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4章 危机

　　共和十年的中国，存在两个金融中心，一个是新近崛起的西北市，西北市的第八大道被国人称为亚洲的华尔街，第八大道是中国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而另一个则是自上世纪中即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的上海，这里同样是南中国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城市。在五年前，拥有大量租界的浦西经过一百五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繁荣的著名大都市，享有“十里洋场”、“东方巴黎”之称。而与之一江之隔的浦东却依旧是一派荒凉，或许正是荒凉导致地价低廉，共和五年后，上海新兴民族产业大都选择在这里办厂。

　　早在共和七年，上海市议会一些有识之士也曾酝酿、制定了一个“大上海计划”，包括在浦东建立一个大港区及在陆家嘴建设一个新市区等。最终计划在共和八年，随着国家的统一、税收的降低，大环境的好转，同时在爱国者不租洋人房等诸多因素的推动下，浦东开始大规模建设。此时的浦东尽管仍处于建设规划期，但相比三年前，已经初显大都市雏形，位于黄浦江边的二十八层商业大厦更是成为浦东的代表，相比于对岸各国租界内的西方建筑，浦东更显东方之韵味。

　　早晨，太阳普照大地，金色的阳光，浇洒在街头和屋顶上，洒落在人们肩膀和脊背上，使人全身透着懒散的暖意。作为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李历清更喜欢上海，喜欢上海的文化和冒险氛围，比如它有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最自由的新闻出版业、最自由的创作和创业环境、丰富多彩的电影和文化娱乐业，还有各国涌来的冒险家、间谍、文人、难民……总之李历清认为上海更像纽约，既高雅又古朴，又有藏污纳垢的角落，整个城市有阴有阳，亦中亦西，充满奇幻色彩。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上海位于中国南方，是南中国的金融中心。这里商业银行数量远远超过对银行资本有严格限制的北方各省，尽管中国已经完全统一，但是地方上仍然保留着相当大的自治权，尤其是南方各省，各省地方立法对于金融的监管并不像北方那般严密。而作为银行监管机构的中央储备银行，在上海可以发挥出更为重要的作用。

　　作为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李历清的办公室宽敞而明亮，在上海商业大厦二十八层。在高楼上面俯瞰四方，拥挤不堪的市区别有一番景色，而附近精心规划的公园和林荫大道让人心旷神怡。平常，在工作之余，李历清喜欢站在窗前，眺望远方，思考人生，忘却烦恼。

　　李历清今年不过三十岁，从大学毕业算起在金融业从业经历也仅仅只有四年多，这个年龄出任中央储备银行分行经理的要职，坦率讲，的确令人艳羡。其中当然有运气的成分，但运气更加垂青具备实力的人，李历清正是实力和运气的完美结合。金融界人士大都知道这个年轻人曾在数年前制定过“银行联币政策”，华元拟定、银行金融业监管等诸多影响到中国金融业的大事件，都有其参与，正因为如此才会被委于重任，出任央储四分行中最为重要的上海分行经理。

　　面对巨大的压力和责任，李历清得心应手。作为央储上海分行经理，李历清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上海的金融市场。古人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说法，这种超然境界，是李历清必须要做到的，但是今天，自从用密码本译出总行的绝密电报后，即便李历清，也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

　　“如果消息传开的话……”站在窗边的李历清思考密电中的情报，再也见不到春风得意，只有担心。消息一旦传来，对于国内金融业、实业界的影响恐怕将是空前的。

　　“德国已通过秘密渠道向协约国表示愿意展开停战谈判，从即日起从严控制金融业的投机行为，以减轻国内金融业损失，并尽量将危机转嫁至外资银行。”

　　中国经济的繁荣建立于欧战的基础上，对于严重依赖参战国订单的实业界而言，和谈对于实业和金融业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

　　“该死的！为什么要和谈？德国人也太没骨气了！”

　　德国人在坚持了七年后，表示愿意通过谈判解决战争问题，谈判意味着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有可能在明年春天结束。协约国与同盟国展开谈判的消息一经传出，无疑会引起国内股市狂跌，参战国订单对于实业界的重要性，即便是傻子也明白。

　　这时突然然响起的电话铃打断李历清的思绪，把他从沉思中拖回现实。李历清长叹一口气，然后拿起桌上的电话。

　　“喂，您好，我是李历清。”

　　“李经理，我是哈同。”电话中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是上海地产大亨哈同。

　　“哈老板，您好！”李历清脑海里浮现出这位犹太地产大亨的形象，哈同是上海第一巨富，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两侧房产都属于此人。

　　“今天下午爱俪园有一个茶会，不知道李经理是否有时间，届时赏脸光临寒舍。”哈定讨好地问道，实业界的发展带动金融证券市场的发达，即便是最冷静的犹太人也会将大量资产投入到股票证券市场，哈同就是其中之一。几年来，其在股市投资超过一亿元，回报同样颇丰。巴结他这位上海金融皇帝自然而然。

　　“哈老板有邀，历清不胜荣幸！一定到，一定！”李历清虚假地客套着。对于哈同，李历清没有任何好感。平常对于富商、大享的邀请，李历清都尽量回避，酒无好酒，宴无好宴。

　　“是债，总是要还的。”挂上电话，李历清兴奋地念叨了一句，随后将总行发来的密电和密电译本的第96页在托盘内烧掉，这是总行为防止机密外泄而制定的铁律。站在办公室内，直视对面租界，对面的十里洋场是上海繁荣的缩影，但同样是国家的耻辱。

　　“沙逊、哈同。”李历清并不是军人同样不是政客，更不是特工，但作为一个金融从业者，李历清知道他们在上海的份量，同样知道风光背后的肮脏。

　　1843年11月，根据《南京条约》上海成为向外商开放的通商口岸。12月，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划定外滩英国租界的南北界限。随后近八十年中大量中东塞法迪犹太人移居上海租界，他们移民上海的动机就是要利用上海独特的经济环境，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发财致富。

　　塞法迪犹太人大多以“两土”（“烟土”鸦片贸易和“土地”房地产经营）起家，后逐渐扩展到外贸、公共事业、金融业、制造业等领域，形成沙逊家族、哈同洋行、安诺德兄弟、嘉道里家族等几大著名的犹商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网络广泛，在一定程度上对上海的经济命脉和发展拥有一定的影响。

　　鸦片贸易是暴利生意，具有敏锐商业投机眼光的犹太商人自然不会放过，早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总部设在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商沙逊家族也参与其中，牟取暴利。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尽管《南京条约》并未允许鸦片贸易合法化，但由于租界和外国势力的掩护，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的鸦片走私公然盛行。沙逊家族于是在上海设立分行，作为从事在华鸦片走私的中心。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作为“洋药”，在英国炮舰政策的护卫下，获得了合法贸易地位。此禁一开，沙逊家族火速跟进，不久就控制了印度鸦片70％的产量，一跃成为上海最大的鸦片商。

　　1885年，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一起在上海设立“洋药公所”。据禁毒署统计，在“洋药公所”成立的20年内，成交鸦片万箱，平均每年2万箱。到20年前，有账可查的属于沙逊洋行的鸦片批发代销商号，就有安和等50多家。1901年哈同洋行成立后，更是积极经营鸦片贸易。根据中央禁毒公署估计，从1840年到共和三年，沙逊家族仅在上海卖鸦片的利润即已达一亿四千多万海关两，平均每年利润接近200万两。而方才邀请自己的哈同尽管从事鸦片贸易时间短，但其规模远超沙逊家族。

　　在共和八年八月中央禁毒公署成立，展开全国禁毒前，鸦片贸易一直是上海犹太商人的主要经营项目，几乎上海的每个塞法迪犹商，如亚伯拉罕家族、埃兹拉家族等都参与了鸦片贸易，而上海正是他们在华从事鸦片贸易的中心。而让李历清和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恨的是，毒害中国几十年的犹商，利用治外法权躲过了共和八年后的全国禁毒，尽管租界当局迫于压力同意查没租界内留存鸦片、毒品并将其移交禁毒公署，然而这些犹商却早已捞足，为他们三年来在房地产以及金融行业的大规模投资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犹商或许可以凭借治外法权保护，躲过禁毒公署特别法庭的处罚，但李历清知道他们早已进入国家黑名单，一直以来都是各地商会打压、政府税务机构严查的对象。共和八年，犹商纷纷出巨资以投机方兴未艾的浦东房产。但共和九年年末，国会通过《国民购地法案》，禁止外国公民、团体在华购地从事商业房产应用，通过法律的方式强行收回非国民于租界外购地，价格以购地价为基准，仅上海一地犹商损失即超过四亿元，几乎让一些犹太家族濒临破产之境。

　　浦东开发后，大量国商退出租界，使得在租界内拥有大量房产的犹太家族损失惨重，随后的《国民购地法案》同样限制其在房地产上进一步扩展。另一方面，各地商会的挤压、税务机构的严查，而犹太商人更因欧战失去货物来源，使得其逐步撤出商品市场，进入另一个市场：金融市场。

　　建于西历1904年的爱俪园，是上海最大、最豪华的私家花园，爱俪园园名由哈同夫妇名中各取一字组成，爱俪园是哈同夫妇长期居住的地方，也是上海社会名流和政界要人经常聚会的地方。对于占地达1711亩的“上海大观园”，李历清并不陌生，自晋升为上海央储经理后，李历清每个月都会接到几次邀请。

　　李历清驾车驶入爱俪园，哈同夫妇、沙逊夫妇已经站在门外迎候了。在上海即便是上海市长来此，恐怕二人也不会亲自相迎，犹太人就是现实。

　　“李经理！”身材微胖的哈同在李历清下车后便迎了上去。在浦东房产投机上，哈同和其它犹商对于中国新政权的手段记忆犹新，正因如此，哈同知道绝不能用过去的眼光看待新政权，更何况眼前这位可是上海证券市场的晴雨表。

　　“哈同先生！沙逊先生！”李历清微微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作为政府金融机构官员李历清必须要和大亨接触的同时，保持一定距离，毕竟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

　　下午四点，是下午茶时间，来自伊拉克的犹太人尽管并没有喝下午茶的习惯，但来到上海几十年，深受英国人影响，下午茶已经是上海犹商上流社会中沟通社交的重要环节。无所事事的贵妇人们可以利用午后闲暇时光，在茶香掩映之中，兴奋、嫉妒地谈论别人的私生活和家长里短。在爱俪园的吸烟室内，李历清却是大亨的关注重点，他随便透露一点消息，可能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总理特使访日，其首要目的在于促成中日两国重新互派公使，缓和两国紧张局势，一旦中日两国就山东等诸多问题达成谅解协议，相信亚洲将实现真正永久和平，届时笼罩于两国间的战争阴云必随之淡去！”

　　手持着雪茄烟的李历清躺靠在软沙发上，面带着职业式的微笑，东拉西扯，在这种场合中，李历清绝不会谈论任何经济问题。尽管如此，李历清的话却已经透露了很多信息，中日两国的关系无论是紧张或是缓和，都会直接体现在证券市场。

　　“李经理，您对总理特使访日达成协议是否持有信心？”维克多沙逊机警地问道，这位新沙逊洋行的创办者，曾经毫不留情的把纵横上海半个世纪的其曾祖父大卫沙逊创办的老沙逊洋行挤出了上海。

　　李历清扫了眼瘸了一条腿、坏了一只眼的犹太巨商，沙逊在浦东房产投机中损失惨重。早在共和七年其即在浦东购地，在共和八年后，由于各华方公司拒绝接受“租地建房”的开发方式，其被迫投巨资自建房产，结果共和九年《国民购地法案》一经出台，损失惨重的沙逊濒临破产，而近两年来却在金融市场大获其利，咸鱼翻身。

　　“信心？在历清看来，总理之所以愿与日本缓和关系，就是因为欧洲酣战七年之久的教训，中日两国均为后进工业国，一旦两国间爆发战争，旷日持久，只恐两国工农业将严重受创，不利两国实业发展与国家利益。调和两国关系势在必然！原敬内阁上台伊始就一再表示将竭力改善中日两国关系，原敬内阁曾多次讨论归还我国山东权益，并愿与我国展开新关税会谈，同意修改汉冶萍公司不公合同，现在中日关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特使到达日本后，相信在元旦前，中日两国将会恢复外交关系，实现两国的缓和，这是两国发展的必然，未来中日两国将携手共创亚洲新纪元。”

　　李历清依然是半官方式的腔调，当然其中也参杂了个人的观点，目的就是让犹商相信，至少在未来几年内，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将持续，最不利的外部因素会因中日两国和解而消失。李历清需要犹商继续在金融证券市场投入巨资，一来是企业需要他们的资金，另一个方面相比于西北股票市场，上海股票市场投机性太强，绝大多数股票远远超出实际价值。正是因为犹商在股票市场上的“投机”，才会使上海股价持续走高，交易旺盛。当欧战即将结束的消息公布，股灾不可避免时，李历清并不希望犹商逃过一劫。

　　下午五点，李历清婉拒了哈同的晚宴邀请，乘车驶离租界，目的已经达到，从犹商的谈话中李历清相信他们未来投资重点仍然是上海的股票市场。而另一方面德国通过第三国提出媾和，在各国高层都是绝密，原因非常简单，一旦消息外泄，已厌战至极点的各国民众，一定会逼迫政府接受德国的媾和请求，届时无疑会影响到前期的秘密谈判，这一点是各国必无法接受的，严格保密势在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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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市，共和中国行政首都，夜幕已经降临，但实业大道1号国务院六楼会议室内，内阁成员会议已经进行六个小时，这或许是内阁有史以来最漫长的一次会议。德国通过第三国提出媾和，这一爆炸性的情报从驻德秘密办事机构传来后，在内阁引起前所未有的震动，不亚于共和九年的海原大地震，当时整个西北市都感觉到强烈震感，而这同样是场“地震”，对共和国的影响将远远超过地质地震。

　　“……目前，我国对交战国出口占整个出口额的70％，高达73.6亿元，到年底将达到85亿左右。根据农商部经济专家推算，如欧战停止后，前六个月我国出口额将减少35％，六个月后将减至战时水平的50％甚至可能更低。我国经济将严重受创，尤其以生产交战国军需品为主的中小型下游代包企业，将导致至少六万家中小企业破产或濒临破产……欧战结束后，欧美工业势必重新复苏，目前受列强控制，执行的低关税将严重不利于保护实业，欧美工业品将纷纷涌入国内，势必对本国工业造成严重冲击……根据专家估算，停战第一年，我国经济将下滑18％，第二年将下滑15％，第三年会略有回升，但想恢复至共和十年水平，需要八至十年时间！”穆耦初的分析在表明了中国面临的严酷现实，欧战是中国经济的催化剂，一旦结束后果不堪设想，一连串数字说明寒流要来了。

　　“欧战爆发后，欧洲各国纷纷禁止黄金出口，并在不同程度上停止黄金自由兑换，金本位制名存实亡。由于大战初期各国一方面禁黄金出口，另一方面抢购黄金，因而共和三年、四年黄金价格急速上扬，四年后金比价再创新低，跌至1：39.84。但共和六年，银价开始随世界物价上涨而急剧上涨，金银比价重趋缩小，共和九年最高为1：15.31，回复到1871年的水平，2月曾创下1：11.11的历史新记录，目前稳定于1：15.3左右。华元含银量为24.057克，含金量为1克，美元含金量为1.5046克，日元为……”

　　“一旦战争结束，银价高涨自然让战后重建急需资金的欧洲各国眼红，有充分理由确信，各国很可能会减低银辅币成色，将多出的纯银抛向世界市场牟利，世界银价将受到冲击，银价将两年内急速下跌，将对我国当前经济造成恶劣打击……尽管三年来央储一直向国际市场抛售白银，同时海关进口改关金，并尽可能以白银进口物资，但为避免造成银价下滑，三年来仅向国际市场抛售3.8亿元白银，目前央储以及各行仍存有逾十亿元银条！”特准列席的央诸银行行长张公权汇报道，尽管都是推算和估计，但绝不会避免。

　　德国提出媾和无疑让精疲力竭的各国看到结束战争的希望，战争令参战最晚的美国和日本都感觉到不堪重负，更为沮丧的是看不到胜利希望，此时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对各国而言无疑是最好的选择，谈判将会使大家体面的退出战争。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下台导致他的“十四点方针”绝不会在谈判中提及，同样“美国只将与民主政府展开停战谈判”的条件也不会提出，德国不会无条件投降，而只是通过谈判体面的退出战争。

　　“经济危机！”司马脑萦绕着四个字，正当自己雄心勃勃的准备加快实现国家工业化之际，欧战却要结束了，尽管比历史上延长了近一倍，但德国此时提出媾和请求显然超出司马意料。经济危机虽在意料之中，却来得早了一些。

　　“少川，你记住，现在外交部的中心任务是立即争取与各国达成修定关税新约，我们要抢在列强从欧战抽身之前，与各国达成关税新约，必须利用关税保护我国实业。至于领事裁判权以及租界谈判可以暂时放缓，现在收回和将来收回只是时间问题，关税将直接关系到我国实业的存亡。”

　　沉思片刻后司马开口说道，事分轻重缓急，或许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关系到国家尊严，但关税却事关国家未来，历史上一战后原本兴盛发展的国内实业，正是因低关税导致国内实业在十年间几乎被列强资本挤垮蚕食殆尽。

　　“湘钥，农商部会同央储、交通部尽快拟定一个应急方案，同时我会向国会提出进一步加大基建投资。外部市场不行，我们要尽可能的拓展国内市场，我们目前只修了3.11万公里铁路，距离国会交通委员会主席（孙中山）制定的十万公里铁路还有7万公里之差，铁路、公路、沿海港口以及黄河、长江大桥，这一切都将进一步拉动我国内需。整个救市方案争取在今年年底前拟出，明年列入预算之中，要尽可能减轻停战对我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十年！要是等到十年后，才恢复到现在水平，恐怕黄瓜菜都凉了！”

　　应对经济危机在历史上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德国和美国的经验就是最好借鉴，司马知道这个时候政府应该做些什么，但是这一切必须要在停战的因素影响到国内经济前提前开展，才能尽可能减轻对经济造成的损害。但银价下滑却是一个自己不得不面对而且又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