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7章 龙安三约
踏入了四川地界，基本就意味着江瀚的大军，短时间内终于可以摆脱那又窄又险的蜀道了。
陕西一带的边军，由于地域限制，暂时也不会来围剿他。
接下来，便是为自己找一个真正能够安身立命的地方了。
帅帐内，江瀚站在舆图前，目光如炬。
经过对降卒的审问，他发现，此刻的川北一带，简直就像一个脱光了衣服，毫不设防的美人。
由于云南的沙普之乱，川北乃至川中各地的精锐，几乎都被抽调一空。
他现在，就跟在酒楼里点菜一样，舆图上的州府，看中哪个，基本就能拿下哪个。
当然了，成都府和保宁府这两个地方他暂时还不会去动，强攻这些镇城，耗费的时间估计不小。
当务之急是找个地方默默发育，把民政的框架搭起来。
挑来拣去，江瀚最终还是选中了龙安府。
这里靠近松潘草地和甘肃，位于四川行省的西北角，再往上便是高原羁縻之地以及蜀中群山。
在这里发展，江瀚可以不用担心四面受敌。
龙安府，此地最初是番邦土司所在。
直到嘉靖四十五年，朝廷平定了龙州宣抚使薛兆乾的叛乱后，才改土归流，将龙州宣抚司升格为龙安府，取“龙州安辑”之意。
此府下辖平武、江油、石泉、青川四县，其中平武县为府治所在，青川县则是青川守御千户所的驻地。
其疆域南北跨度约四百余里，东西约三百里，总面积近三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四川行省十分之一的大小。
龙安府的地形以山地为主，涪江、白龙江两大水系贯穿境内。
其主要的产粮区有两个：
一是位于涪江中游的江油平原，乃是冲积形成，约有土地六万亩左右，土壤肥沃，主产水稻、小麦，是龙安府最主要的粮食基地，平均可产粮五到八万石左右；
另一个，则是靠近平武县的平武河谷，位于涪江上游，地势较高，大约只有一万五千亩左右的土地。
除此之外，便是青川守御千户所，尚有部分屯田。
剩下的，都是些在山陵丘壑上开垦的民田。
虽然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但除了成都平原这一块宝地之外，中间大部分地区都是些浅丘地形。
这些浅丘，只是将土地分割得比较破碎，但丘与丘之间的平地，当地人称之为“沟”或“湾”，却是极佳的水稻田；
而浅丘上那些相对平缓的地带，称之为“坪”，则适合种植小麦、玉米等旱地作物。
再加上四川水网密布，河流两侧有许多冲积形成的“坝”，土壤肥沃，水源丰富，粮食产量也很高。
江瀚经过实地考察，还发现了有农民零星种植玉米，当地人又叫苞谷，红薯他倒是没见着。
根据记载，这两种高产作物早在嘉靖万历年间就传入了大明。
但最主要的还是在沿海等地普遍种植，四川这种内陆省份，并没有大规模的种植记录。
按理说，这两种作物都具有耐旱且高产的特性，本应该在粮食匮乏的明末大放异彩，但实则到了清代才开始大规模种植。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官府推广缺位，民间传播实在有限。
民间传播的主力，主要是官商士绅，并不是真正种地农民，农民们一辈子就没走出过府县之地，所以最多也就只能在小范围内传播。
而在官商士绅们眼中，此时的玉米和红薯就是杂粮，口感粗粝，不如麦、稻，而且红薯食用后还会胀气，反酸。
所以玉米和红薯，基本不受士绅阶层待见。
大明的老爷们吃的都是上等的精米，这些个粗粮，在他们眼里就是用来喂牲口的，哪是人吃的东西？
一旦士绅阶层缺乏了传播的动力，那玉米和红薯在大明也就推广不开了。
所以，想靠玉米和红薯度过漫长的小冰期，那首先就需要一个高效的官府。
总的来说，明末系统性的崩溃，已经关闭了高产作物救荒的时间窗口。
而后来的清朝，则是在人口压力与制度调整下，才实现了这些作物的价值转化
正如马铃薯在欧洲蛰伏百年才被接纳，高产作物的命运始终与社会、时代的命运紧密交织。
两者是相辅相成，互相成就的，并不是单纯靠着高产作物，就能挽救即将崩溃的大明朝的。
总的来说，龙安府的整体地形还是以山地居多，耕地面积并不算太大。
但对于现在的江瀚来说，这里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他现在手上的兵力，满打满算，也就八千之数。
这点人马，要是占据一块四通八达的平原州府，看似风光，实则四面漏风，处处都要分兵防守，压力巨大。
而龙安府，因其山地地形，险要关隘众多，还是有险可守的。
占据江油县，便可扼守水路要冲，既能防止成都平原的明军北上，又能堵死官军从阴平小道偷渡的可能；
占据平武县，则可防止松潘卫明军南下。
定下了战略方向，江瀚当即召来麾下诸将，开始商讨进兵龙安府一事。
军事部署，对于这帮将领们来说，反倒是次要的；
摆在所有人面前的，是一个陌生的课题，如何跟当地百姓相处。
这其中的学问，可不算小。
江瀚的这支部队，从起兵之日起，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行军作战，根本没有经营一州一县的经验，更别说是一府之地了。
即便中间打下过一些城池，也多是以“追赃助饷”的名义，抢掠官绅富户为主，没有和当地百姓打过太多交道。
当然了，江瀚也不敢和沿途的百姓有什么太深的牵连。
他太清楚洪承畴那帮人的尿性了，官军过处，寸草不生。
要是自己和百姓牵连过甚，恐怕他前脚刚走，这帮百姓，后脚就会被官军屠戮一空。
但现在情况就不同了。
既然是要建设根据地，那他们就必须研究，如何从一支流动作战的军队，蜕变成能够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可真正做起来，却十分艰难。
首先，便是人心问题。
说白了，江瀚他们现在就是一股叛军，一个草台班子而已。
论起人心向背，这天底下绝大多数人，认的还是传承了二百多年的大明正朔。
对于普通百姓、饥民来说，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可以通过分田分地，让他们归于治下；
但对于那帮读书识字的学子、士人来说，忠君思想早已深入骨髓，基本不会有人能认可江瀚这支队伍。
当然了，江瀚也可以提着刀子，强迫这些人加入自己的麾下。
可如果这样做了，这些人的忠诚又该如何保证？万一到了危急关头，这帮人直接就开城投降怎么办？
说到底，还是人才储备不足的问题。
要说冲锋陷阵，江瀚手底下个个都是以一当十的精锐；
但论起治国理政，梳理民生，这帮人可真就是两眼一抹黑，啥也不会。
军中识文断字的，本就寥寥无几，其中还有些姓朱的宗室子弟，江瀚也不敢把一县之地交给他们治理。
这些人说白了，最多只能打打下手，绝对不能进入权利核心。
剩下的，都是些识字不久的大头兵，让他们管好一个百人队或许还行，但要撑起整个府县之地的政务运转，那就有些痴人说梦了。
对此，江瀚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只能等打下龙安府后，两手并行，一面张榜招募，解决短期的人才缺口；
一面自己开办学堂，持续地培养根正苗红的自己人。
经过与众将的反复商议，江瀚最终定下了三条基本准则，称之为“龙安三约”
首先第一条，是禁滥杀。
军中上下必须谨记，“杀一无辜者，如杀我父；淫一妇女者，如淫我母。”
由于江瀚长期以来的严苛军法，这一点对于他麾下的士卒来说，并不算太难，大家基本都能做到。
然后第二条，就是分田地。
口号叫做“均田减租，饥者得食”。
每到一地，“追赃助饷”的优良传统不能丢，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家中剿没的金银粮草，一律收归军中。
而抄没的田土，则由官府统一控制，租佃给当地的无地、少地的百姓。
最后第三条，就是轻赋税。
江瀚承诺，但凡他治下之地，所有苛捐杂税，一概减免。
并按照田地的肥沃程度，划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每年只向佃户收取固定的五成地租，剩下的，全都归佃户自己所有。
五成地租听起来很多，但现在的大明朝，林林总总所有的苛捐杂税都加上，足有七八成之多，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了十成。
不少佃户们辛辛苦苦劳作一年，却发现年底一点儿粮食都剩不下，最后还倒欠地主粮食。
于是他们只能卖儿鬻女、或借高利贷，来还上亏空。
江瀚严令，部队在行军过程中，每攻破一府一县一乡，都必须立刻张贴告示，再派出军中的掌令官，走街串巷，给沿途的百姓，反复宣讲这“龙安三约”。
定下规矩后，江瀚才开始兵分两路，一路杀向青川守御千户所，而后直扑龙安府城平武县；
另一路，则由邵勇等人率领，攻取江油、石泉等地。
攻取龙安府的过程，异常顺利。
前后只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整个龙安府四县之地，便基本都掌握在了江瀚的手上。
一路上，江瀚所部遇到的军事抵抗并不强，主要耽搁时间的，反而是花在了和沿途百姓沟通。
以邵勇率领的南路军为例，他仅仅用了三天，便攻破了江油县城以及周边的所有村镇。
但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的主要工作，却是大量派出军中掌令官，四处张贴告示，安抚百姓，宣讲“龙安三约”的具体内容。
同时，他也在境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追赃助饷”运动，鼓励百姓们检举揭发那些平日里为富不仁的豪绅官吏。
对于抓获的罪大恶极者，邵勇也是有样学样，跟江瀚当初在宁夏时一样，开办了好几场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打出了“替天行道，为民做主”的旗号，当着一种百姓的面，惩治了不少贪官污吏。
对于一些素有清名的官员，他则是好生安抚，并且诚邀其加入江瀚组建的临时官府，继续安抚百姓，梳理民政。
这一系列组合拳下来，江瀚的部队，很快便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初步拥护和信任。
可接下来，在分田的环节上，却是出现了不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