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3章 进步党的出现

　　新华门位于北京西城，南坊则在新华门往东南方向的大道走出五、六里的距离。角滨茶楼是南坊老字号茶楼，四平八稳的座落在巷子外面三岔口处，历经风霜的木头结构八角小楼，颇有老北京的古风古色。茶楼门框两侧挂着两副牌联，上联写的是“处处通途何去何从居两间分清邪正”，下联是“头头是道谁宾谁主吃一碗各自西东”。

　　牌联的漆还是新近刚刷上去的，可见这副对联也是最近才添加。

　　不过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茶楼熟客，还能清晰的记得之前一副用了足足三十年的对联。那上联是“春风解恼诗人鼻”，下联则是“非花非叶自是香”，取自宋朝大文豪杨万里之笔。

　　这个两幅对联的更替，足见世道人心的变迁，茶楼的老熟客见了，无一不自叹自息。

　　岑春渲曾经出任朝官时，闲暇之余就很喜欢到角滨楼饮茶，不过阔别几年再次到此时，已经物是人非，老掌柜一年前去世，新掌柜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青年后生。能维系这座茶楼，完全是靠上一辈积累下来的客源。

　　昨天傍晚在新华门晚宴散去后，岑春渲特意用招待所的电话与几个旧友联络，相约今日一早来角宾楼一会。虽然约定的时间是九点钟，而他七点钟过后就带了两个随动身来此，倒不是为了表示尊重，只是想抽空感受一下昔日的故地。

　　两盏茶过后，已经是八点过半，茶楼吃早茶的客人依然闲情逸致相聚玩耍，虽然初春的天气较冷，那些昔日的遗老各个拧着饲养名鸟的笼子，小心翼翼把围在上面的绸布锊出一道缝，相互调侃玩耍。

　　岑春渲百无聊赖，一直在看着这些老人逗鸟，偶尔还笑呵呵的跟这些老京片子闲聊两句。

　　跟着岑春渲的两个随从其中一人是广东都督府特勤处的特工，他的心思一直不在喝茶上面，而是警惕的巡视着四周。在从新华门招待所出来时，他就已经发现有人在跟踪岑春渲，不过一开始并没有急着告诉岑春渲这一点。直到快到九点时，他多了一个心思担心岑春渲这次相约的几个旧友会有秘事交谈，所以提前支会了岑春渲一声。

　　“先生，咱们肯定让人落下尾巴了。”他压低了声音，装作若无其事向门口瞥了一眼。

　　岑春渲听到这句话时，表情依然十分淡定，甚至连回头想门口看一眼都没有。他轻松的笑了笑，手里把玩着青瓷茶碗，自若的说道：“咱们的袁大总统可不是愚蠢的人，这点手段我早料到了。”

　　“先生，难道不需要注意一下吗？”

　　“这里是北京，就算我们想要注意又能如何？始终是别人的地盘，既然大总统有这个心思，就由得他去好了，我们按照原计划一步一步的来，目的就是要引起大总统的关注，毋须太过多虑。”岑春渲说完，慢条斯理端起茶碗抿了一口，接着又专心致志看着邻座的老人们逗鸟玩耍。

　　九点钟过后，岑春渲相约的客人陆续到场。

　　两个随从起初是陪同岑出现坐在一张桌子，这个时候自然识趣的起身挪到了大堂一侧落座，好让岑春渲的友人能坐在一起。今日的相约的友人不算多，一共只有五位，年纪都与岑春渲相仿。这些人昔日都与岑春渲有过厚的交情，要么是欠下人情，要么是被欠人情，总之这层关系算得上牢靠。

　　整个上午岑春渲与这些昔日老友只是絮叨一番这些年的近况，并没有说到什么要紧事。唯一算得上正经事的，还是他拜托这些旧友，希望通过他们的关系尽快与京城乃至北方的文化人建立联系。

　　大家一直料到晌午时分，才约好了下次见面的时间，之后便各自告辞。

　　岑春渲等人返回新华门是十一点过一刻，刚好赶上了午饭准备停妥，吃过午饭之后稍适休息了两个小时，下午接到代理国务总理熊希龄的电话，熊希龄已经在国政办公厅的贵宾室等候会见。

　　在北上之前的预知电报里，岑春渲提到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并没有直接说明是为广东战事议和而来，而是以“分析南北局势、促进民国团结的请愿”为内容。如果换作普通老百姓来请愿，别说能否进入新华门，北京政府甚至连回应都免了。恰恰是岑春渲在南方的名气，以及他这次是从广州这个敏感的地方前来，其隐射的目的昭然若揭。

　　袁世凯虽然不喜欢岑春渲，也不愿意跟岑春渲谈论什么请愿或者议和，可是接任赵秉钧为国务总理的熊希龄并非北洋派，没有必要完全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北京政府这次之所以高调的答应接受岑春渲会访，其主要原因还是熊希龄在背后推动。

　　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别号明志阁主人，双清居士。因晚年学佛，又有佛号妙通。湖南省凤凰县镇竿镇（今沱江镇）人。中国资产阶级政治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总理。熊希龄幼时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并能举一反三，闻一而知十，少年时就初露锋芒。被誉为湖南“神童”。清光绪年间先中举人，继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受梁启超、唐才常的影响，主张维新立宪。

　　袁世凯本意并不甘心让熊希龄来继承赵秉钧的位置，赵秉钧或多或少算是北洋派的人，又是早年跟随自己的老部下。总统府和国务院都由北洋来掌控，这样的中央政府操作起来才得心应手。只可惜赵秉钧太让人失望，偏偏在宋教仁案子里落下口实，不得不提前告老还乡。

　　趁着赵秉钧仓促下台之际，进步党人士看准时机立刻造势，将熊希龄推到代理总理的位子上。当时袁世凯要避嫌独裁的风头浪尖，只好顺水人情让熊希龄成为代理总理。

　　进步党是在梁启超的主持之下，联合共和党、统一党以及民主党组成的国会第二大党派，而撮合这三党联合幕后力量还是袁世凯。在宋教仁领导下的国民党势力膨胀之时，袁世凯必须扶持国会的小党派来抗衡国民党，于是就有了进步党。

　　二次革命爆发之后，袁世凯以北京政府的名义解散国民党，进步党众人也一起联名附议，蛇鼠一窝的打倒了国民党。可是袁世凯自己也没有料到，国民党被裁定为叛党之后，进步党渐渐有了欲望，不甘心受北洋派的控制。一个个昔日立宪派的士绅们企图在中央政府获得实权，真正意义上与大总统共同执掌这个国家。

　　如果袁世凯真心要建立一个资本主义民主的政权，他早先就选择跟国民党合作，只可惜进步党的人太天真、太理想，没有看透袁世凯的权欲之心。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熊希龄上台不到一年的时间，二次革命刚刚结束，袁世凯故意策划新闻界重提热河行宫盗宝案，污蔑熊希龄涉嫌其案，导致熊希龄被迫辞职的原因。

　　京城近几天的报纸一直都在报道岑春渲北上的消息，就连市井说书的先生都知道岑春渲这次进京肯定与广东战事有关，更不用说身为代理总理的熊希龄。

　　熊希龄之所以要跟岑春渲会谈，是因为进步党人士也认为南方持续七个月之久的战争是时候停止，这场战争打下去不单单劳民伤财，更重要的是让北洋派的军事力量实力越来越壮大。进步党这些政治官员在中央政府唯一的实权，就是微弱的掌控着国家财政，熊希龄、张謇甚至黎元洪一直打算利用国家财政来掌握话语权。

　　对于进步党人来说，这场战争北洋派战败的话，对北京政府是一场极大的灾难，不仅权威尽损，还白白浪费了那么多资源；若是北洋派战胜的话，袁世凯的地位会大幅爬升，随之相对应的进步党在中央政府的实权又会缩水。

　　所以，无论战胜还是战败对进步党人来说都不是好事，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关键还要看岑春渲此番北上是否带足了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