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3章 嘉靖家净，崇祯重征

    在皇帝和兵部尚书的一力推动之下，加征剿饷的诏令迅速传遍了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接到这个命令，大明上上下下的官员们都激动坏了。


    要问这帮老爷们最爱干的公务是什么，那无疑就是征税了。


    朝廷不征税，他们哪来的油水可捞？


    北直隶，真定府府衙。


    一个面容清瘦、看似儒雅的官员，正端坐在署衙大堂内，仔细研读着朝廷的邸报。


    “朝廷每亩只加征九厘，这怎么能够？”


    此人正是真定府知府俞文杰，他看着手上的邸报十分不耐，


    “下面的百姓缴纳的多为碎银，成色不一。”


    “府衙还得将其熔铸成锭上缴户部，这其中的损耗难道就不算进去了？”


    一旁的幕友心领神会，躬身道：


    “东翁明鉴。”


    “火耗之征，自古有之，亦是维系地方运转所必须的税额。”


    “如今剿饷紧急，熔铸、运输，耗费尤巨。”


    “依在下看，这火耗……或可定为两成？”


    俞文杰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是淡淡道：


    “两成？你最近改吃斋念佛了？”


    “既要体恤朝廷难处，确保饷银足额及时解送；也得顾及府衙上下、各县同僚的难处吧？”


    “改为三成！“


    “务必晓谕各县，今秋一定得足额收上来！”


    就这样，皇帝的命令还没出府衙，便被套上了第一层枷锁。


    在下发的邸报中，朱由检明令各地每亩只得征收九厘银子，可到了真定府地方上过了一手，就变成了每亩至少一分一厘，甚至一分两厘！


    多出来的三成火耗，则成了一种变相掠夺。


    它将顺着知府俞文杰定下的调子，层层加码，直至绞死所有底层百姓。


    但该说不说，像俞文杰这类只收三成火耗的官员，还属于良心未泯的。


    在更为边缘贫瘠的陕西延安府，当地知府甚至一度将火耗提到了五成。


    理由也很简单，边地银贵物贱，熔铸损耗甚巨。


    巡抚孙传庭听了这个无耻的理由，气得差点拔剑砍了延安府知府。


    他苦心整顿了大半年的吏治，这征税的邸报一来，顷刻间就要化为乌有。


    陕西各地压抑已久的贪墨之风，开始如雨后春笋一般，重新冒头。


    无独有偶，在卢象升总督的宣府和大同，拿着圣旨的官员们肆无忌惮，打着为朝廷“征税分忧”的名义，大肆在民间搜刮。


    去岁清兵入关，宣大的老爷们可是损失了不少财产，如今正好在百姓的头上补回来。


    而卢象升对此也是无可奈何，他虽然爱民如子不假，但皇帝是君父，君父的命令他又怎么能违抗呢？


    上行下效，大明朝的根基就这样被一点点蛀空。


    很快，政令便下发到了真定府的获鹿县，知县杜逸凡对于如何加征，也有自己的一套法子。


    他深知在这官场上没银子铺路，必定是寸步难行。


    上司俞知府定下了三成火耗，他也不好公然抗命，只得向下加码。


    在大明，有关具体饷银的征收，最终还是要落到各里甲的甲长头上。


    因此，杜逸凡便派人通知各村里甲的里长，态度十分坚决：


    “朝廷加征剿饷，乃是平贼安民之急需！”


    “尔等身为甲首，负有催科之责，务必按期足额收缴！”


    “若有刁民抗缴，或无力缴纳者，按律当由尔等包赔，此乃国法，不容徇私！”


    所谓包赔也很简单，就是一种基层赋税连带责任。


    只要里甲内有人逃税，那么缺少的税额将由里长承担。


    这种制度，就如同悬在各位里长们头顶的利剑。


    虽然他们在乡间也算略有田产、家资充盈，但也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之辈，自然不肯承担他人的赋税。


    为了转嫁压力，这些里长们便开始花样百出的对下勒索。


    在获鹿县三元里，里长贺朗便规定，凡是来缴纳赋税的农户，除了正项和火耗银之外，必须额外再交一笔“跑腿钱”。


    对此，他甚至还美其名曰：催促、登记、汇总、解送等工作，都需要上上下下交接打点，所以收些利息也无可厚非。


    如果有农户不肯交这笔跑腿费，贺朗便故意拖延，不给他登记上票，或者登记了却压着不上报。


    农户们拿不到官府盖印的完税凭证，便是欠饷，随时可能被衙役锁拿问罪。


    许多百姓为了早日了解这桩祸事，只能咬牙东拼西凑，甚至不惜借那月息五分的印子钱，也要将这笔钱交上。


    说起来，这跑腿费也就三五十文，或许在老爷们眼中根本不值一提，但却是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这还不算完，征饷的最后一道盘剥环节，早就在县衙的户房等着了。


    在缴完税银后，百姓们还需要在此开具“税银实收凭证”，才算走完了整套流程。


    闷热的户房里，充斥着算盘声和嘈杂声。


    具体经手造册登记、核验银钱的，都是些地位不高却手握实权的胥吏。


    他们常年盘踞于此，熟悉各种规章漏洞，更是盘剥的行家里手。


    农户徐开田，一个面黄肌瘦的汉子，攥着好不容易借来的银子，战战兢兢地来将其投入银柜。


    他名下仅有十亩薄田，按照朝廷算法，正饷加火耗，应缴一钱一分多银子。


    但当他拿到吏员递出来的单子，却发现上面竟要他缴一钱四分！


    “差……差爷，这数目，是不是算错了？”


    “小的只有十亩地……”


    看着手里的凭单，徐开田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那负责清点银柜的吏员头也不抬，冷哼道：


    “错什么？”


    “剿饷清册乃按户房存档编制，白纸黑字，岂能有错？”


    “每亩正饷九厘，火耗三成，还有册费两文！”


    “你有十亩地，册费便是二十文，折银一分，合计不正好是一钱四分？”


    徐开田懵了，


    “册费？啥是册费？”


    吏员见他纠缠不清，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造册难道不用笔墨纸张？不用人力核算？”


    “这钱难道要县太爷替你出？”


    “要缴就快缴，不缴就滚，别耽误后面的人！”


    “爷丑话说在前头，要是你对清册有疑问，想重新核对的话，那耗时可就长了，而且还得另缴一笔核对费！”


    徐开田还想争辩，那吏员干脆把单子一收，丢下一句：


    “下一个！”


    便不再理他。


    徐开田在县衙外徘徊了三天，求告无门。


    眼看期限将至，他最终只能含着泪，把家里养的下蛋母鸡给卖了，才堪堪凑足了多出来的三分银子。


    但户房的胥吏却不依不饶，又找他要所谓的“代劳费、加急费”等杂项。


    徐开田前后多花了近二钱银子，才换回一张轻飘飘的完税凭证。


    而他名下那十亩地，一年风调雨顺，刨去种子、耕牛、正税，所得也不过一两多银子。


    如今各地都在闹灾，地里减产严重，这些额外的盘剥，几乎夺走了他大半年的收成。


    在剿饷摊派的各个府县，像徐开田这样被故意刁难、拖延，最终不得不多缴数倍“正赋杂税”才得以脱身的农户，比比皆是。


    有更倒霉的，被拖上两三个月后倾家荡产，只能卖儿卖女。


    与此同时，为了迎合上意，进一步搜刮民财，户部尚书程国祥又想了个法子。


    他在奏疏中引经据典，以唐代曾收取“间架税”为例，建议向城镇居民开征“房屋门面税”。


    而朱由检自然是从善如流，又来了个“暂借民间房租一年。”


    经户部商讨后，由朝廷下发通知，规定不论大户小户，一律按临街门面，每间征税银一钱。


    这道命令到了地方，更是给了各级官吏肆意妄为的借口。


    有的地方官趁火打劫，自行加码，规定每间门面内只要有房，就要征收税银一钱。


    哪怕只是临街搭了个棚子卖炊饼，也得按“门面”交税。


    无数引浆贩夫的升斗小民，纷纷被这突如其来的“门面税”逼的走投无路，家破人亡。


    就连被誉为首善之地的京师，城里的百姓们也是怨声载道。


    他们不敢明着咒骂皇帝，只能像明世宗时，把年号“嘉靖”改为“家净”一样。


    私下将“崇祯”改成了“重征”，并以童谣传唱。


    嘉靖朝，家净光。


    崇祯年，重征忙。


    龙旗换马面，锅底映日光。


    尽管民间已经是哀鸿遍野，但端坐在紫禁城里的朱由检却充耳不闻，只顾着沉浸在“三月平贼”的美梦里。


    各地的民脂民膏相继押解到了京师，杨嗣昌精心规划的战略行动，终于等来了启动资金。


    按照他的部署，两百多万两饷银被相继运往各省，开展招兵、练兵运动。


    凤阳、泗州、承天三地，因其是老朱家的祖陵所在，地位特殊，各自分得了五千兵额的饷银。


    他们的任务就是坚守不动，以确保大明龙兴之地的风水不被破坏。


    这笔钱，多半用于加固城墙、修缮陵寝卫所，以及维持当地驻军的日常开销，与机动作战关系不大。


    五省总督洪承畴，因其直面农民军老巢和关外威胁，责任重大，所以分得了三万兵额的饷银；


    七省总理王家桢，由于负责统筹中原剿匪事宜，同样分得三万兵额饷银。


    由于杨嗣昌意图换帅，所以这笔饷银暂时还留在京师，要等熊文灿上任后，才发下去。


    这两部是计划中的追剿主力，饷银主要用于招募、训练和装备一支能够野战的精锐部队。


    此外，凤阳、陕西巡抚，各分得一万人兵额的饷银；


    湖广、河南巡抚，由于地处中原腹心，是流寇活动最猖獗的区域，也各自分得一万五千人兵额的饷银。


    这些巡抚麾下的官兵，主要任务是协防与堵截，配合主力作战。


    两百八十万两饷银被杨嗣昌分配的井井有条，但到了地方上的环节，却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这些沾满了百姓血泪的钱财，在流入各个军营的过程中，又遭到了层层克扣。


    这年头吃空饷、喝兵血乃是常态。


    名义上有一万额兵，但实际上能有七千足额，那便算主将清廉了。


    而用于购置军械、甲胄、马匹的款项，也都被经手官员和将校们雁过拔毛。


    军营里充斥着各种劣质武器，刀剑生锈卷刃不谈，就连长枪的木杆也都是些破烂货。


    盔甲那就更不用提了，一件布面甲上能有几十铁片，都能算它做工精良。


    可对于最底层的普通士卒们，他们却纷纷表示知足了。


    装备再差能差到哪儿去，总比卫所里那些老古董强多了吧？


    再说了，咱弟兄们总算是能领到饷银了，吃上皇粮了。


    营地里的伙房里，难得一见的升起了炊烟，甚至偶尔还能见到几点油腥。


    各种克扣虽然存在，但这一次，或许是因为朱由检的严令，或许是因为杨嗣昌的催逼。


    总之，确实有近半的饷银，实打实地发到了明军的手上。


    粮食虽然都是些陈米，但至少能让大伙把肚子填饱，不至于再去干些偷鸡摸狗之事。


    这些微不足道的实惠，对于长期处于饥饿、欠饷边缘的底层士兵来说，不亚于打了一针兴奋剂。


    “兄弟们！朝廷没忘了咱们！”


    “银子、粮食都送来了！”


    “咱吃饱了饭，练好了本事，才能杀贼立功，报效皇恩！”


    感受着军营里日渐高涨的士气，各级哨官们也适时站了出来，轮流鼓动军心。


    于是，军营的操练场上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火热景象。


    官兵们喊着号子，反复地操练阵型，互相拼杀。


    尤其是新招募的卫军，更是对眼前的好日子倍感珍惜，训练起来格外卖力。


    总算是有了点盼头，想必应该能活下去了吧.


    就在各省巡抚、总督招兵买马，训练士卒的同时，一支七八人的精干小队，秘密从京师赶赴了两广。


    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考察杨嗣昌推举的剿贼总理人选，熊文灿。


    熊文灿，字太蒙，四川泸州人。


    此人自诩知兵，实际上却是个志大才疏、大言无实之辈。


    他的主要政绩，便是在福建巡抚任内，招抚了海盗郑芝龙，并借此升任两广总督。


    在郑芝龙的帮助下，熊文灿相继平定了各地山匪水贼，甚至还一举剿灭了海盗刘香。


    正因为如此，他才在朝堂里获得了一个“知兵”的名头。


    两广物产丰饶，又是对外贸易的重要口岸，是各种奇珍异宝、海外新奇之物的汇集地。


    熊文灿深谙官场钻营之道，时常搜罗各种珍贵特产，贿赂朝中权贵，一心只想长期霸占两广总督这个肥差。


    可由于生性多疑，朱由检一直对熊文灿的“军功”心存疑虑。


    毕竟这次为了征收剿饷，他可是背上了“重征”的骂名，所以朱由检对总理一职的人选，那是慎之又慎。


    为了打消疑虑，他特地派出一名心腹太监，借口前往广西采办药材，实则秘密潜入广东，以考察熊文灿的虚实。


    熊文灿不明就里，只知道来的太监是皇帝身边的红人，便使出了惯用的笼络手段。


    他又是奉上厚礼，又是大摆宴席，极力巴结天使。


    整整十日饮宴不停，各种山珍海味、歌舞助兴，将崇祯派来的耳目伺候得舒舒服服，乐不思蜀。


    某天，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正值场间气氛热烈之际。


    那太监故意将话题引到了中原战局上，哀叹道：


    “如今中原流寇猖獗，生灵涂炭，可惜啊，满朝文武，竟无人能为皇爷尽力分忧！”


    熊文灿此时已经喝得满面红光，醺醺然有些忘乎所以。


    听到这话，他一时间豪情上涌，竟猛地一拍桌案，怒骂道：


    “衮衮诸公，误国误民！”


    “一班前线将帅，更是推脱无能，致使流贼糜烂！”


    “若是让熊某前去，必定能将其一举剿灭！”


    那太监听了这话，眼中精光一闪，立刻屏退左右，站起身握着熊文灿的双手，推心置腹地说道：


    “熊公，实不相瞒，咱家并非什么采办药材的。”


    “这趟出来，是奉了皇爷的密旨，特地前来考察您的！”


    “依在下数日观之，您果然胸中有雄才大略，更难得是勇于任事！”


    “以此看来，非熊公不足以平定寇乱！”


    “咱家这就回京复命，想必皇上的旨意旦夕将至，您还是早做准备吧！”


    熊文灿听闻此言，犹如一盆冷水浇在头上，酒意顿时醒了大半。


    他这才意识到自己酒后失言，闯下了大祸。


    自家事自家知，中原那个烂摊子，各路流寇凶悍狡诈，官军派系林立，岂是他能轻易解决的？


    熊文灿心中懊悔不迭，脸上青红交错。


    情急之下，他话锋一转，开始陈述其中困难，想要那太监重新复命。


    他说自己虽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但客观上仍有“五难四不可”，比如粮饷不继、各方掣肘、贼势浩大等等。


    主要就是强调自己并非不愿剿贼，实在是条件所限，有心无力。


    那太监还以为他是在谦虚推脱，便笑着打断道：


    “熊公所说的这几件难处，待咱家面见皇爷，定然立刻为您请命。”


    “只要主上应允，必定全力支持，无所吝惜。”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熊文灿也不好再推脱，只能硬着头皮，讪讪地应承下来。


    等那太监回京后，果然在朱由检面前，将熊文灿的“才气”和“抱负”大大肆吹嘘了一番。


    说他如何痛心国事，如何慷慨请缨，俨然是一位被埋没的擎天白玉柱、架海紫金梁。


    朱由检听了这番描述，心中的疑虑也渐渐打消，很快便下了决心。


    他于十月，正式任命熊文灿为六省总理，兼兵部尚书、右副都御史之衔，全权负责中原剿匪事宜。


    靠着吹嘘和贿赂上位的熊文灿，只因为一场酒局，就被推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央，执掌平寇重担。


    这对于大明朝上下，无疑是一种偌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