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0章 张纯对赵俣的迷恋

　　…

　　虽然已经决定了将大宋的都城从东京迁到北京，辽东这里的战事也在继续，北京这里拥有众多琐事需要赵俣来拿主意，可在见到前线的战事已经转为缓慢推进不是短时间就能灭掉金国之后，赵俣还是在第一时间决定回东京汴梁城，结束这次御驾亲征。

　　赵俣很清楚，至少截止到目前为止，东京汴梁城仍旧是大宋的中枢，而自己是大宋的皇帝，不应该长时间不在皇宫坐镇。

　　中枢之地本是一个国家权力的核心，皇帝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稳定的象征。一旦长时间缺位，原本围绕皇权运转的官僚体系便可能出现衔接不畅、决策迟滞的问题。各部门官员在缺乏最高权威约束时，难免会滋生推诿扯皮之心，甚至有人会趁机钻空子，以权谋私。

　　皇帝亲征或离京时，前线与中枢的信息传递往往要经过多层周转，很容易出现延误或失真。中枢官员不了解前线具体情况，可能会提出脱离实际的指令；而皇帝身处外地，也难以及时掌握京城乃至全国的细微变动，比如地方灾情、民生矛盾等。

　　皇帝长时间离京，最容易引发的还是朝野上下的不安。官员会猜测皇帝的意图，百姓会担忧局势的稳定，甚至可能让别有用心之人趁机散布谣言，煽动人心。

　　所以，即便是亲征，若时间过长，后方也可能因“主少国疑”（即便太子成年，也难及皇帝权威）而滋生叛乱，历史上不少亲征帝王因后方不稳而功败垂成，便是明证。

　　因此，中枢的稳定是一个国家运转的基石，皇帝作为核心，即便有亲征等必要离京之举，也需严格把控时间，通过完善的监国制度和高效的信息传递，将权力真空的风险降到最低，否则再英明的帝王，也难抵长时间脱离中枢带来的连锁反应。

　　得知赵俣要回东京，张纯看着赵俣，大点其头。

　　见此，李琳问：“你好像很赞同官家回京？”

　　张纯直言不讳地说：“官家这是明君的表现。”

　　李琳问：“为什么这么说？”

　　张纯说：“官家登基时，外有青唐反复，西夏、辽军联合压境；内有新旧党争，国库空虚，士绅大族占田无数，百姓无尺寸之田，贫富差距极大，军人和官员数量太多，为了养活他们，朝廷不得不费巨额钱财，导致财政严重超支，使大宋积贫积弱，形势如此之差。”

　　“官家登基第一年就把欠将士的军饷全都给发下去了，第二年就将欠官员的俸禄全都给发下去了，登基十五年，彻底解决了大宋三冗两积的沉疴积弊，而且还已经给百姓免了三十几次税，平均一年免两次。”

　　“政治上，官家登基以后，新党旧党他都用，新党旧党他又都不用，全看能力说话，最后是，新旧两党全都让他给驯服，只会搞党争没有能力的官员全都让他赶出朝廷，我大宋政治一片清明。”

　　“这非常高明，以明末的崇祯皇帝为例，他一上来脑袋一热就把魏忠贤给办了，没想到呢，党争是没了，可东林党一家独大，没人牵制了，到最后崇祯也控制不住了，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最后只能说要是魏忠贤还在，朕也不至于如此呀！”

　　“中兴之主的标配应该是变法，变法的目的是为了搞钱，手段是把土地从地方豪绅那里拿回来，重新分配给百姓，这样朝廷还可以重新收税，就像官家推行《士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

　　“你我都知道，在推行《士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之初，改革遭遇重重阻力，无数士绅豪强暗中串联，妄图以各种手段破坏新政，但官家意志坚定，毫不退缩，从根本上解决土地兼并与税收不均的问题，还废除了压在百姓头上一千多年的人头税，使百姓终于迎来了分盼的喘息之机，不再因繁重的赋税而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大宋也得以逐渐从积贫积弱的泥沼中挣脱出来，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而崇祯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魄力。大明朝最大的地方豪绅是朱元璋的那些朱子朱孙，比如蜀王朱至澍，当年四川百分之七十的土地都在他手里攥着；河南的福王朱常洛更要命，全河南的税收都不够他一个人的。崇祯一个也不敢动，对他们是唯唯诺诺，然后对百姓重拳出击，经常是正常赋税之后，还要各种苛捐杂税，就三饷一项，每年就从江南额外搜刮六百万两白银。”

　　“对外打仗就更能看出一位皇帝的水平。”

　　“崇祯是出了名的没有军事才能瞎指挥，明军野战打不过清军，据城坚守是最好的选择，可崇祯非让卢象升跟清军野战，最后全军覆没，卢象升战死，他害怕了，赶紧把孙传庭和洪承畴从陕西调过来，结果呢，当时只剩十八骑的李自成逃出生天。”

　　“为了抗击后金学谁不好，学历史上的赵佶，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跟蒙古林丹汗合作，史上第二次联蒙抗金，结果呢，林丹汗首鼠两端出工不出力，还让蒙古骑兵劫掠边境，他也只能全当没看见。”

　　“还重启了秦朝的军功制用来鼓舞军心，结果呢，是清军一个没少，大明朝境内的流民乞丐全都没了。”

　　“你自己能力不行，你倒是放权啊，让底下人干，结果崇祯到死也不放权，弄个太监在那监军，前线将领上个厕所都得汇报，这仗能打赢吗？”

　　“本来就没钱打仗，还非得搞两线作战，这边打满清，那边打起义军，根本就不会远交近攻。”

　　“咱们官家呢，从收复青唐时起，每次用兵都选择最合适的将帅，充分信任他们，不管形势多糟，都没有临阵换将，充分放权给前线将领，从不越级指挥，就要结果。”

　　“而且不管形势多好，从来都不飘，就像当初官家御驾亲征，形势那么好，为了大宋不陷入两线作战，为了彻底收复西夏，毅然决然地放过了辽国。”

　　“还有这次灭金，形势已然如此之好，国库充盈，兵强马壮，还有强大的火器，按照你和很多人所想的，就该平推了金国，可官家却选择了炮楼战术，不给金国任何机会。”

　　“这样沉稳的战略定力，才是一个千古一帝该有的表现。”

　　听到这里，李琳也是感慨万千。

　　作为军人，尤其是一个对现代化武器非常有信心的军人，李琳是不同意大宋打这种呆仗的，因为这太慢了，也体现不出来他们这些善战之人的水平。

　　可话又说回来，李琳也不得不承认，赵俣最终决定的方案，确实是会让大宋稳胜不败，从国家的角度来说，这才是最稳妥的。

　　等到大宋将东北彻底拿下，那时的大宋在这个世界将再也没有对手，再学汉唐也不迟。

　　张纯继续说：“还是以崇祯为例，崇祯在位十七年，内阁换了五十个辅臣，史称崇祯五十相，他谁也不信，他还前后发了五次罪己诏，自己抽自己嘴巴，可过后就全忘了，该干嘛干嘛，杀袁崇焕寒了将士们的心，虽然袁崇焕自己有问题，但是你给活剐了，这就太过了，你让吴三桂这帮人怎么想？”

　　“再说咱们官家，登基到现在，就用了两位宰相，章惇还是老死在任上的，宰执也是，几乎都是因为年老而致仕，哪位宰执离开朝堂时，不感激官家的知遇之恩？将领也是，无一不心悦诚服地追随官家左右。这份胸襟与气度，远非崇祯之流所能及也。”

　　李琳插话道：“你说得没错，可我印象当中，崇祯好像也没那么差吧，不都说他有道无福，在位十八年，旱九年，涝九年，才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好像崇祯还恪业勤政，不贪杯好色，品德高尚？”

　　张纯笑着摇头：“这个没用，如果按照你说的标准来评定皇帝，那么排在第一的是王莽，那是个完人，道德典范，可你能说王莽是一个好皇帝吗？”

　　顿了顿，张纯又说：“是，崇祯最后几年赶上了全球小冰河期粮食欠收，再加上北方一场大瘟疫，但这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大明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要不是，最后崇祯选择了在煤山自缢壮烈殉国，给他自己和大明找回了点颜面，他在历史上的评价，都比不上赵佶，应该跟赵桓画个等号。”

　　说到这里，张纯总结：“好皇帝就得像咱们官家这样，有点缺点甚至是缺陷没什么，关键是，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干什么，就像现在，官家就该凯旋回京，坐镇中央，不给任何人、任何事撼动自己皇位、撼动大宋江山的机会。”

　　“用崇祯的所作所为与官家这十五年的表现一对比，谁是昏君、谁是明君一目了然，明君的标准也就有了。”

　　张纯看着赵俣的背影，满眼迷恋地说：“真不愧是我选的和我一手调教出来的皇帝，就是这么完美无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