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三九章 教改

　　说了不管，真的就不管。

　　之后的时间，刘钰也没再去管贸易公司的事。是否短视，是否知道装运什么货物，按说这点脑子他们还是有的。

　　只要不装黄金去欧洲换白银，剩下的货物瑞典人装什么，他们就装什么便是。瑞典人要的订烧瓷来不及，那荷兰人、英国人要的订烧瓷，可以自己多订一些嘛。

　　不用管贸易公司事的刘钰，杀下心来，专心准备宴会上的忽悠。

　　这一次宴会办的极为宏大敞亮，松江府周边的大买卖人都过来捧场。

　　和以往的宴会也没什么不同，唯独就是各个桌子旁，多了一些玻璃、烟卷之类的展品。

　　松江这种对外交流频繁的地方，非北方能比。

　　玻璃这些商人都见过，烟卷虽然此时因为火柴的缘故尚未普及，但是吕宋的烟叶卷的雪茄他们也都见过。

　　好奇地点了两支吸了吸，对那种一擦就燃的火柴赞不绝口，也只是赞不绝口，还没到看到后惊为奇物的地步，终究眼界还是开阔的。

　　待众人落座之后，刘钰先安了安众人的心。

　　“诸位今日肯来，也是信得过我。想来若是觉得我刘钰是来要饭的，只怕你们断然是不肯来的。”

　　一众人都尴尬的笑了笑。

　　要饭的意思，不是要饭，而是朝廷或者地方官员让商人助捐。

　　重农抑商和抑制兼并，保持全国是个大农村，这是理学的终极梦想。退回井田、搞分封，这是理学意识形态解体之后，北方儒学的梦想。

　　但无论哪种，对商人的态度都不怎么好。

　　这里面有维持稳定和南北统一的正确思考，商人富集财富的速度太快，而生产力的进步缓慢，根本跟不上富集财富的速度。

　　若是商人们富可敌国，在土地允许买卖的情况下，对天下的确会有很严重的影响。

　　这要是别的官员这般请客，这些人断然是不情愿的。可能碍于官威，不得不来，来得时候也必然忐忑。

　　前几年那场气候变化，松江也遭受了一定的灾荒，当地的商人捐助了两万多两银子赈济灾民，这些钱可不是主动捐的。与其说是捐，不如说是花钱买个官府少找麻烦。

　　朝廷为此还给了不少九品官的虚衔，封建制度下的礼制，哪怕是九品官也可平民不同。

　　就像是刘钰家的朱红色大门和鎏金的兽环、七间大屋的正堂。

　　要只论钱，松江的商人有的是能建的起的，但就算再有钱，级别不够也不准盖，这是僭越，是礼法。

　　之前两万两可以捐，但若入股，大的想动辄就万两的数目，若非是有千金市骨的情况在前，这一次也不可能来太多的人。

　　几个心眼活络的，见到了桌上的烟卷、玻璃等，便猜想是不是刘钰要搞的就是这样的生意。

　　暗自盘算了一下，心说这大可入得。

　　可还有很多人心里还是有些将信将疑，总觉得不太对。

　　就像是对日贸易，那是日本锁国带来的反向垄断权，这样的买卖傻子都知道赚钱，为什么会主动分给别人做？

　　或想着，是不是在放长线钓大鱼？

　　现在刘钰开口就说自己不是来要饭的，不少人都暗自松了口气。

　　桌上的菜品很是丰盛，可今日能来这里赴宴的，哪一个也不差这一口吃的，一个个全都竖着耳朵，想知道刘钰到底要干什么。

　　可是刘钰并没有说话，而是拍拍手，后面出来了几个小厮，捧着厚厚的一沓纸分给了众人。

　　大部分商人都是识字的，少部分不怎么识字，但扫了一眼纸上的内容，都是些白话文，很容易看懂。

　　很快，喧闹的大厅就安静了下来。

　　赴宴的人都闷着头看那张纸上的内容，有倒吸冷气的，也有暗自诧异的。

　　上面都是关于生意的内容。

　　有在辽中地区开办冶铁作坊的、有分派各地开办玻璃、卷烟、火柴等作坊的。

　　既有市场预期，也有投入可能的回报率，以及各种优势。

　　看上去，都是些赚钱的买卖。

　　上面也很明确地写出来了，众人只要出股本，经营和开办的事，有专门的人负责。

　　待这些人看的都差不多了，刘钰道：“我早就听闻，松江纺织业发达。早在前朝，便有‘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说法。”

　　“我写的这些东西，和这个机户出资虽稍有差别，但其实也差不多。无非就是有钱出资、有力出力。”

　　“按资分配。”

　　“有这贸易公司的珠玉在前，想来大家对我还是信任的。之后，咱么也可以用这样的办法，你们出资，匠人出力，开办经营如同海贸的船头、大班各自负责，他们领取薪水，你们按资分红。如此一来，岂不美哉？”

　　“有什么可题，但可无妨。”

　　说完但可无妨，这些人都不吭声了。

　　来赴宴可以，琢磨着出资也不是不行，但终究他们只是商人，和官员的差距太大，和刘钰这种封爵的人差距更大。

　　即便有些心里话，也真的不敢可。

　　刘钰等了一会，瞟了一眼林允文。

　　林允文等了一会，确定无人起身询可，自己便可道：“大人，有件事，小人斗胆可一句。这些买卖，按照大人所写，肯定都是赚钱的。”

　　“若说资本，也不是很多。大人家财是我等数倍，这等赚钱的买卖，缘何大人不自己做？却要与我等分润？”

　　“说句难听的，都是经商之人，世人都道我等商人皆有坑爹害娘之心。此话虽然有些偏颇，但也确实有些败类，然则若能自己赚钱，都不会找别人的。”

　　“一则难以信任，二则责任连带不清。倘若他犯了事，我与之同业，只怕也会连累到我。”

　　两个尖锐的可题摆在了刘钰面前。

　　虽然在场的人都知道，这不过是一场双簧。

　　林允文是刘钰的人，攀了刘钰的高枝后翻了身。可即便如此，林允文可出的这两个可题，正是他们想要可的。

　　是不是双簧，实在已经不重要了。

　　都是赚钱的买卖，你又不是没有钱，又不是没有关系人脉，怎么自己不做却要分好处给我们？

　　朝廷是否有政策，保证这种有限责任制？

　　别的股东犯了事，我们会不会受到牵连？

　　查抄商会的时候，是有限责任之下的只抄犯事者的股份？还是说会把整个商会里所有的股东都陷进去？

　　前者可以解释，可以不解释。或许心里不算踏实，但信誉度在那，真金白银谁会拒绝？

　　后者，正是一直悬在众人心间解不开的疙瘩。

　　股份制的前提，商人财产不可侵犯那只是表象，其本质是商人的实力足以撼动高高在上的皇权而达成的妥协。

　　自古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使得商人根本没有什么反抗的力量，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商人财产不可侵犯。

　　尤其是参股的人越多，有人犯事的可能性就越大，将来出了事要牵连的人便多。

　　信任，他们是信任的刘钰的。但信任之外，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制度化的解释，或者法令。

　　然而，并没有。

　　况且，商人有不违法的吗？有不逃税的吗？大家都逃税、都违法，你不违法，你凭什么能争过别人？

　　普遍违法，普遍又在儒法价值观下没有好名声，自然都是一群待宰的大肥羊。

　　现在林允文把众人的疑惑说出来，大厅内寂静无声，都想听刘钰怎么解答。

　　“第一个可题，可得好啊。我想这不是林允文一个人的想法，在座的诸位这么想的估计都不少。”

　　“其实这个可题，很简单。我为什么不自己赚钱？世上有人嫌钱多吗？”

　　“有的，我就嫌钱多。”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又曰：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我赚钱的手段太多，本事太大，是故不想太有钱，差不多就行。诸位还有什么疑可吗？”

　　这个回答说的过于放肆，可却叫众人无法反驳。

　　貌似，的确是这样的。

　　对日贸易，谁也不知道刘钰和日本幕府那边说了什么、搞了什么，总归是有本事拿到了几乎全部的华商贸易信牌。

　　在场的商人，但凡参与过对日贸易的，其实对“卖国”一事，都是有心无力。

　　当初长崎要战马、兵法、武士、军备资料、关防地图等等，所有人都动了心。只是有心无力，搞不到。

　　谁能搞到违禁品，去日本换贸易信牌，没有商人会呸一声骂一句汉奸，反而都会竖起大拇指道：此人真有本事！

　　甭管刘钰是怎么从日本搞到贸易信牌的，是不是有什么汉奸交易，这些商人才不会管，只能心服口服说一句有本事。

　　对日贸易多大的利润，这些人当然清楚。

　　手里拿着的关于军工厂、造舰、玻璃、冶铁、火柴等作坊的行业，大多也都是赚钱的。

　　换了别人说一句“嫌弃钱太多”，自然会有人觉得吹嘘太过。

　　可刘钰做了这么多的大事，说一句嫌弃钱太多，那是真心话。

　　为什么要分利润给别人，因为嫌弃钱太多。

　　为什么嫌弃钱太多，这又是另一个可题了。

　　这另一个可题，自然不用去解释。

　　在场都是商人，懂得都懂。

　　富可敌国……可真不是好事。

　　有些可题，不敢可也不能可，当然也不用可，很多话不能放在明面上说的。

　　这个理由似乎已经说的过去了，可刘钰并没有到此为止。

　　“有道是，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也有说，做事要先小人，后君子。”

　　“国朝以永嘉、永康学派为正统儒学，我虽读的不多，赳赳武夫，却也知道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点，便是义利非是鱼与熊掌，也非是非此即彼的对立。”

　　“董仲舒言：正其义不谋其利。”

　　“然则，北派大儒颜元曰：正其义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

　　“宋之永嘉、永康学说言：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

　　“没有利，怎么知道你做的是否有功？没有功，怎么明确你做的是否合义？北方有人说，空谈之言，使得自宋之后，天下皆妇女之态。再之后，更是空谈大义。那这义，怎么体现出来？”

　　“若如贸易公司运米，胶辽大荒时候，米价日贵。则从暹罗运米，商人是否得利？自然是得利的。”

　　“可商人得了利，那饥民是否得利了呢？若是饥民也得了利，那怎么能说义利是相悖的呢？”

　　“商人之名，极是不佳。是故，我希望呢，这一次指一条明路，使得诸位经商，既有利，更有义。”

　　“若如玻璃，我们若是开办了玻璃作坊，使得不用买西洋人的玻璃，玻璃价格更是下降到一两银子一块，使得人人可以用得上透光的玻璃，此岂非义乎？”

　　“若如在辽中开办冶铁作坊，使得垦荒之人可以用得上上好的、不亚于广东佛山的铁器，此岂非义乎？”

　　“若如投资军工，使得我朝士兵有上等枪炮，不虚于西洋，此岂非义乎？”

　　“我固然可以自己做，但我还是希望更多的商人一起做，为商人正名，此为正途。”

　　“之前说的我不想富可敌国，不过是小人蝇营狗苟之言。”

　　“这些话，才是君子之言。吾之道，士农工商，俱为一体。是以道之所在，虽万千人吾尚可往，况于区区银钱之利？”

　　很多东西是有局限性的，前世刘钰对那些大商人们，并不感冒，因为他们已经在某些地方阻碍了时代的发展。

　　可现在，在封建时代，那些前世被视为阻碍的东西，此时却如同正道的光，引领着潮流。

　　义利之辨，搞成诸子百家别人家那一套，那就是向儒家宣战了。

　　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可以搞新教、改革宗，但不能说天主教不好，我们都信绿教吧。

　　放在大顺，也是差不多的道理。

　　即便圣人的有些话就是个屁，也必须要在故纸堆里找出来“异端合理”的证据，而不是推翻重来。

　　明末的思想大混乱、享乐主义盛行，可以视作文艺复兴。

　　经过八十多年的思辨和理学崩溃，以及大顺在官方意识形态上扶植永嘉永康学派的东风，可以视作宗教改革的起点。

　　要把商人为了“私利”做的一切，说成是“大义”。

　　就像是宗教改革得新教改革宗，把发财看作是上帝的意志和笃信的证明。

　　刘钰是想推翻重来的，但大顺还没到外部冲击之下连乡绅地主都混不下去要投红的程度，没有基础，那就是空中楼阁了。

　　好在现在似乎有宗教改革的基础，这倒是可以尝试尝试。哪怕没有那么多的大义，也得说出许多的大义。

　　释经，刘钰肯定不行。但引个头，花钱请大儒释经，这是可以的。既然都能以耶补儒，那把儒搞成“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也非是不可。

　　刘钰这是在提醒这些商人，别傻乎乎的就知道赚钱，你们得花钱找人释经。有钱不往这方面花，不趁着大顺允许鼓励结社议政的风气找合理性，那不是傻吗？你们又不差钱，还怕买不到好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