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章 阵营之争
最清楚《小巴黎人报》每期销量的，当然是它的主编保罗·皮古特。
他现在正叼着雪茄，看着刚刚送来的、还散发着油墨味的今日销量统计，嘴角几乎咧到了耳根。
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了他最大胆的预期。
办公室门被推开，副编辑雅克·马修兴冲冲地进来：“皮古特先生！街上的报童反馈，几乎所有人开口就问‘有本雅明·布冬的那份吗？’！
好几个区的报摊上午就卖断货了，催着我们加印呢！”
保罗·皮古特用力吸了口雪茄，吐出浓重的烟雾，得意地敲着桌子：“看到了吗？这就是莱昂纳尔·索雷尔的魔力！
读者要的是好故事！是能让他们瞪大眼睛、忘记手里黑面包是什么味儿的故事！那个‘倒着生长’的婴儿，就是最好的鱼饵！”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仿佛能看到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一份《小巴黎人报》，如饥似渴地读着《本雅明·布冬奇事》的场景。
更看到了《小巴黎人报》凭借着这部的连载，一举超过《小日报》《晨报》等竞争对手，一举成为法国第一大报纸的美好前景。
“告诉印刷厂，今晚加印！加印数量……翻倍！不，翻两倍！我要让整个巴黎，从纺织厂的女工到擦鞋童，嘴里念叨的都是‘本雅明·布冬’！”
乔治·沙尔庞捷的彩插收集游戏在沙龙里玩得风生水起？很好，那就让那些贵妇人们去追逐雷诺阿的小画片吧。
而他保罗·皮古特，用5生丁的价格和这个匪夷所思却又直击人心的故事，正在征服整个巴黎的“胃口”。
「本雅明·布冬」，这个由莱昂纳尔虚构出来的，逆时间而行的生命，已然成为了1879年春天，巴黎这座城市最不可思议、也最具话题性的“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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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下午，圣奥诺雷城厢街240号，福楼拜先生的公寓里，照例是人头攒动，济济一堂。
不过来的人当中并没有伊万·屠格涅夫，他趁着天气暖和起来，就回俄国去了。
据说伟大的列夫·托尔斯泰写了一封信给他，想与他和好，也许他这是赶回去见这位老朋友。
不过即使这样，沙龙的热闹依旧不减，莱昂纳尔的《本雅明·布冬奇事》作为这个星期巴黎最为人追逐的，自然也得到了格外的关注。
客厅的圆桌上散落着几份《现代生活》和《小巴黎人报》，于斯曼甚至向莱昂纳尔索要他唯一缺失的那张卡片。
对此莱昂纳尔只能摊手表示自己也没有收集全这些插图卡，众人哄笑起来，纷纷表示不相信。
左拉突然哼了一声：“诡计！”他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愉悦、调皮、善意的嫉妒。
他有些感慨地看着莱昂纳尔：“乔治什么时候变得滑头起来了？你的配合雷诺阿的彩插收集把戏，简直是神来之笔。
一期四幅插图，逼着那些贵妇人买上好几份杂志？真是商业奇才！”
众人都随着赞美起来，纷纷表示如果乔治·沙尔庞捷先生能把这灵光一闪变成常态，自己的新作不妨也给「沙尔庞捷的书架」出版。
这个时代的法国作家并不以言利、从商为耻，反而赚大钱十分热衷。
巴尔扎克这种钻进钱眼里的就不说了——龚古尔兄弟都是艺术品经纪人，大仲马开设过自己的剧院，都德是个出版策划人……
有了左拉开头，大家纷纷都在讨论怎样才能把书卖得更好点。
最后还是福楼拜把话题拉了回来：“哈，亲爱的朋友们，别忘了一切的源头是莱昂纳尔，他这次带来的不是落魄的老头或者神经质的女人，而是一只生下来就裹着八十岁皮囊的怪胎！
现在整个巴黎都在议论他，说说吧，你们怎么看这只奇妙的生物？居伊，你先说。”
莫泊桑慌忙放下咖啡杯：“老师，莱昂纳尔的构思……确实令人惊叹。他早和我们聊过一些想法，但看到成文，特别是开头这种双线倒叙的架构——
巴黎公社风暴中的临终阅读，与大革命硝烟中的骇人诞生交织，这冲击力远超我的想象。
他成功在开篇就制造了巨大的悬念——这个生而苍老的生命，如何在时间之河中逆流而上？”
左拉的兴趣也转移到上：“悬念？不，居伊，不仅仅是悬念！莱昂纳尔选择了一个极端怪诞的设定——生如老翁，逆向生长。
这看似荒谬绝伦，违反自然法则，就像医学院解剖室里那些畸形胚胎！然而这是植根于法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逆常’的时代节点——1789年7月14日！
巴士底狱陷落，旧秩序崩塌，新世界在血与火中挣扎着分娩，一个‘生而衰老’的婴儿，难道不是对那个疯狂时代最尖锐、最怪诞的隐喻吗？
旧制度在死亡前夜诞下的怪胎，这是一种基于病理学的‘怪诞自然主义’！”
莱昂纳尔：“……”
爱弥儿·左拉始终没有放弃把他拉进「自然主义」的阵营，几乎他的每一部，他都能归结到遗传或者病理上。
幸好埃德蒙·龚古尔也听不下去了，他捻着精心修剪的胡须，慢悠悠地说：“爱弥儿，你总不能把一切都纳入‘自然主义’吧？
我倒觉得，莱昂纳尔一直有我们兄弟在《热曼妮·拉塞朵》里尝试的‘文献性’的味道。
看看他对大革命前夕巴黎街景的描绘——‘热浪像滚烫的油脂’、‘空气里弥漫着恐惧、硫磺和腐烂垃圾的气味’、‘街道成了一条条沸腾的激流’……
多么细腻、准确！这绝非凭空想象，他一定啃透了米什莱的《大革命史》或者那些亲历者的回忆录。
这不是什么‘怪诞自然主义’，而是‘荒谬文献体’！”
莱昂纳尔：“……”怎么龚古尔你这个浓眉大眼的也叛变了呢？
福楼拜则敏锐地嗅出了两者之间的某种火药味——左拉希望把莱昂纳尔拉入「自然主义」阵营，是蓄谋已久；龚古尔想把他的归入「文献体」，肯定也不是临时起意。
莱昂纳尔之前的三篇作品，由于篇幅的缘故，影响力不够持久，还不足以让这些文坛名宿急于将他招揽至麾下。
随着他第一部长篇连载开始，并在贵族与市民两个差异巨大的阶层都广受欢迎，“莱昂纳尔属于哪个主义”，就被放上了巴黎文学沙龙的日程表。
福楼拜想起了自己在1856发表《包法利夫人》之后，评论界迫不及待地将自己归于「自然主义」的往事。
后来的左拉干脆称他为「自然主义之父」。
但是他在写作《包法利夫人》的时候，更多想到的是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而非“遗传”与“病理”。
明确阵营有好有坏——
好的一面自然是会得到同阵营的鼓吹、呐喊，无论是发表作品还是到各地去巡演讲座，都是一条坦途。
所以他不反对自己的学生莫泊桑同时也追随左拉，一起高举「自然主义」的大旗。
坏的一面则是创作自由会被限制、束缚，如果不是高度认同某种理论，否则渐渐会成为一种折磨。
所以他始终对莫泊桑的创作状态并不满意，认为他浪费了太多时间在「自然主义」上，却一事无成。
莱昂纳尔的《本雅明·布冬奇事》同时赢得了贵族读者与平民读者的欢迎，也赢得了“贵族作家”与“平民作家”的青睐。
埃德蒙·德·龚古尔是前者，爱弥儿·左拉是后者。
福楼拜非常好奇莱昂纳尔会怎样选择自己的阵营——而不是像之前几次聚会一样含混过去。
他特地给莱昂纳尔倒了一杯酒递给他：“莱昂，说说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