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百九十一章 九年秋

    崇祯九年的秋天。


    刘承宗在繁复的宴会与日复一日的长谈中，与元帅府外驻各地的大将勾划未来蓝图。


    同时也在刘承宗整个统治区域内，开了元帅府的第一次科举。


    这是张宏伟的蓝图，从泰萌卫到拉萨河，包括陕甘青川四省旧制，共编设一百五十七县，由元帅府统一派遣官员治理。


    这事乍一看，是刘承宗对周边控制力大幅提升的好事。


    同时也会使卫拉特、火落赤等统治实体遭受冲击。


    不过实际上恰好相反。


    刘狮子想做这件事，但他不想现在做。


    反而是巴图尔珲台吉与摆言、拉尊这些地方领主一再要求，才让他无可奈何地捏着鼻子开了科举。


    时机不对。


    刘狮子心里对西宁以西的定位，是不需要堆资源的战略纵深。


    只要投入一点兵力，维持存在，确保掌握乌斯藏、卫拉特、斡罗思的情报，并在大局上能够施加政治影响力，就足够了。


    就这，还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河湟谷地是他统治区域的‘腹里’，必须维持安全需求，迫使他打算向西投入一点兵力、人力与物力。


    甚至真的打算在乌斯藏、卫拉特建立实质统治。


    毕竟那时候他也没吃过啥好菜。


    哪儿像现在，拿下西安府，刘狮子是真知道什么叫得关中者得天下。


    一府之地，还是如今这个被旱灾蝗灾折腾的年景，征收本色折色，就可供养九万人马。


    当然，这是关中平原东部的西安府及华州、同州这一小块有渭河灌溉的地利。


    元帅府那么大的地盘，陕甘青三省加起来，征收本色折色，不算这一府二州，也就能供养七万人马。


    一样的资源，把湖广推下来，那就又能多养十万大军。


    扔到乌斯藏和卫拉特，一万兵马都得饿得面黄肌瘦。


    因此最好的情况，是一统天下之际，派遣兵马护送官员，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边疆问题。


    但凡事有得有失，到那个时候，地方大贵族也必然会有更大的抵触心理。


    不像现在，卫拉特有心进一步定居、集权，而火落赤也在与卫藏军队的长久对峙中疲惫无望，急需元帅府的支援。


    这让设立府县更加容易。


    当然相应的是刘狮子要付出的资源也会更多一点。


    但事情会做的更加顺利。


    刘承宗之所以对这事瞻前顾后，主要原因其实就一个。


    他没那么多储备官员。


    其实这事，最高兴的人是刘老爷。


    一般来说，一个县要想正常运转，理应有十至十五名官员，其中六位流官由吏部铨选，余下不入流的吏员则由地方任命。


    而在元帅府统治的陕西，很多县仅有知县一人。


    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更不正常的是，刘承宗解决这个问题的思路，不是尽快开科举，而是从军队里选一些负伤或立功的士兵和低级军官，调到地方做佐官。


    当然这在元帅府又是正常的，他们有着极其庞大的军人群体，某种程度上解决好军人的问题，就等于解决了社会的问题。


    但在刘老爷看来，这种情况难以持续，而且也太离经叛道。


    他早就想好好跟刘狮子谈一下这个问题。


    可偏偏，没有合适的契机。


    刘老爷想要的合适机会，是那些军官转任地方官僚，出几个有代表性的问题，然后就这样的问题，跟刘狮子去谈。


    可无奈，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


    一方面刘承宗的军官群体，素质高是事实。


    这是有传统的，拥有完善卫所制度的大明，武官对文武双全的追求，本就已成风气。


    像左良玉那种文化程度较低的武将，才是个例。


    而刘承宗对文化的推崇，进一步加强了这种风气。


    另一方面，目前的陕西，对官员素质要求也确实不高。


    一个县几千上万人，还有三分之一是军队，出身军队的官员，反而能在这样的地方更好地平衡军民事宜。


    反倒是如今，准噶尔和火落赤，这两家元帅府最大的地方贵族，要求刘承宗实现派遣官员帮他们治理地方的诺言，让刘狮子必须开科举了。


    刘承宗一直以来不愿开科举的原因也很简单，他需要时间。


    时间能证明他的德行，也能在地方安插更多出身军队的自己人，以免大批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人才，跳出来反对他。


    现在，刘狮子同意进行科举，也并不是他被逼得没招儿了。


    而是元帅府随着岭东大战的取胜，林蔚负责的通政司第一时间将破伪帝、焚旧京的消息加以刊印，通传西北移书各县，使刘承宗声名大震。


    邸报上最显眼的大横幅，就是‘抒萨尔浒之宿愤，血己巳年之旧耻’。


    刘承宗觉得，眼下自己的声望，可以一试。


    吏衙也就抓住这个机会，传令陕、甘、青各县长官，开了科举院试。


    院试的规矩照旧，由县、府、院三层考试，包含从童生到秀才的三层选拔，名额也跟大明一样，是小县最低八人、大县最多二十人。


    同时为了稳定，还在元帅府全境给出四十六个免试名额……这个免试名额给的是知县和县丞，一共四十六人。


    主要是刘老爷给刘狮子随意任命县官的行径打补丁。


    在征战过程中，刘承宗任命了一大批或起于行伍、或拔于地方，没有功名的官员。


    如今要开科举，吏衙担心这些地方主政的官员会觉得自己没了上升空间，心思浮动。


    为避免这事，就直接予以其生员功名。


    整个秋天，报名参加童子试的人超过了十八万，经过三场考试，最终元帅府下辖十三府、十三州、三牧监，共选拔出一千六百二十六名有秋闱资格的生员。


    刘狮子看着各府呈上的长长名单，及秀才们的生平履历、出身过往，心说大元帅府的第一批秀才，水平确实不怎么样。


    这是因为元帅府地广人稀的地域特征，导致录取率太高了。


    科举不仅是为选拔人才，还有一个重要目的，是维持稳定。


    所以在三层院试的过程中，都是按各地名额考取。


    就比如静宁州，在籍拢共一千多人，身体健康没有残疾，符合考试标准的只有三十七人，甚至还没维持考场秩序的官吏衙役多，最后也录取了八个。


    还有斡耳府，这是青海都督府为了科举专门攒出来的府，辖大小揣旦、格尔木等地的察哈尔、土默特、和硕特和西番等屯牧卫和八个斡耳朵。


    牧民听说过了童子试给发两只羊，人人踊跃报名。


    交上去的基本上都是白卷，没几个懂四书五经的，能用汉字稀里糊涂把试卷写满就算童生了。


    反正各卫依答卷优劣次第录取八个童生，基本上问论语哪一句的解释，写的都是自己生平，大汗征甘肃时献过多少只牛羊，小舅子给大元帅打过仗之类的答案。


    这就够了，虽然不识字，但是会默写，童生试稳过。


    海西旅帅谢二虎欢天喜地的赶着羊群在青海游荡，给诸部的高级知识分子发羊羔子。


    斡耳府的童生奖励政策，就是谢二虎和巴桑专门找杨鼎瑞定的，羊羔子由他们和各卫长官出，劝学。


    反正咱也不要秀才功名，有了童生，就送到卫学上课去，将来再考秀才。


    甘肃今年又起了蝗灾，曹耀回到西安府要比别人晚一些，不过这位元帅府的甘肃大都督倒是要比别人兴奋地多。


    他要学着承运在河湟的部署，在甘肃修建木轨，以便将甘肃的物资快速运抵兰州。


    亲田法的存在，让甘肃的屯田做得很好，对蝗灾也有很强的抵抗力。


    同时军屯的征税，也比陕西的地方粮税征得多，因此甘肃都督府在兵粮上非常富裕。


    只不过甘肃的难题集中在人口、商路、商贸和贵金属方面，土壤沙漠化让路不好走，粮食运不出去，在当地也不好卖出去，因为没钱。


    他们缺少金银，以至于在凉州府，不少人用上了河湟的狮子票。


    曹耀认为，仿照河湟修建轨道，能很好地解决甘肃目前的问题。


    这事，刘承宗肯定赞同。


    河湟的轨道运输，对运输成本的降低有极大帮助，狭长的河西走廊，确实需要这个。


    当然衍生出的问题也不少，比如偷木轨，建轨道用的都是承重极佳的榆木，断不了有人扒走。


    这事在河湟谷地无所谓。


    河湟人口密度大、流动性又极低，轨道沿途就没有人少的地方，木轨被毁坏很快就会被发现，后续的捉拿、搜查都很容易，主政青海的杨鼎瑞又是编写第一部元帅律的人。


    杨鼎瑞在康宁府的时候，很有普法意识。


    律法的目的不是给人判重罪。


    不是定个罪，别人犯了罪就抓，抓了就判就完事了。


    得让人认同，有维护律法的意识。


    因为律法的目的是不让人犯罪。


    要不然就跟大明军法一样，操典上军法按戚继光那套写的，人们嘴上也是这么说的，但没有任何一个军事主官闲着没事拿那套惩罚士兵。


    因为现在的明军生活水平，没有办法让人认同戚继光的军法条例。


    偷了就抓呗，就这年头人口那流动性，河湟的镇、乡、保、甲制度下，偷了木轨还没弄回家就被逮住了。


    缉私兵最乐于见这个了，你偷你的，我抓我的。


    抓住就是金沟银洞劳役十年，分的地全部没收。


    抓不住，就认栽。


    备用的轨木一直有，榆木也不是啥名贵树木。


    跟这个成本比起来，运力提升的好处太大了，那轨木被偷盗的损耗，甚至还不如损坏的车辆成本高。


    实际上河湟正在实验给轨木套铁壳，因为一来铁皮轨道更快，承重更大，二是铁皮轨道丢了比木轨好抓。


    木轨道的印记，手工削一削就没了。


    而铁轨要销赃，可比木轨难多了。


    尤其在河湟这地方，往哪儿销？谁敢收？


    真有能收脏的人，案子里偷盗铁轨反而是最轻的罪了，有这本事炮都能给卖出去。


    但这事在甘肃，就不一样了。


    河湟那小轨道，全长不过五百里，沿途哪里都有人，而甘肃需要的轨道是河湟的三四倍，人口却与河湟差不多，中间有大片的无人区和荒漠戈壁。


    成本控制，要比河湟难得多。


    因此，刘狮子的建议，是让曹耀先从凉州到兰州河口修一道试试。


    其实今年有蝗灾的不止甘肃，河南也有，而且灾害程度要比甘肃的蝗灾大得多，铺天盖地。


    刘承宗一度要让全陕防蝗，却没想到遮天蔽日的蝗虫群飞上潼关塬，却虚晃一枪，北上山西了。


    因此今年陕西的收成还凑合，干旱情况，比刘狮子预想中要好得多。


    虽然还是旱，但并没有前几年旱得那么厉害，过年时是普遍下了雪，延安府等地今年夏季还下了点雨。


    真正滴水未进的，主要是陇西的静宁州、天水一带，以及宁夏银川两处，称得上草木焦枯。


    但陇西旱不旱，其实对刘狮子来说没两样，因为那几个县早几年就连年连季的大旱，明军、农民军、元帅军又在那边接连爆发大战，早被打成一片白地。


    当地人在战争与旱灾中，早就百不存一。


    拢共也没多少人，旱灾的报告一呈送到元帅府，刘承宗就让官府疏散，就近各府进行救济。


    宁夏也不算啥问题，那边经过内讧、东征，人口和驻军也不算多，而且灌溉条件好，有汉唐二渠，至少塞上江南的基本粮产，哪怕大旱，依然比陕西强上不少。


    但河南，今年的情况非常不好。


    先是因为干旱，黄河在陕山之间的壶口河段断流十余日，随后过了农时的用水季，黄河稍有恢复，但水清了。


    这种不正常的情况，直到延安府接连降雨，黄河的状态才稍好些。


    即便如此，河南还是先大旱，再蝗灾，脆弱的民生再次遭受重大打击，甚至出现了百姓携家带口向西逃荒的情况。


    刘狮子命张天琳接纳逃荒灾民，但同时也要做好关上巡防，以防河南那个总兵官张任学趁机开战。


    不过接纳归接纳，刘狮子其实不太能理解。


    他心说，陕西人不往河南逃荒就不错了，你们还往这边跑，咋想的嘛。


    很快，刘承宗就知道人家是咋想的了。


    驻防潼关的张天琳没几日就亲自跑回西安，风尘仆仆地向刘承宗报告：“大帅，黄河，在开封决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