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五十九章 “皇帝”“跑”了

　　国民革命军的警卫忽然莫名其妙的从“北府”撤走了！

　　这让住在这里的溥仪等人莫名其妙。或许是国民政府的人认为溥仪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人已经没有什么继续监视的必要了吧。

　　溥仪当时主要的心情，既然是又害怕国民革命军害自己，又想离开这个变相的紫禁城，郑孝胥和罗振玉于是从这方面打动了溥仪的心。

　　国民革命军的警卫从大门撤走之后，形势已经缓和。

　　溥仪沉不住气了，认为应该趁国民政府没有空来管到自己的时候，抓机会到东交民巷为妙。他和郑孝胥商量过，主张先住进德国医院，因为那位德国大夫是认识溥仪的。

　　接着，溥仪就和陈、庄二师傅，悄悄地商议了一个计策，这个计策不但要避免民国当局知道，也要防备着溥仪的父亲载沣。

　　他们按照密议的计划进行。

　　第一步，溥仪和陈师傅同出，探望比溥仪晚几天出宫的住在麒麟胡同的敬懿、端康两太妃探望完了，依旧回“北府”，给“北府”上下一个守信用的印象。

　　第二步，即第二天，溥仪和陈、庄师傅扬言去苏州胡同看房子，准备租用居住。他们准备从那里绕一下就奔东交民巷，先住进德国医院，只要到了东交民巷，这第三步就好办了。

　　但是，在执行这第二步计划的时候，载沣派了他的大管家张文治，偏要陪溥仪一起去。溥仪和庄士敦上了一辆汽车，张文治也跟在陈宝琛屁股后，上了另一辆车。

　　进了东交民巷，庄士敦叫车子在一家卖钟表和相机的洋行门口停下，他带溥仪进了洋行，在这里考虑对付张文治的办法。溥仪买了一个法国金怀表，磨蹭一阵儿，庄士敦想出了办法，就说溥仪觉得不舒服，要去德国医院看看。张文治狐疑不安地跟溥仪们到了德国医院。到了医院，他们把他甩在一边。

　　庄士敦向医院的棣柏大夫说明了来意，把溥仪让到一间空病房里休息，张文治一看不是门道，赶紧溜走了。

　　溥仪们知道他必是回“北府”向溥仪父亲报信去了，庄士敦不敢放松时间，立刻去英国使馆办交涉。

　　谁知他这一去就杳无音信，等得溥仪好不心焦。

　　溥仪生怕这时张文治把载沣引了来，正在焦躁不安，郑孝胥到了。

　　庄士敦那时已经到了日本使馆了。溥仪和这位一去不回的人在这地方碰见，很是奇怪。他对溥仪解释说道：“我到英国公使那里去了，麻克类说那里地方很小，不便招待……既然陛下受到日本公使先生的接待，那是太好了，总之，现在一切平安了。”

　　在那匆匆忙忙之中，溥仪也没再细问。既然保了险了，过去的事情溥仪也就没有兴趣去知道了。

　　这时已是下午一点。日本公使不在家，他到外面吃饭去了。于是溥仪就到荷兰使馆去，荷兰公使也出去。最后溥仪拜访了英国使馆。

　　罗纳德·麻克类勋爵正好在家，溥仪把发生的事情简单地告诉了他。溥仪知道英国使馆的态度是坚决反对，英国人怕采取任何被解释成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动。

　　溥仪说到召开已经拜访了日本公使馆，因为他觉得如果芳泽谦吉先生同意保护他，他就可以得到最安全的庇护。

　　英国公使表示同意，他还相当体贴地说，如果皇帝得到日本使馆的庇护的话，他希望溥仪到英国使馆去做客，这样就可以尽可能接近皇帝，因为日本使馆几乎就在英使馆的对过。

　　溥仪去日本使馆，可是日本公使还没有回来，等到溥仪和他见面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钟了。

　　他听了溥仪所说的话，当溥仪请他用日本使馆接待皇帝的时候，他并没有马上作答，在他屋子里踱来踱去，考虑着这件事情，然后才把他的决定告诉溥仪，他愿意接待皇帝，可是他希望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地方”！

　　所以溥仪先回德国医院，等候他的消息。溥仪后来发现，芳泽谦吉先生及其夫人为“皇帝”准备的“合适的地方”原来是他们自己的私人房间，也就是日本使馆里最好的房间。

　　庄士敦回到德国医院，发现了溥仪已不在了，大吃一惊，问德国护士：“皇帝在哪里？”

　　护士答道：“这里没有皇帝！”

　　他叫起来：“胡说，是溥我把他送到这里的！”后来才明白，这是德国医师棣柏嘱咐医院为溥仪保密的。医院里的人后来认出他来，才告诉了他，溥仪已经去日本使馆了，他很感谢德国朋友的热心，然后又到日本使馆。在这里他又一次出乎意外，因为又发现溥仪不在公使馆，而是在日本守备队司令官竹本大佐那里。

　　当然，很快也就知道了郑孝胥的活动。

　　郑孝胥对自己在这次出逃中所起的作用，得意极了。

　　让郑孝胥如此得意忘形的原因之一，是他在这场争夺垄断的战斗中，胜过了他的暗中对手罗振玉。罗振玉不但没有赶上这个机会，而且竹本大佐这个值钱的关系，也被郑孝胥轻轻拿在手里，成了郑的本钱。郑、罗二人之间的冲突，原来是掩盖在他们与王公们的争夺战后面。而从这时起，开始了他们之间的争夺战了。

　　不过，庄士敦却在旁不免暗笑。

　　在那个时代，“使馆区”和“租界地”正是“好客”的地方。溥仪在这里遇到的热情是空前的，也许还是绝后的。

　　溥仪从“北府”出来的时候，在溥仪的汽车上还有“北府”的两名警察，他们按照当时“要人”们乘车的习惯，站在车外踏脚板上，一边一个，一直陪溥仪到了德国医院。他们后来知道溥仪不回去了，他们不能回去交差，就要求也留在日本使馆。他们得到了准许，作为溥仪的随侍被收留了。使馆主人看溥仪周围有那么一大群人，三间屋子显然是摆不开，特意腾出了一所楼房，专供溥仪使用。

　　于是，溥仪那一班人马，南书房行走和内务府大臣以及几十名随侍、太监、宫女、妇差、厨役等等又各得其所，日本公使馆里出现了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

　　以溥仪父亲载沣为首的王公们曾来劝溥仪回去，说“北府”已经安全，国民革命军决不敢任意行事。

　　但溥仪相信罗振玉他们的话，自己如果还在“北府”，而国民革命军还在北京，是什么保证都靠不住的。

　　溥仪拒绝了他们。

　　事实上，王公们也正在向使馆区里找住处，后来有的进了德国兵营，有的进了六国饭店。溥仪父亲一面劝溥仪，一面又在西什库教堂租库房，存放他的珍贵财物，后来“北府”的弟妹们也都跑到德国兵营住去了。

　　看见日本使馆对溥仪的殷勤照料，连许多不知名的遗老也活跃了起来，他们给溥仪寄钱这叫做“进奉”，供溥仪使用。有的人从外地跑到北京，给溥仪请安，密陈大计。这些表示骨气的，请安的，送“进奉”的，密陈各种“中兴大计”的，遗老遗少们，出进日本使馆的一天比一天多。溥仪的小客厅里陡然间满眼都是辫子。溥仪坐在坐北朝南、以西式椅子代替的宝座上，又接受朝贺了。

　　许多遗老的心里是对使馆主人怀着感激之情的。他们从使馆的招待上看出了希望，至少也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满足。

　　溥仪在日本使馆住着，有几次由于好奇，在深夜里带上一两名随侍，骑自行车去外游。有一次，溥仪骑到紫禁城外的筒子河边上，望着角楼和城堞的轮廓，想起了溥仪刚离开不久的养心殿和乾清宫，想起溥仪的宝座和明黄色的一切，复仇和复辟的欲望一齐涌到溥仪的心头，不由得心如火烧。

　　溥仪的眼睛噙着泪水，心里发了誓愿，将来必以一个胜利的君王的姿态，就像溥仪的进关的第一祖先似的，重新回到这里来！

　　在使馆的日子里，溥仪日日接触的，只有日本主人的殷勤照拂，遗老们的忠诚信誓和来自社会的抗议。

　　溥仪的野心和仇恨，在这三种不同的影响力量下，日夜滋长着。溥仪想到长久地这样待下去是不行的，溥仪应该为溥仪的未来进行准备了，原先的打算又回到溥仪的心中，自己必须出洋到日本去。

　　使馆对溥仪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公使正面不作什么表示，而池部书记官公开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罗振玉来告诉溥仪说道，他和池部已商量妥当，出洋的事应该到天津去作准备，在这里住着是很不方便的；到天津，最好还是在日本租界里找一所房子，早买好了的那房子地点在英租界，是不合适的。溥仪听他说得有理，也很想看看天津这个大都市，他的主意正中下怀，溥仪立即同意了。溥仪派“南书房行走”朱汝珍去天津日租界找房子，结果看中了张园。

　　不多天，罗振玉又说，张园那里已经准备好，现在国民革命军在换防，正是个好机会，可以立即动身。溥仪和芳泽公使把这主意说了，他同意溥仪去天津。

　　溥仪只是有一件事情想不通，为什么从始至终，王恒岳和他的国民政府始终都没有来找过自己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