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大英帝国的回光返照（中）

　　二战期间，丘吉尔针对英伦空战曾说过一句名言：“从来没有这么多的人，被如此少的人所保护。”其实，这句话稍微一更改，就是大英帝国活生生的历史：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控制过如此多的土地与人口。

　　十七世纪时，英国的人口不过四百万，只相当于同时期西班牙人口的一半，法国的四分之一。哪怕到大英帝国鼎盛时期，人口也不过四千万。但是，在狭小的大不列颠岛之外，它却统治着三亿四千五百万人口，和一千一百六十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被恰如其分的称为“日不落帝国”，而伦敦也因此成为世界之都。

　　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之中，正是依靠这么多遍布全球的殖民地，本土体量在欧洲列强之中排倒数第一的英国，才获得了举世无双的战争潜力，可以维持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而不至于崩溃瓦解。遍布于非洲、美洲、亚洲、大洋洲的殖民地，可以为英国提供源源不断的战争物资，只要后勤运输线没有被切断，英国人就可以长久的坚持下去，这是德国无法媲美的。而且，战时的英国还可以从各殖民地组建部队，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组建的殖民地军队，完全可以弥补大战造成的人力缺口。即使拿一个德国士兵换十个殖民地士兵，这样的战损比对于英国来说也是非常有利，德国人却经不起如此巨大的消耗。

　　但这样的必胜之局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大英帝国的敌人只能位于欧洲，而不能同时从亚洲方向来犯。否则的话，貌似强悍无敌的大不列颠殖民帝国，就会如同纸牌搭建的破屋一般，眨眼间轰然瓦解。

　　幸好，直到二战爆发之前，由属地、殖民地、保护国和共管地组成的大英帝国，仍然疆域辽阔，无边无际，太阳永远不会在大英帝国的版图上坠落。五亿六千三百万肤色各异、语言不同的人——泰米尔人、中国人、布须曼人、西南非洲的霍屯督人、达罗毗荼土著人、美拉尼西亚人、澳大利亚人、英格兰人、加拿大人等——的生死之权，至今依然取决于伦敦白厅的绅士们。

　　在恢弘壮丽的大不列颠殖民体系之中，版图从开伯尔山口延伸到科摩林角之间的英属印度帝国，无疑是大英帝国皇冠上最闪耀的一块宝石，最华丽的一座宝库。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把印度彻底的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变成了一个奴隶之邦。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国度里，最高等的自然是英国白人和其他白色人种，其次是印度原有的王公贵族，再其次是印度平民，最下等的是原印度贱民。英国人不容许印度有任何革命发生，因为这会危及到英国自身的利益。所以，贵族还是贵族，平民还是平民，贱民当然依然是贱民。印度成了英国人的天堂，成了白人冒险家的乐园。一切在英国穷极无聊或潦倒不堪的白人流氓甚至乞丐，只要去了印度，不出几年，居然都可以混个人模狗样、钱包鼓鼓的回来。至于原来就有根有底的世家贵族，或富豪子弟，如果去了印度，那更是成了人上人，在印度享有无上的尊严，吃喝的都是山珍海味，美酒佳肴，出入都有奴仆前呼后拥，住处的环境幽雅，奢侈富丽。

　　在这段时间里，英国人统治的印度帝国宛如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厦，是大英帝国的基石和见证人，象征大英帝国极其辉煌的业绩，以及不列颠殖民者多年苦心经营的结晶。

　　然而，即使是印度人，也并不是一个甘心永远当奴隶的民族，在这一次的世界大战之中，来自东方的日本武士刀和来自南亚次大陆本身的怒火，终于把这块宝石给一点点地碾了个粉碎。

　　到了去年秋天的时候，整个英属印度的米字旗都已经被扯落撕碎，只剩下首府德里还在负隅顽抗，但在丢失了孟买港这个联系外界的最后通道之后，困守德里的韦维尔总督似乎也已经注定将要走向末日。

　　对此，丘吉尔曾经在议会上无限绝望地哀叹，“……印度殖民地的丧失，对不列颠帝国是决定性的致命一击。不列颠从此微不足道，黯然失色。”

　　——没有了印度人民源源不断贡献的财富，没有了廉价的印度士兵去填战壕，除了印度之外的其它殖民地，也是一片土崩瓦解、烽火狼烟。在这种情况下，焦头烂额的大英帝国不得不搜尽本土的最后一枚铜币，征发本民族的最后一个壮丁，去跟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众多的敌人进行越来越血腥的消耗战。为此，几乎所有种类的消费品，诸如食品、燃料、酒类、电力、衣服，直至举世闻名的黑啤酒和板球，都在英国本土的商店之中消失了。英国人圣诞节的餐桌上没有了火鸡和蛋糕，新年的伦敦一片黑暗，因为电费价格上涨了十倍，大家都用不起电。英国绅士们愕然发现自己的生活居然变得如此贫穷，简直匮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

　　但即便如此搜刮，以英国本土有限的体量和贫乏的资源，依然无法维持一场全面战争的浩大开支，只能拉下脸皮向美国开口求援。从燃料到食品到军火，什么都要，但却什么都支付不出来，只能暂时赊账。

　　曾经的世界霸主，如今却俨然成了祈求美国怜悯的乞丐，如此凄惨的境遇，实在是让人痛心疾首。

　　但到了今年春天，局势却陡然逆转，大英帝国几乎不费一兵一卒，只靠几名外交官的灵巧舌头，就轻而易举地收复了大半个印度！如此不可思议的奇迹，简直让伦敦的政客们为之目瞪口呆，咋舌不已。

　　“……真是不可思议，我们都曾经见过甘地，很难想象这个苦行僧居然会放弃让印度独立的主张。”

　　工党领袖艾德礼摇头说道，“……而且是在印度已经几乎注定要脱离帝国管制的情况下！”

　　“……很简单，因为甘地是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生活在他想象出来的梦幻世界里。而他的追随者也不得不陪着甘地一起做梦。你不能把他当成一个政治家来看待，他的真实身份是神棍，是宗教领袖。你可以把他看成是现代的释迦摩尼，或者印度的耶稣。他希望看到一个没有战争和流血的和平国度。”

　　丘吉尔喷了一口烟圈，态度悠然地说道，“……但钱德拉·鲍斯领导的印度叛乱，却明显是在把这个古老国度推进血与火的深渊。而且这个通过战争和杀戮所诞生的印度，与他终生为之奋斗不息的梦想中的印度毫无相似之处。为了结束这场噩梦，把印度推进他想象中的轨道，他只能回过头来跟我们合作。”

　　“……那么尼赫鲁呢？他可不是什么神棍，也不是什么梦想家，他的野心甚至不比希特勒更差！”

　　“……尼赫鲁？那个狂妄傲慢，满口谎言的律师？”丘吉尔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他确实很讨厌由伦敦白厅继续统治印度，但却更讨厌由别人来领导印度的独立……而这就是我们之间展开合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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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句话叫做，只要路线错了，那么知识越多就越反动。

　　这句话若是放在印度的圣雄甘地头上，可谓是贴切得不能再贴切。

　　总的来说，甘地头上的光环，是远距离观察者想象的结果。事实上，甘地身上的抽象理念和浪漫精神，在任何时代都并未受到印度精英阶层的多少青睐。然而，鉴于甘地所拥有的道义资源，他们一边不得不打着甘地的旗号，一边做着与甘地的构想路线完全相悖的事。否则的话，天晓得印度会被折腾成什么模样。

　　中国人常说孙中山是“孙大炮”，讲话不切实际，随口胡诌，写的一部《建国方略》也是近乎于三流蹩脚科幻小说。但若是跟甘地的建国路线比起来，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已经称得上是非常之务实了。

　　那么，甘地的政治思想路线又是怎么样的呢？嗯，大致有这么几个要点：反科学，反西方、反工业化、反对暴力、保护动物、保护环境、民族平等、宗教自由……除了缺少男女平等的纲领之外，基本就是后世欧美白左圣母小清新的那一套心灵鸡汤。至少绿色和平组织肯定会跟甘地很有共同语言——虽然之前已经有很多怀念田园牧歌时代的文艺作品，但就世界范围而言，甘地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去工业化”理论的人。

　　这样的思想虽然在二十一世纪初期似乎时髦过一阵子，但在以战争和革命为主旋律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却是不折不扣的奇谈怪论。举例来说，近代中国的政治人物，无论思想偏左还是偏右，基本都不会否认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重要性。就算是反对搞民族工业，一心信奉“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买办阶层，至少也认为需要建设现代化的海陆物流交通，以便于更加顺畅地跟海外国家做生意——如果连港口、铁路、公路和机场都没有，什么东西都运不进去也拉不出来，这买办生意该怎么做啊？

　　但是，甘地却是真的在反对西方文明的一切，在他写的《印度自治》一书之中，阐述了他的建国和施政理念，强烈抨击西方的一切根深蒂固的制度，认为印度的出路在于“抛弃它近五十年来发现的东西”。

　　他将现代文明所制造的一切物质财富视为罪恶，对现代文明持连根拔除的态度，否定现代城市生活，否定现代工业制度，反对工业化和大机器，主张回归自然，回到传统的古朴宁静的小农社会，恢复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恢复自给自足的村社自治，重建以精神为基础的社会。

　　与政教分离，实现世俗化社会的时代大趋势背道而驰，甘地将宗教因素引入政治。甘地不仅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经常使用宗教术语，将宗教问题与政治问题扯在一起，而且直接运用绝食、祈祷等宗教方法解决政治问题，并且经常引用宗教词汇，一再提起上帝、罗摩等，强调运动在宗教方面的意义，从而使运动带有强烈的宗教复兴主义的性质。甘地作事往往凭借神秘的“内心声音”，而很少诉诸理性。在民族民主运动中，甘地不仅凭内心声音决定发动斗争的方式，而且凭内心声音以各种荒诞的理由随意中止运动。

　　甘地反对一切技术进步，反对使用拖拉机，要求人们用几千年前的老办法耕地；反对碾米机械，要求大家吃糙米。还呼吁关闭纺织厂，主张用手摇纺车取而代之，以便于让乡下人有事可做。为了他的非暴力信仰，甘地认定皮下注射是暴力行为，拒绝让急性支气管炎发作的妻子注射青霉素，结果导致妻子病亡。

　　甘地希望按照他的理想建设一个告别工业和科学的印度，一个甘于清贫、笃信神灵的印度，一个告别城市、回归乡村的印度。甘地对印度传统文化充满自豪感，对其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优越性，甚至希望保留剥夺人平等的种姓制，因为他认为职业传承能使人安分守旧。

　　与此同时，他又极端地蔑视现代化。根据甘地的设想，现代文明的实质即西方文明是邪恶的，一个理想的印度不应该有铁路、工厂和军队，医生和律师的人数也要尽可能的少。城镇生活意味腐化，唯有乡村才是神圣的。四亿国民靠着非暴力、求真理这般抽象概念就能过上幸福生活，还能拯救堕落的西方人……

　　好吧，如果将中国义和团的思想口号，加以艺术化和非暴力的修饰，大概就是甘地的主张内容了。

　　——他不承认落后就要挨打，不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是认为仁爱和宽容可以拯救一切，如鸵鸟将头埋进沙子……这样仿佛痴人说梦一般的反现代化思想，虽然让甘地在广大乡村拥有了无数拥趸，却雷倒了国大党的其他领袖。哪怕是作为法定接班人的尼赫鲁，也多次公开表达对甘地的恼怒，说“老头子又犯糊涂、又在装神弄鬼”。在甘地眼中代表印度传统美德的苦行僧和乞丐，在尼赫鲁心目中是“大部分人毫无用处，他们只会欺骗他人，靠不劳而获得来的施舍来维持生活。”

　　还有甘地的政敌公然指出，不要看甘地穿得像个乞丐，其实个人开销从来不小。虽然甘地为了简朴而食素，但他的食物仍要经过仔细筛选和精心制作，以避免各种宗教忌讳，并不比顿顿吃牛排的价钱更便宜。而他身穿的手工纺织的土布衣服，事实上远比工业化产品更昂贵——否则人类为啥还要发明纺织机械？同时，甘地身边随时簇拥众多的秘书和女仆，再加上组织各种修行和宗教仪式的开销，都靠商人的慷慨资助。曾在甘地身边服务过的一个人对此讥讽地说道：“为了让甘地生活在贫困中，真是花费了不少的金钱呢。”

　　当然，即便如此，甘地依然是一个好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一个很有人格魅力的家伙——当全世界充满仇恨的时候，甘地反仇恨；当全世界崇奉暴力的时候，甘地反暴力；当全世界充满着互相欺骗的时候，甘地讲诚实；当世界列国皆信奉“人不为己，天殊地灭”的时候，甘地倡导大公无私；当世界崇拜英雄和特权的时候，甘地却要与贱民生活在一起；当世界上物欲横流的时候，甘地却拒绝享受。

　　但非常遗憾的是，一个好人和一个合格的领袖之间，从来不都能画等号。

　　通常来说，大家都乐意跟一个老好人当朋友，但却未必乐意让一个老好人来当上司。因为，一个残忍狡猾的野蛮暴君能够让国家兴旺发达，一个天真善良的圣人领袖却能让他的国民万劫不复。

　　甘地的怪癖对一个尊崇灵异的国家来说非常合适，但是他的主张对印度问题和印度的未来没有帮助。

　　但是没办法，就像义和团的迷信思想也会有人去信一样，甘地的反现代化主张也让无数印度人听得如痴如醉——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所有的聪明人的认可未必能获取胜利，但是如果获得了所有傻子的认可，却真的能够加冕上位。而在此时全国只有六十万中学生的印度，傻子的数量是远远高过聪明人的。

　　在西方世界，甘地的江湖地位基本上就跟后世的达赖大和尚差不多——口号虽然响亮，实际上因为太逗比了，反而害处不大。不过为了赶时髦，很多人都乐意去见他，听他发发谬论，然后一笑了之，不以为然。

　　如果所有的印度人都像甘地一样行事，那么印度估计只会冒出许多神神叨叨的非主流行为艺术家，光靠绝食、游行和罢工，独立建国的大业一百年也弄不成，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得到政府里的几个官位罢了。

　　但是，终究还是有那么一些印度人受不了甘地的神神叨叨，回过头来选择了拿起武器闹革命。

　　首先是引狼入室的国大党主席钱德拉·鲍斯，在日本刺刀和大和号舰炮的扶持下登陆果阿，席卷印度西南部。然后是穆盟首领真纳（巴基斯坦国父），在卡拉奇和拉瓦尔品第发动哗变，组织了自己的军队。再接下来，锡克人、泰米尔人、尼泊尔人、僧伽罗人也相继起义，把英国殖民统治当局搅得支离破碎。

　　面对这样一副手快有手慢无的群雄逐鹿之局，饶是甘地再怎么推崇非暴力，也只能顺从大流加入了武装起义的行列，然后在他的亲密副手尼赫鲁的协助之下，于恒河口的加尔各答扯起旗帜造反。

　　虽然造反也造得三心二意，但甘地多年积累下来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实在煞是骇人，起义的信号刚一打出，成千上万的追随者就自备军械粮草前来投奔，眨眼间就席卷孟加拉省，控制了人口稠密的恒河三角洲，之后又继续向着恒河上游进军，夺取了比哈尔省，兵锋直逼德里城下，声势一时无两……反而把钱德拉·鲍斯这个当时的正牌国大党主席给挤得站不住脚，实际上只能控制西海岸的几个省份和土邦。

　　截止到1946年春天的时候，南亚次大陆的局势大体如下：英国派驻的印度总督韦维尔元帅，手里只剩下一万多杂牌军和一座被四面包围的孤城德里。甘地和尼赫鲁征服了德里以东的整个恒河平原，掌握着印度传统上最精华的核心腹地。穆盟首领真纳控制着印度河流域，国大党主席鲍斯控制着印度西南沿海的孟买省、大半个马德拉斯省和锡兰岛，锡克人控制着东边的小半个旁遮普省。在日本方面的协调下，真纳、鲍斯和锡克人三方实际结盟，隔着英军控制的首府德里，与印度东部的甘地-尼赫鲁集团隐隐对峙。

　　然后，在称霸东印度和西印度的两大军事政治集团之间，还夹杂了一大堆的土邦王公和自立为王的军阀土匪，以及从北面的喜马拉雅山压下来，前锋同样打到了德里郊外的尼泊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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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管理殖民地的方针上，英国人是典型的只要利润不管人民。在保证利润的情况下，英国人非常愿意把实际的治权交给当地的土著势力，以降低殖民地的维持成本。所以，当英国人统治印度后，并没有去侵犯这些土邦王公的根本利益，而是与这些土邦王公签定了条约：各土邦王公必须承认英国为他们的君主国，愿意接受英国派来的副王（一般兼任印度总督）为印度最高执政者，同意副王控制印度的国防和外交大权。在这个前提下，英国同意保留他们土邦王公的地位，允许他们在自己的领地内享有自治的权利。

　　由此可见，英国人并没有把民主理念带给印度，如果它真想把自由和人权送给印度人民，那么它首先就应取消这些封建统治的土邦制度，取消土邦王公的特权。但是，它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与土邦王公们签订了协定，以法律形式承认了这些土邦和王公们的合法地位。由此可见，殖民主义者的真正用心何在。

　　所以，若认为是英国人给印度送去了先进的思想，英国人给印度输送了革命的理想，英国给印度送来了先进的生产方式……如果有人这样认为，那么，这只能说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法。

　　于是，在英国统治印度以后，印度事实上可说是成了两个印度，一个是以新德里为中心由各省组成的印度，另一个是由五百六十五个土邦组成的印度，这些土邦王公依然作为世袭的、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君主，统治着印度三分之一的领土和四分之一的人口。各个土邦之间的状况千差万别，某些富饶的土邦，比如海德拉巴和克什米尔，其面积与人口几乎与欧洲列强不相上下，王公的宫殿里堆满了价值连城的稀世珠宝。但也有一些贫穷的土邦，疆土狭小得仅仅相当于一座公园，王公的家产微薄到近乎乞丐，只能住在破旧的马厩内。

　　总体而言，印度各土邦的王公们，无论是富有者或者贫寒者，无论是笃信宗教者或者骄奢淫逸者，无论是腐败没落者或者开明进步者，无一例外地对英国忠诚不二，效尽犬马之劳。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他们都为英国慷慨解囊，流血牺牲。甚至组织、装备、训练了数支远征军，在米字旗的指引下，厮杀于各个战场。

　　即使是到了英属印度殖民地崩溃瓦解的过程之中，印度传统土邦王公的造反态度也并不积极，其中相当一部分王公，甚至为大英帝国忠心耿耿地奋战到了最后一刻，直至被鲍斯的印度国民军打到兵败国灭。剩下一些王公也是在无奈之下拥兵自重，或是投靠相对宽容的甘地一方，或是自立为王，暂时观望。

　　事实上，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大英帝国的军旗，能够有朝一日重新在南亚次大陆的土地上飘扬。

　　——虽然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钱德拉·鲍斯和他领导的国大党激进派，在镇压土邦王公的手腕上远远不能跟俄国布尔什维克相比，充其量也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废藩置县”、“四民平等”那个等级。具体来说就是废除种姓制度、没收不合作王公的土地、发展工业化等等。但对于这些思想境界多半还停留在封建农奴时代的印度土邦王公来说，这就已经是好像魔鬼一般大逆不道的行为了。

　　更别提在革命战争的动荡之中，即使是发动战争的国大党，也根本控制不住混乱的社会秩序。很多出身草根的强人，纷纷利用失控的局势，趁机起兵作乱，把地主王公们杀得人头滚滚——虽然印度的宗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识，但当烽火已经燃起之后，依然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暴民们以下犯上。

　　相比之下，甘地那种“让印度回到英国人抵达之前的状态”的主张，却是让诸位王公们甚为心动：哪怕回不到英国人到来之前的“美好时光”，而是重新跪倒在米字旗下做英王的忠臣，至少也比现在要强吧！

　　而随着残酷战争和流血革命的不断发展，曾经主张独立的甘地也渐渐开始觉得，与其让印度就这样不断地流血，最后撕裂成一堆碎片，还不如让一切都回到英国人统治的太平时光呢！

　　——如果说，鲍斯领导的印度国大党激进派，或多或少还有几分革命者杀伐果断的风范，那么甘地领导的国大党温和派，就已经根本算不上是革命家了，只能说是擅长作秀的政客和满嘴忽悠的空想家了。

　　因此，甘地是真心厌倦了流血牺牲，希望不惜一切代价恢复和平；残存的土邦王公是对革命恨之入骨，想要让印度恢复到之前的旧状态；尼赫鲁则是想要挤掉现在的国大党主席鲍斯，自己取而代之，成为新的印度之王……跟甘地这个大慈大悲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不同，尼赫鲁是一个傲慢到了极点的高度贵族，一个比希特勒更加狂妄的野心家，从小就自比为亚历山大大帝。

　　美国总统尼克森在《领导者》一书中这样评价尼赫鲁：“才华出众，目空一切，贵族气息重，脾气暴躁，高傲自负”，而且“有时还咄咄逼人，毫不掩饰地流露出强烈的优越感”。

　　在尼赫鲁的眼里，印度应该是世界的中心，全世界的其他国家都应该按照印度人的道德标准，应该按照印度人的价值观来做事、生活——早在1934年，尼赫鲁就在自传中雄心勃勃地写道：“我个人对未来远景的看法是这样的：我认为将来会建立一个联邦，其中包括中国、印度、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

　　喂喂，这已经比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要更疯狂了好吧！你忘了连印度自己都还是殖民地呐！

　　很显然，像尼赫鲁这样一位自命不凡的“天命伟人”，是绝对不会甘心臣服于任何人的。

　　所以，这心怀鬼胎的三方早已秘密勾结起来，策划了不止一次的夺权阴谋。只是在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横扫宇内、独霸印度洋的年月里，面对得到日本支持的钱德拉·鲍斯，他们根本就不敢乱说乱动。等到日本帝国土崩瓦解，联合舰队退出印度洋之后，尼赫鲁又发现了另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

　　——即使联合了那些倾向于自己的土邦，他也打不过真纳、鲍斯和锡克人的同盟。

　　虽然都打着印度国民军的旗号，但鲍斯的嫡系部队乃是在战场上被日本人俘获的英印军战俘，好歹也是职业军人出身，之后又得到日军的训练和实战的考验，怎么算都比尼赫鲁和甘地手下的乌合之众更强一些。

　　穆盟领袖真纳的部队则更不得了——英国统治印度的时代，印度文官系统的总部在德里，英印军的老窝却在拉瓦尔品第，而那里如今已经是真纳的根据地。也就是说，英印军的正统传承是在真纳的手里。

　　至于锡克人就更不消说，早在莫卧儿王朝时代，他们就已经是整个印度斯坦最能打的一帮人……

　　相比之下，甘地这个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宗师，不要说带兵打仗了，就是搞恐怖袭击都搞不好。尼赫鲁的手下也没有什么军事人才。骄奢淫逸的土邦王公们虽然掌握着一点军队，但也实力有限得很。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手里没有任何军事工业——英国殖民者统治之下的印度，根本无法生产哪怕一门火炮，一杆步枪和一发子弹。而日本人援建的几个兵工厂，却全都在鲍斯的地盘里。

　　所以，为了获得军械弹药的补给，为了赢得印度内战的胜利，尼赫鲁、甘地和土邦王公们果断地重新抱上了英国大腿，而丘吉尔首相则乐不可支地捡了一个天大的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