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就当为国做“慈善”

　　国内的专利法，是84年才立法的。在此之前，国内用外国人的专利技术，大多是不给钱的（当然如果工业基础太差、告诉你答案你都不会抄，还是要外国人技术支持，那当然会收你高额的技术服务费）

　　国内的著作权法，要到90年才立，貌似比专利法还晚了6年。但即使在此之前很久，国内也有向引进的外国出版物支付版权费用。

　　在法律之外，还有《书籍稿酬试行办法》等行政法规和条例对版权进行临时性保护。到80年3月——也就是八个月之后，我国也会正式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一言以蔽之，在当时的中国，对版权的保护，是优于对专利的保护的。

　　用外国专利不用给洋人钱，放外国电影、翻外国小说却要给钱。

　　这或许是因为，当时国内的科技工作者可以主要靠单位的工资奖金生活，而文艺战线的工作者，却早早就依赖了稿费。所以一旦在洋人的问题上破了例，很容易出现利益分配上的疑难杂症，并且导致稿费体系的混乱崩溃——

　　假设引进《追捕》不用给原作者钱，那凭什么只有你沪江电影制片厂一家引进？春城厂、京城厂看到该片火了之后，能不能也跟风翻译一把、然后各地院线划地自守拉帮结派？

　　为了维护住这个圈子的经济体系秩序，遵照国际惯例给个几万美元、买断在内地的独家版权，相比之下社会综合效益显然更好一些。

　　当然，正如前文所说，这个时代的对外版权贸易，基本上只有“一口价买断”这种形式，而不可能是“票房分成”。

　　一来外国人看不上国内的票房，二来技术上也没法统计，很多东西也不适合透明。

　　半年前徐凌主导引进《追捕》的时候，厂里跟日本人谈的也是这种买断制。

　　今天顾骜想跟他谈，肯定也是在这个模式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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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因为苏萍、萧穗等徐凌信任的中间人背书，短暂的试探交锋后，徐凌对顾骜的人际关系网和斡旋能力，已经没什么怀疑了。

　　能出访多次、并且在档报上发表多篇文章的人，对国家的舆论导向、审查尺度肯定是极为熟悉的，宣传战线上认识的朋友也不会少。

　　不过，谈到具体的商业定价问题时。

　　尤其是顾骜再次介绍了他在香江的合作伙伴、以及可以提供的代理空壳时，徐凌还是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小顾，这门生意，可不是你想的这么简单。”他抿了一口茅台，右手食指中指微曲敲击着桌面。

　　“你找的那家香江律师事务所、知识产权代理商，我看过了。你想挂靠资质当中介，这没问题。但你以为如今的中介是赚钱的么？不，那都是赔钱的。你指望倒卖版权赚差价，这在国内是绝对不允许的。国家不会看着任何‘捡漏’的中间商赚差价，最多只有原制片方可以赚到钱。否则厂里就是违反了政策，将来也是会被查被处罚的。”

　　后世版权自由交易比较发达的年代，倒腾版权、捡漏赚差价是很正当的生意。

　　比如一本网文，某个版权中间商或者代理商，赌这个写手将来会大火、他的所有作品改编权都会升值，那就先当一把“伯乐”，在对方还贫贱的时候就低价入手。等他真的火了，再把版权高价倒卖给真心想拍电影拍网剧的。

　　有点儿像缅甸那边的“赌石”，玩的就是眼光和捡漏。

　　但是在国内，直到80年代前半叶，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允许出现的，哪怕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明文规定。

　　因为国内认为这是投机倒把，而且很容易催生与电影制片厂关联的交易人、故意弄虚作假中饱私囊——

　　如果允许的话，那万一制片方卖价5万的片子，中间商转手后再卖给制片厂，而制片厂里有个人收了中间商的钱，骗国家说“这片子值10万”。然后中间商就赚了5万、还可以从这5万里拿一部分给国营制片厂的拍板人当回扣。

　　因为任何艺术品，都是无法用严格客观算法来估值的。

　　名画、电影、书法、瓷器……这些东西究竟该值多少钱？计划经济是算不出来的。

　　艺术天生是洗钱和腐败的最佳载体，所以只能一刀切——只要赚差价，就不许买。任何想给艺术作品做中间商的人，只许赔本，不许盈利。

　　徐凌言简意赅地阐述了政策，最后总结道：

　　“所以，我们国内只允许译制片厂直接问制片方购买版权。如果非要问二道贩子买，那这个二道贩子也不许加价，必须是按照他问制片方买时的原价卖给我们，甚至是亏本价。如果让二道贩子赚到钱了，那就是犯错误的。”

　　听了这话，马风、闻莺、顾敏、杨信四人，全部有些懵逼。

　　他们以为今天要白跑一趟了。

　　国家居然有这种政策？只许赔本不许赚钱？赚了钱就算犯法？

　　那还开放这个代理制度干嘛？直接让中间商去死不就好了？谁会来做必赔钱的买卖呢？

　　徐凌怕大伙儿理解还不透彻，就又拿他半年前引进的《追捕》，作为例子算了一波：

　　“比如我买《追捕》的时候，该片制作成本折算成美元大约是200万，在日本国内的票房大约是500多万美元，刨除分成后（制片方/发行方/院线按433分成），只能算是略赚。因为日本国内成绩就不好，所以海外买断价也比较低，当时日方开价10万美元，最后厂里一边砍价，一边找了个愿意赔本做好事的日本中间商，实际只花了5万美元引进……”

　　（注：按照最后国内3000万人民币的票房而言，这是很赚的，制片厂可以分到120万美元，相当于25倍的利润。

　　但当时国家缺外汇，所以只看到‘白花掉了5万美元，却只在锅里赚中国人自己的钱’，因此经济上的创收并没有被表彰，觉得只是左手倒右手。那时候只有赚洋人的钱才光荣。）

　　听到这儿，胆子颇大的马风鼓起勇气，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徐老师，按您的说法，当时引进《追捕》，是有一家日本中间商主动出来承担了亏损？才促成了这笔交易？”

　　徐凌肯定道：“没错，是一家三井财阀下面的非营利性机构，文化宣传性质的，以8万美元从大映映画手中买下了该片在大陆的买断版权，然后亏了3万美元、以5万美元卖给我们厂的。”

　　马风不解：“那那家日本机构是国际注意战士不成？千里迢迢跑到中国来只为了亏钱？”

　　“他们是为了文化输出，好促进我们的开放和对日交流，为整个经济合作大环境造势。”顾骜打断了马风的问题，亲自回答了他。

　　徐凌听了之后，赞许地看了顾骜一眼，显然是觉得这小子眼光不错。

　　“文化输出？”马风有些没明白，显然他的脑回路还没跟上，只停留在纯粹算经济账面的程度上。

　　顾骜叹道：“我觉得，他们的输出很成功。亏掉3万美元，却让3亿中国人去看了一部日本的电影，知道日本已经有了新干线、私人飞机、东京到处都是摩天大楼，还会改变一代人对日本的看法。曾经我们的父辈眼里，日本人只是残暴的鬼子，现在我们却看到了生活中的日本人——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还觉得这3万美元亏么？”

　　马风和其他几个小伙伴都挠了挠头：原来小鬼子已经进化到这样算账了……

　　而徐主任听了，则轻轻咳嗽了一声：“嗯……那个，小顾同志，注意措辞啊，国家目前的政策是对日友好，很多日商也确实在赎罪，大量对华投资、提供低息无息美元贷款。咱说话不能违反国家导向呐……”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知道您的意思。”顾骜也不算什么仇日分子，他知道如何区分对待各类日本人。

　　民族仇恨，总是在经济增长乏力的时候，才会比较突出。大家都想着发展经济的时候，往往没什么空。

　　顾骜道歉之后，立刻话锋一转：“不过徐主任，我不觉得‘不许中间商倒腾版权赚差价’，我就不能做这个生意了——我愿意为国家做这个赔本买卖，当这个中间商。”

　　徐凌完全想不明白：“你打算怎么做？”

　　顾骜拿起白瓷的茅台酒瓶，给各自又斟了满满一杯：“徐主任，国家禁止中间商往译制片首尾插广告么？”

　　“广告？”徐凌一愣，“电影哪来的广告？那是电视上才有的吧。”

　　1979年的国内电视台，是确实已经有商业广告了。不过因为没有有线电视，大部分人只能收到一个CCXV、一个省台。

　　有些偏远贫困的地方连省台都还没建立起来。至于第一波地级市电视台，大约要84年前后才普及。（金陵台80年1月建台，这是特例，国内最早的省会电视台）

　　顾骜不理会徐凌的模棱两可，坚持追问：“您就说，如果中间商帮你们低价拿回来版权，但是要在片头片尾剪辑一些广告上去，政策允不允许。”

　　徐凌下意识问：“你想拉日本厂商的广告来摊掉引进片的费用？”

　　顾骜立刻笑道：“怎么可能，当然是拉国内牌子的广告了——现在外汇管制这么严，日本货只许按计划进口这么多，还要凭票供应，打不打广告都能瞬间卖光，谁还打广告啊。”

　　徐凌：“我想也是，不过你接国内厂子广告的话，就存在一个问题了——你亏的是美元，赚回来的却是人民币，你有办法重新换回美元么？不然你这门生意长久不了，手头外汇很快就枯了。”

　　“这个我自有办法了，船到桥头自然直。”顾骜也不想说太多。

　　徐凌想了想：“那倒是个办法……不过这广告值多少钱，不好界定啊。说不定咱直接跟原始制片方谈、允许他们也插播广告的话，版权价能比中间商那儿拿更低呢？所以还是不能排除中间商投机倒把的嫌疑，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中间商插了广告后，一分钱不要，直接白送给国内的译制片厂！”

　　“行，那就这么说定了。”顾骜直接举杯，跟对方爽快地碰了一下。

　　“哈？”徐凌直接傻了，“小顾同志，你没听清我的话么？我说的是白送！你小心亏死啊！”

　　顾骜大义凛然地说：“那就当为国家做贡献了——日本财阀都有这个觉悟，我们受了国家教育的人，现在有点钱了，难道觉悟还不如日本人么？”

　　“那……你真是高风亮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