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一章 一场豪赌

　　薛万均、薛万彻兄弟也不隐瞒伽蓝，把一些军中隐秘和第一次东征前后所发生的事情详细告之。

　　伽蓝曾以西北狼的身份保护过薛世雄、冯孝慈和王威等西北军统帅，所以对军队里一些鲜为人知的机密略有耳闻，又曾五次扈从裴世矩经略西土，对中枢职事也是略知一二。

　　从军队来说，有内外军之分。内军掌仪仗宿卫，是禁卫军，直属中央。外军掌镇戍征伐，遍布全国各地的鹰扬府统统隶属十二卫府。十二卫府统率军队，主掌统兵权。十二卫府有十二位正三品的大将军，二十四位从三品的将军，四十八位正四品的武贲郎将，七十二位从四品的武牙郎将。这些都是高级军官，统帅级别，正是这些人控制着军队，控制着遍布全国各地的鹰扬府。

　　军事行政权由尚书省的兵部掌控，军事决策权则由尚书都省掌控。

　　帝国国事总揆于尚书、内史和门下三省，三省官长共执朝政，三省运转的轴心就在尚书都省。朝之众务，总归台阁，三省官长共享相权。其中内史省拟制策略，门下省审核，经皇帝御批，再由尚书省执行，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重大国策都是由三省官长在尚书都省共同商讨拟制，其中尤以尚书令和尚书左右仆射权重，所以帝国的宰相实际上只有三个人，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为限制相权，左右仆射常置，而尚书令仅仅在特定时期授予功勋元老，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今朝五贵，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是军中老帅，纳言苏威和黄门侍郎裴矩执掌门下省，内史侍郎虞世基是内史省官长之一，御史大夫裴蕴主掌御史台行使监察大权，皇帝通过他们牢牢把持中枢决策权、监察权以及对军队的控制权，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皇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皇帝的预期，甚至可以说与他的预期大相径庭，东征失败就是个明证，而东征失败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正在迅速凸现并急速蔓延。

　　建立骁果军的命令出自中枢，兵部要执行，要在最短时间内招募一万锐士。皇帝要求骁果军具备强悍的战斗力，并且完全被中央所控制，也就是说，皇帝不允许世家权贵在骁果军中安插亲信，但考虑到时间的急迫，为了满足皇帝对骁果军战斗力的要求，兵部又不得不从十二卫府中选拔精锐，这就需要十二位大将军和二十四位将军的通力配合，结果矛盾爆发了。

　　东征失败，近三十万将士战死辽东，十二卫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帝国有多少军队？

　　二十多年前，帝国军队南下攻打江左，当时北方一统，人口约为三千万，但山东是征服地区，山东人不能用，另外还要派军队镇戍山东，镇戍边郡，所以当时能够调用的军队有五十一万八千人，九十位行军总管。现在中土统一二十多年了，人口暴增，达到四千六百万，但人口主要增加量在山东和江左，帝国根基之地的关陇地区因为西北过于贫瘠，再加上大量人口涌向中原富裕地区，导致人口增加缓慢。

　　考虑到帝国统一之初国内激烈矛盾和维护国祚安全的需要，帝国府兵主要还是关陇人，府兵的增加量有限，另外随着中土一统，国防策略做了颠覆性修改，由内转外，守外虚内，十二卫府的主要兵力转到边郡镇戍，而边郡镇戍需要强大国力支撑。国力是否强大体现在财赋上，财赋多寡体现在税赋上，税赋多少体现在人口和土地上。府兵耕地不要交赋税，也就是说，府兵越多，对帝国财政的影响就越大。

　　帝国统一后军制改革的重点是军户入籍，名义上是因为战争减少了，军人的家眷和军户不要随着军队四处征伐了，于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安居乐业，但实际上这是削弱和遏制世家权贵对军队控制的一种手段。北周苏绰开创府兵制的最初目的是解决兵源问题，解决如何养兵的问题，顺带集中一下兵权，遏制一下世家权贵。世家权贵拿什么保证自身的权益？除了经学，财富，还需要什么？当然是军队。中土分裂四百余年，世家权贵从坞壁到乡兵、宗团，新兴豪强从部曲到私军，无时无刻不在增强自身的武力，以武力来保证权力和财富。所以，中土即便统一了，即便有了府兵制，即便中央想方设法集中兵权，但上至皇帝下至普通一卒，都不得不面对世家权贵始终控制军队这个现实。

　　皇帝要削弱世家权贵对军队的控制，世家权贵则不惜代价维护自己对军队的控制，这关系到权力和财富的拥有，因此在这种激烈斗争中，帝国军队还有扩张的可能吗？

　　今上修改军制，把十二卫府扩张到十六卫府，其目的不是削弱世家权贵对军队的控制，而是增加禁卫军数量，试图以增加禁卫军的实力来保证中枢对军权的控制，从而为一下步更大力度的军制改革打下基础。由此可见世家权贵对军队控制力之强，这种控制力严重影响到了国策的制定，对皇帝改制造成了空前阻力。

　　帝国人口增长了，财富增加了，军队却没有扩张，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更严重的是，随着统一时间的延续，除了边军，禁卫军和镇戍京畿以及镇戍大河大江南北的军队因为长时间不打仗，信心和勇气逐渐被安逸生活所腐蚀，战斗力每况愈下。东征失败，与府兵战斗力的下降也有直接关系。

　　帝国军队的总量应该超过一百万，而禁卫军、戍守京畿的中央军和边军至少占据一半。四年前西征吐谷浑，调用的是西北军、巴蜀军和一部分镇戍京畿的中央军。去年东征高丽，调用的是东北河北河南山东江淮一带的镇戍军，其总兵力是十二个军大约四十万军队，加上行宫人员，台阁官僚，禁卫军，还有运粮的民夫、随军杂役等等，大约一百一十多万，号称两百万。其中渡过辽水，深入高丽腹地，直杀高丽都城平壤的有九个军，三十万五千人，最后全军覆没，据说最后只逃回来两千七百人。

　　三十万大军深入敌人腹地作战，在缺乏粮草支援的情况下，应该一往无前，速战速决，但大军行动迟缓，各军统帅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不坚决，而且彼此扯后腿下黑手。到了平壤之后，还是没有决心攻城，而且在未经中枢同意的情况下，以粮草不济为借口，全军后撤，导致与水军夹击平壤的计划失败。

　　撤退途中，大军横渡萨水（清川江），高丽人半渡而击，后军左屯卫将军辛世雄不幸战死，导致大军崩溃。接下来就是鸭绿水这道天然险阻，高丽人故技重施，再次半渡而击之，崩溃后的隋军毫无还手之力，全军覆没。

　　最终是不是只逃回来两千七百人已经不可考，但实际数字肯定比这个多，因为九个军的统帅除了辛世雄战死外，其余八个都逃了回来，尤其检校右御卫武贲郎将卫文升，更是全军而还，那么他至少带回来一两万人。这些统帅既然能逃回来，那么他们的属官，还有很多高级军官，还有保护他们的侍从部曲，应该也逃了回来。高丽人的军队没有隋军多，就算围歼屠杀也需要时间，所以肯定逃回来不少军队，但皇帝和他的宠臣们岂能放过这个机会？当然不顾一切抹黑这些世家权贵，一来坐实他们的罪名，二来夺取他们的军权，将他们赶出军队。

　　结果的确如此。九个将军中，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翊卫将军薛世雄、检校右御卫武贲郎将卫文升因为是皇帝的亲信大臣，在二次东征前官复原职；左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承担了兵败的全部罪责，除名为民，好在果断“病死”了，没有连累家族；右御卫将军张瑾、右武侯将军赵孝才、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虽然后来赦免了罪责，但未能官复原职，只能回家养老。其他逃回来的高级军官也基本上被赶出了军队。

　　这一仗，世家权贵遭到重创，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军权，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三十万军队，这才是毁灭性的打击。

　　三十万军队没有了，怎么办？皇帝要发动二次东征，军队严重不足，而西北军要戍边，肯定不能征召，戍守京畿的中央军也不能征召，最后还是在山东和江左想办法，于是下旨募民为兵，征召山东和江左平民壮勇加入军队。

　　镇戍山东和江左的关陇籍府兵是有限的，当他们大部分战死辽东后，没有兵源了，皇帝和中枢就不得不临时修改兵制，大量征募山东和江左的平民入伍。第一次东征，朝廷从山东和江左征调了大量民夫，第二次东征，朝廷不但继续征调民夫，还强行征募壮勇入伍，这导致山东局势急骤恶化。

　　前年，黄河水患，大河两岸的大小河渠洪水泛滥，山东大约三十个郡遭受水灾。去年，黄河大旱，大河两岸的大小河渠干涸见底，山东受灾郡县更多。偏偏这时候，朝廷还要打仗，要远征辽东，要调集军队、粮草和徭役。中央和地方官府赈灾不力，导致民怨沸腾，叛乱迭起。本来山东人就是被征服者，一直遭到以关陇人为主体的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欺压，现在没有活路了，当然造反。

　　无奈的是，偏偏这时候，镇戍山东各地的鹰扬府军队全部去了辽东战场，各地郡县的镇戍力量非常薄弱，就算有郡兵，但因为郡兵都是本地人，根本没有镇压动力，于是起义军以燎原之势，在短短时间内席卷大河两岸，迅速蔓延到两淮和江左。

　　可以想像，这种形势下，皇帝和中枢决定在山东和江左征募壮勇、征调民夫，只会让国内形势愈发恶劣，只会让更多的山东人和江左人加入到起义军的行列，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这一次，大部分世家权贵还是支持皇帝和中枢发动二次东征，因为他们需要军队，需要利用东征的机会招募壮勇，重建军队，重建武力，以便维护自身利益。至于国内紧张局势，至于造反的山东人和江左人，他们根本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只要二次东征胜利，大军掉头南下，马上就能扫平叛贼。

　　皇帝和中枢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不担心叛乱者，担心的是世家权贵在控制了新建军队后，再一次与中枢对抗，阻扰改革，另外，皇帝和中枢对这些世家权贵们失去了信心，同时也担心山东和江左平民士气不足，战斗力不足，假如到了战场上就逃，那就完了，所以毫不犹豫，果断决定扩张禁卫军，建骁果，乘着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方面控制更多军队，一方面削弱世家权贵对军队的控制，不顾一切也要拿到主动权。

　　皇帝和中枢向西北军要人，薛世雄也向西北军要人，就是基于当前这种局势。

　　伽蓝总算明白了，东征大败导致皇帝和中枢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现在国内局势又剧烈动荡，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居心叵测者都在伺机而动，此刻不要说政令畅通了，政令能不能传出禁中都是问题。

　　当初皇帝继承大统就遭到了太子一党的激烈反抗，皇帝不得不杀了废太子杨勇，贬谪了重臣柳述和元岩等一批太子党。接着汉王杨谅举兵造反，皇室手足相残，因此而受到连累或惨遭杀害和流放的人家多达二十多万户，由此可见反对皇帝的贵族官僚数量之多。继而皇帝又杀了高颎、贺若弼等功勋大臣，再加上皇帝变革了一系列制度，损害了世家权贵的利益，由此进一步导致他和中枢的威信不断下降，长安颁布的政令除了在京畿得到贯彻外，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山东地区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大业五年皇帝劳师西征，开疆拓土，建立武功，某种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他必须去建立武功，否则无法慑服权贵，无法获得无上威信以逼迫地方官府执行他的敕令。随着变革的深入，各种矛盾越来越激烈，反对者越来越多，政令的贯彻越来越艰难，于是又有了东征。东征的目的还是要建立武功，还是为了赢取威信以慑服地方，推行他的变革制度，实现他的执政理念和富国强民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即便知道辽东战场是个陷阱，他也得去，也必须赤膊上阵。他的敌人不是高丽人，而是世家权贵，他必须与世家权贵一决胜负，必须进行一场豪赌。

　　这场豪赌本无悬念，皇帝的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他输了，输得很惨很惨，两败俱伤，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他失去了对国内局势的控制，对地方官府的控制，帝国在这场豪赌之后，毫无悬念地坠入了无底深渊。

　　薛世雄是深得皇帝信任的军中老帅，现在就连他都对皇帝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暗中掣肘，可见皇帝也正在失去对中枢的控制，这太可怕了。

　　伽蓝低头沉思，久久不语。

　　薛万均和薛万彻兄弟你一言我一语，娓娓述说，目的很明确，必须留下伽蓝和他的西北马军团。

　　“陛下何时抵达临朔宫？”伽蓝忽然问道。

　　薛万均迟疑了一下，说道，“还有三天的路程。”

　　“裴阁老随侍吗？”

　　薛万均微微颔首，眼里悄然掠过一丝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