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斗争

　　电话接通，首先出现在屏幕上的是陆雯。

　　“怎么样，这一天够辛苦吧？”

　　“我还好，你呢？”

　　牧浩洋笑了笑，说道：“还不错，过两天就能把工作交下去。”

　　“听黄总说，你月底才能回来？”

　　“是啊，还要去伊斯兰堡拜访巴军总参谋长，然后去缅甸丹老考察，到泰国呆上几天后才能回来。”

　　“黄总安排的？”

　　牧浩洋点了点头，说道：“放心吧，月底就回来了。孩子们怎么样？”

　　“在看电视，现在成天就知道看动画片。姥姥姥爷又过于溺爱，我怎么说都没用。你回来后，得好好管教。”

　　牧浩洋笑着摇了摇头，觉得陆雯没有必要跟孩子较真。

　　陆风烈对外孙与外孙女的态度，让牧浩洋有点意外。大概觉得亏欠了陆雯，陆风烈非常溺爱两个孩子，几乎是有求必应。为了帮助陆雯照顾孩子，他还在二零二三年搬回总参家属院居住。

　　“我去把他们叫来。”

　　“陆雯……”

　　牧浩洋反应慢了一点，陆雯已经起身离开。

　　陆风烈搬回来住还有一个原因：帮助傅秀波巩固新的高层结构，确保重大事务仍然是傅秀波说了算。

　　虽然黄峙博已经是总参谋长，而且在军队里的威望非常高，但是与陆风烈相比，他仍然差了一截。此外，腾耀辉蹿起后，对黄峙博的地位产生了影响。只有陆风烈，才能让两人和平相处。

　　为了让两人和解，陆风烈做了很多努力。

　　早在二零二二年，黄峙博就在军内高层会议上表示，他只担任两届总参谋长，并在二零三二年退休。几个月后，在陆风烈推动下，傅秀波批准了总参谋部改革计划，主要内容就是从黄峙博开始，总参谋长由三军司令轮流担任。那么在二零三二年出任总参谋长的，很有可能是腾耀辉。

　　通过内部改革，军内矛盾完全可以消除。

　　相对而言，军队内部矛盾根本不值一提。

　　文廷贵退休后，高层矛盾集中在傅秀波与易援朝之间，只是傅秀波掌握军权，拥有主要发言权。

　　两人的矛盾，表面上以对外政策为主，实际上却集中在国内矛盾上。

　　这一点很好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由内部需求决定，受经济的影响最大，什么样的经济结构就需要什么样的对外政策。

　　在经济政策上，傅秀波的立场非常明确：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以民营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也以民营企业需求推动资源、金融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

　　从二零一五年开始，傅秀波推行的经济政策收到了显著成果。

　　到二零二二年，中国民营经济规模比二零一五年扩大了三倍，在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七十二，创造了百分之八十三的就业岗位，贡献了百分之七十四的税收，在经济增长率中的贡献更是多达百分之九十五。

　　没有民营企业的茁壮成长，中国就不会迎来建国之后的第三个黄金发展时期。

　　与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济政策改革严重滞后，迫使强大起来的民营企业不得不另寻出路。

　　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对外政策，即只有对外扩张，才能给民营企业创造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从根本上讲，民营经济能在二零一五年驶上快车道，也与中国参与第二次朝鲜战争有关。

　　没有对外扩张，就没有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

　　按照这个逻辑，傅秀波的对外政策自然非常强硬。

　　第二次朝鲜战争后，中国没有完全撤军，也没有给予朝鲜全部自主权，与傅秀波积极推动国内经济改革存在必然联系。

　　可以说，正是在朝鲜挖到了第一桶金，民营经济才能飞速发展。

　　问题是，朝鲜的资源非常有限、市场规模也非常有限，民营经济要想发展壮大，不但需要更多的资源，还需要更加广阔的市场。

　　二零二零年，东海战争结束后不久，傅秀波就对民营企业开放了海洋资源开采权。

　　在国内，一系列经济改革政策，让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也让民营企业获得了进入国有垄断行业、与国营企业竞争的机会。

　　傅秀波与易援朝的矛盾，就在这个地方。

　　在经济层面上，易援朝代表的正是国营企业，或者说是二零一五年之前，国内经济发展的既得利益者。

　　不可否认，国营企业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建国初期，正是众多国营企业，加快了国家工业化进程，打下了现代化的基础，也为随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条件。正是依靠国家垄断制度，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中国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否正确，看看印度就能明白。

　　只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不可能长期存在，也不可能长期有效。早在二十世纪七零年代，国营经济就被证明走不通，更有活力的民营经济才是市场主体，才能为国家发展提供主要动力。随后二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正是民营经济第一次解放取得的成果，也是民营经济重要性的直接体现。

　　中国经济要想继续飞速发展，就得给民营经济第二次解放。

　　傅秀波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多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并不表示，所有明白这个道理的人都会这么做。

　　原因很简单，决定行为的不是认识，而是利益。

　　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易援朝并不主张给民营经济松绑，反而认为高度发展的民营经济将破坏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造成社会动荡、价值观沦陷、思想混乱，甚至是更加严重的危害。

　　按照他的观点，必须严格限制民营经济，国家继续垄断战略性行业。

　　在特殊时期，保持国有垄断没有错，傅秀波也不反对。比如在能源领域，国营三大石油公司仍然占据着六成以上的市场份额，是军队油料的主要供应商，也是国家战略储备的主要承担者。

　　问题是，只有打破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利益链条，才能推动经济发展。

　　易援朝的主张，明显与傅秀波相悖。

　　国内经济政策如此，对外政策也是如此。

　　在这场斗争中，傅秀波的态度非常明确：架空国家元首。

　　关键不是谁担任国务院总理，也不是谁担任国家副元首，而是谁控制军队，谁得到军队支持。

　　为此，傅秀波不得不把陆风烈留下来。

　　在黄峙博搞定军队内部问题之前，陆风烈具有不可替代性。说得简单一点，只要陆风烈在中央，傅秀波就可以高枕无忧。

　　陆风烈留下来，对推动军事改革也有帮助。

　　二零二三年，黄峙博发起了第二轮军事改革行动。这次的改革，以调整军队的组织结构为主。

　　三年后，取得了第一项改革成果：整合海军陆战队与陆军两栖部队。

　　按照黄峙博的安排，两栖部队并入陆战队，成立陆战队司令部，同时升级为独立兵种。

　　编制上，陆战队仍然隶属于海军，只是在作战指挥上，直接听从总参谋部的命令，与海军协同作战。

　　也就在这个时候，牧浩洋获得了晋升中将的机会，不过是陆战队中将。

　　以当时的情况，牧浩洋是接替吴建军，出任陆战队司令的最佳人选。原因很简单，陆战队能够兼并两栖部队，与他在非洲打的特种战争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在非洲战场上的出色表现，陆战队也没有资格兼并两栖部队。

　　作为前线指挥官，牧浩洋对陆战队的战法战术、以及建军重点有清楚认识。

　　为了让牧浩洋出任陆战队司令，黄峙博开出了一个极具诱惑力的条件：以海军中将身份统领陆战队。

　　即便如此，牧浩洋最后还是拒绝了。

　　原因有两个：一是牧浩洋不想走老路，二是主要竞争对手是曹安国。

　　黄峙博没有强迫牧浩洋去陆战队，最终让吴建军留任一年。如果一切顺利，曹安国将在二零二七年底出任陆战队司令。

　　与陆战队改革同步进行的，还有各军兵种指挥体制改革。

　　按照黄峙博的安排，在完成改革之后，四大军兵种司令部只有行政管理权，直接向国防部负责，不在拥有所属兵种的指挥权，由总参谋部统一指挥各兵种，以提高各兵种协同作战的能力。

　　显然，这轮改革，是在为接下来进行的第三次改革做准备。

　　作为中国军队中，多兵种协同作战理论的发起者，黄峙博肯定会推行第三轮改革，打破原有的作战指挥体系。

　　至于怎么该，恐怕只有黄峙博清楚。

　　改革，肯定动了某些人的蛋糕，也肯定会产生矛盾。

　　黄峙博与腾耀辉的矛盾就集中在第二次军事改革上，因为改下来后，像腾耀辉这样的军种司令将被架空。

　　如果不是陆风烈出面，让黄峙博立下规矩，订下三大军种司令轮流担任总参谋长，恐怕腾耀辉早就跟黄峙博翻脸了。

　　作为黄峙博的追随者，牧浩洋非常清楚军事改革的重要性。

　　中国军队要想在下一场战争中取胜，就得大力推行军事改革。要想证明改革方案是否正确，也只有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