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章

　　在最近两三个月，象牙胡同显得异常热闹，有时甚至可以用车水马龙来形容，往来此间的车大都停在象牙胡同45号附近。象牙胡45门前悬挂的两面青天白日旗，表明这里是中华革命党京城党部所在地。今天象牙胡同45号门前停放着十余辆中华35轿车，红漆镶钉大门紧闭，门外还站着几名精壮的年轻人，显然是里面大人物的保镖。

　　“看来他们是在商量什么大事。”一名巡警留意到自己经过时，那几个年轻人警惕的朝自己看了一眼。看到这一幕，巡警在心中打定主意，一会要给复兴党党务处打个电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暖和的短大衣、新疆绵羊毛长筒皮靴无不是西北的好处，在巡警看来能够回报西北的方式，就是给他们通风报信。

　　“哥，你说以后要是先生当了总理，这四九城里的那些个漏刀的，先生能放过他们吗？”另一名巡警显然没留意身边同僚心中的小算盘，反倒对西北“屠夫”进京，必定会血洗衣京城的八卦非常感兴趣，谣言不知道从什么人的嘴里传出来的，反正弄得四九城内外几十万旗人成天心神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已经有人变卖了房产拖家带口的逃到了关外，奉天省的张督军对旗人倒是不错。

　　“别听谣言，五族共和知道不？下回巡逻时听到有人造谣就往死抽丫的嘴，然后关到牢房里，知道这是什么不，造谣生事！其人定是收了洋人的好处，污蔑先生，祸乱中国！”巡警一边说一边扭头借着路灯灯光打量车牌号，默默记下车牌号，准备一会儿告诉复兴党党务处的人，毕竟空口无凭不是，车牌号或许就是证据。

　　象牙胡同45号东厢房中华革命党会议室内，集中着中华革命党的高层人员，他们大都是接到党务总理秘书的紧急通知，来此开会。

　　“……我们已经得到可靠消息，边防军在喀山三个精锐师被俄国人包围，随时都有可被红俄消灭，消息是由巴米耶夫先生提供的，他宣称苏俄在喀山投入超过一百万红军，喀山白俄军、边防军陷入百万红军的重重包围，只要他们愿意，随时可以全歼喀山的边防军。巴米耶夫先生希望通过我们表达和平善意，莫斯科方面表示只要我国放弃对伊尔库茨克的援助，愿意同我国展开和平谈判，甚至可以让出一条路，让六万边防军精锐撤回国内。”

　　胡汉民的消息让所有与会者倒吸一口冷气，投入百万军队，这是什么概念，所有人不禁担心起来，一旦红军消灭了喀山白俄主力，会不会……？

　　几个月来，随着喀山战场的僵持，西北舆论媒体的宣传重点从战场转移到了实业，无论是西北政府或是亲西北的媒体都不愿意过份宣传僵持不下的战场，所以喀山战争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猛然间得到喀山近卫军、边防军陷入重重包围的消息，让所有人都惊呆了，但大多数人在惊骇之后，脸上却带着玩味的表情，每个人心中都在盘算自己的小九九。

　　自从俄国革命爆发以来，尽管西北宣传红俄以及社工党是中国第一大敌，不灭红俄不灭社工党，中国必亡！甚至于亡国灭种，种族沦丧。尤其是报纸上不断报道红俄的暴行：对旧军官、政府官员的集体处决；没收富人财产；农村武装余粮征集，更是让国人感到惊恐不已。如果最初只有西北坚定不移的要消灭红俄，而现在大多数国人却像西北一样，对红俄因惧而产生敌视，消灭红俄是保证中国安全的最好方式。俄国和中国咫尺之距，一旦红俄控制俄国，对中国会造成多大影响，不言而喻，反正只是认准了一个道理，红俄不灭，中国不安。

　　虽然在中国红俄以及社工党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但中华革命党却一直和社工党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巴米耶夫表面上是一名俄国商人，但实际上却是苏俄在华秘使，负责社工党和中华革命党之间的联络。

　　“先生，这是打击复兴党的最好时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喀山战役，打击司马、复兴党甚至西北在国民心目的地位，这场战争已经偏离保家卫国的性质，我们在谈判桌上可以拿回想要的东西，战争完全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国虽大，好战必亡，战争表面上对西北影响不大，实际上西北政府的负债远超我们的想象，甚至西北政府的负债远超过中央政府，接受苏俄建议，停战或许是最好的选择。”

　　许崇智坚持过去一贯的立场，对俄停战谈判，将国家财富和精力投入到建设当中。当然更重要一点是，这场失败可以成为攻击复兴党的有力武器。作为中华革命党军务部长，许崇智一直试图建立军队，伺机推翻北方政权，建立所谓真正的共和政权。但是现在随着国会大选，国内政局大为改观，革命党也从武装斗争转向议会斗争，许崇智颇为失落。尽管许崇智也当选为二届国会议员，但他仍用敌人而非政治对手的态度对待北方政府和复兴党，这或许是革命党和他党最大的不同。

　　“再则复兴党在竞选时承诺军队国家化，因此战争也会由西北和俄国之间的战争，转变为中国与俄国之间的国战。胜了当然一切都好说，但是如果败了呢？而且过去对俄战费均由西北联合议会支付，未来军费由谁来支付？是西北联合议会还是国会？如果是联合议会，军队国家化还有什么意义，西北军只是穿了一层国防军外衣而已。对俄作战表面上是争取国际地位，实际上战争不停，北军精锐永远都不会效忠国会，甚至党争，会演变为袁逆惨祸！”

　　许崇智的意见让会议室陷入了静默之中。对于西北和复兴党，革命党内态度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们倚重西北的实力，正是西北的实力保证了宪政得以在中国再次推行，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疑司马个人对共和的诚意，毕竟没有任何人了解这个年轻人，对于自幼在欧美各国游学的这个富家子弟对共和对宪政有多少诚意，根本就是一个谜团。

　　就像司马本人，大多数政策充满矛盾，他一边高呼中国最大威胁是帝国主义列强，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却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最亲密的伙伴，今天西北的繁荣一定程度是建立在列强战争订单基础上的。一方面高喊宪政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却在西北保持国内罕见的军法治政。

　　被国内称为“共和典范”的西北联合议会，与其说是共和典范，倒不如说是复兴党一党独裁的典范。现在的国会面临同样局面，除非四党合作，否则任何一党都不可能对抗复兴党控制国会。

　　“实利！司马和复兴党就像商人一样，更看重实利，只有利益才是他们唯一的盟友和施政方针，靠战争和民族主义去争夺荣誉，发展实业与其说是为国，倒不如说是为已。”孙中山想起日本政治评论员对复兴党和司马的一段描述，作为中国人孙中山佩服司马所取得的成绩，无论是在实业或是在军事上取得的荣誉，但在另一方面，孙中山仍然不能将司马和复兴党视为合作伙伴。

　　一直以来孙中山对自己的“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非常痴迷，就如对自己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一样，听不进任何异议，对于不赞成五权宪法的人，他一概认为是不能理解其中奥妙。

　　孙中山把自己当成正确的化身，“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更加坚信自己才是正确方向的代表。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只能绝对服从党魁的领导，他的理由是：服从我的革命，自然应该服从我，通过建立一个受他绝对控制的党以实现宪政理想，便是一直以来孙中山矢志不渝的事业。

　　复兴党的组织模式成为孙中山学习的样本，但是在另一方面，复兴党提出的纲领尽管和三民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孙中山本人却不能接受，复兴党和革命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尽管两者的目标或许是一致的。

　　“如果我党冒然在国会中以喀山边防军被围，发起对司马以及复兴党的攻势，稍有不慎，会影响到我们和复兴党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我们在国会之中的大计。要知道在国会之中，我们的对手不仅仅只有复兴党，复兴党是国会第一大党，共和党为国会第二大党，进步党居第三，我党与国民党仅居第四和第五，如果我们与复兴党全面决裂，我党将很难在国会取得发言权，我党离不开复兴党的支持。一直以来西北与复兴党最善用舆论，因而我个人以为，应该把此事从国会转向民间，以舆论攻击之。”胡汉民说出自己的看法。

　　复兴党是革命党在国会中的第一对手但同样也是合作伙伴，至少暂时革命党还离不开复兴党的支持，此时在参议院副议长一职的竞争上，复兴党的态度至关重要。随着复兴党公开表示退出参众两院正副议长三职的竞争，政党联盟已经不复存在，为了争取参众两院正副议长三职，革命、国民、共和、进步四党在国会之中展开前所未见的斗争，复兴党却没有任何表态，复兴党不表态，意味着参众两院正副议长三职不可能在短期内选出，而参众两院正副议长职位的悬而未决，导致国会其他议程甚至总理总统选举都不能如期进行。

　　为争取参众两院正副议长三职，四党除了在国会之中展开斗争之外，同时还不遗余力的争取到复兴党的支持，甚至于不惜作出种种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明显的挑衅都有可能导致复兴党的敌视，利益就是利益。

　　“展堂，此事由你操作，一定要注意保密！”随着孙中山的定调，中华革命党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政党之间利益是永恒的，或许政党之间会存在合作，但是合作同样建立在利益之上。党争是宪政无法免除的副作用，这同样是政党政治的必然，而往往党争的代价就是政党之间为竞争而不惜的一切，甚至为党的利益而牺牲国家利益，这是政党政治的必然产物。

　　共和八年1月7日，第一缕阳光刚照进古老的四九城，雾气尚未散去，城市上空的鸽群拖着鸽哨声划破了清晨的死寂。

　　“小顺子，报纸100份。”

　　“吴里，报纸100份。”在《京城快报》收发间里，戴瓜皮帽的中年人提笔不时的吆喝着，报童随着他的喝声从一旁领取着报纸，报童们注意到今天和往常的不同，《京城快报》至少比往日多印了十倍以上，收发间内摆满成打的报纸，识字的报童看到报纸头版时，脸色一变，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马……马先生，这……这是真的吗？”一个报童拿着报纸，盯着头版不可思议的询问分发报纸的先生。

　　“那还能有假，百分之百真新闻，这回咱们《京城快报》可要在全中国出尽风头了，你们今个至少比往常多挣几毛钱。”头戴瓜皮帽的中年人兴高采烈地说道。《京城快报》是新开张不过三月的新报，今天这个大新闻必定能让《京城快报》一鸣惊人，要知道很多报纸都是靠一条惊天大新闻而名扬于世，进而挤进大报之列的。至于西北军的惨败，呵呵！报纸重要！

　　“号外！号外！苏俄百万红匪包围喀山远征军！”

　　“号外！号外！远征军遭逢惨败！”……

　　随着报童们的呼喊，四九城清晨的死寂瞬间被撕破，甚至于尚在睡梦中的百姓，听到报童的喊声也纷纷裹着棉衣冲出院门，不假思索的花两铜板从报童手中买份报纸，不可思议地看着报纸上的头版新闻。

　　“边防军惨败，可能吗？”

　　“就是，边防军百战百胜，嘛时候败过？”

　　“嘿！那屠夫的兵彻底败了，求老祖宗保佑，最好让那个屠夫的兵都他娘的在喀山死绝！”

　　“那个……那个，喀山在什么地方？”随着消息的传播，京城舆论哗然，其间有惋惜不信之人，同样也有兴奋喝彩之人，一时之间可谓是众说纷纭，谣言四处漫延。

　　“边防军数十万精锐在喀山陷入重围，指日即将被红俄消灭！”随着谣言传播，一些人甚至点燃鞭炮庆祝这场亘古未有之“胜利”，庆祝着那个人的惨败和西北军精锐的覆灭。

　　“是什么人在放炮？”听着外面密密麻麻的鞭炮声，段琪瑞看了一眼台历。今天是什么日子？怎么这么多人放鞭炮？

　　“总理，应该是……旗人放鞭炮庆祝西北军惨败。”徐树铮不太确定的朝外看了一眼，然后回答。

　　尽管对西北并无好感，但是当看到报纸上的新闻后徐树铮仍为之一惊，西北军在俄惨败！徐树铮在看到机会的同时，同样看到蕴含的危机……旗人的鞭炮却让徐树铮心中大怒，那群漏刀的杂碎。

　　段琪瑞先是一愣，然后狠握了一下拳头，随即又松开，长叹一声：“又铮，立即以国务院名义给司马去电，问问喀山战事进展情况，告诉他如果需要，模范军可再派五个师为后援。”

　　“总理！这……”听到段琪瑞的吩咐，徐树铮一愣，模范军一共才五个师，全部派出去，等于消耗掉总理最后一点家底。段琪瑞清晰的吐出四个字：“国事为重！”

　　“号外！号外！1月7日喀山前线激变，苏俄红匪军百万大军包围我边防军数万将士。”共和八年1月7日午后，几乎中国每一个大中城市大街小巷都响起极为罕见的急促吼卖声……

　　原来两小时前，西北边防军司令部新闻发言人在紧急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京城快报》的报道，随后，电报立即从西北飞向全国。

《新共和报》主编李培伦满头大汗匆匆跑回春熙路报社，一上台阶沿便气喘吁吁的大叫道：“边防军五万将士被围，赶快出号外。”

　　李培伦摊开手中西北通讯社所发电稿，心急火燎的组版校样开印……总计不到30分钟，《边防军五万将士被围！》的号外就印刷出来，而此时成都街头茶馆酒楼的收音机里已经响起了中国“最知名”的声音，确定边防军五万将士被围的消息。除了报童的叫卖声甚至连各报馆人员全部出动上街叫卖，数十分钟之后各地号外便撒遍了全国大中城市的街道，只比巴掌大一点的“号外”，及时传播了这个石破天惊的新闻，把整个中国都震动了。

　　边防军在中国百姓心中是百战百胜的常胜之师，而现在……竟然被包围了。

　　望着院内挂雪的梅树，司马放下手中电报。段琪瑞的来电，让司马颇为感动，电报中未提其它，除了询问喀山战局外，还有就是告诉司马如有需要还有五个模范师可以随时投入战场。

　　“国事为重！”四字重逾千斤，或许这个时代的军阀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至少了他们还明白国事为重。想到调查部的报告，司马禁不住长叹了一声，相比之下，政客远比所谓军阀更恶毒……司马忍不住摇了摇头，来到这个时代，颠覆了自己对历史的太多认知。

　　站在走廊内的陈婉云盯着数米外站在雪中的司马，看着他落寞的背影，陈婉云心中很伤感，喀山数万将士身陷重围，这是他遭受的最大危机。

　　“陈小姐！”蔡锷恭敬问候陈小姐。

　　“蔡先生，您来了，你看……”陈婉云忧郁地望了一眼司马，担忧之情显露无遗。在西北众多官员中，只有眼前的蔡先生和他算是知已，也只有蔡先生可以开导和劝慰他了。

　　“梅花高风亮节，二十四番花信之首的梅花，冰枝嫩绿，疏影清雅，花色美秀，幽香宜人花期独早，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蔡锷一边走，一自顾自地说。

　　西北人大都知道先生喜好梅花，有一些复兴党籍议员投其所好，商讨提议梅花为国花，讨好上者，中国政客轻车熟路尔，西北亦不能免俗。

　　听到身后铿锵有力的话语，司马知道蔡锷来了，转身时看到走廊内温婉女孩，司马心中一暖，知道是她担心自己。

　　“松坡兄，你来了。”蔡锷的话让司马注意到院内的含苞怒放的梅花树，这几株梅花是司马特意移栽的，一直以来梅花都是司马的最爱，原因非常简单，梅花“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的崇高品格和坚贞气节，正是中华民族千年来的风骨。

　　别的花都是春天才开，梅花却不一样，愈是寒冷，愈是风欺雪压，花开得愈精神，愈秀气，它是最有骨气的花，象征中华民族的风骨。几千年来，它迎雪吐艳，凌寒飘香，铁骨冰心的崇高品质和坚贞气节鼓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畏艰险，奋勇开拓。可惜在后世……司马摇了摇头。

　　“松坡兄，我是不是太过残忍了。”司马望着梅树沉重地说道。

　　蔡锷静静地望着挂雪的梅树，一言不发。

　　“我相信，这么做是为了我们的国家，牺牲是必须的。”司马见松坡未回应，继续说道。做人最无奈的是两难选择，司马以理解借助喀山战事，意图攻击自己和复兴党的人和派系，大家都是为了利益，尽管彼此出发点不同，但利益却使双方殊途同归。

　　“有一天他们会明白的！”蔡锷坚定地回答，军人意味着牺牲，只要牺牲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