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那边的1832年（6K8）

　　在一八三二年的春天，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但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触即发的情绪中。

　　这个大城市就像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如期落下，拉马克将军死了。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把利剑。正如他那老辈的富瓦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种哀伤。像任何苦痛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将军安葬的期，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塞纳河的波光，殡仪行列要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便像是沸水一般翻腾了起来。

　　这個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们尽可能地把武装起来。有些木工带上他们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

　　其中一个人用把纳鞋底的铁钩去掉钩子，磨成一把匕首。

　　旁边的木工见了，便要起身离开，他的同伴问他：“你要去哪里？”

　　“我还没有武器。”

　　“你打算去哪里搞？”

　　“工地上，我得去把我的两脚规拿来。”

　　一个送货工买了十个苏的酒，看见任何工人都要攀谈两句：“你有家伙吗？”

　　“没有。”

　　“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门和夏罗纳门之间，你们在那里能搞到家伙，那里有枪支和弹药。”

　　在宝座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馆里，到处都能看见一脸严肃喝着酒的人，他们聚成一团秘密的交谈。

　　“你带枪了吗？”

　　“在我的袖子里。你呢？”

　　“在我的衬衣内兜。”

　　喝完了酒，工人们便开始在贝尔西街的街角等待一个名叫勒马兰的人，他是共和派在圣马尔索郊区的联络员。所有的口令，都是公开传达，没有半点想要隐瞒的意思，所有人都知道，巴黎又要革命了。

　　这天的早晨，天空时而转晴，时而下雨，拉马克将军的灵柩在陆军仪仗队的簇拥下穿过巴黎。正如工人们一样，政府脑子里的弦也是一直紧绷着的。

　　护送灵柩的陆军仪仗队显然不是正常规模，两个营，行军鼓上蒙着黑纱，士兵们倒背着枪。紧随其后的是腰上挂着刀的万国民自卫军，他们的炮队伴随着棺材。柩车由队青年牵引着，巴黎伤残老军人院的军官们紧跟在柩车后面，手里握着象征和平与安宁的桂树枝。

　　而在沿途的道路上，车队的后面，是无穷无尽的人群，人头像是蚂蚁一样攒动。

　　人民之友社的成员，法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的学生，各国的流亡者，正在罢工的木工、石匠、印刷工人。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波兰的旗帜，横条三色旗，各种各样的旗帜。

　　他们大声叫喊着，有的挥舞着棍棒，有的挥舞着指挥刀，还有的毫不掩饰的拍打着腰间的两把手枪，他们有时混乱，有时成行，没有秩序，但却万众一心。

　　临街的房屋阳台、窗口、屋顶，街道边，树枝上，男人、女人、小孩，眼里充满了不安的情绪惊慌的看着这一群带着武器的人走过去。

　　在路易十五广场，政府的四个卡宾枪骑兵连已经处于待命状态，他们全员上马，长枪短炮，子弹全部上膛，挂在马鞍上的子弹袋也被塞得满满当当。

　　在拉丁区和植物园，维多克率领下的大巴黎警察厅保安警察队一条街接着一条街的分段站岗。

　　巴黎酒市部署了一个中队的龙骑兵，第十二轻骑兵联队的半在格雷沃广场警戒，另半则被派到了巴士底布防。

　　第六龙骑兵联队进驻则肋斯定，卢浮宫的大院里挤满了炮兵部队，其余的军队则在军营待命。

　　而这甚至还没把巴黎郊外的联队计算在内。

　　只要情况不对，提心吊胆的政府随时准备把市区的两万四千名士兵和郊区的三万名士兵，压在横眉怒目的群众头上。

　　当政府调兵遣将的时候，送葬的队伍里也在流传着种种小道消息。

　　有的在私下谈论着正统派的阴谋，波拿巴派则在议论奥地利的雷希施塔特公爵——拿破仑的儿子罗马王，他们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站出来带领法兰西人民重现帝国的荣光。

　　有人小声告诉大家，今天晚些时候，将会有两个被争取到的工头从内打开武器工厂的大门向人民开放。这个消息瞬间把大伙点燃了，他们急切的想要做些暴烈又高尚的行动。

　　当然，其中偶尔也掺杂着几张言语粗鄙、确像歹徒的嘴脸，他们说：“让我们去抢！”

　　柩车绕过旺多姆纪念碑时，有发现极端保王派的代表费茨·詹姆斯公爵站在个阳台上戴着帽，便向他扔了不少石头。

　　有根旗杆上的高卢雄鸡被人拔了下来，在污泥里被拖着走。在圣马尔丹门，有个宪兵被人用剑刺伤了，第十二轻骑兵联队的个军官用很大的声音喊说：“我是个共和党人。”

　　综合工科学校的学生，在被校方勒令强制留校不许外出之后突然出现，人们高呼：“万岁！共和万岁！”

　　势汹汹的赶热闹的群，像江河的洪流，后浪推着前浪走，从圣安东尼郊区，到巴士底，便和送葬队伍汇合起来，这种翻腾震荡的骇人声势把人群搞得更激动了。

　　人群从桥头场，到布尔东河，盖满巴士底广场，再顺着林荫道直延伸到圣马尔丹门。

　　葬礼开始，喧闹的人群忽然静了下来，拉法耶特上台致辞，向拉马克告别。在这个庄严的时刻，所有人都脱下了帽子，所有的心都在怦怦跳。

　　突然，有个骑着马的黑衣人出现在了人群中，他的手里擎着一面红旗，这面红旗掀起了阵风暴，从布尔东林荫道到奥斯特里茨桥，声鼓噪有如海潮咆哮。

　　群青年，在阵阵叫好声中，将柩车里的拉马克推向奥斯特茨桥，挽着拉法耶特的马车顺着莫尔朗河沿走。

　　在莫尔朗河的左岸，市政府的马队在桥头挡住了去路，右岸的龙骑兵从则肋斯定开了出来。跟着拉法耶特的青年们发现了他们，大喊：“龙骑兵！龙骑兵！”

　　龙骑兵缓步前进，声不响，枪插在皮套里，马刀插在鞘里，卡宾枪插在枪托套里，神色阴沉地观望着人群。

　　拉法耶特坐着马车来到他们的面前，龙骑兵向两旁让开了一条道路，让马车通过，然后又重新合拢。他们与人群隔着两百步的距离对峙，浓重的火药味让妇女们惊慌失措的逃散了。

　　再之后的情况，巴黎众说纷纭，有人说兵工厂响起了冲锋号，有人说有个孩子给了龙骑兵一匕首。但不论如何，事实是，现场突然连发三声枪响。

　　第枪打死了龙骑兵中队长灼雷，第二枪打死了孔特斯卡尔浦街上个正在关窗的聋老妇，第三枪擦坏了一个军官的肩章。

　　人群中有个妇女大喊：“动手太早了！”

　　但现在说这话已经太迟了，人们听见马蹄声作响，整整一个中队的龙骑兵从莫尔朗河边的军营中冲出，他们高举马刀，就像是狂暴的飓风，将一切横扫。

　　石块乱飞，枪声四起，许多人跳到河岸下，有的拔木桩，有的开手枪，个街垒就这样形成了。被撵回的那些年，挽着柩车，路飞跑，穿过奥斯特里茨桥，向着保安警察队冲去。

　　四个卡宾枪骑兵连发起了冲锋，龙骑兵逢人就砍、见人便杀，人群向四面八方逃散，一时之间，巴黎的四面八方都被怒吼与火焰点燃。

　　在1832年的六月，革命再次爆发了。

　　维克多·雨果，1832年6月5日，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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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霍乱瘟疫流行以来，巴黎的死亡人数已达17000到18000人。

　　在死亡与疾病的威胁下，在农业歉收的背景下，巴黎的紧张气氛仍在升温。每个人的眼神里都流露着愤怒和仇恨的火焰，在最近一段时间，我甚至不敢独自身穿警服出门，小市民们对警方的投毒谣言深信不疑。

　　我知道，如果让他们在大街上发现一个落单的警察，挨一顿打已经算是受到上帝的眷顾了。

　　但是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在警力已经紧张到极限的情况下，我们还不得不去执行许多其他命令，去配合国民自卫军以及军队的行动。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在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对群体事件让步。

　　我们私底下都开玩笑说：“霍乱夺去了大量生命不说，弄不好，还会将路易·菲利普的新王朝一起葬送了。”

　　所有明眼人都知道，拉马克将军的葬礼非常有可能成为起义的导火索。

　　六月五日，我和我的小伙子们便装混入了送葬的队伍中，果不其然，我得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消息，并及时将这些消息传递了回去。而在一众坏消息当中，最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得知正统王朝派并未参与，这次只是共和分子与波拿巴分子紧密地联合在了一起。

　　共和分子能和波拿巴分子走在一起，呵！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件事。

　　他们好像认为：拿破仑的名字就代表了民主和自由，而这民主和自由的信号就是从拿破仑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发出的。

　　我跟着他们到了葬礼的现场，看到一个骑着马的黑衣人举着红旗出现在广场上，这时候我就意识到了情况不妙。果不其然，人群开始高呼起了山呼海啸般的“共和万岁”口号。

　　我当即给小伙子们使了个眼色，要求他们立马跟我返回警察厅总部。

　　但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场骚乱会在短时间里立刻升级为造反夺权。

　　6月5日晚间，整个巴黎的街头巷尾都布满了街垒，所有人都武装了起来。晚上8点左右，城市主干道路上的路障也都被架设好。

　　那帮起义者拿着各式各样的枪支，猛烈的朝我们开火。我凭借着对巴黎街道网的了如指掌，带着小伙子们在老城区打了几个街垒一个猝不及防，将一些武装分子与高举煽动标语旗帜的造反派全都逮捕羁押。

　　哼！不是我吹牛，整个巴黎的地图，每一条暗道、小巷都刻在我弗朗索瓦·维多克的心上。

　　不过说实话，巴黎这糟糕透顶的街道是应该找个机会改造改造，大部分街道都很狭窄，只需要用石块和木桩堆起路障，只需要七八个枪法好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的阻挡大约一个连的兵力前进。

　　谁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强冲街垒是送死，士兵不愿意白白上去送命，就让国民自卫军里的市民志愿者顶上，但没有人是傻子，这些志愿者同样不愿意当炮灰去堵抢眼儿。

　　整个城市的情况非常复杂，我看见有些孤立无援的岗哨在迟迟得不到支援的情况下只能向起义者缴械投降。

　　我在路上还遇到了我的老朋友——塞纳河区的最高行政长官邦迪伯爵，他当时正和几个仆人被起义军撵的到处乱跑，对他而言，前往市政厅办公室的路途实在是太遥远了。

　　不过，万幸的是，这时候正好有一辆出租马车路过，我一把将他推进了车厢，还派了瓦库尔负责保护他的安全。虽然瓦库尔在去年的伦敦行动中表现不佳，但这一次他很好的完成了任务，没有辜负我对他的期望，嗯……或许我应该考虑替他申请嘉奖。

　　我带着剩下的小伙子们一路杀回总部，刚刚进门便撞上了日索凯厅长。

　　看得出来，他有点慌了。

　　他虽然一直不承认那些政治评论家预言路易·菲利普王朝必定垮台的言论，但巴黎当下四处冒烟的景象也由不得他不承认了。

　　他打算去杜伊勒里宫与总理以及内阁商量对策，但又颇为担心街道上步枪的火光。我知道，我表现的机会来了。

　　我护送着他，一路上亲自打头侦查、探路。在经过一个政府军岗哨时，士兵们非要察看厅长的身份证件，否则说什么也不放行。不过他们认出了我，看在五十法郎和我响亮名头的份上，他们最终还是放行了。

　　我们刚刚抵达杜伊勒里宫，便得知国王陛下路易·菲利普在得知了巴黎的局势后，已经带着王后和阿德莱德公主从贡比涅城堡紧急赶回了巴黎。如果不是因为这次起义，他本应该在贡比涅接待到访的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的。

　　虽然国王陛下看起来很可悲，一点国王的霸气都没有，但我还是得为他亲自策马从讷伊赶回一线指挥首都行动的行为鼓掌，这起码说明了他身为国王的担当。

　　我很高兴自己年轻时曾经与国王在同一支部队当过战友，而且即便过了这么多年，他并没有由于安逸的生活与崇高的地位丢失直面困难的勇气。

　　罗博元帅在杜伊勒里宫接待了我们，并向大巴黎警察厅下达了明确而又有力的指示。

　　但是，在我们往返宫廷与警察厅总部的这1个小时里，我们位于耶路撒冷路的总部遭到了起义者的一次袭击。不过，好在我们的留守警员守住了阵地。

　　我还来不及喘口气，便又带着人从西岱岛绕到了塞纳河右岸。据我所知，骚动中心就在圣梅里区，这里的街道很狭窄，只能单人通过，所以骑兵们在这里伤亡很大。

　　在我抵达这里的时候，发现有一些造反者已经在喝酒狂欢庆祝了，街头巷尾到处都是醉汉。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他们当中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守卫街垒的。

　　我和我的小伙子们经过几个小时的战斗，浑身上下都破破烂烂脏兮兮的，但起义队伍里还是有个眼尖的把我给认出来了。霎时间，步枪一齐对准了我们。

　　上帝啊！我当时真是魂都吓出来了！

　　我听见子弹飕飕的从我们的头顶飞过，头皮都凉冰冰的。

　　我们就像是过街耗子一样人人喊打，我带着小伙子们落荒而逃。我们狼狈的回到了总部，向厅长要求提升我们的火力配置，我向他保证，只要能把我的保安部全部武装起来，我很快就能平息暴乱。

　　但日索凯显然不太相信我，因为前不久就连大巴黎警察厅总部都被那帮造反派给包围了呢。我见他不愿给我批枪和子弹，只能带着我的弟兄们返回保安部。

　　这一路上，我们乔装打扮了一番，紧跟在那些起义者的身后，有时候还加入到他们的进攻当中，因为我发现政府军就驻扎在保安部的大楼外面，这让我怀疑军队那帮家伙是不是别有用心。毕竟在巴黎，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信的，防人之心不可无嘛。

　　整个后半夜，起义者里的狙击手漫无目标的朝着保安部的圣拉沙佩勒大院里放枪，但是他什么也没打着，因为我可不会傻傻的站在那里给他当靶子。

　　我整个晚上几乎都在附近巡游，到了白天，大巴黎警察厅上上下下也没什么好日子过。整个西岱岛已经被起义队伍打造成了森严的堡垒，进攻一触即发。

　　情报交到了市政厅，然而却没有任何回复。我又主动请缨，去市政厅拿回了邦迪伯爵的报告，感谢上帝，幸好我昨天把他塞进了出租马车里。

　　当我往回赶的时候，路过沙滩广场，发现政府军正和起义队伍打的热闹，但我还是机灵的穿过硝烟安全返回了。

　　在经过一晚上以后，西岱岛那些老实的、胆小的居民不论愿意还是不愿意，都不得不响应那些犯罪分子的号召，加入他们的起义队伍。

　　而军队，显然不能指望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控制住西岱岛的局势。所以，我再次请命，要求由我的保安部出面打头阵。

　　厅长在犹豫了一会儿后，终于决定打出我这张王牌。

　　在得到批准后，我立刻开始动员志愿者，保安部全体警员闻风而动，聚集在我的旗帜之下。这帮小伙子们非常英勇，他们明确表示，我指挥到哪，他们就冲锋到哪。

　　他们的宣誓声甚至惊动了正在保安部大院里休息的那些士兵和马匹，有八个壮实的骑兵也冲了过来，要求加入我的麾下。

　　而这时候的西岱岛，角角落落的乌合之众们简直是一齐出笼了：小偷、懒汉、流氓、卖淫女、坐过牢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个地区好像全是这种吃白食的废物，他们的人数远超那些共和派和波拿巴派的政治党徒。

　　这些人抱成一团，紧紧环绕在一个名叫爱德华·哥伦布特的前海军炮长指挥之下。

　　呵！也许有些人很害怕这种环境，但我不一样。我天生就适合这种天下大乱的环境，危险是最适合我的气候。只有在这种危急关头，我才能真正找回自我。

　　我出发了，带着我的28人突击队，直取哥伦布特和他那些小喽啰们的项上人头。

　　我们在犹太街和白灵街的路口找到了这小子，当时他正指挥手下布置路障。我假装是路过的群众，和善的和他聊了几句，然后趁他不注意，一脚踹在他的隐私部位，将他掀翻在地，对他实施了抓捕。

　　突击队友们见状，也纷纷一拥而上，当场就把那群喽啰给全部制服了。

　　几分钟前，这帮人渣还和士兵们较量的起劲，但他们没想到，转眼之间，对手就换成了便衣警察，他们如坠冰窟。

　　桥头有15个恶棍占据了一个哨所，他们见我叼着烟斗只身走来，立马吓得六神无主。我只是冲他们喊了一句：“我是弗朗索瓦·维多克，你们还不投降？”

　　他们便吓得四散而逃，抱团鼠窜，嘴里还大声嚷嚷着：“快跑啊！老大来了，维多克带人来了！”

　　解决掉了哥伦布特这个领头的，剩下的事情就容易多了，我们很快就攻占了五个街垒，并将它们移交给了政府军和国民自卫军，他们进入西岱岛的道路终于畅通了。

　　但让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帮混蛋干不好镇压，眼神还他妈不好。有一伙士兵误以为我是暴民，朝我打了一轮齐射。但是万幸，他们并不像拿破仑时期的军人那么训练有素，所以一发子弹也没有打中。

　　西岱岛的危机就这么解除了，我很高兴在这样的时刻，我为这个国家做了点什么。但，我也很遗憾，因为我听说，在大陆城区，圣梅里大教堂目睹了一场大屠戮，莱代将军的士兵在清除那些重要路障的过程中，见人就杀。无论男女老幼。

　　我认为我的行为应当值得一份表扬，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我始终认为，共和党人的报纸《论坛报》在评价我的时候，用语或许太不客气了。

　　——伟大的起义运动为何以失败告终？造反为什么不能成功？这是因为政府玩弄权术，警方毒辣阴险。但其中最根本的，还是起义旗帜上的背信弃义。它对一些人来说，是丑恶的象征，对于另一些人或许是荒唐之物。臭名昭著的维多克和他那帮匪徒之所以处变不惊、力保王座，就是因为他们在那场风暴中，不是挂着人民的旗帜航行。共和党人怎么也不愿相信，维多克竟然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扮演了决定性作用。每每想起路易·菲利普能够重返杜伊勒里宫，是因为维多克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妖魔警察的支撑，他们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闹心的了。

　　呵！这帮共和主义者，他们不大计较身穿戎装的军人对他们举起屠刀，但却总是对我这样的便衣警察斤斤计较。我搞不明白，蹲监狱固然不好受，但我让你们活着难道不好吗？

　　虽然在监狱里的不少人最终会被判死刑，但那难道不是伱们这帮共和派的领袖们，拉法耶特他们这些大人物的错吗？他为什么不替你们辩护呢？当你们闹腾的时候，拉法耶特他们在干什么呢？

　　据我所知，他好像坐车离开巴黎了。

　　弗朗索瓦·维多克，1832年7月25日，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