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五章 病入膏肓

　　乾清殿后，刘钧正陪着朱慈烺一起下棋。

　　周太后与张太后还有袁田两位太妃，永定二王与两位公主也都坐在殿里。刘钧出征在即，两宫太后让皇帝请来刘钧，一家人一起吃顿饭，叙叙家常，联络下感情。

　　朱慈烺虽才十三岁，可坐在那里，身上却隐隐有了一股子帝王的威仪，稳重的不像个少年。倒是永定二王，围在刘钧身边，十足的孩子模样。

　　张太皇看着皇帝与刘钧四个坐在那里，轻笑着对周太后道，“你看皇上与郡王，非是骨肉却如骨肉般亲密。”

　　“继业是个好孩子，陛下当初托孤于他，确实没做错。有他在，大明就有了擎天一柱。”周太后感动的道，崇祯突然驾崩，留下毫无准备的她们娘俩，当时她都不知道如何是好。甚至连先帝的丧葬费用都凑不齐，山陵都还没有来的及修建。

　　是刘钧调来银钱，运来粮食，办妥了国丧，开始营建山陵，还平定了京营的闹饷。就如现在，辽军叛乱，清军来犯，可有刘钧在，她却没有丝毫的担忧。

　　朱慈烺看着棋盘，无奈的一笑，“就差一点，差一点就能赢皇兄了。”

　　“我也是一时侥幸而已。”

　　“不下了，再下我也不是皇兄对手，皇兄故意让我的，要不我肯定会输的很惨。”

　　刘钧笑笑，“我可是全力以赴的，陛下不要冤枉我。”

　　朱慈烺让两个兄弟去陪着太后她们，等他们走了，朱慈烺对刘钧道，“皇兄，此次出征，有几成胜算？”

　　“陛下，臣敢向陛下保证，绝对不让鞑子越过长城防线。”

　　“我们不能反击吗？抄他们的后路，或者派辽东的兵马直捣敌穴呢？”朱慈烺有些兴奋的问道。

　　“陛下，击败敌人的办法有很多种，不一定要正面相对。大明现在的状态，虽然外表看来是一个巨人，但这个巨人重病刚好，外表虽在，内里却虚弱无比。如今我们好不容易稳住病势，正要将养休息，一点点恢复。”

　　朱慈烺毕竟少年心性，道理他懂，可他觉得大明现在状况很好，他更想要杀出关去，收复辽东。

　　“陛下，给我三年时间，三年之后，我当亲自请缨出征，率军东征，一举踏平建虏，直抵黑龙江，威加北海。”

　　“三年，可朕三天都不想等。鞑子刺杀了先帝，还夺了我辽西，朕不甘心。”

　　“陛下，不打无准备之仗，如无准备，那就很难胜利。我们要的是一场胜利，而不是一场灾难。”刘钧不得不耐心的劝道。

　　“还要什么准备？我们不是有数十万完成整编的大军，统兵的还都是如张山蔡远这样的郡王旧部，都久经战阵，常统兵马，经验丰富。”

　　刘钧很想笑，十三岁的皇帝，想要让他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战争，太难了。

　　“陛下，攘外必先安内啊。如今中原未靖，寇匪未平，兼之崇祯朝以来，多年动荡，内忧外患，如今局势虽好些，可也还只是表象。实际上，大明各处都是百废待兴。天下还有许多百姓衣食无着，朝廷需要的是恢复地方的生产，需要的是推行新的商税，充实国库，民富然后国强。”

　　朱慈烺闷闷不乐的坐在那里，垂头叹气。

　　过了一会，他才算是转换了点心情。

　　“皇兄，我听王承恩说，京师原来的皇店要重新开业了，好像都改成了百货商场？”

　　“是的陛下，这些商场货物充足，实行平价策略，能够大大降低如今京师虚高的物价，能让百姓安定。”

　　“哦，是这样啊。”朱慈烺点点头，“皇兄，我还听说你在京师推行新税法，大征商税？”

　　“暂时还只是在京师和湖北两地试行，征向商税，却并非是横征暴敛。”

　　刘钧向朱慈烺仔细解释了一下新的商税，一改原来的商税征收之策，建立一种新的商税制度，是为了国家财政健全。

　　现在新推出的商税，主要就是营业税、商品税和增值税三种，盐茶烟酒马五种则做为专税另列。

　　“陛下，就如这营业税，我们设置了起征点，对于月营业额低于二十块银元的免征营业税。对于五十以上，三百块以下的月营业额的商铺，则采用的是定期定额税制，按照他们的店铺规模和正常的营业额，给出一个定额的税额，一般不会超过营业客的百分之五。他们定期缴纳定额的税金，如果营业额超过定额，则要主动补齐多余部份。”

　　“我们对于那些规模较大的商行，则采用的是按营业额征税方式，由商家自己报税，税务署的人会查他们的帐本、发票，核对有无隐瞒偷漏行为。”

　　“商税之外，还有关税矿税，以及盐茶等专卖税。总之，新的税制会更加合理。我们不会干杀鸡取卵这样的事情，但也不会一味的忽略商税。”

　　大明的税制基本上都还是遵循着朱元璋开国之初定下的税制。朱元璋是个贫苦百姓出身，要过饭当过和尚，后来参加起义军推翻元朝，坐了天下当了皇帝，一个传奇的人物。但他对于经济，确实不懂。

　　因此他订下的税制，充满了许多严重的缺点。明代的税收过低，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

　　刘钧穿越之前，对明代的税收，有个印象是明代税重，税太重了，重的百姓活不下去，皇帝还经常派太监征矿税等等，害的百姓都活不下去。

　　但现在，刘钧对于明代的税制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

　　大明的税收不是高了，而是低了，是太低了。

　　但百姓也确实苦，可朝廷实际上又并没收到税，问题出在哪了？出在了朝廷的税制上，朝廷一面是税制极低，另一面又搞定额征税，再加之大明官员的俸禄是历朝最低，官员文人又拥有特权，加之地方上分封的宗藩们巧取豪夺，结果就造成了朝廷穷，一直穷，穷的要死。

　　百姓苦，一直苦，苦的要命。

　　一面是商税几近于无，一面却又是重重设卡的关税。大明的税制存在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就是没有遵循税收的基本征税之法。国家税收大多来自最贫苦的小老百姓，越有钱的反而税交的越少。

　　各种各样的加征加派，还有火耗等等，还要承受各种很重的劳役差役，但实际上大明百姓承担的大多负担，并不是直接来自朝廷，他们交的那些钱，也大多不是给了朝廷。

　　大明税制最让刘钧觉得惊叹的还是定额税制。

　　所谓定额税制，就类似于永不加赋。

　　大明开国之初，每年两税的粮税差不多是三千万石，然后朱元璋就下过旨，以后征粮税就是这个标准，不管以后开荒多少田地，都不再征税。虽然后来二百余年里有过变动，但变来变去，这个税额都没变过，洪武时田亩八亿多也是三千万石粮税，到后来剩下四亿多田地在册时，也依然是每年征收近三千万石粮，甚至到了万历后期，户部上的田亩都达到十一亿多亩了，朝廷每年也还是征大约三千万石粮。

　　甚至在实际上，二百多年来，大明的粮税征收的最多时期是在永乐朝，其次就是洪武朝，再之后，没有增加，反而是在不断减少。农业税在减，商业税减的更多。

　　当初刘钧发现这些的时候，都难以相信。

　　印象里明朝都是税重猛于虎，怎么反而是税收过低？

　　他以往一直以来被灌输的观念，受到的教育就是明代的统治者们是如何残暴荒淫，如何横征暴敛，如何敲骨吸髓，广大人民群众在沉重的剥削之下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后革命家李自成英雄是如何举起义旗，奋起反抗，带领人民百姓起义革命，推翻这些剥削阶级的。

　　他那时的教科书就是这样写的，好多文章里也都是这样宣传的。

　　按刘钧如今掌握的资料，大明平均的亩产不算高，尤其北方比南方要低许多，北方的平均亩产也就1.3石左右，而南方的平均亩产也不过2.6石左右，而现在大明的官田和民田加起来，达到近十一亿亩左右，就算按一亩一石产量算，此时正常的粮食年产量，也应当达到十一亿石左右。

　　但大明的农业税收是多少呢？

　　自永乐以后，每年的粮食收入一直在两千七百万石左右，实际上基本税额是两千六百万石。

　　按这个数字算，明初也不过是税率百分之三点一六，晚明时期更不到平均百分之二。

　　因此，其实无论是明初还是晚明，实际上农业税率都低于三十分之一，甚至五十分之一都不到。

　　明初到明末，人口起码增长了两倍，耕地也增加了一半，但粮税却不增反降。

　　这就是因为当初定下的田赋定额的制度，永不加赋，其实大明早就有了。

　　在南方地方上，佃农通常每亩向地主交纳九斗稻米，基本的税率是每亩三升左右，算下来，征收的部份只占田主收入的三十分之一，佃农与田主五五分，实际上税额也就占农作物总收成的六十分之一。

　　当然，这只是基本税，还有其它的摊派和负担，比如均平银，取代劳役征收的均徭，上供物料的折银，还有驿站供给，民壮等等。但实际上基本加上所有这些，总的税率仍旧不算高。

　　各个地方上的情况虽有所差异，但总体来说，农业税收不超过产出的一成，绝大多数地方，都远低于这一数字。

　　基本的粮税其实还只有田地产出的百分之二，剩下的百分之七八其实还是额外的加征派收。

　　可为什么大明的农民负担还这么严重？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的税收过低，导致大明朝廷对于地方上根本无力看管，既没有余力兴修一些水利设施，也对水患等治理上比较乏力，尤其是在遇到天灾之后，更无力救济百姓。

　　往往一遇灾年，百姓只能自救，最后往往得借贷，借的还往往是高里贷，最终利滚利，老婆孩子都给滚进去了，房子田产也都没了。

　　其次就是官员俸禄太低，吏员工食银子更少，全靠从地方百姓手里贪污。

　　到了万历之后，交税用银，这其实并没有方便百姓，反而加剧了百姓的负担。因为大明缺银，银子向来贵重。农民并没多少余钱，交纳赋税的时候，就得先把粮食卖掉换银交税。

　　因此每年征收赋税的时候，市场上的粮食大跌，那些黑心的粮商这个时候就会联合打压粮价，农民只得以很低的粮价卖掉更多的粮食才能获得交税的银子，而等到了收税的时段过去，市场上的粮价又会开始上升。这种粮价在征税期的下跌，有时甚至能达到百分之六七十之多。

　　再加上宗室以及许多官绅的特权，加上他们各种逃税的手段，使得朝廷税收大减，甚至许多地方上还把这些负担转嫁到了百姓的头上，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这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恶性的循环，朝廷定了一个税额，经过近三百年，人口和田地都翻了许多，国家开支成倍的增长，但田税却定额不增，反而还在不断下降。这就使得朝廷的财用不足，更加无力的管理地方，更无力在灾年之时救助百姓，这使得许多百姓遇灾便破产，自耕农的不断减少，宗室豪强地方乡绅们不断兼并土地，这些人凭借着特权，官绅勾结，大肆偷税漏税，甚至把许多负担转嫁到普通的百姓头上。

　　让百姓负担更重，破产的百姓更多，豪强兼并的田地更多，然后偷税更多，朝廷收入更少，越发无力的管理地方，更无法在灾年救济百姓，然后更多百姓破产，就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不断的转动。

　　加之小冰河，以及后期吏治腐败，卫所驰废，军屯被顷占，卫所军百无一用。朝廷不得不招募兵马。

　　原来国初朝廷立卫所制，卫所军户屯田守城，国家不费一两银子，却能养百万兵。而到了后来，则成了国家费了亿亩军屯，却百无一用，反而还得招募数十万营兵，每年从紧张的财政中再凑起千万两计的军费开支，更进一步的加剧了财政困难，最后三饷加派，又大都转到了百姓头上。

　　而商税，明初根本不受重视。

　　或者说，当时百废待兴，定下很轻的税制，有助于经济的恢复。

　　商税在整个明代，都始终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除了几个钞关的关税，其余的就没有什么真正的商税，顶多有一些特定的产品税。

　　其实到了后面的时候，大明的皇帝早看明白了这些问题，可他们无法改变，阻力太大了。

　　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官集团对皇帝施加的压力，另一个就是地方上的抵抗阻挠。

　　崇祯时，文官集团对崇祯时期加派三饷的抱怨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给崇祯皇帝上疏，竭尽全力攻击增加赋税的政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他们的描绘下，增收赋税是天怒人怨，罪恶滔天，甚至是局势恶化的原因所在。

　　凡是向崇祯皇帝建议增收赋税的官员，都被他们描绘成小人，杨嗣昌更是被被攻击漫骂的体无完肤，甚至被黄道周骂成是“豭狗人枭”。皇帝增加赋税是顶住文官集团大部分成员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才得以进行的。

　　地方上的阻挠也十分厉害，他们不但反对增加税收，甚至还一直在欠税，许多地方实际上连最基本的正税都一直没完成过。

　　就如当初刘钧在东南开设海关，征收关税和商税，东南地方也是极为反对的。

　　历史上，明朝灭亡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有很多种原因加在一起。

　　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肯定就是亡于财政破产。

　　而明朝财政破产，最大的问题肯定就是这个税收定额以及商税问题。

　　去年浙江产火腿闻名的金华县，也就是朱大典的老家，一年的商税居然只有七两银子。很多地方，去年商税更是一文都没有，他们根本就是许久都没征过商税了。

　　再比如，茶叶和盐一样都属于专卖的商品，茶税很重。四川去年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五百万斤，这还没包括官府的茶园，可征收到的茶税还不到两万两。

　　更让人可笑的是，云南省一省的茶税才十七两。

　　浙江省更为惊人，全省一年的茶税只有六两。

　　而那些税务官员，他们的行为更让刘钧震惊。

　　沙市税课使司的一名税务官员，他主管沙市税课使司后，干了一件事情。他当年只用了三个月达到了税务定额后，他便下了一个通告，在这年剩下的九个月里，开启税关，任商贩们往来，一文税都不再征收。

　　而杭州的一名税务官比他还厉害，他负责当地的税收时，直接定了个新规矩，让商人自己到他的税务衙门来报税，然后他根本不去核查，商人报多少，他就收多少。结果他这一举动，居然还赢得杭州地方和朝中许多百官的称赞。

　　大明的税制，从头到尾都是问题。定额问题很大，轻视商税问题也很大，但最重要的还是这些人，征税的官员，交税的商人百姓们。

　　税率高低都已经不再是主要的问题了，如果只是税率低，那把税征上来，其实也还有不少。可实际上呢，别说三十税一，三千税一都不一定有。

　　比如金华县一年商货七两，浙江省一年茶税才六两。

　　有税务关员一年税关只征税三个月，还有更开放的走在时代前面的，直接让商人自己看着给，高兴给多少就给多少。

　　就这样的情况下，那些文官们还天天喊要减税，不能加税。

　　刘钧对这些人早就已经不想多说什么了，他现在就是要全面改革税制。

　　谁敢跟他唱反调，他可不会和崇祯一样那么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