所公司化改制，让期货公司成为交易所股东，共享交易所盈利，分担交易所风险；以及加快推进期货公司从事资产管理的业务许可，从简单的工农业原料提升到国债、公司债券和相关金融衍生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