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一章 整军备战

　　牧浩洋在一月底，通过总参谋部与国防部，向国务院提交了第二阶段军备调整方案。

　　数日之后，李明阳在高层会议上，拿出了一份不容质疑的情报：日本正在加紧建造包括四艘航母、八艘巡洋舰、十六艘驱逐舰、八艘潜艇在内的大型战舰，而且三菱重工等军火企业正在兴建数条战斗机生产线。

　　在这次会议上，黎平寇只用了半个小时就说服了易援朝。

　　准确的说，是破灭了易援朝的幻想。

　　日本已经把军备建设速度提高到了战时状态，正在全力扩军备战，中国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原有的政策。

　　随后，高层会议通过由黎平寇提交的“财政预算调整方案”。

　　经过调整之后，二零三三到二零三四财年度，军费预算将增长到十万八千亿元，增加的两万两千亿元中，一万九千亿元将用于军备采购，其中一万二千亿元分配给海军（包括陆战队），五千亿元分配给空军。

　　这已经是财政预算的上限了。

　　为了增加两万两千亿军费预算，黎平寇不但动用了一万二千亿元的特别预算，还给各部门明确下达了减支计划，连国务院办公厅、也就是直接为总理服务的行政部门都缩减了一亿三千万行政开支。

　　黎平寇以身作则，几十名部长都无话可说。

　　按照新提交的行政预算，四十二个中央部委的行政开支就缩减了一千多亿。

　　问题是，这仍然不足以支持所有军备项目。

　　拿海军来说，即便不要求第三批“昆仑山”级航母在二零三五年之前建成，也得增加五十多艘大型战舰的建造订单，其中包括八艘“台湾”级巡洋舰、八艘“昆明”级驱逐舰、十六艘“威海”级护卫舰、八艘“渭河”级攻击核潜艇，以及十多艘大型登陆舰，而且这些战舰必须在六月底之前开工，才能保证在二零三五年之前下水，在二零三五年完成舾装，并且加入海军战斗序列。仅此一项，在二零三三年六月底之前，就得落实八千亿的额外装备建造费用。在增加的一万二千亿海军装备预算中，最多只有六千亿元能在六月底之前划拨，而且还包括了其他武器装备。

　　按照牧浩洋的估计，仅建造大型战舰一项，经费缺口就在四千亿到五千亿之间。

　　如果第三批四艘“昆仑山”级航母也安排在六月底之前动工，那么大型战舰的建造经费缺口将高达八千亿元以上。

　　针对这一情况，黎平寇提出了第二种解决方法：发行国防债。

　　严格说来，应该是战争债，只是战争还没有爆发，所以冠以“国防债”。

　　按照黎平寇提交的报告，在六月底之前，将发行一万四千亿国防债，其中一万二千亿面向民营金融企业，两千亿面向个人。结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到六月底，国防债的发行量已经超过二万八千亿，而且依然供不应求。当时，仅二十八家民营商业银行就购入了二万四千亿，且均提出了增购申请。

　　为此，黎平寇、准确的说是黄瀚林（七月一日，黎平寇出任国家元首，黄瀚林出任国务院总理）不得不调整国防债的发行方式，在七月份开始发行以二十年期为主的第三批，总发行额度为一万四千亿元。

　　这么做，主要是避免在短期内注入过多的流动性，从而导致市场紊乱。

　　要知道，民营商业银行在认购国防债的时候，不是一次性付清全部款项，而是按照一定比例把认购款项打入国务院的账户，然后把国防债作为资产进行抵押，从中央银行获得更多的融资额。也就是说，按照平均百分之二十的认购比例计算，每发行一元国防债，等于为市场注入了四元货币。延长债务期限，能够降低债务融资额。比如二十年期国防债的融资比例仅为百分之六十，也就等于减少了流动性。

　　不管怎么说，到这个时候，中国的备战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轨。

　　除了内政，战争准备还包括外交。

　　在担任总理的最后几个月里，黎平寇密集访问了包括朝鲜、巴基斯坦、老挝、缅甸、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等与中国签署了同盟条约在内的所有友好国家，还对在西太平洋地区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些大国，比如澳大利亚进行了正式访问。正式出任国家元首之后，黎平寇首先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

　　为了在外交战场上掌握主动权，从七月中旬开始，专门负责外交工作的常务副总理杜小蕾也踏上了外访旅途，首先对俄罗斯、欧洲八国、加拿大、巴西、印度、南非、沙特、伊朗等有影响力的国家进行访问。

　　在此期间，日本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首相、外相、防卫大臣、众议院议长等主要国家领导人分头出访。

　　到此，中日对抗终于发展到了外交层面上。

　　与以往一样，牧浩洋并不关注外交战场上的斗争。在他看来，这只是战争爆发前的热身活动，或者说为战争制造氛围。

　　真正的重点，是整军备战。

　　腾耀辉兑现了承诺，在出任总参谋长之后，给予牧浩洋全部决断权，很少直接过问军备工作。牧浩洋也给了腾耀辉最大的尊重，几乎所有重大决策都要请示腾耀辉，并且每周递交工作报告。

　　谁都知道，军备重点是海军与空军。

　　只有在海洋战场与空中战场上打赢了日本，陆军与陆战队才有用武之地。

　　海军规划自不用说，就算牧浩洋不去过问，腾耀辉也会想方设法替他解决麻烦，确保海军的造舰工作顺利进行。

　　正是如此，在二零三三年的前半年中，牧浩洋把重点放在了空军上。

　　在空军的军备项目中，J-30绝对是重中之重。

　　最初，牧浩洋提出在二零三五年之前生产四百架，替代主力航空师的J-20，并且生产两百架J-32，替换四个舰载航空兵连队里的所有J-15B与四个J-25中队，使空军与海航的战斗力提升一个级别。

　　成飞的答复非常直接：办不到。

　　J-30/J-32项目在二零三零年才进入工程阶段，而且在二零三三年之前，一直按照原计划进行工程试飞。即便立即加快试飞进度，也要等到二零三四年底，才能解决所有在试飞中遇到的问题。

　　当时，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超重。

　　到二零三三年初，J-30还有七百五十公斤的减重任务，而J-32的减重任务更是高达一千二百公斤。

　　给一种完成了基础设计的战斗机减重，绝对不是件容易事。

　　为此，成飞早就开出了奖赏规定，即每减重一公斤，设计团队就能得到十万元奖金，做出重大贡献的工程师还能得到两万元的额外奖金。毫无疑问，这是非常有力的鼓励政策，如果完成全部减重工作，J-30团队的五百多名工程师能分享十亿元奖金，而J-32团队的三百多名工程师能分享十五亿元奖金。

　　问题是，即便如此，减重工作仍然困难重重，进度至少延迟了一年。

　　针对牧浩洋提出的要求，成飞提出了一个建议，即空军与海军降低战术指标。

　　在当时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

　　比如把J-30/J-32的机动过载降低到十五G，就能取掉飞行员抗荷系统，一次性减少三百公斤。如果不考虑后期改进，即把机体的结构强度做同样降低，至少能够减少四百到五百公斤。

　　这样一来，J-30能在二零三四年底完成全部工程试飞。

　　虽然J-32的进度稍微慢一些，但是也有把握在二零三四年底完成百分之九十五的工程试飞工作。

　　跟母祁铁、杨禹方两人商量后，牧浩洋采纳了成飞的建议。

　　只是，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J-30不但要在二零三四年底完成工程试飞，还必须完成量产的准备工作，最迟在二零三五年一月底交付第一批四十八架量产型（包括用于试飞的十八架小规模量产型），并且在二零三四年九月底之前，向空军交付二十四套模拟飞行培训设备。海军的J-32也必须在二零三四年底完成量产准备工作，最迟在二零三五年第一季度末交付三个中队的六十架J-32（包括用于试飞的十二架小规模量产型），并且在二零三四年底交付十二套模拟培训设备。

　　七月底，牧浩洋代表军方，跟成飞签署了合同。

　　为了激励成飞尽快完成合同，还在附加条款中规定了奖赏方式，即成飞每提前一天完成合同，就将得到一百五十万元的额外奖励。如果成飞能让四份子合同都提前一个月完成，能得到一亿六千万的额外奖励。

　　必须承认，牧浩洋有点小气。

　　不过，与奖赏条款同时存在的，还有惩罚条款，即成飞每延迟一天完成合同，将向军方赔偿三百万元违约金。

　　显然，惩罚条款更有鞭策性。

　　J-30是空军的主要装备项目，却不是全部。

　　对于已经完成了角色转变，由防御型变为进攻型的中国空军来说，J-30只是最基本的制空力量。

　　在进攻型空军中，轰炸机才是绝对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