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学三论及批判（下）

    第三论，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


    上一讲中提到，儒家子学指出的、自我实现的成长路径，就是《大学》中的八条目，代表了一种社会理想主义精神。


    注意，这是先秦时期的社会理想主义，而不是近现代的社会主义，它强调的是治理结果，而不一定是某种制度形式。为什么这么说，我们需要探讨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孔子是否忠君？


    首先说答案，孔子本人未必有后世儒家所宣扬的那种忠君思想，他并不认为自己应该听某一位君主的，而是周游列国去劝说君主，去推行自己的社会理想。


    在《射雕英雄传》中，黄蓉有一句讽刺孟子的诗：“当时尚有周天子，何事纷纷说为齐？”其实这句诗更适合放在孔子身上。


    那么孟子呢？他恐怕就更谈不上忠君了。


    孟子有两句话很有名，第一句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特别是第二句：“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这是对武王伐纣的合理性背书。


    孟子与朱元璋之间还有个小故事。就因为孟子说了这样的话，朱元璋把他的牌位从文庙中移了出来，不再进行祭祀。


    但是孟子的观点，恰恰也是论证了朱元璋取得政权的正统性与合法性。朱元璋后来应该是又想明白了，所以找了个借口，又将孟子请回了文庙。


    第二个问题，那么孔子是否拥护君主制呢？


    可能有人会认为这个问题过分了，问孔子是否忠君也就算了，居然还要问他是否拥护君主制？


    但是答案很意外，孔子对以“家天下”为模式的君主制，是持有限保留态度的。他认为在社会发展的某个阶段，君主制是可以接受的，但这并不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


    关于儒家的社会理想，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借用现代的话语，就是高级阶段与初级阶段——“大同”与“小康”。


    今天的讲座，我想尽量用最浅显的方式，让没有怎么研读过儒家经典的人都能听明白，避免引用很多人不熟悉的大段经典原文。


    但在这里，我也不得不引用《礼记》中的两段原文——


    孔子心中社会理想的高级阶段，大同：“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心中社会理想的初级阶段，小康：“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


    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


    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孔子在提到“小康”的时候，用了“六君子”举例，就是禹、汤、文王、武王、成王、周公。


    这是站在他的年代，历史记载中所能看到的最英明的君主。他认为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就是达到这些君主所在时代的治理水平。


    但是请注意，在孔子看来，这也只是小康而已，并非大同。


    道理在现代人看来也很简单，比如根据“恕”的原则，你希不希望遭受阶级压迫？假如你不希望的话，那么在理想的社会中，就不要有阶级压迫！


    孔子对君主制，恐怕也能得出类似的认知。


    只是根据“中庸”的原则，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做不到而已，当时的人也没有总结出清晰的阶级理论……别说是当时，哪怕到了现在也很难做到。


    但是将来呢？人在现实的世界中，总有想做到但还没有做到的，这就是对理想的追求。


    孔子对“大同”进行了很多描述，但他谈的主要是其表现形式，而不是实现方式。


    也就是说，孔子描述了一个理想世界，但是在实现方法上，他只是用“天下为公”这四个字做了核心总结，认为这才符合真正的“大道”。


    在孔子所处的历史年代，这在客观上是无法实现的，他也清楚这一点，所以只能当成一种理想。


    第三个问题，孔子为什么要崇尚周礼？


    孔子崇尚周礼，有人说这是开历史的倒车，确实也可以这样评价，但问题并不能这么简单的概括。


    人们很难看清遥远的未来，只能在史书记载上看到曾经有过哪些美好的时代，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往往就是如此。


    孔子想恢复周公时代的礼乐制度，目的显而易见，他是想恢复周公时代的秩序。


    我们不要忘了，孔子本身就是周朝人。只是他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周天子早就失去了对天下的控制，诸侯割据群雄并起、彼此征伐不休。


    孔子的希望，是天下重新一统，结束分裂内乱，恢复稳定与和平。


    可以做一个类比，一个生活在东汉末年乱世中的人，怀念西汉初年的文景之治，大家应该就能理解了。


    但不得不说，他回不去了，东周的乱世不是礼乐制度的崩溃造成的，寄希望于此，只能是刻舟求剑。


    孔子崇尚周礼、推崇周公时代，更有另一层现实意义的考量。他要能向人讲清楚，自己所描述的理想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


    那时可不比现在，不可能人均高中毕业甚至本科学历，哪怕他描述得天花乱坠，别人恐怕也听不懂，或者内心中没有真正的感触。


    但像这种事情，只要能举出一个现实中的范例就简单多了。而孔子能在历史中找到的最佳范例，就是周公时代。


    因为它是距孔子最近的所谓“太平盛世”。


    周公时代是否像儒家宣扬的那么美好？当然未必！可是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以及民间传说中，它就象征着一个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的世界。


    孔子在向人们描述理想世界的时候，只要说一句“就像周公时代那样”，那么听众立刻就懂了。但周公时代并不是孔子对社会的终极理想，那只是小康并非大同。


    第四个问题，孔子与柏拉图。


    上一讲中我们讨论了孔子与笛卡尔、孔子与王守仁、孔子与马克思，这一讲中补上另一个人，就是柏拉图。


    提到“理想世界”这种带有乌托邦性质的概念，有人就会想起柏拉图。柏拉图与孔子差不多是同时代的人，比孔子晚了大约一百来年。


    柏拉图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叫《理想国》，他著名的“洞穴比喻”就是出自这本著作。我很多年前买来看过，当时感觉读不下去，但是非常震惊。


    不谈哲学部分，让我震惊的主要是他的社会理想。因为柏拉图所描述的理想国，不仅是上下分明的等级社会，居然还是个壁垒森严的种姓社会。


    怎么形容呢，就是将印度那样的种姓制度，执行到最严格、最彻底的状态，看上去好似秩序井然。


    当代人不会认为壁垒森严的种姓社会是理想国，可是我们依然会拥有对大同世界的理想，那么孔子与柏拉图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


    柏拉图的“理想国”强调的是形式，它是以制度为导向的；孔子的“大同”强调的是内容，它是以结果为导向的。


    柏拉图认为，只要按照那样一种制度去打造社会，便是他所认为的理想国。


    这其中还隐含了一种思想，就是认为某种制度已经是完美的，只要严格按照它的范式去执行即可……这种思想在当代仍有市场。


    但孔子不这么认为，他所描述的大同世界是一幅图景，只要能实现这个图景，制度并不是绝对的，他所能想到的只是“天下为公”这个朦胧的概念。


    所以儒家的社会追求，是从现实世界到理想世界，再从理想世界的初级阶段到高级阶段，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一步步去推进的。


    孔子也并不是真的认为，周公时代的礼乐制度就是最好的，他只是向往那个时代的治理结果。若现实中有更好的方式能达成天下大同，他也会选择后者。


    第五个问题，子学之后被官方工具化的儒学


    这里只能简单讲几句，我也没法展开。


    在刚才的讨论中，对儒家的批判，主要集中于经学对子学的改造，但是话又说回来，这种改造有没有意义呢？


    有，当然有，而且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非常重要实用价值。


    通过经学的改造，使儒学成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治理工具，在农耕文明的环境下，它能够最大程度地保证秩序稳定。


    它提供了一套可行的方法，能从家庭、宗族到国家层面，实现稳定的治理结构，形成普遍的道德认同与价值观体系，进而在潜意识中维系民族认同与天下一统。


    顺便再插一句，先秦之后的天下一统，当然也有法家的贡献。


    比如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主要也是法家的成果。它成了一种保障的形式，而儒学则是形式中填充的内容。


    汉代经学对儒家子学的改造过程中，很可能也有法家学者的参与，因为经学中加入的“尊君驭民”思想，带有明显的法家痕迹。


    《论语》中有一句话，很多人都应该听说过，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这句话出现得非常突兀，因为它不是孔子的思想，而是典型的法家思想，更具体地说是商鞅的思想。


    当然了，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注疏，都是汉代经学家的记录，近代又有人对它的断句以及释意，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儒家子学不是法家，又有点跑题了，再拉回来。


    经学对子学的改造，重点是改造出了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的内容，但仍然保留了儒学中很多优秀的文化思想内涵。


    考虑到当时的客观环境，这种改造其实也是必须的。子学的缺点并不是它落后，事实恰恰相反，而是它在某些方面太超前了，过于理想化。


    经学的改造看似是一种退步，但恰恰能满足当时的治理需要。


    在农耕文明的时代，只要还没达到土地资源与气候条件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这一套工具基本都是有效的。


    但是因为土地集中、自然灾害等种种原因，文明形态突破了这种承载上限时，阶段性的秩序崩溃又几乎是必然的，任何一种工具都解决不了。


    直至近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产力大爆发，才有了突破农耕文明承载上限的可能。


    儒家研究的对象是“人与人”，它的价值，不论是过去、现在与将来，也主要作用于这个领域，不能将之万能化，它不可能去指导一切。


    后世的理学与心学，都对经学进行了某些方面的修订与延伸，有将之万能化的企图，却没有清晰完整地阐述子学的格物，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到了两千年后的明末至满清民国时期，依附于统治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儒家为工具，却集中了儒家思想自经学以来被赋予的、几乎所有的“苛”。


    彼时所谓的儒家只剩下了一张皮，堕落为僵化的礼教体系。所以在后来的民族救亡运动中，推翻这个礼教体系不仅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必须。


    “批儒”是我们一道绕不过去的槛，但要看批什么、怎么批？


    在“人与人”这个领域，我们得到认知以及检验认知的方法，以及它所体现的核心思想，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所留下的财富。


    至于被工具化的礼教体系，就让它随着旧时代一起埋葬吧。


    文明复兴伴随着文化复兴，文化传统中那些优秀的思想内核，要赋予它符合这个时代精神的、更积极地内涵，是我们这些后人的责任。


    最后一个问题，对现代中国而言，我们为什么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对它进行本土化改造，这种思想的土壤从何来？


    讲到这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首先在我们的文化传统意识底层中，一直就有着对天下为公的理想世界的追求，它不是宗教描述的天堂，就是人间社会。


    这种思想觉悟，最早就是儒家子学所启发的。


    马克思主义恰恰就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不仅有详细的理论体系，还给出了具体的实践方法，它就像一部操作说明书。


    在理论与实践发生偏差时，我们也能回过头于传统智慧中寻找答案，比如在上个世纪末，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以及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世界上其他的很多地方，并没有这样的思想土壤，至少现在还没有。


    时间关系，今天就讲这么多了。


    最后做一下总结，今天讲的主要是儒家的子学，而且只是子学中很小的一部分内容，重点是格物致知。整个儒学体系深奥繁杂，远不是我所能讲透的。


    需要声明，我并不是一位儒者，熟悉我作品的人都知道，我本人的思想更倾向于道家，但不妨碍我涉及其他。


    今天在座的有好几位都来自栖原，我最后再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例子，就是栖原的彭宇案。法官那一句“不是你撞的，你为什么要扶？”为什么会造成那么恶劣的影响？


    不是只有法律专业人士才可以去评判，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中都会做出判断。


    我们谁也不希望，假如将来自己摔倒了却没人扶。这就是一种最朴素的价值观，也是儒家子学建立思想体系的根源。


    我的水平有限，恐怕连通读章句都没有做到，这里只是尝试做一番很浅显的谈讨。上述的内容，有很多并非自古以来的儒家学者观点，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既然是个人观点，当然也要接受各种批判，欢迎与感谢指正。但因我的水平实在有限，有些引经据典的批判，我可能也听不懂在说什么，提前说一声抱歉！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请大家把喝茶用的兰香杯拿好，别忘了带走，晚上喝酒的时候还要用呢。


    （同步书中宗正长老的话：“请大家把坐垫拿好，别忘了带走。”）


    ——2025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