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五十章 保钓运动

　　2002年11月16日，中国广东发现了第一例非典型肺炎（后来称为SARS）病例，这在当时并没引起多大惊慌，因为对这种新型病毒的威力，大家还并不清楚。唯一知道它的威胁的人杨星还在香港歌舞升平，大开Party。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此放松了警惕，虽然他不记不起第一例非典病毒具体爆发的时间和具体地点，但为了防患于未然，他派出了不少人手在非典可能爆发的地点严密监视，一发现风吹草动就立即上报。所以这一世，非典病毒样本在11月底，世界武林大会闭幕的同一天，就紧急送到了香港和上海的两个生物试验室内加以分析。

　　由于杨星的预警，香港和中央都对于即将爆发的传染病疫情倍加重视，双方还达成了疫情情报交换体制，这次新发现的病毒样本就根据刚刚签署的协议而做出了交换，除了香港和上海生物试验室外，新组建的食品药品监督局、卫生部和军方生物试验室也都收到了该病毒的样本，大家一齐全力投入到新病毒的研究中，力争早日摸清病毒的底细，以便提出相应对策，对可能的疫情传播加以控制。

　　接到非典病毒终于出现的消息，杨星却是长吁了一口气。尽管此前他绞尽脑汁，使出浑身解数为抵挡非典扩散想了各种办法，甚至不惜为此开罪国内上层，但他心中毕竟还有一丝隐忧，深怕由于他的介入引起蝴蝶效应，结果到头来发现非典只是虚惊一场，或是导致事态恶化，非典发作时间大大延长，改了地点发作，只要稍有偏差，那他之前精心布置的许多准备都前功尽弃。

　　现在看来虽然没能阻挡非典降临，但总算在时间和地点上都没有太大偏差，他可以从容应对。由于病毒才开始传播，非典之祸还不太猛烈，杨星还是按照之前的布置多做预警，也不能做得更多，现在他要忙着把手头的几件大事处理好才行，非典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

　　公事上12月的公司年终大会和世界大会又将召开，因为担心非典侵入香港，杨星不想临时出事让手下和前来参加的观众冒被感染的风险，所以早在半年前，他就故意决定将今年这两场大会的举办地改在海南博鳌，因为之前博鳌就承办过中星集团的年终大会，现在加上首次把世界大会举办地搬出香港，虽然集团内部疑问不断，但在杨星的强势下也没人争论太多，反正花的是杨星的钱，而且比起香港大都市的钢筋混凝土森林风景来，偶尔感受一下博鳌的蓝天碧海，对世界大会来说也未尝不更有诱惑力。

　　另外，杨星答应包海生的“养贼自重”计划也正悄悄启动，杨星显然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突破口。12月2号夜里，香港一艘打着“全球华人保钓联盟”旗号的渔船在没有通知香港海警和渔农署的情况下悄然出海，在外海和首艘来自国内的保钓船只汇合，带上了国内第一批准备登上钓鱼岛的保钓人士，并在航行到台湾外海时又加入了一艘台湾保钓船只。

　　在幕后“神秘势力”的指点下，三艘保钓船只躲过了正在钓鱼岛海域巡航警戒的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神不知鬼不觉的于4日凌晨让十几名保钓人士登上了钓鱼岛，并在岛上立起了一座旗杆，上面挂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台湾香港的区域旗帜。

　　这些保钓人士利用随身携带的数码摄像机拍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并通过船上特意安防的卫星传输设备把信号迅速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在香港登船的人士中还有一位香港亚凰台的记者，在直播登岛画面同时，他还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报道，结果看到这则新闻才回过味来的日本人气急败坏，立即派飞机和巡逻船把三艘船团团围住，将登岛的十几名保钓人士全部逮捕。

　　但木已成舟，影响已无法阻止。世界各大媒体几乎都第一时间转播了香港亚凰台关于华人登上钓鱼岛，挥舞国旗宣誓主权的新闻，各种猜测满天飞。比较一致的结论，认为这是对去年上任的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于今年4月第二次参拜靖国神社的郑重抗议。

　　选择钓鱼岛发难的确给了本就因为参拜事件而导致冷却下来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无论是日本国内还是周边国家，对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责难都不断增大。小泉纯一郎是日本政坛的怪客，在派系林立的日本自民党内是出名喜欢独来独往，不合群的家伙。但日本陷入房地产泡沫引发的经济危机后，政治上由传统日本自民党一党独大的局面发生了严重动摇。

　　90年代初开始，由于日本经济“失去了十年”，导致政坛十年内换了九任首相，但都未能很好解决经济停滞，国民生活水平缓步下降的问题。日本国民对政客的不满达到了顶峰，这种情形下，看起来特立独行，但也许能带来不一效果的小泉纯一郎，就因为国民“换一个古怪家伙也许更好”的思路，被推上了首相宝座。

　　应该说相对于日本人这个选择，小泉纯一郎的确不负所望。他在内政上锐意改革，勉强恢复了日本经济增长，但他古怪个性在外交上却带来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由于日本在二战中带给亚洲国家的苦难，参拜靖国神社一直是日本政坛的禁忌。因为靖国神社把二战时14位甲级战犯的灵位供奉其中，周边国家都视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是一种挑衅和侮辱。

　　可这位怪胎首相上任前就宣布要年年敬拜靖国神社，上任后也的确“遵守诺言”，每年都去拜鬼，结果引起周边国家普遍不满，韩国和中国这两个深受日本侵略之苦的国家更是年年对他的拜鬼行为进行谴责，导致正常的首脑互访都被终端。结果小泉纯一郎的首相任期成为日本战后最长一届，但也是和周边各国外交最紧张的一段时间。

　　今年4月他第二次任上参拜靖国神社，引起海内外华人的一片哗然，而这次保钓行动声东击西，强烈表达了中国人的不满，也再次把中日钓鱼岛纠纷放在了国际舆论的中心，显然参拜靖国神社和钓鱼岛之争，这二者在外人眼里正是日本和中国间众多摩擦的源头。

　　钓鱼岛位于我国东海边缘，与琉球群岛接近，明代我国就对其有明确记载，确定该岛属于我国，日本当时也予以承认。甲午战争后，钓鱼岛连同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二战日本战败，中国收回割让给日本的一切领土，钓鱼岛自然应该回归祖国。

　　但当时占领该岛的美国出于冷战私心，于1951年在排斥中国情况下，操纵一些国家与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错误地将钓鱼台群岛划入美国托管的琉球管辖区内。1970年9月9日，美国以日本拥有“剩余主权”为由，把联合国交付美国托管之琉球行政权交予日本管理，而将原属中国领土的钓鱼台群岛也包括在琉球群岛内。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台群岛主权归属的纷争由此肇端，也引起世界华人广泛关注。

　　1970年12月，海外华人组织“保卫钓鱼岛行动委员会”，在全美几十所高校游行示威抗议美国和日本私相授受钓鱼岛，保钓运动随之兴起。最早保钓运动的中心是在海外和台湾，杨星重生前台湾新总统就曾是保钓运动的积极分子，不过台湾仰美国人鼻息，又和日本政府关系暧昧，保钓运动一直处于半温不火状态，无法形成气候。

　　倒是中国政府态度坚决，一直认为钓鱼岛是本国领土，只是当初和日本建交时，达成协议双方搁置争议，不主动挑起事端。所以保钓运动几经辗转，最后大本营却定在了香港。

　　香港作为保钓活动大本营有先天优势，不管怎样闹都属于民间自发行为，政府对此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此时中日关系紧张，保钓运动主动站出来向日本示威，既能体现华人的骨气，又不至于引起太大的国际纠纷，所以杨星稍稍在下面略加挑动，这登岛升旗就成功吸引了香港民众的眼光。

　　1996年香港保钓运动中一位陈先生就因保钓时溺水而亡，而1998年香港保钓船遭到日本保安厅船只撞击沉没，这每一次事件都激起香港市民极大的愤慨和爱国热情，现在两岸三地保钓人士成功登上钓鱼岛，香港群情汹涌，上街游行和烛光晚会接踵而至，社会上弥漫着强烈的民族情绪。

　　杨星和包海生坐在一辆遮得严严实实的轿车偷偷上街观察港大、天星码头等地支持保钓的群众集会。看到人声鼎沸，满眼都是反日口号，又惊又喜。杨星低声道：“我说过，青年人的热情最容易点燃，但也最容易被利用，那些民主派最喜欢煽动青年学生上街，不给他们另找一条发泄渠道是不行的，与其这样，不如我们主动出击，那几件事情要是能落实，这些年轻人反过来会成为我们最大的助力，推动你计划的法案就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