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七十二章 投献

　　开封是河南重镇，历史名城，古称汴京，为八朝古都。

　　处于黄河中下游平原东部，地处河南中东部，东与商丘相连，西与郑州毗邻，南接许昌和周口，北与新乡隔黄河相望。

　　境内河流众多，被称为北方水城。

　　开封一带地势平坦，水源丰富，田地肥沃，是中原的富裕之乡，产粮大区。

　　可开封虽然地平水足，田地众多，但开封却也近年来出产流民极多的地区。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开封的田地，被兼并的最严重，绝大数的土地被兼并到了少数大地主们的手中。而这其中，占有土地最多的则是前明周王以及周王一系的诸宗室各家。

　　明代宗室们待遇向来优厚，厚禄之外还有优赏，以及大量的赐田。

　　而到了明中叶以后，土地投献之风盛行。所谓投献，在投献一方，有“妄献”和“自献”两种；在“纳献”一方，有皇族、戚畹、功臣和官绅。

　　“妄献”，系指庶民田地被“奸猾之徒”妄称为“己业”或“无主闲田”奉献给权豪势要；“自献”，系指庶民将自家的田地无偿地奉献给官豪势家，而本身沦为庄佃、佃户或奴仆。

　　投献到了明中叶以后，非常普遍。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明代的役重。

　　许多自献听起来难以相信，百姓居然把自家的田地无偿献给那些官豪势家，自己去给他们当奴仆。可这却是事实，而且不仅是明代才有，事实上历朝历代都有的事情。

　　原因就是在封建时代，土地捆绑着百姓，人丁也是税役。国家的税赋瑶役摊到每个百姓头上，负担极重。而那些宗氏勋戚们，却享有种种特权。

　　在明朝，勋戚们受赐的公田，载在“金册”，并不报官入籍，享有免除税粮和差役的特权。

　　虽然法律条文上也规定，赐田以外的田土一般称为自置私产，应与“齐民一体当差”，但由于贵族的权势，法律很难执行。勋贵“私田”“不肯与民一体当差”的弊病，早在洪武年间就出现，中叶以后，法律废弛，权贵们更加肆无忌惮，“广收民田为己私业，而阴以势力把制，使有司不得编差征税”。因此，在实际上，王府、勋贵的所有田产都享有优免一切粮差的特权。

　　百姓当自耕农，就得向国家纳税，甚至还得承担比田赋更重的杂役。为了逃避这些沉重的赋役，许多百姓便开始主动的投献那些享有特权的勋戚们。

　　把自己的田地送给勋戚，主动给勋戚们做奴仆，如此一来他们就不再是大明的纳税子民，而只是一个勋戚们的奴仆。

　　勋戚们多得许多田地，自然乐于其成，他们甚至为了吸引更多人投献，主动把那些投献来的土地，再交还给那些投到门下的奴仆佃种，也就是依然把田地给原主人佃种，甚至他们征收的佃租还主动降到比国家征收的税赋还低一些的份额。

　　如此一来，勋戚们平白得了田地，还得了许多奴仆。而那些投献卖身为仆的百姓，虽然名义上当了仆人，也没了自己的田地，可他们身上的赋役却轻的多，向勋戚交更少的租，不用承担烦重的杂役。

　　勋戚和百姓都享受到了实际的利益，损失的只是朝廷的利益。

　　一般来说，投献也不是那么随便的，会有一个形式。投献者提出奉献，受献者要向朝廷奏讨，然后皇帝钦准赐予。这样，原来的庶民百姓的田地，便转变为钦赐田地。

　　受献者在没有任何支付的情况下，不仅获得了土地所有权，而且免纳粮差。这坐收无穷之利的好事，归根到底还是因为他们享受受赐和优免的特权。

　　甚至到了晚明，不仅那些宗室勋戚们享受这种受赐和优免的特权，连那些有功名的士人和官员们也享受这种特权好处。

　　一些穷困百姓之子，一旦科举得中，只要进了举人，就会有百姓前来投献土地，和卖身为奴，一旦中了进士，那更是不得了，许多生意不小的商人都会主动前来做奴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明末之时，天下虽有十余亿亩土地，过亿百姓，然则实际上朝廷却收不到税，征不到粮，朝廷的开支最后都只压到了极少数的一部份百姓的头上，还全是些穷困百姓，终究导致了各种民乱产生，社会崩溃。

　　就如开封，一个产粮大区，但田地却多兼并到了以周王为首的这些势家之中。

　　明代徭役之重，甚至超过税粮。

　　但是，王府和勋贵庄田却享有优免权。一旦成为他们的庄佃，即可在其荫蔽之下，免充国家差役。走头无路的农民，甚至中小地主，为了躲避“差役苦累”，便往往“将自己田产投进王府，将子弟投献，充当奴仆。”

　　贵族以外的官绅同样是特权等级。

　　在等级的阶梯上，他们虽然低于贵族，但却高居于庶民之上。

　　在政治身份上，他们是“官”、是“绅”，因此在户籍上称为“官籍”、“官户”、“官甲”，与无身份的庶民截然不同。明代律令严格规定，“富贵贫贱”之间绝不能“越礼犯分”；庶民不准擅自以官相称，“称者，受者各以罪罪之”。官绅们凭着尊贵的身份，煊赫的势力，“视细民为弱肉”，“受奸人之投献”。在那个时代，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

　　在经济地位上，他们也享有优免权。

　　与贵族优免不同的是，他们是论品定额优免。明代官绅优免制度日趋完备。洪武年间规定，现任官员之家“悉免其徭役”；致仕官员“复其家，终身无所与”；生员除本身免役外，户内优免二丁。中叶以后，发展为“论品免粮”或“论品免田”。以万历三十八年《优免则例》为例，现任京官甲科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至八品免田二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乡官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乡绅优免田最高达三千三百五十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优免粮”、“优免田”，虽然在事实上已具有优免税粮的性质，但在法律的意义上仍然指的是“免役”。明代役法，“以民为役，以田制役”。役的编佥对象有二，一是人丁，一是田亩。来自田产之役，在法律上称为“有赋役”，即因田粮而佥派之役。来自人丁之役，在法律上称为“无赋役”，即不是出自田粮而出自人身之役。《大明律纂注》云：“赋者田产税粮，役者当差。有赋役谓有田粮当差，无赋役谓无田粮止当本身杂泛差役”。

　　不仅官绅本人及家庭人丁有免役之特权，而且其田产也有部分或全部免役之特权。

　　在法律上，限额优免要求优免田之外的“余田”与民一体当差。

　　但是，官绅等级同贵族一样，无视国家法令，大都冲破法定权利界限，而按习惯权利行事。因此实际上实行的是全额优免，“田连阡陌而不任分毫徭役”。不仅官户本户如此，而且依附于他们的“佃户丛仆，疏属远亲，与其蔓延之种”，也“无一手一足应公家之役，无一钱一粒充应役之劳”。

　　周王是大明各亲王藩中最久远的一支，久镇开封，各代周王得到的朝廷赐田加上他们历代以来奏讨、纳献、侵夺等，到如今已经达到五万余顷，其中周恭王睦嗣位，就一次赐地五千二百余顷。

　　周王不但兼并了大量土地，而且还利用特权经商，占据关津设立收税，甚至还享有盐茶专卖等特权。

　　河南是大明宗藩最多的一个省，遍地都是宗室藩王，洛阳的福王、开封的周王等。

　　仅开封的周王一系，除了周王外，下面还有三十六家郡王，以及数不清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等。

　　开封一地的田地，半数以上都是周王一系各家的。

　　不过现在，周王府里，周王一系各家却都打着为周王贺六十大寿之名齐聚一起。

　　各家的郡王、将军、中尉们齐聚一起，各个哀声叹气。

　　老寿星周王朱恭枵是朱元璋十一世孙，第一任周王的十世孙。开启元年袭封周王，至今也有二十余年了。

　　朱恭枵坐在上首，目光在自己的九个儿子身上一一扫过，最后落到下面的周王系其余二十余位郡王身上。

　　许久，他收回目光，长叹一声。

　　周王一系，子孙繁衍众多，可他放眼望去，却找不到一个能让他寄希望之人。

　　周王系的子孙们安享太平富贵太久远了，以致于无一人能在这个时候重振大明的江山。

　　“老大，你明天亲自去一趟军营，送些银子去犒赏下他们。”

　　世子朱绍烱连忙站起来，肥胖的身体似乎有些不堪重负。“父王，这事随便叫个管事去就行了，何必非要我去一趟。”

　　“糊涂，这事非得你亲自出面。而且我们银子还不能送少了。”朱恭枵一把年纪了，历经几朝，很清楚眼下他们到了什么局势。

　　“给开封镇送五十万块银元过去，再给总兵官和那些军官们送五十万。”

　　“父王，送这么多？”

　　朱恭枵并不理睬自己的儿子，“老三，你准备一下，过两天随我亲自入京，到四海银庄换些银票，大额的。”他对自己的嫡三子朱绍烥道。

　　“准备多少？”朱绍烥问。

　　“先换两百万银票吧。”想了想，朱恭枵又摇头，“算了，多换些，准备五百万块的。”

　　老二仁和郡王大惊，“父王，你不能进京，现在入京，那不是自投罗网，羊入虎口吗？”

　　“我若不走这一趟，只怕我们周王一系就要被人连根拔起了。”朱恭枵道。

　　“父王，府里一时怕是凑不出六百万银元来啊。”世子抹着额头的汗水道。六百万不是个小数字，但对于周王府来说其实也算不得什么，要凑还是能凑的出的。不过世子朱绍烱明显不想这笔钱都周王府一家出。

　　“父王要的如此急，要不各郡王府以及诸镇国、奉国将军府等也都一起凑凑。郡王府每家出十万块，镇国将军府出一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