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五章 他能写书？

　　赵学宁把《共和国》第一册完成之后，也送到带英交给了陆航几本。

　　陆航读后十分感慨，以自己的语言能力为赵学宁做了英文和法文的翻译，又专门刊印了三百多册，而后便交给了与自己关系比较不错的几名来自法国、德意志地区的思想家。

　　这本兰芳共和国大总统赵学宁的著作经由陆航翻译之后传播开来，很快在欧洲思想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作为一国领袖而非单纯理论学家的赵学宁就自己的经历完成的关于共和体制的著作，比起普通的思想家、学者更有吸引力，因为这不是空想，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践。

　　再者说了，一个国家的强势领袖自己著书立说，这在欧洲的确是比较稀罕的事情。

　　而且赵学宁此前在整个欧洲的形象其实比较复杂。

　　得益于受到兰芳进攻而损失重大利益的尼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大力鼓吹”，不少欧洲人还认为赵学宁是一个嗜血大汉，奸诈狡猾，喜欢杀人，并不是一個传统意义上的文明形象，所以这本书一经传播，很多欧洲人都惊讶不已。

　　那香料海域的无冕之王、超级恶霸、东方恶龙居然还会写书？

　　还能著书立说？

　　他是个文化人？

　　他还真懂共和这么新潮的玩意儿？不是装的？

　　赵学宁的形象经由这本书的出现而得到了极大的颠覆，一种强烈的反差感冲击着欧洲上流社会，于是这本《共和国》很快便成为诸多启蒙思想家们必然人手一册的著作。

　　因为没有公开发行，所以很多人都找有这本书的人借来阅读，然后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这本书很快便成为了整个欧洲思想学术界和上层社会的热门书籍。

　　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经过陆航精心的翻译，赵学宁在这本书里面想要表达出来的意思已经基本上表达出来了，整体精华也得以展现。

　　于是欧洲的上流社会都能知道赵学宁的所思所想。

　　他们更是惊讶地发现赵学宁不仅亲身实践了共和主义的理念，采取很多措施来贯彻共和的精神，在兰芳共和国的制度设计上也做了一些安排，更是现身说法讲述了共和政体的优点和缺点。

　　在赵学宁看来，共和政体对应的就是君主专制政体。

　　他用“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这句中国诗句来形容君主专制政体，认为专制政体最大的死穴就在于皇帝即国家，皇帝的精神状态与个人能力会极大的影响国家的状态好坏。

　　有一个好皇帝，那么国家的上限会大大拓展，而有一个无能的庸懦的皇帝，国家衰颓的势头也无人可以阻挡。

　　共和政体就是为了修正这种缺陷巨大的政体而被提出，核心理念就是不能允许有人掌握绝对的全部的权力，把国家与他自己合二为一，混淆了国与皇帝的概念。

　　真正的共和政体下，不能出现一个人一言决定一个国家全部的事务的情况，不能把一个国家和全体国民的命运交给一个人。

　　所谓的分权，其本质应该是为了防止权势过大的人一意孤行把大家都给拖进深渊里，由此设计出精巧的程序，防范这种可怕的事情发生。

　　然而这种情况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会被一些对于共和精神不是很了解的半吊子给误解，从而导致共和政体成为了杂乱无章、行政低效的代名词。

　　赵学宁认为，共和精神的本质是在防止专制的前提下最大可能提升国家办事效率，本质上是为了让国民的生活更幸福、更自由、更有尊严，防止国民的生命、财产、精神受到侵犯和践踏，维护国民的基本权利。

　　然而在运转过程中，共和却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为了防止专制而防止专制。

　　设计出一大堆国家程序上的流程，让一件简单的事情变得无比繁琐，以此限制权力的行使。

　　具体表现为把国家权力分成好几份，交给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机构掌握，设置程序让这些权力互相制衡，互相干扰，以杜绝专制者的出现。

　　这固然是一种方法，但是这种方法重视了程序，却忽略了人的本性与权力的排他性。

　　赵学宁在讨论如何防止专制者出现并且执政的篇章中描述了自己的看法。

　　他认为专制政体中，在皇帝之下会出现若干政治派别，彼此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争斗，称之为党争，但是在共和政体中，围绕着被分成几份的权力，也会产生不同的权力集团，为了各自的利益而互相争斗。

　　权力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就算被分成了几份，它也会想方设法重归完全体，你搞三权分立，三权必然斗争，必然要决出一个胜负来。

　　和平时期，司法和立法可能占上风，战争时期，行政能压倒一切。

　　无论是哪一方，一旦占了上风，必然想方设法侵占其他两方，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掌握权力的人会不自然的成为权力的奴隶，为权力的完全体而奔走，直到彻底失去自己的本心，坠入深渊。

　　与其想方设法试图分割权力，倒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把权力分开之后不让它轻易控制掌握权力的人步入深渊，否则极有可能出现大家都不想看到的情况。

　　这些只是赵学宁在这本书里所讲述的一个小部分。

　　整本《共和国》第一册里，赵学宁讲了很多后来才会发生的事情，他把这些事情当作他自己的预判，对共和体制和自由民主进行了探讨。

　　甚至于他还很有“前瞻性”的提到了大众媒体传播的内容，认为大众媒体传播的发展会引发一种全新的暴政，称之为“多数人的暴政”。

　　共和国需要谨慎地对待大众媒体，不能让大众媒体没有监督社会政治的权力，也不能让大众媒体成为个别人或者利益集团兴风作浪的喉舌。

　　他特意提出，在一个共和体制的国家里，一旦出现一个大规模的传媒集团掌握了大量的讯息传播渠道，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他还引用了大众传播学的原理和《乌合之众》的一些看法，认为在专制国家里，皇帝和国王会想方设法的愚弄民众，然而在推翻帝制之后，掌权者通过大众传媒，一样可以实现愚弄民众的目标。

　　总而言之，在这本书里，赵学宁的核心思想就是共和体制是终结专制的利刃，可是持有利刃者稍有疏忽，就会让这把利刃反过来捅入自己的胸膛。

　　皇帝和国王在专制国家里能做到的事情，在新建立的国家里面一样会出现，只不过方式更加新颖，更让人猝不及防、不易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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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共和之路，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艰难险阻的，且没有完美的模板可以套用。

　　可即使如此，也必须要推翻没有人权、尊严和自由可讲的专制，专制的存在，是对人的精神最大的摧残，会让人类文明无法前进，即使前进的道路满是荆棘，人类也必须要前进。

　　最后，赵学宁在第一册的末尾喊出了自己的口号。

　　前进！共和国！

　　这本书到此完结，然而看书的人却远远没有觉得这本书到了该完结的时候，甚至看完之后都很难从这本书里挣脱出来，纷纷感觉这本书很有些味道，值得一而再再二三的反复诵读。

　　因为在这本书里，赵学宁的确讲了很多只有他自己才能确定的干货，就这个时代的人们看来，是有很强的冲击力的。

　　其中一条，就是对三权分立的质疑。

　　曾几何时，当孟德斯鸠那本《论法的精神》正式发行的时候，整个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都被这本书折服。

　　对封建统治十分不满的人们阅读着孟德斯鸠的精妙论断，畅想着在三权分立体制下他们可以自由的呼吸、生活的美好日常。

　　孟德斯鸠在那本书里提到了凡是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个论点，并进而产生了用分权制度来制衡权力的想法，奠定了启蒙时代的思想潮流，深刻影响到了未来的世界。

　　当时的法国人有很多都认同共和体制与三权分立的精神，思想家们和进步学者热烈的讨论着在法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国的想法。

　　而赵学宁所著的《共和国》，在基本定义上同样认可了孟德斯鸠所提出的“一切拥有权力者，皆会滥权”的说法，但是他同时进一步的提出以三权分立为代表的分权制度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论点。

　　因为他自己作为兰芳共和国的大总统，进行过一些设想和尝试，但是他很快发现依靠权力对权力进行制约是一种天真的设想。

　　在这个篇章里，赵学宁描述了清朝之前的中国古代王朝在这方面的努力，表示除了清朝之前的王朝都有过类似的分权和相互制约的制度设计。

　　比如隋唐时期的三省制度，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互相制约。

　　还有宋朝那繁琐到了极致的分权、防止擅权的制度。

　　以及明朝中后期逐渐抬头的内阁制度等等。

　　这些制度设计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分权制约的精神。

　　但是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的，这些制度运行的结果就是无一例外的证明了指望依靠制度设计来防止擅权专权是行不通的。

　　权力有天然的排他性，就算被分成几份，也会想方设法重归完全，而不是长久维持互相制衡的局面，就算用制度强行确立三权分立，也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现某一个权力压过其他两个权力的情况，这是不可避免的。

　　借由这个观点，赵学宁进一步在《共和国》里面讲述了自己对美国的看法。

　　他的看法和欧洲目前的主流观点不一样，他认为美国建立分权体制的根本原因是为了维持新生国家的存续和统治阶层的利益，而不是真正为了贯彻落实启蒙精神。

　　这一目的有两个诱因，一个是带英的外部威胁，一个是以谢司起义为代表的美国农民起义所带来的内部威慑。

　　赵学宁着重讲述了谢司起义的前因后果，对美国地方政府违背诺言、肆意操控政局以侵吞民众财产的恶行进行了严厉批评，并由此引申到了美国确立联邦体制的底层逻辑。

　　为了对抗带英的威胁，也为了在农民起义的时候有一个政府可以协调各方快速精准的镇压，联邦体制最终确立。

　　为了生存而使用分权体制调和矛盾，那么在生存难题解决以后，内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会很快爆发，到了那个时候，美国如果不想分裂，只有两个选择。

　　一，爆发一场内战，决出一个可以改变体制的天降猛男，改变美利坚政治的底层运行逻辑。

　　二，转移矛盾到外部，走向扩张主义，从外部获取巨大的利益满足各利益集团的贪婪胃口，用增量社会的出现延缓矛盾的爆发，降低矛盾的烈度。

　　美国成功建立分权体制的例子由美国自身的特殊国情决定，并不完全是三权分立体制的成功，只是因为他们需要，所以选中了三权分立。

　　简单来说，是美国成就了三权分立，而不是三权分立成就了美国。

　　赵学宁不看好美国的未来发展，觉得美国未来会走向一种新型的“帝国主义”之路，三权分立也不能真正解决滥权的问题。

　　所以该如何解决滥权的问题，必须要重新进行认真的思考。

　　而赵学宁自己作为一个掌握几乎绝对权力的人，在书里十分坦诚的承认自己在兰芳共和国掌握几乎绝对权力这个事实。

　　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创立者，成就无法动摇的功绩，拥有近乎神明般的威望，以及极强的军事能力，这是他权力的基础，不因为任何制度而改变。

　　就算他自己要确立共和体制，要搞分权制度，可是当他决定夺取某个制度上不属于他的权力的时候，还是没有人能够成功阻止他。

　　他依然可以凌驾于制度之上，即使他不是皇帝，这是整个国家所有人都默认的事实，甚至于没有人会为了制度而对抗赵学宁。

　　所以只是搞制度是没有用的，只是靠上层政治精英内部的自我调整，是很难起到效果的。

　　赵学宁甚至还“预言”，当这套制度运行下去出现难以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会让人们产生对于擅权、专权的过激心理。

　　发展到最后，民众甚至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有足够的政治权威，并且会进一步的把自己的利益当作自由、人权，不能容忍自己丝毫的利益被威胁到。

　　当一些政治人物想要推动一些短期会损害一些人的利益但是长期来看对于国家有利的政策，就会被反对者冠以“独裁”“专制”的罪名，从而利用制度使其倒台，为自己谋取短期私利，以至于国家和全体民众失去未来。

　　这种用分权制度互相攻讦、损害国家长远利益的可能，是赵学宁对分权体制最大的担忧。

　　所以在《共和国》最后的篇章里，赵学宁认为自己目前发现的比较好的制度是可以集中权力但难以实现擅权专权目的的共和集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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