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零八章 罢工、罢课、罢市！

　　在王恒岳连续发表告全国书后，北洋政府终于坐不住了！

　　尤其是各地学生民众更加倍受鼓舞。

　　北京学生决定从6月30日起发动一波一波的演讲队，在通衢大街上，堂堂皇皇地举行演讲。准备让军警来逮捕。如果第一天的演讲学生全数被捕，则第二天用加倍的学生去街头演讲，如果第二天亦全数被捕，则第三天更加一倍。

　　北京中等以上的学生有25000人，他们一致决定支持这个行动，大家效法田横五百义士，众志成城，紧紧地团结在一块。

　　6月30日北京学生按照预定计划，分作50余组出发演讲。这使军警当局大出意外。段芝贵急忙宣布戒严，派马队协同军警分途驱散演讲学生，并捕去学生178人。警察厅的看守所收容不下，只得解往北大法科看守。被捕学生不给饮食，不许亲友探视。军警当局并且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占领北大，设帐宿营，并在周围地区架设大炮，禁止行人通过。

　　学生按照计划，于7月1日用加倍的人数继续街头演讲，军警也不示弱，继续大规模逮捕，当天被捕的，约有700余人，北大法科也无法容纳了，临时又借用北大理科作为临时监狱的扩充部分。

　　学生们不仅不逃避被捕，其他未被捕的反而自动前往法科的临时监狱，要求入狱。军警们以为他们来劫狱，当然阻止他们入内，遂在门外发生打斗，结果有三名学生被打伤。

　　北京基督教教友目睹学生的英勇行为，因此自动停止了宗教宣传，参加学生行列作爱国宣传。中国有史以来，女学生没有在街头游行宣传的，现在女学生也参加了。

　　7月2日，五千多位学生，背着包袱出发，沿途市民热烈致敬，无数的市民受了感召，自动参加游行行列。结果，学生们也不在街头演讲了，他们唱着歌，呼口号直奔北大法科。这时看守法科的军警也不敢对他们采取行动，而关在法科内的学生们则纷纷爬到窗子上眺望，于是法科内外呼应，声震街市，此起彼伏，军警们相顾失色。

　　在这最紧张动人的时候，政府突然下令撤走北大的军警，无条件把被拘的学生释放，军警们奉到命令，如临大赦，立刻撤退。可是被关在北大的学生们不但拒绝出狱，反而自动组织门警代替撤走的军警，自己把自己拘禁。一些学生捉到了七名行动蹒跚的警察，夺取了他们的两具篷帐，他们把这些东西作为政府摧残教育，蹂躏人权的证据。他们派人到警察厅索取食粮，警察只得乖乖地送去一批食物接济他们。

　　7月2日这天，学生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公然站在警察厅门前或者军警密集的地方大声进行演讲，军警们呆若木鸡，不敢干涉。

　　这一天北京政府派傅岳蔡为教育部次长，以代替辞职引退的袁希涛。傅次长奉命于危难之际，他陪着笑脸向学生保证，今后教育部将负责处理学潮问题，军警不会再过问了。

　　7月3日北京政府派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胡仁源因学生反对不敢到任。

　　北京学潮扩大后，蔓延到上海，上海学校最多，学生爱国也不后人，并且为了支援北京，立即召集会议，发表宣言。

　　上海商会为了配合学生，遂发动罢市，7月3日南市各商肆先行罢市，法租界商家亦照样闭市，公共租界继之，英租界的永安、先施两公司亦宣布罢市。到了下午，整个上海大小商店都关门闭户，只有学生在街头散发传单，巡捕在街上往来巡视。

　　商店门外都悬挂白旗，上书：

　　“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都市，中外所瞩目，自从上海商人发起罢市后，罢市的浪潮由上海波及江浙两省，随后又波及天津、安庆、芜湖、厦门、九江、济南、武汉等城市。

　　随着商人罢市后，工人也发动罢工。

　　首先是上海南市华商电车工人，随后商务印书馆、锦华纱厂、祥生铁厂、沪宁、沪杭两路和纺织、金属、运输、市政各部门的工人纷纷响应，罢工人数达六七万之多。再后京奉路唐山、京汉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以及长江轮船的码头工人都纷纷响应！

　　于是，上海成立了“商工学报各界联合会”，这个爱国运动从北京到上海，以上海为中心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

　　上海的学运重心是在复旦大学和东吴大学，这两个大学和在北京的北大一样，是发号施令的领导团体。

　　促成这个事件是由上海《民国日报》，学生示威事件爆发后，电报当晚到达上海各报，编辑先生都是编好付印了事，可是《民国日报》的叶楚侩、朱宗良、邵力子等却觉得这是了不起的爱国运动。

　　立刻派人把北京原电送到复旦大学，学生们看了这则电报，莫不义奋填膺，于是天刚亮就敲钟集合全校寄宿生，把北京电报当众宣读，全体立即决定要响应北京的壮举，先罢课再联合其他学校。

　　上海学联是设在静安寺路51号，成立后有一个民生女校也参加，当时女学生参加学运实在是很新鲜的，所以极被各方重视。不过民生女校只派了一位代表，这位代表是个教师，名叫汪吟苹，他是位男老师，右手六个指头，在学联会中发言很多，因此报纸上时常刊载他的名字。由于他的名字像个女人，又代表女校，外界便以为他是位窈窕淑女，让许多男士颇增遐想，他接到许多求婚信后，为之哑然失笑，只好一一作答，告诉求婚者自己是个男人。

　　由于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因此上海的军事当局宣布戒严，并派警察分途逼迫商人开市，商人们虽然勉强开门，警察一去立即关门。上海租界当局禁止市民悬旗、散发传单、结队游行，并劝导租界内商店开市营业。可是市民们亦阳奉阴违。

　　徐世昌一派认为对付学潮不该过激，应该把拒绝出狱的那些学生劝导出去，以缓和全国人民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7月8日徐世昌派总统府参议曾彝进偕教育总司长二人前往北大法科慰问拒绝出狱的学生。这位钦差大臣说尽了一切好话，可是学生都置之不理。

　　7月8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提出取销密约、惩办国贼、维持教育、提倡国货、促进和局等条件，军警们虽在会场附近警戒，却没有进行干涉。

　　全国的示威运动集中在“罢免国贼”问题上，也就是说北京政府如果不将亲日派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则事态不可避免一定会扩大。可是在北京政府方面又有投鼠忌器之苦，因为段祺瑞要维护这三人。至于徐世昌也不能说与这三人完全没有关系，徐当选总统的经济来源，就是靠顺济、高徐两路的借款。

　　“罢免国贼”问题不能解决，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议决，从9日起，仿照申包胥哭秦庭故事，直接向总统府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由于有这新计划，所以北京学联便变更策略，当天派人迎接法科被捕同学全部出狱，以便参加新的眼泪请愿。在北大法科出“狱”的学生们排着队伍前进，沿途受到市民热烈的欢迎。

　　上海的罢课、罢市、罢工使到淞沪驻军使卢永祥也有发电请求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以安时局。卢永祥是皖系，竟有此言论，表示时局的严重性。

　　这还不打紧，接着北京总商会也宣称如果不罢免曹、章、陆，则北京也要罢市，北京是政府所在地，如果真的罢市成何体统。

　　因此，北京政府遂于9日上午批准曹汝霖辞去交通总长，并将这道命令分途传达北京学联和总商会，一方面阻止学生真的包围总统府，一方面阻止商会罢市。然而各方面对此仍表不满，因此北京政府不得已又在9日下午补发两道命令，批准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长陆宗舆辞职。

　　曹汝霖和陆宗舆是曾经递过辞呈的，可是章宗祥却从没请辞过。

　　徐世昌为了缓和全国性的反政府运动，所以要曹、章、陆下台，但却不好意思下令免他们的职，所以一律用辞职照准方式。可是章宗祥未递过辞呈，如何照准呢？不得已才赶派专人到达医院中找章宗祥，请他在病榻把已写好的辞呈盖章，章宗祥起初不肯，经不起来人的劝告，气嘟嘟地盖了章。这一来安福系的人大为不满，认为徐世昌不该“卖友”，逼迫自己人辞职，纷纷责备徐世昌太不够朋友！

　　北京政府虽然表示了让步，可是并不能满足各方的希望，第一、北京政府不用罢免而用准予辞职，显见有意维护；第二、交通总长曹汝霖去职，却由安福系分子曾毓隽代理部务，是换汤不换药。

　　北京政府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的当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将这消息电告上海英国总领事法磊斯，令其劝告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商人开市，上海各界在证实曹、章、陆三人确实已经下台后，于是商人结束罢市，工人结束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