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新策略

“……美国以及中国托拉斯是帝国主义经济或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最高表现。与美国托拉斯间接透过国会、操纵选举相比，中国财团不仅仅间接透过国会控制政府，甚至某种程度而言，中国托拉斯直接主管着这个新兴帝国主义国家。与美国家族式财团不同，中国财团尽管带有鲜明地区特色，但其不论籍贯，凡是以西北、天津、上海、武汉、广州作为活动中心的金融业者和实业家，以及在财界、政界有实力的人物悉数概称财团成员，而其中的中心势力，是本地的财界与政界的实力人物，由各地总商业协会为基础构成财团决策层，在财团内部实行资本主义式的民主决策机制……”《乌米扬诺夫全集》第23卷，第35页

　　财团！中国人往往用财团去形容那些托拉斯企业，与欧美财团以家族为核心不同，中国财团是一个带着鲜明地域特色，由数家银行、大型公司组成的。他们从来也不是“铁板一块”，并非拥有统一思想和意志的实体，而是由许多相互争夺、竞争的财团组成的利益共同体。金融资本的集中并与工业资本日趋融合，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大财团的核心是拥有资金雄厚的银行机构。

　　欧战结束后，五大财团，准确的来说是除西北之外的四大财团。鉴于西北财团透过金城银行急剧扩充资本的优势，在战争期间获得丰厚利润的四大财团内部各大型公司透过融资、收购等各种方式控制着曾向他们提供帮助的银行机构，在共和十三年以后，中国最大的15家民营商业银行中，有13家属于西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五大财团。

　　控制商业银行机构后，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四大财团如西北财团一般，通过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融合，采取控股、参股、提供贷款等金融服务，以及互派董事、经理等人事控制方式，控制着众多工矿业、商业、运输业的大公司，截止到共和十六年，五大财团控制了国内100家最大工矿业公司中的86家，13家最大的公路、铁路、海运、空中运输企业中的11家，20家最大的公用事业公司中的15家，20家最大的商业企业中的15家。

　　此外，五大财团还通过控股、参股等金融杠杆方式，间接地控制着这些巨大企业下属的众多子公司，财团控制着中国经济。在中国几乎每一个行业都可以看到五大财团的影子，到了共和十七年，国会的国家资源委员会举行听证会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基本上受五大财团所控制，五大财团一定程度上主管着这个国家经济运行，而且财团实力仍在不断扩大。

　　过去的数年国内垄断财团的势力不断扩大，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进一步加强。一定程度上财团的存在，令中国的企业摆脱了中国传统家族式经营的弊端，五大地方财团内部早已经在过去的合作之中，变成藕断丝连互相影响的金融实业联合体。利益共同体的结成，使得财团内部对于任何一家主导公司的继承人都是非常敏感而挑剔，这不再是某一个家族的利益，而是整个财团的利益。

　　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能人主义”开始在国内工矿企业中生下了根，各大公司经理不再实行代代相传的世袭制，而是选贤与能，聘请掌握生产技术而又擅长经营管理的“能人”当经理，财团内部各个组成部队的家族色彩日益淡薄。为了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垄断利润，各个财团之间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竞争的领域非常广泛，竞争的手段五花八门，包括从派遣间谍刺探商业机密，到院外游说、操纵政府等等。

　　大财团力图控制、吃掉较小的财团，较小的财团为了保住地盘，有时暂时依附于大财团，有时又进行激烈的斗争。大鱼吃小鱼从来都是世间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中国财团鲜明的地域特征或许是其最大的特点。

　　五大财团各自依赖着自身的基础商业银行、基本实业圈，而中国工业结构的构建恰恰更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说时至今日，由政府主导的三个四年经济发展计划，往往是在其中寻找各方可以接受的平衡点，即偏向于五大财团的利益需求。如此一来自然减少了在诸如东北、西南这样位置不明晰、又处于各邻近财团外围区域的投资，而这些区域恰恰是各大财团竞争最为激烈的区域。

　　夜幕下的沈阳略带着些许灯红酒绿之意，为东北地区与内地的交通枢纽，尽管经历了共和八年“奉天事变”后叛军的炮火、中央军的轰炸之后，大半个奉天化为废墟，但此时的沈阳早已看不到一丝的战火痕迹，一个全新的沈阳城耸立在北中国的东北地区。

　　位于沈阳故宫南侧四周围筑着三米多高的青砖厚墙的“张府”，在沈阳人的习惯里，仍然叫这里为“大帅府”，甚至于连这里的地名都叫帅府巷，人们经过帅府巷四十八号时，眼光中总会带着些许崇敬之色，“张府”的门牌号则是帅府四十八号。

　　辽东大地谁人不知当年“奉天事变”时，张大帅的那句“雨亭，虽胡匪出身，智文皆不及他人之半，但也知关岳二圣之忠义，今个满遗作乱，为共和之长官，当与奉天城共存亡！”，这句话大长辽人的志气。而人们经过帅府时之所以会投以崇敬的目光，原因很简单，共和后，中国第一殉国武官、文官，皆是于在乱军破城后，于帅府自裁殉国，随同殉国的还有十二名奉军军官。

　　每年6月11日时，在帅府旁的纪念墙上，总会摆满祭品。尽管现在张家已不像过去那样有着“奉天王”的别称，更没有了当年的权势，但在沈阳、在辽宁，张家却因为老帅的蒙荫而成为沈阳甚至于整个关东数得着大户，三畲公司更是整个辽宁甚至在国内也能排得上名号大企业，行业涉足银行、矿厂、轻重工业、典当、粮油，大大小小上百家大小公司、分号范围遍布东北、滨海、阿穆尔等省。即便是大连造船厂、鞍山钢铁联合企业、阜新煤矿辽宁几乎每一家国投大型企业，都或多或少的有着张家的股份，而民间公司更是数不胜数。

　　今天的帅府巷外停满了汽车，几乎是一色的新款100或335型高级轿车，偶尔有人从车队旁走过时，会诧异的发现，这些汽车车牌无一例外的彰显着他们主人的特殊身份，尽管这些车没有一辆白牌的政府牌照，但这些一色吉利数的车牌有的甚至超过汽车的价值。

　　“啧啧！大亨钢铁公司、肇新窑业公司、政记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奉天电力、强华公司、兴业公司、奉天纺织……今是什么日子，怎么全东北的大公司都跑到张家了！”车旁几名记者看着那些汽车啧啧道，他们大都是刚刚收到消息赶过来的，一赶到张府门外，看到这些汽车就知道，东北工商界肯定要出大事了，否则这些大公司商董们绝不会冒然齐聚到张家。

　　在紧闭的张家堂厅内，烟雾弥漫，东北商界的老板们此时齐聚一堂，所有人的神情中都带着一丝期待，对于他们而言，这次会议可谓是一场期待已久的会议，从三年前开始有人呼吁，等了三年终大家伙达成了共识。

　　“……中国有五大财团，西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但我们东北呢？过去人们常称我们东北商界为西北财团之附庸，我东北商界仅以三畲公司为例资产便超过5亿，再累加各位资产，资产总额接近百亿，论及规模，不下华中财团，而华中财团却可以90亿元资产挤身五大财团之列，主导华中的区二四计划、三四计划国投企业转商，而我们呢？我们空有近百亿资产，但却从未能拧成一股绳。二四、三四计划中，我们东北商界所获转商股份总额不超过20％，其它80％均落入西北、华北之手，即便是远道而来的华东财产亦获得15％的商股，现在的东北就是西北、华北、华东三大财团的经济殖民地。”

　　说话时朱子明显得颇为激动，当初国投在鞍山钢铁联合企业收回投资后，拍卖鞍钢的国有股份，结果如同大多数国投企业一样，东北企业几乎都与其绝缘，即便是获得些许股份，亦是各财团出于“友好”分杯羹而已，否则恐怕东北商界连口汤都喝不到。

　　“可不是，你们看看他们五大财团，在国内商界说句话，全中国的商界都要抖上两抖，咱们东北到好，只能跟在人家屁股后喝口汤，现在五大财团都来了东北，若是再这么下去，恐怕不出十年，别说东北商界的发展了，到时恐怕东北商界在与不在都成为问题！”

　　朱子明的话音刚落，奉天电力的张举恺便深有感触的点头称是。前些日子自己的贷款遭拒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西北电力公司已经在两年前进军东北电力市场，作为西北财团融资核心的金城银行显然不可能向竞争对手提供贷款，但是他们倒不介意提供融资，如果那样的话，奉天电力就将变成西电的子公司，这多少让张兴恺不能接受。

　　其他人听到张兴恺的话后纷纷点头，尽管张兴恺的话有些危言耸听，但所有人都觉得理是这个理，毕竟总是跟在别人身后，做外地大财团附庸的滋味并不好受。即便是平素只是做个甩手掌柜，将公司交给他人管理的张学良，亦是深有感触的点着头。三年前从部队退役后，张学良就着手将父亲留下的三畲号改组为三畲公司，几来年在他人的帮助下，三畲公司已经是东北最大的本地实业公司。

　　尽管如此，却一直未能进入西北财团决策层，如果不是因为三畲的根在东北，或许自己真应该像身旁的人劝说的那样，将公司总部搬至西北，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溶入西北财团，进而进入西北财团决策层，从而为三畲公司谋得更好的发展。但三畲到了西北之后，西北会有三畲的立身之地吗？这显然是一个问题。

　　“如果东北商界还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像当年的华中商界一样，整合财力、资产更组沈阳商业协会，成立我们自己的东北财团！只有如此，东北商界才能和其它财团竞争！”在说到这时朱子明的双眼放着光，如果几年前东北商界、银界就拧成一股绳像华中商界、银界一样，以通商银行、以及本地钱界、银界共同出资兴办华中银行为龙头，或许现在中国就不是五大财团，而是六大财团，或许自己也不会和鞍山钢铁失之交臂，最后坐视让鞍钢落入华东财团之手。

　　“可别忘了，财团的根本是金融界与实业界结合，而我们东北的银行业一直无法与内地银行业相提并论，西北有金城银行、西北储备银行、华北有盐业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华东有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储蓄银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中国国货银行，华中有通商银行、汉中银行，华南有广东银行、南洋商储银行、华商银行，可全东北除了东北实业银行之外，根本就没有能排得上号的。东北实业去年资产排名为商业银行第14位，资本仅比西南银行多出2700万，位居榜首的西北储备银行资产规模是东北实业银行46倍……”

　　说话的是东北实业银行的经理的王永江，东北实业银行实际上并不是一家纯粹的商业银行，如果追根问底的话，甚至于有侵吞公产之嫌。当年西北兵威奉天，按照老帅的交待三畲和银行用200万参股东三省官银号，改东三省官银号官商合办为商办，两行合并后，改组为东北实业银行，一跃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银行。

　　实际上共和八年后，各省“官办”银行大都采用“商股”的方式转官为商，这是各省督军为了保全财产而做的努力，而中央政府在这上面大都是持网开一面的做法，因此倒也无人追究。实际上各省督军在弃权后，往往选择投资实业，对国内的实业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不过我们的东北大小银行过百家，如果可以整合这些银行，实业银行资产可扩充一倍以上，如此银行规模、资产，便与华中财团相近，并可为东北实业界提供融资。而且我们至今未涉足保险业，东北保险业俱为的西北、华东所垄断，我东北地区产业工人超过300万，每年仅养老保险一项即高达3亿元以上，医疗保险亦高达亿元，商业保险更高达数亿元，五大财团除利用银行业融资外，保险业同样是为其提供了融资渠道，银行、保险都可以为东北实业界提供的融资服务。”

　　尽管在多年前王永江只是一名善理财的官员，但主持东北实业银行长达十之久，十年来能够在西储、金城等多家银行的打压下，仍然稳居东北地区第一大商业银行，其对金融业早已是了若指掌，涉足保险业是王永江一直以来的愿望，但却没有合适的时间，有比眼前更合适的时机吗？

　　“按照惯例，如果我们要成立东北财团的话，各家公司需要向银行注入相当于银行资本30％的股金，也就是说需要1.5亿元，不知道各位商董以为如何！需要1.5亿的现金！”王永江笑着提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银行需要这笔资金进行扩张，如果得到这笔资金自己就可以实施那个扩张计划，吞并东北各省本地银行，从而形成一家大型银行，没有一家大型银行作后盾，就不可能成立财团。

　　“我们大亨钢铁公司认购200万元新股！”几乎是王永江话音一落，朱子明便把话接了过来，钱是小问题，最重要的是成立财团后所带来的丰厚回报，尤其是那些政府工业计划的回报。一旦东北财团成立，中央政府将不得不考虑在国投转商时，给予东北财团适当的“照顾”。

　　所谓财团实际上就是金融界与实业界的全面结合，早期的中国华东、华北财团并不具备这一特点，而金融界与实业界的全面结合，实际上起自西北。自金城银行、西储银行成立后，银行持有西北数百家大家企业股票，而这些企业同样持有两行股票。相互持有、相互融资使得金融界与实业界结成了一个财团内部的紧密同盟，而不是过去的利益同盟，这使得他们可以在总商业协会的协调下，共同行动、一致对外。

　　过去的十几年中，西北财团之所以可以急剧扩张就得益于金融实业的密切合作。银行向实业界提供融资，同时尽可能的帮助实业界巧妙的融资扩张。现在西北财团所控制的大银行、大企业的资产总额占当时国内各大财团总资产的50％以上，一定程度上甚至于中央政府都不得不依靠西储银行融资，而这正是西北财团影响国家决策的根本。

　　在众人的交头接耳声中，几乎未出这间屋子，1.5亿元银行新股就已经被口头认购一空，之所以会如此的迅速，实际上是因为利益。国投资本从来只会考虑大型财团的，而除了大型财团之外，没有任何人有能力收购那些动辄上千万的大中型国有企业，花千万购买数千万的资产，没有任何一个商人会错过这种生意，前提是有足够的能力。

　　与那些兴奋的大亨们不同，在他们离开之后，还不到三十岁的张学良脸上略带着些许愁容。

　　“董事长，您在担心？”与老板的担心不同，王永江更显得兴奋，1.5亿元足够自己做太多的事，不仅仅只是收购银行那么简单。

　　“我当然要担心！他们想成立财团的出发点是为了从国投企业中多分上一杯，但即便是咱们成立了东北财团又能如何，东北除了参众议员之外，几乎没有太多的政府高官，更没有政党势力。西北财团当然不用说，中央政府有一半都是他们的人；华北有以前的北方政府的老底子，共和党更是他们直接代言人，而且和西北财团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华东财团靠的国民党，华南财团选择的是革命党，至于华中财团，虽然他们没有直接选择党派作代言人，但是两湖、江西各省在中央都有官员帮衬，我们东北有什么？”

　　在提到这些时，张学良的脸上带着明显的忧郁，与那些不居官场的老板的乐观不同，尽管自己从未涉足官场，但却因为在西大上学时，经常参加一些政党活动，和政客、官员、财团代表多少打过一些交道，多少知道现在的中国和过去的完全不同，过去是官府管商人，而现在却是财团管政府。

　　“你看看现在无论是国会或是省市议会的议员本身就有许多是财团的人，而且国内各大政党经费均由各自的利益财团负担。而如果遇到重大议案，财团也会派人到议院去游说、拉拢。省长、市长、议员竞选，也大都是依靠财团资助，现在中国政治与其说是党派政治，到不如说是财团左右下的政治，一个财团如果没大的政党作为利益代言人，他对政府的影响力就非常有限，为什么华中财团影响力最小？还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合适的政治代言人！你看看华中财团这么多年，他们从国投企业中获利多少？”

　　“董事长，至少有了东北财团，我们可以左右东北省籍的各党议员，有时候并不见得一定要选择那一个政党，选择政党带有片面性，最佳的投资对象是人！当年胡雪岩选择可不是党派，而是选择的有发展潜力的人！只要是竞选，他们就需要竞选经费，无论是国会议员或是省议会议员更多是依赖本地筹集竞选经费！”

　　王永林在说话时面上带着一丝特有的表情，现在的中国早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千百年来人们习惯的中国，就像老板说的那样，党派左右国会、政府，而财团左右政党，一切的根源就是钱！各党之间的政治竞争永远都离不开钱，即便是拥有庞大而惹人注目党产的复兴党在一年前国会大选、总理竞选时，亦需要西北财团的捐助，竞选一定程度是拼民望，而在民望的背后是资金。

　　在国内，国会议员竞选经费的来源，一是候选人本人及其家族；公民个人捐款；公司和特殊利益集团捐款；本党资助。联邦选举竞选法规定，国会议员候选人及其家族为本人提供竞选经费的总额不受限制；国会议员候选人的竞选开支不受限制；个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和团体为支持或反对某候选人而进行的“独立”活动开支不受限制。

　　但是，法律上对向国会议员候选人提供经费的个人、政治行动委员会、团体捐款和政党资助的数额给予明确的限制。根据联邦竞选法规定，任何个人在同一年内，对同一竞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200元，对所有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元，对同一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元，对同一政党的全国委员会捐款不得超过10000元。任何政治行动委员会在一年内对同一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元，对同一政党的全国委员会捐款不得超过3000元，参议院的各政党参议员选举委员会对同一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5000元。

　　虽然表面上看来选举法对竞选经费进行了严格的控制，但实际中还是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或者说根本就是刻意留下的漏洞，捐赠者往往通过捐钱的方式规避法律的约束。每个候选人必须在选举前10天或选举后30天内向中央选举委员会报告所收到的捐款和竞选开销，其中包括所有捐款在100元以上的捐款人的姓名、通讯处和职业。

　　“老板，政治投资往往意味着回报，但更多的时候大家所选择的是投资在政党，而不是某一候选人。我们是没有合适的政党可供选择，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代表我们的利益的国会议员，无论他是复兴党或是共和党或是革命党、国民党，只他们代表我们的利益，就是我们的投资对象！”

　　此时的王永林在说这些时，他的这番话和未来的“投资”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但至少与其它财团相比，他找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至于这条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恐怕就不是现在的王永林所能考虑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