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马新贻被剌案传到京师，犹如一颗炸弹在紫禁城内炸开。十五岁的同治帝看完奏报，大惊道：“谋刺重臣的事情，此是千年第一案。最近的一件也只在唐朝元和十年的时候（公元815年），丞相武元衡在早朝时为盗所害。到现在已经一千多年了，今朝身边又出此事，实在让朕深为骇异。”当即下旨：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惩办。

　　慈禧更是先一步得到消息，她当天下午即将曾国藩与李鸿章召到仪鸾殿商量。慈禧太后坐在鸾座之上问道：“这事岂不甚奇？”

　　因为事涉自己原任的两江之地，曾国藩急忙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却不敢再说什么。

　　李鸿章若有所思：“谷山那地方，近来屡有奇绝之事，过去从来没有这些事的。”

　　曾国藩听了一惊，明明是说南京的事，怎么扯到自己的家乡湖南去了（谷山是湖南长沙一处地名）。是李鸿章无意说错，还是有意为之，以暗示慈禧此案与湘军有关？马新贻的案子自己也悄悄派人打听了，好象的确牵扯到湘军的事情。虽然他认为这事最多不过是湘军中下级军官的谋划，但身处是非之时，他也不得不小心行事。

　　但慈禧并未深究此话，只是说：“马新贻是国家重臣，这个案子必须一二品大员、督抚要职才有资格查办。这样才能显出朝廷的决心来。张之万办事很好，他做漕运总督，对两江的事与人都比较熟悉。我看派他去办此案不错。”

　　曾国藩又不疼不痒的回道：“张之万是个精细人，定能办好此案。”

　　李鸿章道：“张之万是个中庸的人，不会有偏袒，他去也可安定一下那里的人心。”

　　慈禧太后以五百里加紧的上谕，指派漕运总督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同魁玉，督饬司道各员，将该犯设法熬审，务将其中情节，确切研讯，奏明办理”。此谕刚发，接着又发密旨，说“此事案情重大，断不准存化大为小之心，希图草率了事。”

　　张之万是道光丁未科状元，其弟是后来支持新法、操练新军、在两广大败法军、建造中国第一个兵工厂大名鼎鼎的张之洞。张之洞是同治二年的探花，时任湖北学政。张之万与其弟张之洞虽是同胞，但脾气大不相同。张之万做事沉稳，学问精深，在官场之中上下通融也颇有几分能耐。但此人胆子极小，非常怕事，特别不愿意沾惹有关军务的事。这一回得了慈禧的懿旨，虽是不敢怠慢，但也十分胆颤。对同僚道：“江宁乃是非之地，我此去凶多吉少。若步马新贻之后尘，也说不定。家里有什么事，还请各位照顾。”又将漕标的数十号官船，上千名兵丁都调来，护着自己顺运河南下，他自己一直躲在舱里不露面。

　　其时正值深秋，红蓼白苹，运河两岸的风光颇为不恶，这天由河入江，到了瓜州地方，张之万在船里闷了好多天，想上岸走走透透气。

　　刚下船走了一阵，忽然内急，看看四周，蒿草高过人头，远远延开去，随风起伏，如大浪一般，四周里除了自己的人寂寂无音。只在远处有些农人正在田野劳作。本来随便找个地方如厕是不难的，但张之万深怕这里藏着刺客，转脸对漕标参将说：“你亲自带领两百亲兵，将这里围住。”

　　不一会儿，只见两百威风凛凛的绿营兵，拿枪弄刀，团团将茅厕围住。远处正在收割稻子的老百姓，大为惊异，不知道那里出了什么事，以为是在拿贼，有胆大好事的跑来瞧热闹，才知道是“漕帅张大人”上茅厕。于是张之万人还未到，他的笑话先到了江宁。魁玉一见了面便拿他打趣，“天下总督，漕帅最阔，拉个野屎都得派两百小队守卫。”

　　张之万苦笑道：“玉公，不知江宁城里还有多少绿营军，这湘军都是六亲不认的敢死之士，我可信不过。马新贻的案子，未必没有湘军的事。”

　　魁玉将城内形势告知，张之万松口气道：“我是奉旨来会审的，一切都要仰仗老弟。”

　　“不然，不然！”魁玉摇着手说：“你是特旨派来的钦差，专为查办此案，当然一切听你作主。”

　　两个人一见面便互相推责，谁也不想兜揽此事。按道理，张之万是奉旨查案，且是从一品的文官，因当他作主才是。但毕竟张之万的推功要比魁玉精深，最后定下来是彼此有关，和衷共济。当夜魁玉为张之万设宴接风，陪客有署理藩司孙衣言、臬司梅启照、候补道袁保庆。

　　袁保庆时任营务处总办，平日抓散兵游勇，颇为严厉，是马新贻的亲信之人。那孙衣言与马新贻也处的不错，马新贻对其有知遇之恩。两人对马新贻之死耿耿于怀，在席间极力主张对张文祥用刑，不追出主使的人来，决不罢休。

　　张之万只是吃菜喝酒，并不说话。待众人问的急了，只说“好好”，“对对”，并不明确表态。魁玉与梅启照是目前两江的最高长官，这两人又是一种主意。张文祥背景深厚，要审出来，却不能用重刑。怕的是有人在用刑之时暗中下手脚，将张文祥弄死，那可不是玩的。另外，朝延对此事逼的甚急，前次所报的“拿获行刺之凶犯，始则一味混供，迨昼夜研鞫，据供系河南人，名张文详，直认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之由，尚属支离狡诈”。并不能让慈禧满意。朝廷谕旨责备道：“情节重大，亟应严切根究，尔等一味搪突，原属失职。务将行刺缘由究出，不得含混奏结，否则严惩不怠。”所以此时是欲进无路，欲退无门，一直在想办法让张之万将此事承担下来，也好卸责。

　　张之万敷衍掉了袁、孙二人，却最终没有推掉魁玉和梅启照的请求，只好答应第二天便提审张文祥。

　　第二天一早，孙衣言和袁保庆早早到了钦差行辕，在花厅里陪着张之万闲谈。过了一会儿督署派来当差的武巡捕来报，说张文祥已经解到，请钦差升堂。

　　不久，魁玉、梅启照也到了。一行人坐上堂，张之万坐了正首。张文祥被带上堂，站在堂上立而不跪。衙役用踢其膝窝，张文祥纹丝不动，只是冷笑。张之万并不计较，倒是袁保庆大怒道：“好刁恶的东西，公然蔑视朝廷命官，把国家法度放在了何处？真正十恶不赦！来人啊，先给我夹了！”

　　张之万一听此言，急忙制止道：“大刑之下，焉有实言。先不要动。”

　　袁保庆只好作罢。张之问让梅启照发问。但来言去语，都只是以前那些话。梅启照根本无心要问案，所以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问来问去，十分很热闹，却非问在要害上面。直到日上三竿，也没什么进展。

　　到了中午一同用饭的时候，孙衣言忍不住道：“张大人，张文祥是个奸诈的小人，不用重刑，让他吃些苦头，难吐实言。望大人考虑。”

　　袁保庆也附合道：“此人十分狡猾，在堂上一派胡言，妄图玷毁马太保的清誉。再这样审下去，恐怕流言传出去，对不住新亡之人啊。”

　　张之万道：“既是如此，那就不要审了。”

　　几个人一听都吃了一惊，没想到张之万说出这话来，正思谋着该如何对答。张之万接着道：“张文祥不肯供，只有抓他的亲属来问，这样就不怕他胡说了。还有，张文祥是条硬汉子，若用重刑，轻了怕他仍不招供，反倒让人抓了内有情弊的话柄；重了，担心刑伤人命，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若是加刑于其亲属之上，就算他是一条铁骨硬汉子，也不敢再吐狂言。”

　　几个人听了恍然大悟齐声说高，只有魁玉暗笑，这明明是个拖时间的缓兵之计，却说的官冕堂皇，真不愧是个老油条。

　　因为孙之言、袁保庆等人尽心催办，只用了十天，就将张文祥作捻军时生的一对儿女，从浙江湖州府找到。同时带来的还有张文祥亡妻的嫂子以及一干邻居。张之万命人将他们收了监，却又拖了十多天，不肯升堂问案。袁保庆等的急了，托了魁玉打问。那魁玉虽然知道张之万是不愿沾腥。但朝廷连连催办，这事总要有个了结，如此下去怎么能行？这张之万一连数天，在南京城里游玩赏景，根本没把这件事当作一回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魁玉打发了袁保庆，立刻换衣服乘轿去找张之万。门前差人见了魁玉施个礼道：“魁大人，我家大人说您来不用通禀，直接带您去书房。”

　　魁玉笑道：“他还以为他是诸葛呢，摆出一个料事如神的架势来。”

　　魁玉进了书房，见张之万正拿着一个禀帖在看，见了魁玉，随手将禀帖压在砚下，起身迎接，说道：“老弟，此番来是为了张文祥的案子吧？”

　　魁玉道：“张大人，我知道您是能拖则拖，静观其变，不愿意深究下去。但朝廷是下了决心要审明白的，口气越来越严厉；下面马新贻的那帮人也不断催问。这一案到最后如何定谳？该有个打算。打算好了我们就照这条路子去走。我想您已经胸有成竹了吧。不如点醒下官，也让我放心一些。”

　　张之万道：“这几天我在南京城中私访，倒是了解了不少事情。”

　　魁玉道：“都传说张大人是懈怠公务，哪里知道您有这样的心机。”

　　“是么？说我懈怠公务？哈哈。由他们说去吧。汪瑞裕茶馆挂了《江宁刺马》的弹词牌子，生意还不错。我听了听，是说张文祥原是马制台的小舅子，因为他妻子生的艳丽，被马制台骗奸。被夫人发现，要告到京里，并告诉张文祥。马制台便将夫人毒死。张文祥为姐姐报仇，蜇伏数年，几次寻找机会，终于将他刺死。报仇之后，不但不逃，反而主动就缚。”

　　魁玉瞪着眼睛大声道：“一派胡言，怎么会有这种事？渔色负友的名声是好随便安的么？可叹马制台尸骨未寒，又遭此污蔑。我劝大人不要再瞻前顾后了，尽早结案，还马制台一个清白的名声。”

　　“不仅是弹词，听说在上海还有人编了戏去演，编了书去说。都是把张文祥夸成一个为友复仇、义薄云天的义士。你不觉的奇怪么？案子尚未了解，怎么外边就有了定语，且都是朝着一边倒。这个必是有人搞鬼。”

　　“大人说的对，我立刻就派人去查，是谁这么阴毒。此人也必是张文祥的幕后主使。”

　　“我说了这些你还不明白么？你再看看这个。”张之万将方才压在砚下的禀帖递给魁玉。魁玉接过来，见是一个无头禀帖。禀帖上说，前两江总督马新贻，为江苏巡抚丁日昌的儿子候补道丁蕙蘅派人所杀。

　　丁蕙蘅是丁日昌的独生子，是正房所生。因为丁日昌公事繁忙顾不上管教，正妻早亡，丁蕙蘅在几个姨太太的放纵下，不仅不爱读书，而且是常常混在外面吃喝嫖赌，惹事生非，仗着老子的势力横行苏州。后来丁日昌看他实在不成器，单靠他自己的本领是赚不了功名了，爱子心切，只好替他捐了生员，再捐监生，再捐四品候补道台，一步一步捐下来，花了数万两银子。丁蕙蘅戴上了青金石顶戴，穿上了四品官服，不念老子的辛苦，倒更觉的自己有所倚仗，目空一切起来。不仅在苏州，即便在整个苏南，提了丁蕙蘅没有不摇头的。同治八年九月，丁蕙蘅乘其父因公出差的时候，带了一帮狐朋狗友出外嫖娼。在妓院内遇到一群水师勇兵，双方争风吃醋，导致群殴。丁惠衡一帮人哪里是这群勇兵的对手，几个人被打的鼻青脸肿，有机灵的急忙跑回巡抚亲兵营找来几百号人助拳。亲兵人多势众，将水勇全部拿下。丁公子抹着被打出的鼻血下令“棍责”，声称打死勿论，不想行刑者也是刚才挨过打的，下手太狠，竟将水勇钱有得乱棍打死。闹出人命，事情一下子变的无法收拾。何况这水师一贯嚣张，哪里能善罢甘休，要摆平此事，难度极大。幸而丁日昌与李鸿章交情极深，丁日昌知道此事后，先将儿子痛打一顿关了起来，发急书请李鸿章出面斡旋。本来李鸿章已经准备向水师的元老新贵杨岳斌、彭玉麟、李朝斌、黄翼升等人求情的。但此时的两江总督马新贻从中插了一杠子。

　　若不从人情来讲，单说法度，那苏州地面上的事，两江总督马新贻是有权利也有义务来管的。他对丁日昌在江苏与自己争权早就看不惯了，如今有机会给他上嚼子，哪里会放过？于是，不留情面，公事公办，将丁家公子破坏风纪、酿成刑案的报告递到北京。这边丁日昌已经用五千两银子将苦主摆平，就等着水师那边卖李鸿章一个面子两边讲和了。马新贻来这么一下子，让他很是被动。丁惠衡闻讯，畏罪潜逃。后来，费了好大的劲，又花了不少银子，才找一个替罪羊（直接用刑的亲兵）销案，又将几个在场的家丁当场杖责。这才将此案平下来。但丁惠衡从同治八年腊月初七逃走之后，一直不知去向。直到八月初一，就是马新贻被刺后的第五天，才回到苏州。

　　那么，丁蕙蘅把一腔仇恨都集中到马新贻身上，用重金蓄死士杀马报仇的事，也并非没有可能。禀帖最后说：“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本应归马新贻查办。马新贻秉公处置，致有此变。闻此言者非吾一人，吾所闻者亦非一人之言。京师已有所闻，江南必有确实公论，望大人明查。”

　　张之万道：“我知道你屡受督责，压力很重，想尽早将此案完结。不过，结了此案就真能万事大吉了么？这个案子背后是什么？你想过没有。”

　　“我也知道此案可能背景复杂，查的太深了对已不利，但既食大清的俸禄，身为朝廷的命官，受命于上，来查这个案子，就决不能马虎了事，不了了之。”

　　张之万心道：这肯定是被马新贻的那帮亲信催的急了，又受了上面的督责，沉不住气了。倒说些冠冕堂皇的话来挤兑我。轻轻笑一笑说道：“看来你还是不明白，那我就挑开来说吧。”

　　“大人请讲。”

　　“这个案子查清了，你就真能交差了么？还是那句话，结了此案，不代表万事大吉，而是麻烦事才开始。你想想，这案子可能是怎样的结法？其一，真象张文祥说的那样，马新贻是杀友占妻。那么，袁保文、孙衣言等马新贻的人会怎样看你？不但不会感激你，反会恨你将马新贻的名声玷污。风传的马新贻渔色负友之事因你而得到证实，你又将身处何位？堂堂朝廷一品大员，作下如此之事而遭刺杀，大清的脸面又被置于何处？老弟呀，你这不是一竿子捅下一个大马蜂窝来，将来挨蜇的不是你又是谁？”

　　“这事如果是张文祥胡乱招供的呢？”

　　“听我继续说。第二种结案可能，便是你我都认为可能性很大的湘军首领。那么这个人来头有多大？涉及到谁？你我都不清楚，我们在明处查来查去，他可是在暗里头看着咱们呢。查案之中，一不小心做了马新贻第二，你说值不值。就算是查出来了。这个人如果是朝廷不想惩办的人呢？你我将被置于何地？若是逼反湘军，你我又算是功臣呢还是罪人？再说其三，就是这个无头禀帖。事涉江苏巡抚丁日昌。丁日昌的底细，你我都清楚，若真是他儿子做办的，免不了要将他的儿子丁蕙蘅法办，丁日昌也可能降职或者撤差。那么你我将来如何面对李鸿章，丁日昌未来重新启用再入朝堂的时候，你我又怎么处？这官官相互的道理，你还不明白么？”

　　“我所说的这三个结果，仅仅是目前所能够预料到的。它背后的原委到底是什么？是否还有其他的隐情，查出来后，还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你知道么？若这样一步步查下去，不知在什么地方一步失足，便会跌落在万丈深渊中，不仅粉身碎骨，甚至也可能会像马新贻这样，背上许多洗不掉、辩不清的秽名恶声。你我不可不谨慎啊。”

　　魁玉听得呆呆的，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道：“好厉害。”不知是说这个案子好厉害呢，还是说张之万好厉害。叹了口气又说：“张大人说的句句都有道理，今后的事我一切都听您的。但现在朝廷那里催责的紧，你说咱们该如何办呢？”

　　张之万胸有成竹道：“我这个案子就是要拖，日子久了，朝廷必会另派人来，你我便可脱身。我在京中的耳目已经传来消息了：直隶总督曾国藩要改任两江总督，刑部尚书郑敦谨要做奉旨查办马案的钦差大臣。一个是湘军首领，一个是黑脸包公，这两个人来了，还愁没处卸责么？”

　　魁玉听了面露喜色，转念又问道：“那您又要去哪里？”

　　张之万微微笑道：“我自有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