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7章 审判与决断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最危险的时刻，一些民族败类为了个人的利益，不惜出卖民族利益，丧失国格和人格，认敌为友，充当列强侵华的工具和帮凶，成了中华民族千古罪人。这些民族败类最终的下场与入侵者一样，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成为人人得而诛之的对象，最终逃脱不了正义的审判。通款敌国，谋叛本国，为侵略祖国的敌人服务，并谋取一己私利，这样的人物在世界各国对外战争中屡见不鲜，中国亦不例外，汉奸就是国人对他们的鄙称。

　　5月16日，随着台南日军投降，台湾全境解放。零散的、对国防军有威胁的日军散兵游勇正在剿清。但是，对台湾来说，还有一项任务没有完成，就是对台湾的清洗，自台湾光复后，出于对汉奸、走狗的仇视，国内舆论要求政府必须对台湾进行清洗。在台湾光复之初，清洗运动就陆续开展，清洗对象自然是出卖国家与人民，替日本人办事的汉奸。但是，清洗并不彻底，尽管有1000多汉奸被处死，还是有不少汉奸苟且偷生。

　　即便在台湾本地，很多民众对汉奸也是恨之入骨的。台湾光复初，他们擅杀了上千名汉奸以及数万名日本移民泄愤。渐渐清洗运动扩展成为民众自发报复行动，只要曾经与日本人有牵连的人，不管男女老幼，一律被抓捕。面对清洗运动逐渐演变成疯狂的报复行为，共和政府显示出高瞻远瞩的气魄。

　　共和国总理司马认为，汉奸不能一概而论，一些汉奸可能是因为胆小懦弱而为日本人办事，但多数人是无辜的，被迫的，这一点在光复台湾之前，司马就已经认同。为了对大多数国民负责，同时维护法律尊严，盲目清洗不应该再持续下去，应该在台湾实行一次真正的清洗运动。

　　应司马的要求，共和12年5月17日，国会批准最高法院法官成立专门审判汉奸的特别法庭，将民众自发处决行为纠正为正规的法庭程序，在维护法律尊严的同时，尽可能避免冤案。

　　台北，西门町八角堂两屋高的红砖洋楼墙体，依然可以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在八角形外观的砖造楼房外，挤满围观的民众，在八角楼门外站着数名头戴白盔荷枪实弹的宪兵，楼顶上女儿墙突出的三角形山头后，站立数十名据枪的国防军官兵。之所以戒备森严是因为八角楼是台湾特别法庭所在地，今天的审判，在开庭之前，就吸引了整个台湾的目光，台湾五大家族之一的古家之未来均系于这场审判。

　　“日本上山兵五万，看见姓古行头前，欢头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旧亲情。”紧闭的大门外，围观的民众唱起几十年来一直在台北艋舺酒场间不知有多少人传唱的歌曲，公道在人心。姓古的被日本检察官三好一八在几个月前治警事件称为：严智，也就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台语音译，但是台南诗人谢星楼却写一首诗讽刺他，“古先荣比严智，番薯签比鱼翅，破尿壶比玉器”。

　　“……台特庭字第九六号公诉古先荣叛国罪一案，共和十二年五月二十日上午九时十分于台湾特别军事法庭开庭……”特别军事法庭书记官朗读案由时未带有一丝感情，尽管是公开审判，但根据法庭原则，记者们不得携带相机之类的记录设备，只能依靠笔记，而速写记者则在纸面上勾勒出古先荣出庭时站在被告席上的惶恐不安。

　　古家是台湾五大家族之一，同样也是五大家族中与日人合作最为亲密的家族，其在台湾的影响力超人想象，国内报界用“台湾第一汉奸”称呼古家，关注这个案件的不仅只有台湾人，大陆同样关注这个号称是“共和第一汉奸案”的审理。大陆国民的态度是杀之而后快，甚至有团体声称如法院不能柄公处理，他们将会刺杀逃脱汉奸。

　　但在台湾民众中，此案却形成两个极端，一方认为古先荣为汉奸，该杀，而另一方则认为古先荣无罪，原因非常简单，当时根据国际法台湾已经割让与日本，作为台湾人的古先荣与日本人合作何罪之有，而一些台湾家族出于为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也纷纷呼吁中央应从轻处理。

　　“二十八年前，古先荣先生能以前瞻眼光洞悉台湾必须脱离中国之黑暗统治，否则永无翻身之日，毅然选择与日本人合作……”

　　“……北部地区秩序得以早复，居民减于虐杀滋扰之苦，此行之力不为虚也。不仅如此，古先荣后来又跑去嘉义……日军南路以北白川宫为主帅，抵嘉义居民闭城不纳，围数日不解。日军扬言轰城，先生闻讯驰往，请撤南门兵愿代为疏解，终亦免于屠掠之惨……顾后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为日军减免抗力者，实则处当时之情势，先生乃系以急难救人之心，图免毁屋取子之痛，既保土之愿无力可回天，斯保民之诚，宁复嫌于屈己，居者行者互有其责，守经达权互通其义，固未可执一而论也。”

　　种种辩解在古家的钞票以及台湾士绅对“清洗运动”可能扩大化的担忧下，纷纷出现在《台湾民报》、《台湾新报》等台湾报纸上，甚至在开庭前，发生数万人至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以及台湾光复善后公署请愿的活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请示中央后，公署不得不下令台湾进入全面戒严，以防止日谍乘机发难。

　　“……甲午战后，劣清战败割让台湾，日军未抵台湾，被告古先荣率领士绅商贾李春生、向其祥、吴文秀、李秉钧、吴联之等人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当时民政局长水野遵予以接见，此为被告卖国初始。随后其随日军南下，为日军引路、说服抗日武装，协助镇压抗日武装……在这里我请求法官大人验证数量惊人的证据，一系列证据足以说明，在过去二十八年之中，被告一直以卖国、出卖民族同胞为代价，谋取日人信任并获得自身经济利益……这些罪行不仅仅是个人罪行，是对整个民族、国家的犯罪，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八年之中，被告所犯下的叛国罪行，对同胞和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超过世人想象……”

　　检察官王文深提起公诉。特别军事法庭与普通法庭不同，未引入陪审员制度，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根据陪审员挑选原则，陪审员需在审判地挑选，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法律的公正。检察官的公诉状让站在被告席上的古先荣面如白纸，豆大汗珠顺额头滑落，喃喃念叨。

　　“法官大人，在您的台上铭刻‘既便天塌，也要讨还公道’，古先荣先生的命运系于您手，我想如果曾接受日本殖民政府奖赏和接受公职就被视为叛国罪，恐怕会有数十万台湾人犯下叛国罪！”古先荣的辩护律师李玉堂，毕业于东京帝国法律系，被视为台湾最优秀的辩护律师。李玉堂企图把此案尽可能扩大化，迫使法官无法忽视民意，毕竟台湾曾有十余万人接受公职和奖赏，只有将案件扩大化，才可能救委托人一命。

　　“甲午之役，清廷割弃台湾……志士谋独立……连战皆北，唐景松携印潜乘德商轮内渡，民益乱无主，溃兵四出，土匪乘发，哭声满巷。当地绅商集议弹压，既无力可制，拟赴日军求镇抚，亦无敢往者。先生适事北来，得与其议，见事急乃告奋勇赴基隆请谒日帅。登舰日军临之以威，挺然无惧色。日帅桦山知不可侮以宾礼见，因得述来意以安民为请……”

　　“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因此事曾被骂为‘汉奸’。然，事出有因，以当时台湾情况，部分义勇军在台北城内奸淫掳掠，加之日本人依照国际法取得台湾，因此古先荣等人开城迎日军让当时台北人如同脱离‘人间炼狱’，合乎道德，若因此事而称其为汉奸，对当年台北人太冷血……民众只知古先荣先生与日人合作，却不知二十八年间，古先荣先生一直小心翼翼与日本占领军委以虚蛇，免落身死族灭之境，众人皆知日人残暴，先生合作也是屈于压力而为之。”

　　李玉堂的话使法庭一片哗然，见过无耻的，没见过这么无耻的，将卖国行径诡辩为“合乎道德”、“解民倒悬”，按其辩解古先荣不仅不是汉奸，反而民之救星。李玉堂的辩解让王文深大汗，律师为了钱什么都会做，他应该庆幸在台湾，如果在大陆，替犯有叛国罪的被告辩护大都会收到死亡威胁。李玉堂有个日本名字，加腾六郎，假日本鬼子，要不是……

　　“法官大人，既然李大律师旧事重提，我再一次提醒各位注意，在被告迎接日军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同年8月，古先荣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近卫师团南进，协助镇压抗日武装，以台湾绅士名义，跟民政局长水野遵到东京，受警界人士接见，日方赐予叙勋六等、授单光旭日章，蒙受破格光荣。次年，古先荣被任命为台北保良局局长，取得盐和樟脑等专卖经济特权，奠定古家富裕的经济基础。获此经济特权，在于其卖国于先，以卖国之径而获经济特权……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海军获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将绕道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当时古先荣奋勇挺身率领戎克船，参加鹅銮鼻和菲律宾间、台湾和福建之间海峡侦察队活动……古先荣在台中公会堂演讲“时事谈”，提到：台湾今日之设施，非常发达。假使二十年前，哪有公会堂，哪有此整然的台中市？由天理而言，今日大陆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稳，所以凡事不可错辨为第一。今日二十五年整顿如此江山，比较大陆，共和至今九年还不息兵乱，这样事由，良心可以忘记吗？

　　在这里我想反问一句，可为日本帝国之胜利奋勇当先侦察，并在过去二十八年中一直坚定不移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一边，支持日本占领者压制台湾人民之徒，可被视为被迫与占领者合作的国民吗？如果心存的一丝华人之意，又何谈鼓吹殖民统治之言，台北艋舺的酒场间传唱的小调都说：日本上山兵五万，看见姓古行头前，欢头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旧亲情……”

　　“反对！”李玉堂打断王文深。

　　整整一上午，法庭辩论如火如荼，检辩双方针锋相对，临近下午2点，双方做出结案陈词，主审法官落下木锤，“辩论终结，定于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再次审理，被告古先荣还押……”

　　中国是亚洲仅有的三个独立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亚洲唯一的共和国。共和之后，尤其共和九年之后，中国的精神道路，围绕国家主义，这一时期，国家主义被朝野精英共同信奉。自鸦片战争，国门洞开，几十年的沉沦，一朝醒悟，对国家发展表现出强烈热情和关心，这是一种在危局下激发出来的国家主义情结，导致国民先天下之忧而忧，把国家建设看得至高无上。

　　共和六年之后，信奉奉公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西北在经济上、军事上获得成功，进一步刺激了国民，国家主义成为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在此过程中，他们既塑造新国家形象，同时也在重新塑造自身（国民），个人和国家一体化倾向最终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民族主义氛围。

　　共和时期的奉公精神，以坚忍不拔的意志、甘愿为实现目标而奉献的理想主义、克己奉公的英雄主义等形态，被国民精英阶层接受了下来，赋予毕生追求事业、崇高的自律精神和不屈的斗志。同时以开放态度引进西方新制度和新事物，传统儒学尽管作为国家文化传统被继承，但却得到新的诠释，“高、远、空”的玄学特质被摒弃，一种融汇儒学伦理道德与西方科学为一体的新文化自然而然在中国诞生。

　　改变正是由国务院总理司马带来，不到三十七岁的司马，拥有大量崇拜者，人们甚至认为他是上天派来拯救中国的救世主，这让司马感觉恐惧，甚至害怕，即使最亲近的朋友、家人也无法得知司马惶恐的内心。

　　在太阳升起后，一夜未睡的司马在宽大的总理办公室内度步，窗外街道熙熙攘攘。在共和广场上，更是聚焦了数万人准备举行祝捷集会，民众喜爱大规模集会。早晨广播电台发布新闻，国防军将朝鲜日军最后十三万军队重重围困在的釜山，距离朝鲜光复咫尺之遥，韩国代表也将在国会提出加入中华联邦。

　　国民认为战争已经赢得胜利，藩属国光复、死敌惨败、重拾强国地位，中国获得想要的一切。两周前英、法等国先后通知外交部，要求将公使提升为大使级别，表示愿意就租界、特权等问题与中国会谈。种种迹象表明，列强接受和承认了中国强国地位，国民追求了八十三年的梦想实现了，当然还需要最后一战，迫使日本接受媾和条约，使胜利圆满。

　　“……各国都希望中日停战，让日本政府有能力镇压国内赤色叛乱，日本国内赤色叛乱愈演愈烈，东京起义几乎是1917年俄国起义的复制，战争爆发后一直支持我们的俄罗斯帝国外交大臣维赞提醒我们，如果远东出现一个赤色国家，对于中俄两国无疑将是灾难性的，未来中俄两国将不得不同时应对两个赤色国家……”

　　顾维钧语气平淡，但脸上却带着焦虑。日本赤化份子起义的第一时间，列强就表现出强烈的关注，同时要求中国停战，避免世界上出现第二个赤色国家。国内实业界同样对日本赤化感到恐惧和担忧，相信不久就会有所反应。

　　司马把视线转向国防部长的蔡锷，“松坡，我们有没有能力出兵冲绳？”

　　与他人对日本赤化担忧不同，赤化日本是司马的杰作，一个赤化的日本不可能成为列强牵制中国的工具，甚至会成为列强打压的对象，之所以命令空军停止对正在修复主力舰的日本造船厂进行轰炸，表面原因是为了集中力量对日本进行战略轰炸，实际上却是为了让日本海军保留实力，对美、英而言，失去海军的日本没有任何威胁，但拥有强大海军的红色日本却能够让他们寝食难安。

　　赤化日本是国家安全战略需求，在未来二十年内，中国并不具备挑战美国的能力，但击败日本之后，日本的衰败必然导致中美走向对立，就像历史上日本击败俄国之后，日本与美国在太平洋走向对峙一般，在积累足够的实力之前，尽可能避免与列强尤其是美国对峙是明智的，美国工业产值占到世界之半，拥有庞大的战争潜力，受到大洋保护，对峙中美国立于不败之地。

　　美国乐意看到远东的平衡，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平衡，战后仍然保留强大海军实力的赤色日本，无疑比锋芒收敛的中国更具威胁，因而可能避免中美在短期内走向对峙，甚至战争。但没有断足的日本同样不符合中国利益，冲绳是日本的双足，只要砍掉双腿，即便拥有强大的海军实力，未来即便发生第二次中日战争之中，日本也只有战败一途。

　　“短期内，不可能聚集起足够的力量在冲绳进行大规模两栖作战。攻打冲绳，我军将在敌区作战，冲绳的每一个日本人都将是我们的敌人，不只是军队。根据参谋部推演，国防军至少需要投入一个集团军兵力，同时以三至四个师为预备队，伤亡10至15万官兵，耗时三个月，才有可能夺取冲绳。战役期间物资运输、兵员补充都将非常困难。”

　　司马点头认可，参谋部推演非常准确。历史上美军参战兵力舰艇1500余艘，飞机2500架，占据绝对优势，耗时三个月，伤亡五万人方才夺取冲绳。现在以国防军的实力去攻打冲绳岛将困难重重，但……

　　“命令部队作准备，把冲绳打下来。”司马狂热异常，突破岛链封锁是后世无数中国人的梦想，冲绳是岛链的关键，夺取冲绳直接关系到中国的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