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八十章 下定决心要复辟！

　　“静园”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御前会议”！

　　被溥仪召来的除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之外，还有在天津当寓公的袁大化和铁良。在这次会议上，别人几乎没有说话，只有陈宝琛和郑孝胥两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辩论的激烈，最后竟发展到了恶语相对的地步。

　　“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陈宝琛瞅着郑孝胥说道。

　　“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的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郑孝胥瞅着陈宝琛说道。

　　“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孝胥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帝于何地？”

　　“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上头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宗列祖？”

　　“照你意见，一辈子等下去。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在郑孝胥的飞溅的唾星下，陈宝琛脸色苍白，颤巍巍地扶着桌子，尽力让上身接近对面的秃头顶，冷笑道：

　　“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一言不发的袁大化，低头无话的铁良，以及由于身分够不上说话，只能在旁喘粗气的胡嗣瑗，觉着不能再沉默，于是出来打圆场。袁大化说些“从长计议”的话，意思透出是支持陈宝琛的，铁良嘟囔了几句，连意见都听不清楚。

　　胡嗣瑗是想支持陈宝琛，可是说不明白。溥仪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心里认为陈宝琛是“忠心可嘉，迂腐不堪”。

　　溥仪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不要表示自己的想法，不透露自己的意图。对身边人如此，对社会上更要如此。之前大约是土肥原贤二会见后两三天，溥仪接见高友唐的一段事立刻浮到了他的心头。

　　那几天要求见溥仪的人非常多，溥仪认为全部加以拒绝的办法，只能证实报纸上的推测，那是对自己更不利的，尤其是这个高友唐更不能不见。

　　他以前也是张园的客人，张园把他看做遗老，因为他是清朝仕学馆出身，做过清朝的官，后来办过几种报纸，这时是国民党的监察院委员。他曾自动为溥仪向南京要求过“岁费”，但是有结果，溥仪想他可能透点什么消息给溥仪，所以接见了他。

　　没想到他是给国民政府来做说客的。他说国民政府给他来了电报，叫他转达，希望溥仪不要到东北和日本人搅在一起。至于溥仪住的地方，希望溥仪到上海，或者出洋到外国也可以。

　　溥仪听了他的话，心里气上来了。冷笑说、道：

　　“我也不打算到哪儿去，你还是个大清的旧臣，也不必替他们说话！”

　　高友唐不理睬溥仪的挖苦，而且还很愿意用遗老身分，以完全为溥仪设想的口气，说国民政府的条件对溥仪是有利的。

　　溥仪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溥仪早听说王恒岳的手腕厉害，万一他对自己忽然起了杀心怎么办？

　　想到这里，溥仪就不打算再跟高友唐说下去了。

　　“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

　　高友唐看溥仪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认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道：“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

　　“嗯，再来吧。”

　　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溥仪听说他在北京向溥仪七叔活动之后再回来，正好遇上天津日租界戒严，他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溥仪已经不在静园了。

　　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那些天溥仪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

　　人们对溥仪有忠告也有警告，甚至也有姓爱新觉罗的溥仪所不知道的本家，劝溥仪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

　　溥仪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他决定对外绝不说真心话。

　　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髯公的，也是张园和静园常来的客人，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溥仪，他这时也跑来打听溥仪有没有要出关的意思。

　　溥仪极力地否认了，他于是在报上又替溥仪尽辟谣的义务，正是在同一天，报上登出了这段新闻，溥仪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

　　不用说，对于高友唐的活动，“静园”陈宝琛这一派人的反对，社会上给溥仪的各种忠告，等等，土肥原贤二是全掌握了情况，作出了估计。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又使用上最后的“道具”，就是在陈宝琛对郑孝胥大发雷霆的次日，出现的特殊礼物。

　　那天溥仪正在唾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

　　“勿失友邦之热心，勿拒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绝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

　　“不好了！”溥仪的“随侍”祁继忠慌慌张张进来说，“炸弹！两个炸弹！”

　　溥仪吓得从沙发上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来人放下了礼品就扬长而去。祁继忠按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

　　在静园上下惊魂未定之中，日本警察和日军司令部的军官拿走了炸弹。第二天，永远缺不了的吉田翻译官来向溥仪报告说，那两个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北京兵工厂的。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溥仪道：“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好！”溥仪吓得面色如土：“请你快些安排吧。”

　　“遵命！请陛下也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不说。我这回只带郑孝胥父子和一两个随侍。”

　　后来听说，第二天北平晨报上就登出了炸弹是土肥原贤二安排，可是溥仪不记得看到这张报。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这张报，那也是由于紧接而来的其他惊险事件把溥仪吓昏了。

　　那两天溥仪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信文很短，而措辞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

　　更有惊人的，是祁继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据祁继忠说，对方是溥仪认识的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房，他警告溥仪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溥仪。

　　这个关心溥仪的朋友还说，他看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衣服里面藏有电刀”，更奇怪的是，他还认出那些人都是什么南京政府派来的。

　　祁继忠他是溥仪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溥仪的喜欢。在天津，他是溥仪最宠信的随侍之一。

　　溥仪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溥仪同去的随侍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溥仪亲信的，溥仪的举动他无一不知。

　　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其首领之一，是从前那位北京警察总监张璧。

　　他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贤二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迅速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

　　静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静园和外界隔绝起来了。当时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

　　土肥原贤二这样急于让溥仪到东北，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而仅仅是怕溥仪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溥仪的外界影响估计得太高了。

　　事实上，不但溥仪已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嗣瑗、陈曾寿等人，从溥仪和土肥原会见那天起，态度上也起了变化。

　　他们已不坚持坐着观望，也开始想主动和日本进行些接触，不过是担心和军人接触靠不住，仍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为好。

　　这些人的变化，心理和溥仪一样，是怕错过了机会，同时，又害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膻。

　　这些人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也各有自己最热衷的地方，溥仪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当皇帝，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溥仪，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权利等等，是完全可以当做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

　　陈曾寿在溥仪会见土肥原贤二后立刻递上奏折，也正是代表了这样一种心情。

　　溥仪已经下定决心跑了，下定决心投靠日本人了，下定决心去东北完成他的“复辟”了，下定决心不顾一切！似乎只要到了东北，所有的一切美梦都能成真！

　　而这，却正是国民政府“留声机计划”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