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4章 松平之政

　　自大唐的势力进入日本之后，由于国家比较小，而且经济结构更加单一脆弱，所以大唐力量在日本发酵的速度远比在清国更快。

　　1783年时，津轻岩木山和关东浅间山两座火山相继爆发，各地普遍受火山灰的影响，造成农作物大面积歉收，而尤其以大唐所辖的奥羽海外领受到的影响最大。不过在灾害发生之后，大唐方面已经迅速地做出了灾害可能严重影响当地农民收成的判断，并从国内调拨了一批粮食到奥羽来，以粮食作为报酬，召集当地人进行各种建设工作。

　　另一位面中造成数万人饿死的天明大饥馑在本位面中几乎没有任何杀伤力，没有被记录的饿死情况发生，而奥羽海外领也通过这个方式，成功地转换了一批农村劳动力为城镇劳动力，从事其他的工作。

　　但是不同于在奥羽的“一帆风顺”，自然灾害同时还使得关东和关西地区的农业大面积歉收。由于幕府老中田沼意次的主要施政策略是发展工商业，对于农业相对忽视，所以灾害发生后，大批跟田沼意次有仇怨的家臣跳出来开始攻击这位权臣。最后田沼意次也顶不住压力就此辞职，而在他任上所执行的一些政策，比如货物专卖，以及购入的大唐机器开办的少量工厂，基本上也全部被取消和停摆了。

　　日本经过四五年的革新建设，最终又面临了全面性的失败。新上任的老中松平定信跟田沼意次完全不是一个频道上的，在政见上严重相左，在田沼意次时代，松平定信就极力反对田沼意次的重商政策，而在松平定信成为幕府政治核心之后，立即废除了田沼时代的各种政策，开始用传统儒家式的重农政策，企图维护幕府的权威和统治。

　　松平定信在1788年发布《节俭令》，要求士农工商严格遵守等级身分制，禁止奢侈享乐。削减幕府经费1/2、将军家内用度1/3，连同江户城削减下来的经费中提取七成，作为救济贫民的费用和低贷资金，称为《七分金积存法》。同时，奖励武士习文练武，取缔私娼和艺妓，禁止色情文学和男女混浴；1789年颁发《弃捐令》，宣布废除旗本、御家人的债务。

　　而松平定信的施政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他的重农政策。由于田沼意次在目睹大唐之强盛之后，在日本国内做出了诸多改革，再加上大唐通过夺取奥羽，并将自己的商品和其他影响力输入到了日本，一时间日本社会新旧两种文化激荡冲突。而大唐和兵团成立后，帮助大唐稳定了在东南亚的海外领，获取赫赫战功，并且士兵们得到了比较丰厚的报酬。一时间，日本社会浮躁之气充斥，很多农家子希望能够前往奥羽，得以选上大和兵团的“武士”，从而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而商业的发展，更使得一些农民企图通过商业发家致富，社会上的投机行动层出不穷，而很多武士也放弃传统的生活模式，投入到了这个过程钟来。这也是松平定信后来推出节俭令、振兴武家纲纪、重农政策等一系列政策的推动缘由。

　　新政策中，奖励种植粮食作物，限制种植经济作物，储粮备荒、造林、治水。针对新形势中，人口流动大为增大，商业活动增多，松平定信不仅没有接受，而且还采取了排挤和限制，幕府准备发布《旧里归农奖励令》，在江户设立“浮浪者收容所”，劝导城市游民归乡务农，禁止农民离乡入城，以确保农村劳动力。

　　而实际上，来自世界头号产粮大国大唐的粮食已经进入日本市场，并且严重冲击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再把农民捆在土地上，只能是逼他们去死。秉持旧制度和旧观念，在社会迅速转型的时期，也与作死无异。

　　尤其是，虽然日本在大唐的整个国家战略中算不上多么重要的一环，但大唐高层也从来没有忽视过日本，并且有逐渐掌控日本的野心。这里毕竟拥有两千多万人口，虽然经济贫瘠，但是劳力也是足以利用的一项资源。

　　大唐所控制的奥羽地区，本来就是整个日本人口比较稀疏的地区，松平定信的法令一出，限制了人口的流动，自然也限制大唐对奥羽的发展。而且松平定信的重农抑商政策，也同样伤害了大唐的利润。田沼意次时代，日本是鼓励对唐贸易的，虽然日本出产的一些土产品价值并不高，但还是养活了一批中小型的贸易公司的。而且一些商人也对大唐商货甚至机器进行采购，给大唐带来了不少的利润。可在松平定信重农抑商政策之后，不同于大唐诸多的贸易对象，日本与大唐的贸易额居然出现了一个下降。综合以上两点，大唐开始对日本幕府政治十分不满了。

　　其实不满幕府松平政策的不仅仅是来自外部的大唐，日本国内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田沼时代一批商人通过商业发家，建立起了一定的资本实力。但是松平新政一出，就严重侵犯了他们的利益。一些上层武士，比较有经济实力，也通过经商和实业赚到了一笔，毕竟由于大唐粮食涌入，耕田种地的盈利十分微薄了。而松平逆时代潮流的政策则同样挫伤了这些上层武士，其中就包括一些各藩大名。

　　如萨摩藩、长州藩，在眼界上比较开阔，随着日本开国之后，吸收了比较多来自外界，特别是大唐的有益成分，实力也有所增强。尤其是萨摩、肥前等藩，都有比较多的贸易往来，重农抑商政策对他们的打击也不小。

　　于是，在几乎没有人喜欢幕府新政的时候，慢慢这些个力量已经合流起来，尤其是一部分接受了新思想的藩士，提出了十八世纪版的“大政归还”，整个日本的政局开始走向了一条离奇而又让人难以掌握脉络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