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秦始皇奠定两千年专制基础

　　【封建终结，专制开启】

　　如果冥冥之中真有一尊万能的神在俯视地球，他会发现，自公元前770年以来一直战乱纷纷的中国大地，现在终于平静了。

　　秦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一个崭新的王朝。

　　这个王朝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在它出现之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夏、商、周三个王朝，但是严格地说，那只是以夏、商、周三个国家命名的历史时代。

　　好比说，古希腊时期的欧洲，谁都明白，希腊只是欧洲的一小部分。

　　夏、商、周也一样。周朝统治的全盛时期，诸侯国遍布黄河流域，甚至江南也有它的子民，号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是，周天子真正能够直接控制的，只有王畿那一小块地区。其余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名义上是周天子的臣民，实际上具有很强的独立性。那个时候的中国，可以说是一种古代联邦。当然，我们的祖先对这种政治体制有自己的说法，叫作“分封建国”，简称“封建”。

　　这种封建制度，和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极其相似，是金字塔形的层层分封，或者说是权力的层层分包。

　　天子受命于天，获得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天子的真实力量，不足以统治如此广阔的土地，于是将权力下放给诸侯，让他们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国家。诸侯的统治，又依赖于以宗法为纽带的家族，于是卿大夫的势力得到保障。卿大夫则豢养着自己的家丁和护卫，也就是所谓的士。

　　不难想象，高居金字塔顶端的天子，号称天下共主，在权力的层层传递过程中，他的影响力被减损了。他的声音传达不到边远的地区，即便在王畿附近的诸侯国中，他也只能对着几个诸侯发号施令，不能渗透到金字塔的基层。

　　当王室足够强大的时候，天子与诸侯之间尚能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平衡。前者装作很宽宏，后者装作很恭顺，从而相安无事。

　　当王室衰落的时候，诸侯们便不再将天子放在眼里，各行其是。各诸侯国内，卿大夫势力也在增长，每个国家都会出现一些强大的家族，他们左右政局，互相攻伐，也没把诸侯放在眼里。诸侯欺负天子，卿大夫欺负诸侯，这就是春秋时期典型的政治生态。

　　从春秋进入到战国，表面上最大的变化，当然是诸侯国减少了，这是兼并战争的结果。同时还有两个变化，比表面的变化影响更重，意义更深远。

　　第一，周天子已经不再重要，甚至连表面上的号召力都不存在了；

　　第二，各大诸侯国，也就是所谓的战国七雄，都建立了牢固的中央集权。换而言之，卿大夫的势力已经不能像以往一样左右政局，只能屈从于国君的绝对统治。

　　如果拿中国和西方相比，战国七雄的权力结构，已经接近于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或者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王权被放大了。

　　而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从秦孝公年代开始，用了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文治武功，终于将天下囊为己有。秦王嬴政，因此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统治者，这也是前无古人的。

　　【秦始皇：史上第一个皇帝】

　　前无古人的统治者，自然要有前无古人的称谓。

　　据《史记》记载，嬴政统一天下后，将群臣召集起来开会，回顾了他“兴兵诛暴乱”的辉煌历史，然后问大伙：“像寡人这样一个渺小的人物，倚仗着祖宗的保佑，居然能够让六国都服输认罪，平定天下。如果不变更名号，不足以体现我们的功勋，无法让后世知道我们的成就。你们都好好想想，我该采用一个什么样的名号？”

　　当时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等人都说：“传说中的五帝，统治的地区不过方圆千里。千里之外的地区，都是蛮荒之地，根本管不着。如今您兴义兵，讨逆贼，号令天下，无所不从，这是前所未有，连五帝都不能比的。我们和一些博士商量，古代有天皇、地皇和泰皇，其中泰皇最为尊贵。因此我们大胆建议，您应该称为‘泰皇’，您的命令称为‘制’和‘诏’，您也别再自称寡人，而是自称为‘朕’。”

　　中国古代有三皇五帝之说，三皇即天皇、地皇、泰皇，地位在五帝之上。其中泰皇即人皇。泰皇是不是最尊贵，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皇”比“帝”更为尊贵，更具有神性，比“天子”更具有自信。

　　至于“朕”，本来是“我”的意思，不论尊卑，都可自称为朕。经李斯们这样一框定，从此变成了国君专属的自称，而且一传就是两千年，直至清末。

　　嬴政是个标新立异的人，对于泰皇这个称谓，总觉得有点不妥。他思考再三，决定采三皇五帝之长，给自己上了一个“皇帝”的称号，其余的便采纳了李斯们的意见。

　　嬴政是个孝子，自己当了皇帝，又给老爸秦庄襄王也上了个尊号，叫作太上皇。

　　嬴政也许没有想到，正当他在宗庙中郑重其事地将老爸尊为中国第一位太上皇的时候，中国第二位太上皇正在泗水郡的田间挥汗如雨地劳动。这位姓刘的农民已经生了四个儿子，分别叫作刘伯、刘仲、刘季和刘交。由于刘伯早死，刘仲自私自利，刘季不务正业，刘交又要上学，他不得不起早贪黑，希望多收几颗粮食，好给刘交去交学费。

　　老三刘季后来改名为刘邦。

　　扯远了，回到正题。

　　嬴政又下诏说：“朕听说远古时期的帝王只有帝号，没有谥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帝王死了还要有谥号，这样做，等于让儿子议论父亲，臣子评价君主，这是没有道理的，朕不喜欢这样。从此以后，朕就叫始皇帝，后世则以数相加，从二世、三世直至万世，永无穷尽。”

　　所谓谥号，就是后人给前人的评定，俗称盖棺定论。周朝的时候，天子有谥号，诸侯有谥号，卿大夫阶层也有。谥号不是随便给的，有一整套严格的国家标准，比如说：

　　“克定祸乱曰武”——郑武公、楚武王就是这类人；

　　“布德执义曰穆”——秦穆公的一生，也确实称得上是布德执义；

　　“屡征杀伐曰庄”——郑庄公、齐庄公都是好战之徒。

　　当然，很多时候，后人为了尊重前人，给的评价会比实际上高一点。比如说，晋惠公不一定惠，齐孝公也不见得孝，但是本着与前人为善的原则，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给他们一个好评了。

　　另外还有所谓的恶谥，也就是给那些特别不成气的前人准备的。比如说：“乱而不损曰灵。”楚灵王就得到了这样的差评。

　　可想而知，究竟是给好评还是给差评，后人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前人无法申诉。当然也有例外——春秋时期，楚成王英雄一世，却死于政变，他的儿子本来想给他上一个“灵”字，他老人家怒目圆睁，死不瞑目。直到后来改上了“成”字，他才合上眼睛，表示满意。

　　嬴政自幼受吕不韦的教诲，后来又接受了李斯、韩非的法家思想，在他的统治哲学中，君主必须是高深莫测的。君主就像是天，什么时候天晴，什么时候下雨，根本不用看老百姓的眼色，更不容臣民议论评价。天气好，不用你们赞扬；天气不好，也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对于嬴政来说，谥号这东西，就像是统治者有意留给天下的把柄，是极其愚蠢和无聊的，必须革除。

　　从此，嬴政便被称为始皇帝，史书中一般给他加上个秦字，称为秦始皇。

　　那么，这位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始皇帝又是如何治理他的庞大帝国的呢？显然，没有两把刷子是不行的。

　　【秦始皇治国策略之一：以法治国】

　　前面说过，但凡统治，必须要解决一个合法性的问题，也就是统治者为什么具有统治天下的权柄。

　　秦始皇接受了邹衍发明的五德始终说，认为周朝是火德，秦朝受命于天取代周朝，应该是水德。

　　事实上，秦国一度自认为是金德。据《史记》记载，秦献公年间，首都栎阳下了一场金雨，秦献公自以为是得了金瑞，大张旗鼓地祭祀白帝（金为白色）。但是到了秦始皇年代，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已经十分流行，周朝是火德的说法深入人心，而火又是克金的，难免让秦始皇感到尴尬。于是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当年秦文公出猎，获得一条黑龙，乃是水德之瑞（水为黑色），硬生生地将秦国的金德改成了水德。

　　作为彰显水德的第一件事，便是变更周历，将每年的十月作为正月。

　　有必要简单解释一下，中国的古人，按照地支的排序来给月份命名，以十一月为子月，十二月为丑月，一月为寅月，二月为卯月，以此类推，直到十月为亥月。

　　又按照阴阳五行的理论，给十二地支分别赋予五行的属性，分别是亥、子属水，寅、卯属木，巳、午属火，申、酉属金，丑、辰、未、戌属土。

　　十月（亥月）作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水月，自然也就被秦朝定为正月。

　　第二件事是易服色，将衣服和旌旗等都改成黑色。电影中秦朝的官员开会，黑压压一片，有如群鸦云集，便是这个原因。

　　第三件事是崇尚“六”这个数字，符节、法冠都用六寸，马车的宽度为六尺，驾车的马用六匹，以六尺为一步等。

　　至于六与水有什么关系，一般认为，这里牵涉到《周易》的理论。《周易》的八卦，每一卦都有对应的数字，分别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其中坎卦象征水，所以规定六为水数。

　　那么，究竟什么是水德呢？

　　在《周易》理论中，水居北方，象征冬天。简单地说，水德就两个字：“刑”与“杀”。

　　这与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推行的严厉法治是不谋而合的。

　　秦国的法治，以严酷而闻名，绝无情面可言。据《韩非子》记载，秦昭王生病，百姓们自发买牛祭神，家家户户都为他祈祷。大夫公孙述看到了，回宫祝贺秦昭王：“您真是太得人心了，竟然整个国家的民众都在为您祈福。”秦昭王派人查访，果然确有其事，下令道：“罚他们每个人献出两副盔甲。没有得到命令就擅自祈祷，虽然是爱我，但也是违法行为。如果他们爱我，我就改变法令而以同样的爱心去回报他们，法制就不能建立。法制不建立，国家就要灭亡。不如罚他们每人两套盔甲，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法制！”

　　读史至此，又是一叹。无论什么朝代，如果按照这种决心去推行法律，怎么会出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呢？秦昭王做得很对啊！

　　也许有人会问，秦朝推行如此严格的法制，统治者还以身作则，不敢越雷池一步，为什么后来也乱了呢？

　　那是因为秦朝的法律，除了“严”，还很“酷”，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轻罪重罚。秦朝法律的指导思想，在于“以刑去刑”，让人不敢犯任何罪。因此即便是十分轻微的罪行，也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刑罚。比如说，五个人集体行盗，只要赃款价值超过一钱，就要斩左足！又比如说，甲偷盗了一千钱，乙知道这件事，受赃款一钱，对乙的惩罚是上交官府一盾。而一块盾牌的价值，至少在三千钱以上。前面说的百姓为秦昭王祈祷，每人被罚上交两套盔甲，更是轻罪重罚的典型案例。

　　其二，刑罚残酷，种类繁多。以死刑为例，就有具五刑、族诛、淹死、活埋、肢解等多种。其中具五刑最为残忍：先在脸上刺字，然后割鼻，割舌，斩双足，再鞭笞，斩首，碎尸，全程实际上包括肉刑、死刑和辱尸三个阶段，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其三，徒刑不设年限。在秦朝，一个人如果犯了罪，被处以徒刑，那就是无期徒刑，终身失去人身自由，为官府服役。同时由于法律定得非常严厉，老百姓动辄犯法，再加上轻罪重罚，规定上交一甲、二甲、一盾的刑罚比比皆是，老百姓交不起罚款，就变成徒刑，导致刑徒数量高速增长。按照《史记》的记载，秦始皇用于修筑宫殿和皇陵的刑徒就有七十余万，如果再算上修长城和戍边的刑徒，恐怕不下一百万。而当时全国总人口约为两千万，刑徒的数量已经占到当时全国总人口数的十分之一以上。

　　其四，罔顾伦常。秦朝的法律，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儒家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执行法律的同时强调人伦和感情。秦法则是单纯的法律，甚至鼓励“夫有罪，妻先告”，以获得免于连坐的机会。

　　这种严酷的法治，在天下初定、人心未服的特定历史环境中，确实使得秦朝能够得以迅速建立统治秩序，同时也为它的快速消亡打下了基础。

　　【秦始皇治国策略之二：中央集权】

　　《史记》记载，秦朝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等人曾上书秦始皇，诸侯刚刚被消灭，燕、齐、楚地区偏远，如果不在那里分封诸王，恐怕难以维护朝廷的统治，请立诸位皇子为王，让他们为您戍守边疆，永享太平。

　　这其实就是延续周朝的做法。

　　秦始皇把这个意见交给群臣去讨论，绝大部分人都认为王绾说得有理，唯独李斯站起来反对。

　　李斯说：“当年周朝分封的子弟和同姓诸侯有很多，以为可以巩固王室的统治，开始那几代还算勉强可以，到后来就关系疏远，相互攻击有如冤家对头，诸侯们成天打仗，连天子也无法制止。如今海内一统，原来的诸侯国都变成了郡县，赏赐皇子和功臣由国家的税收承担，既方便又易于控制，天下百姓也断绝了其他念头。我斗胆问一句，本来已经是形势一片大好，为什么还要分封诸侯，给自己添麻烦呢？”

　　李斯的话，正中秦始皇下怀。秦国此时正处于一个历史的人字路口，向左走，是恢复封建制度；向右走，是中央集权的专制道路。秦始皇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对群臣说：“天下人之所以饱尝战乱之苦，就是因为有那么多诸侯存在。如今我们刚刚打出一个统一的国家，又要建立诸国，这是为战争埋下种子啊！用这种方法来寻求国家的安宁，难道不是南辕北辙吗？李斯的意见是正确的，今后不用再提分封建国之事。”

　　有些人还是转不过弯来：“那谁来为陛下管理那么广阔的土地呢？”

　　秦始皇说：“有郡县。”

　　郡是春秋末年的产物，在战国时期被逐渐推广，成为各国中央政府以下的地方行政机构。

　　秦国最早设郡，均在边远地区，分别为西南地区的巴郡、蜀郡和北方的陇西郡、北地郡。在兼并的过程中，又不断在新占领的土地上设郡。

　　赵国故地有太原郡、云中郡、邯郸郡、巨鹿郡、雁门郡、代郡、常山郡；

　　魏国故地有上郡、河东郡、东郡、砀郡、河内郡；

　　韩国故地有三川郡、上党郡、颍川郡；

　　楚国故地有汉中郡、南郡、黔中郡、南阳郡、陈郡、薛郡、泗水郡、九江郡、会稽郡、长沙郡、衡山郡；

　　齐国故地有东海郡、齐郡、琅琊郡、胶东郡、济北郡；

　　燕国故地有广阳郡、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

　　百越及南越地方有闽中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

　　匈奴地区有九原郡。

　　前前后后共设置四十六郡，郡的最高长官是郡守。为了防止郡守独霸一方，又设置郡尉负责地方军事和治安，设置郡监负责监督百姓和官吏。

　　郡下设县，县的最高长官是县令，不满万户的小县则为县长。县令和县长下设县丞、县尉，分权共治。

　　县下设乡，负责摊派徭役、征收田赋、管理治安等工作。乡吏有“三老”，负责教化；有“啬夫”，负责讼事和收税；有“游徼”，负责治安。

　　乡下设里，相当于现在的村，村长本来称为里正，为了避秦始皇的名讳，又称为里典。

　　基层还有一种特殊的机构——亭。亭与乡、里没有隶属关系，属于县尉的派出机构，相当于现在的派出所，主要职责是“捕盗”，同时也负责接待来往官员和传递政府邮件，兼有驿站和邮政所的功能。

　　郡县是地方机构。中央机构的设置，也体现了分权而治、只对皇帝一人负责的原则。

　　皇帝之下，百官之首，就是丞相。战国时期，秦国的丞相不仅是国内的最高行政长官，也可率军出征，樗里疾、甘茂便是先例。秦朝建立后，秦始皇首先是剥夺了丞相的兵权，使其成为单纯的文职官员，同时又设立御史、太尉来牵制相权。

　　所谓御史，就是“管官的官”，负责监察百官，享受副丞相待遇，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书记。这是秦朝的独创，此后两千多年间，历朝历代都沿袭秦朝的御史制度，可见其对于维护皇帝的统治，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

　　太尉则是最高武官，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享受丞相待遇。有意思的是，秦始皇设立了太尉之职，却一直没有任命谁来当太尉，只任命了太尉职下的卫尉、中尉、廷尉等官员。也许秦始皇觉得，累就累点，还是将军权直接控制在自己手里比较可靠。

　　丞相、御史、太尉合称“三公”，此后历朝历代，大体上都按照这个模式来设置自己的中央机构。所谓“位列三公”，就是说某人已经做到官员的最高级别，这在皇权社会是相当了不得的。

　　帝国如此庞大，即便设置了郡县等机构，仍然存在一个山高皇帝远的问题。为了让皇权能够渗透到每一寸土地，秦始皇下令修筑贯穿全国的驰道。

　　顾名思义，驰道就是可以让马车飞驰的道路，也就是秦朝当时的高速公路。

　　公元前220年开始修建的驰道，主干线有两条，均以咸阳为起点。一条向东，直通原来的齐、燕地区；一条向南，直通原来的楚地和吴越等区。到了公元前212年，为了加强对匈奴的防御，秦始皇又下令修筑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直达北方的九原郡，总长一千八百余里。

　　据汉人记载，秦朝的驰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是相当壮观而且实用的，绝非后世的豆腐渣工程可比。

　　通过这些四通八达的驰道，皇帝的命令可以很快传达到全国各郡县。而且一旦有战乱，中央的精锐部队可以迅速奔赴四方。这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来说，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秦始皇治国策略之三：统一思想】

　　秦始皇知道，统一天下，不仅仅是在各地建立郡县，委派官吏，推行法治，更重要的是改变天下人的属性，让原来六国的臣民完完全全地变成秦朝的臣民。

　　为此，他决心从经济、文化、思想各方面入手，对天下进行一次彻底的改造。

　　首先是统一文字。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虽然有相通之处，然而书写起来各不相同。同一个字，往往有多种不同的写法。比如“马”字，在楚国至少有两种写法，在燕国也有两种写法，在三晋又有两种写法，交流起来，殊为不便。

　　天下统一之前，秦国使用的文字称为小篆。小篆由大篆演变而来，线条简单，字体均匀，异体字较少，在当时是比较好识别的一种文字。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文字，规定以小篆为统一书体。为了推行小篆，还命李斯、赵高等人编写了文字范本，以供各地学习。

　　中央政府推广篆书的同时，下层官吏又发明了一种隶书。隶书也是以小篆为基础，笔画直线方折，结构平整，比小篆更加简便易写，很快在政府基层流行，后来又被中央政府接受，成为政府文书通用字体。

　　隶书的发明人程邈，据说是一名狱吏，也就是监狱管理人员。秦朝法律严酷，监狱人满为患，狱吏的工作任务十分繁重。程邈在监狱掌握文书，每天都要书写大量文字，用小篆书写，速度极其缓慢，因此变革字体。秦朝小吏又称隶人，程邈发明的字体自然也就号称隶书了。

　　其次是统一货币。秦朝建立之前，各国的货币自成一体，形状、大小、重量各不相同，计算单位也不一致，给经济交流造成了极大不便。秦始皇下令统一全国货币，规定秦国原来使用的“半两钱”为通用货币。据后人估算，秦朝一枚半两钱可购粟米约1.23斤，或麻布0.6尺，而一口猪的价格约为250钱，普通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则为8钱。

　　再次是统一度量衡。度即长度，量即体积，衡即重量。战国时期诸侯割据，各国度量衡也不尽相同。秦朝以商鞅颁布的标准为基础，由政府制作标准器，刻上铭文，发至全国。

　　此外，秦始皇还下令收缴天下的兵器，汇聚到咸阳，熔铸成钟鐻（jù）等乐器和十二个大铜人，放置在宫内，以示天下一统，刀兵弃之不用。又将天下富户十二万户迁至咸阳，将他们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以免他们利用手中的财力收买人心，阴谋反秦。

　　统一文字、货币和度量衡，无疑是历史的进步；收天下之兵和迁天下富户于咸阳，也有其合理性。但是，接下来秦始皇要做的事情，就让人不敢恭维了。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举行宴会，文武百官和博士七十多人参加。

　　所谓博士，就是皇帝的文史顾问，职责是“掌通古今”，为皇帝提供参考。

　　这次宴会上，仆射（官名）周青给秦始皇拍了一个大大的马屁：“当年秦国地方不过千里，仰仗着陛下的圣明，平定海内，驱逐蛮夷，日月所照的地方，无不臣服。又将诸侯国都变为郡县，人人安居乐业，不再受战争之苦。大秦江山传于万世，自上古以来，还没有人能够比得上您的威德！”

　　秦始皇听了很高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一个人建立了盖世功勋，如果没有人每天在耳边唱几句赞歌，心里会很不舒服的。然而马上就有一位博士——齐人淳于越站出来，对周青的话进行反驳。

　　淳于越说：“商朝、周朝统治天下千年，主要是因为他们分封子弟功臣，作为王室的屏障。如今陛下拥有海内的广阔土地，而兄弟子侄都不过是匹夫，没有自己的土地和武装。万一日后出现个像齐国的田常、晋国的六卿那样的人物，而皇帝无所依靠，请问谁来相救呢？周青不顾历史常识，当面奉承以取悦于您，不是忠臣！”

　　矛盾的焦点，又回到了是实行皇权专制还是封建制的问题上来了。秦始皇没有当场发作，将问题交给群臣讨论。李斯此时已经是丞相，维护皇权责无旁贷，上书道：“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各有各的套路，但是都治理得很好。时代发生了变化，制度就必须相应改变，这样的道理，下臣认为无须多说也能让大伙明白。现在陛下建立了万世之业，本来就不是那些愚蠢的儒生所能明白的。淳于越动不动就说商朝之事，难道他不知道那是千年之前的事，根本没有可比性吗？”

　　写到这里，李斯话锋一转：“原来诸侯相争，厚待游说之士。如今天下已定，法令统一，百姓们应该努力务农做工，士人们则应该学好国家法令。可是现在这些书呆子呢，不肯面对现实，一味妖言惑众。我斗胆进言，古代之所以天下大乱，就是因为思想混乱，不能统一。而现在的儒生又借古讽今，混淆视听，否认您的功绩，夸耀自己的主张，故意和朝廷唱反调，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对于这种行为，如果不及时加以制止，皇帝的威信就要扫地，思想的派系就要形成，我看还是严加禁止的好。”

　　接着李斯提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建议：“下臣请求，但凡不是秦国的史书，统统烧掉。如果不是官方的学者，私人藏有诸子百家著作，统统送到官府集中烧毁。有两个人以上聚集在一起谈论《诗》《书》的，斩首示众。敢借古讽今的，灭族。命令下达之后三十日还敢私藏书籍不送去烧毁的，发配去修长城。可以留下不烧的书，只有医药、算命、种树这三类。如果有人要学习法令，可以向官吏请教。”

　　秦始皇阅毕，批了一个字：“可。”

　　中国号称五千年的文明，本来可以更加熠熠生辉。但是由于李斯的这个建议，秦朝以前的历史差点变成一片空白。我私下以为，历史是一个民族共同拥有的温婉回忆，割裂历史无异于抹杀一个民族的童年，使其在时间的河流中找不到自己的根蒂。如果不是有人冒死将一些著作私藏起来，中国的历史很有可能就只能从秦朝算起了。而我们现在研究秦朝以前的历史，往往感觉史料稀少，不是因为古人懒惰，而是拜李斯这位精明的官吏，以及他背后那位“略输文采”的主子所赐。

　　【秦始皇的最大败笔：滥用民力，穷兵黩武】

　　通过中央集权，秦始皇确实做了很多前人所不能做到的事，修筑长城就是其中一件。

　　战国时期，各国为了防御匈奴的入侵，都在各自的边境上修筑了长城，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赵长城、燕长城和秦长城。秦朝建立后，秦始皇派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夺取了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又越过黄河，迫使匈奴向北退却七百余里。为了防备匈奴卷土重来，秦始皇命蒙恬在原来各国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一条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绵万余里的长城。

　　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修筑长城是一件极其浩大的工程，要在短短的几年内完成，唯一的办法就是动员大量的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就是囚犯。秦朝实施如此严酷的法律，将那么多平民百姓变成囚犯，就是为了获得大量免费劳动力，实际上是一种国家绑架。

　　雄伟的长城下面，是无数囚犯的血泪和汗水。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或许不过是虚构，可是当年为了修筑长城，有多少普通的家庭妻离子散，多少无辜的汉子葬身边疆，恐怕是没人算得清了。

　　儒家的政治哲学，主张“使民以时”，量力而行，就是要统治者爱惜民力，不要过度役使百姓。但是在秦始皇的字典中，是找不到爱惜二字的。修筑长城便也罢了，好歹是为了防御外族入侵，修筑阿房宫和骊山陵墓，则完全是挥霍无度，浪费民力。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212年，秦始皇认为咸阳宫中人员增加，而先王留下来的宫室又小，已经不敷使用。又听说当年周文王建都于丰，周武王建都于镐，看来丰、镐一带确实是风水宝地，于是着手在渭水南岸的阿房修建宫殿。当时的想法，要等宫殿修好之后再命名，于是暂时叫作阿房宫。但是这座宫殿的规模实在太大了，以秦始皇的魄力，动员了数十万刑徒来修筑，也没能在他去世前完成，后人便干脆把阿房宫当作正式的名称了。

　　阿房宫究竟有多大？仅从前殿的设计就可窥见一斑。前殿是阿房宫最先开建的建筑，史书记载为“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据后人在其遗迹上测量，占地约为0.55平方公里，相当于三分之二个北京故宫。环殿建有阁道，从殿下直通终南山，并在终南山修建了宫门。又从阿房宫修建通道北渡渭水，一直与咸阳相连。

　　除了阿房宫，秦始皇还在关中地区设立行宫三百多所，关东地区设立行宫四百多处，以备其出巡所需。

　　为了检阅各地的专制主义建设成就，同时也是为了在天下人面前炫耀武力，秦始皇开始频繁地出巡。

　　公元前220年，统一中国的次年，秦始皇出巡陇西、北地二郡，检阅边防部队，威慑北方的匈奴。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第二次出巡，车驾出函谷关，经雒邑至荥阳，沿河直下，抵达泰山。此行的目的不言而喻，就是要履行天子的职责，封禅泰山。

　　自古以来，泰山都是祭祀上帝的场所，只有天子才有资格前往泰山祭祀。在泰山上祭祀，称为“封”；在泰山下祭祀，称为“禅”，合称封禅。

　　秦始皇登上泰山，立石刻写铭文，筑坛祭天，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下山后，沿着海滨东行，经山东龙口、烟台等地，抵达琅琊，在那里逗留了三个月之久，然后回头向西南行进。经过彭城的时候，因为传说九鼎沉于泗水，秦始皇斋戒沐浴，令千人下泗水打捞九鼎，结果一无所获。又继续南下渡过淮河，至南郡和衡山郡。在洞庭湖，秦始皇的船队遇到大风，以为是湘君（传说是尧的两个女儿，嫁给舜为妻，死后葬于此）作怪，便派人将湘山的树统统砍光，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北上武关，返回咸阳。

　　公元前218年，秦始皇再度东巡。途经博浪沙（今河南省中牟）的时候，路边的芦苇丛中突然飞来一只铁锤，将他的副车打得粉碎。卫士们立刻展开追捕，但是刺客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已经逃得无影无踪。

　　这次袭击的主谋名叫张良，祖上长期为韩国王室服务，其祖父、父亲都曾担任韩国的相国。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的时候，张良还只是一个少年，他怀着对秦国的仇恨，“弟死不葬”，倾尽家财网罗刺客，企图行刺秦王。后来得到一名大力士，张良特地为他打造了一只重达一百二十斤的铁锤，埋伏于博浪沙中。当秦始皇的车队经过时，大力士便将铁锤向车驾扔去，不料误中副车，秦始皇得以幸免。

　　经历这次袭击后，秦始皇仍然继续东行，再次来到琅琊，然后折返咸阳。

　　公元前215年，秦始皇第四次出巡，方向还是东方。这一次出巡，除了震慑天下，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派人寻找长生不死之药。

　　中国古代的传说，海中有三座仙山，分别叫蓬莱、方丈和瀛洲，是仙人的居所。早在第二次出巡的时候，秦始皇就曾委托山东的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乘坐大船入海寻找仙山，结果无功而返。秦始皇并不气馁，这一次又派方士卢生等人入海寻找仙人。结果可想而知，卢生也空着手回来了，但是带回一本神秘的书籍，其中有一句话：“亡秦者胡也。”

　　秦始皇认为胡是指匈奴，于是派蒙恬抓紧进攻匈奴，并且发配大量囚徒前往边疆，加快了修筑长城的步伐。

　　秦始皇每次出巡，都有数万名全副武装的士兵随行，黑色的“秦”字大旗遮天蔽日，鲜明的兵器衣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向天下人昭示皇帝的威严和权力。他坐在并不舒适的马车上——虽然马车经过能工巧匠的改装，通过窗户可以调节空气，但仍然颠簸得很厉害，与后人使用的专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走遍了黄河流域和大江南北。

　　“这就是皇帝啊！”各个地方的人们操着不同的方言，互相惊叹着，情不自禁地将头低下去，继而屈膝跪下来。即便是那些恨他入骨的人，面对这华贵无比的车队，看到他那张不怒自威的脸，也难免从心里感到一丝震撼。

　　但是也有人对他持有完全不同的态度。当他出巡到江南的时候，项羽站在围观的人群中，竟然大声地喊了一句：“这个人，可以取而代之！”

　　此举让一旁的叔父项梁大惊失色，连忙用手捂住项羽的嘴，将他拖出了人群。

　　当秦始皇出巡回来，经过咸阳的大街的时候，时任沛县泗水亭亭长的刘邦正好以小吏的身份在参与修建阿房宫。他看着皇帝的车队庄严肃穆地在宽敞的大街上徐徐行进，不禁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喃喃地说了一句：“男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嘛！”

　　刘邦对皇帝没有任何仇恨，只有羡慕，而且潜意识里的想法和项羽一致：“这个位置，皇帝坐得，我为何坐不得？”

　　这恐怕是秦始皇始料不及的。

　　【秦始皇东巡求仙记】

　　但凡成功的统治者，做到秦始皇这个份上，都会不约而同地想一件事——如何长生不死，永享荣华。

　　自公元前219年遣徐福入海求仙开始，秦始皇就和形形色色的方士打上了交道，期望他们能够带来长生不死之药，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久而久之，秦始皇自然产生了怀疑，不是对世上是否有仙药产生怀疑，而是对方士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当他有一天终于略带不快地向方士卢生抱怨了一两句的时候，卢生马上意识到了危险来临，于是辩解道：“我们之所以一直找不到仙人与长生不死之药，主要是受到了某种干扰。”

　　据卢生解释，仙人入水不湿，入火不烧，可以腾云驾雾，与天地共存，但是喜欢清静的地方，不喜欢被人打扰。而秦始皇治理天下很繁忙，不能清心寡欲，所以总是求仙而不得。“希望陛下以后居住在什么地方，不要让别人知道，然后才有可能得到不死之药。”

　　如此低劣的谎言，秦始皇竟然也相信了，从此不再自称为“朕”，而是自称“真人”。又修建甬道，将咸阳附近的二百七十多座宫殿连接起来，每晚都住在不同的地方，只有赵高等少数几名亲信知道。凡泄露皇帝行踪者，一律处死。

　　有一次，秦始皇在梁山宫中，远远地看见丞相李斯的车队十分庞大，脸上露出不快的神色，随口说了一句：“丞相很威风啊！”宫中有人将这话告诉了李斯。李斯很害怕，从此减少了侍从。秦始皇知道后，龙颜大怒：“一定是宫中有人将我的话泄露了出去！”拷问身边的人，没有人承认，于是下令将当时在场的人全部杀掉。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秦始皇的行踪了。

　　再说方士卢生，凭借着一句谎言唬住了秦始皇，但也知道不能长久，便跟同伙侯生商量说：“皇帝为人刚愎自用，觉得谁也比不过他，从来不相信任何人。他身边倒是设有博士七十人，只不过实际上都是摆设。连丞相这样的大臣，也不过是听令行事，没有任何自主权。国家的事情不分大小，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每天等待皇帝批阅的奏章，多得要用秤来称，每晚不完成一定的份额，他就不睡觉。一个人贪恋权势到这种地步，怎么可能找到不死之药呢？”

　　两个人越想越害怕，带着自己的徒弟，偷偷逃跑了。

　　这件事情，本来应该足以使秦始皇醒悟。但是没想到，秦始皇发了一通火，将脾气全部撒到了书生身上，说：“我已经将那些无用的书全部烧掉，之所以还招纳一些方术之士，是因为他们自称能够使国家太平。我对卢生也算是够看重了，他们居然敢诽谤我，到处说我的坏话。我听说，咸阳城中有不少书生也在妖言惑众，真是罪该万死！”于是命御史将书生统统逮捕起来进行审讯，最后圈定了四百六十人，全部活埋于咸阳，并昭告天下，以儆效尤。

　　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是个忠厚的年轻人，对秦始皇这种做法感到难以接受，劝谏说：“现在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心服。这些书生读的都是圣贤之书，在民间很有影响力，如今您一律用重刑来整治他们，我担心天下会因此不安，请您明鉴。”

　　秦始皇哪里听得进扶苏的意见，一怒之下，将扶苏派往上郡，去蒙恬军中担任监军。

　　做完这些事，他又命方士徐福继续抓紧到海上寻找仙药。徐福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又带着五百童男和五百童女出海。

　　徐福这一去，没有再回来，很有可能迷失了航向，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中。但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徐福一路东行，漂到了日本诸岛，在那里定居下来，成为了日本人的始祖。

　　这多少有点意淫的成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