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历史学家黑斯廷斯

　　‘小城堡’旅馆二楼的别屋内。

　　房间中央摆放着一张圆润的橡木桌，两旁是两张雕花的木椅，桌上放置着一盏点的微微亮的煤油灯。茶几上搁着的精致陶瓷茶具，此刻正散发出诱人的红茶香气。

　　几双马靴踩在装饰繁复的土耳其地毯，伴随着绅士们低沉交谈声与笑声升起的，还有男士香水散发出的淡淡薰衣草香气。

　　“亚瑟，这位就是查理·埃利奥特爵士了，一位皇家海军上校，他过去几年里一直在南美的圭亚那殖民地负责打击猖獗的海上奴隶贸易。他从圭亚那传回的当地奴隶生活状况报告，为我们的废奴运动提供了一项强而有力的事实依据，今年议会终于下定决心彻底终结帝国及海外殖民地的奴隶制度，查理绝对功不可没。”

　　埃利奥特听到达拉莫勋爵的恭维，谦虚的摘下帽子开口道：“我为那些不幸的奴隶得到解放感到高兴，但把不列颠奴隶制度的彻底终结归功于我，还是过誉我。我觉得，奴隶解放的功劳，有一半要归功于威尔伯福斯先生和在他领导下的‘克拉朋联盟’几十年如一日的废奴主义宣传。

　　他那句宣传语实在是太过深入人心：‘一个每星期食用五磅蔗糖的家庭，如果坚持二周不吃蔗糖糖也不喝朗姆酒，就可以挽救了一个与我们同样灵魂的生命。如果有8个这样的家庭坚持20年，就可以挽救100个奴隶的生命，如果有38000個家庭同时行动，就可以彻底摧毁奴隶贸易！’

　　如果不是有着这样能够打动灵魂的话语，不列颠的蔗糖销量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如此迅速的下降三分之一，不可能让掌控着西印度群岛大量蔗糖种植园的西印度公司感到惊惧，下院更是断然不可能在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便收到40万人联合署名的519份废奴请愿书。

　　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感情，有许多俄国农民都相信沙皇认识他们，如果他们去敲冬宫的大门，就会得到最热情的接待，他们的苦楚不仅会被沙皇聆听而且会被他理解，即便是最微小的细节都会。正是由于这种家长制的观念，农民对自己的君主感到亲切，而这种十足的亲切感在不列颠或法兰西是极少存在的。

　　亚瑟好奇道：“此话怎讲？”

　　“不，您理解错意思了。”

　　埃利奥特微微摇头道：“不管是为了什么，废除了奴隶制就是好事情。我在圭亚那看见太多不人道的事情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们肯定没办法相信。有一次，餐馆里的一个黑奴弄撒了我的红茶，滚烫的茶水把他的胳膊都烫破了皮翻出肉来，我正打算搀他起来问问他要不要叫医生。谁知道他一看见我抬起了手，他的表情里流露出的却是极度的惊慌与恐惧。我不知道到底是怎样的生活才能把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这个样子，奴隶制这种东西没有任何存在的意义。

　　鲍宁问了句：“您确定这位沙皇陛下答应不插手比利时独立，是因为他的性格温和，而不是因为他正因为波兰的问题焦头烂额吗？”

　　“波兰？”达拉莫伯爵撇了撇嘴：“我确定不是因为波兰，因为眼下他有一件更棘手的事情要解决。”

　　“什么事？”

　　农民们大概是理解不了什么是十二月党人，在他们看来，那也许只是一伙儿举着新奇口号的反贼。但是，在地里种什么农作物，农民们却是最清楚的，他们祖祖辈辈都没种过土豆这种东西，所以即便沙皇的态度再强硬，他们也不愿意答应。当差和纳粮是天经地义，但是种土豆是万万不行的。”

　　一旁的鲍令先生好奇道：“巴克斯顿先生当时说什么了？”

　　“阁下，我记得您去年曾经为了比利时问题，受帕麦斯顿子爵的委托出访过俄国？您对那位圣彼得堡的皇帝陛下印象怎么样？他是不是真的像传闻当中那么不堪？”

　　“俄国正在闹饥荒？”

　　亚瑟听到这里，忍不住开玩笑道：“威尔伯福斯与上帝的赐福自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蔗糖消费量的重挫恐怕才是西印度公司与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们愿意放弃奴隶制的最大原因。我在离开伦敦之前，曾经去议会旁听了一次关于《废奴法案》的辩论，废奴主义协会的主席巴克斯顿先生只用了一句话便把刀子捅进了所有拥奴派议员的心窝里。”

　　我在大学里读到的一本历史记录就谈到，当年法兰西驻俄大使德·塞古尔伯爵陪同叶卡捷琳娜二世一同在俄罗斯旅行时，就惊讶地发现，当地普通的乡村居民在与女皇交谈时，言谈举止不受丝毫的影响，完全是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在交流。

　　关于废除奴隶制这一点，亚瑟以前从人道角度考虑过，也从经济角度考虑过，但他还真没有从军事角度考虑过。

　　说到这里，亚瑟还不忘幽默的补充了一句：“当时巴克斯顿先生话音刚落，从曼彻斯特、伯明翰和伦敦各地汇聚而来的工业界代表们便纷纷起立鼓掌，东印度公司来旁听的董事会成员也为他的演讲激动不已。从那时候起，我便知道奴隶制肯定要彻底终结了。”

　　达拉莫伯爵困惑的皱着眉头道：“如果照你这么说，那俄国的土豆不是很好推广吗？这可是沙皇亲自下的命令。”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这些农民似乎坚信沙皇希望他们拥有全部土地，只不过沙皇的这一愿望被那些恶霸地主和腐败官员给阻止了，不过终有一天沙皇会克服一切阻碍的。”

　　即便从埃利奥特反对奴隶制的立场来看，他对鸦片贸易多半也没什么好印象，但是亚瑟作为一位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当着三位辉格党成员的面突然去提托利党和教会的主张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埃利奥特闻言微微点头道：“我之前在圭亚那做过一段时间的总督麾下的商务代表，对这方面还算是熟络。”

　　而在不列颠国内强烈反对鸦片贸易的，也就只有那么一个群体——教会势力。而会为教会势力站台的那个政党，名字叫做‘托利党’。

　　埃利奥特的一席话听得亚瑟忍不住捏住了下巴。

　　尼古拉一世加派军警人手去镇压，消息一传开，暴力抗旨很快就演变成了大规模暴动。虽然这些暴动规模并不算大，但是这里刚消停，其他强制推广土豆的地区就又反了。这真是见了鬼了，当年尼古拉一世登基时的十二月党人起义闹出的动静还不如土豆大呢！

　　达拉莫伯爵端着茶杯呵呵笑道：“工业界的欢欣鼓舞可以轻而易举的理解，至于东印度公司，他们大概是因为早就不满意西印度公司垄断了蔗糖贸易吧？我听说他们在印度好像也开了不少蔗糖种植园。”

　　至于另一半的功劳，我想应当归功于教会的不懈宣传，虽然我不是很喜欢这群教士们。但是至少在废奴这件事上，不论是呼吁圣公会信徒应当停止贩卖与豢养奴隶的伦敦主教，还是自成立以来便一直坚决反对奴隶制卫斯理宗教士们都很好的贯彻了传播福音的使命。”

　　亚瑟正在思考着该怎么同埃利奥特提及中国的事情，却忽然听到埃利奥特将话题扯向了达拉莫勋爵。

　　达拉莫勋爵听到这话，一边品茶一边皱眉道：“你是说尼古拉一世？我……我其实感觉他人还不错，待人很有礼貌也很温和，所以我那趟出访也非常顺利。他在得到了不列颠不会以任何积极的形式向荷兰和比利时任何一方提供援助的保证后，便欣然同意俄国也不会主动插手低地国家的家务事了。”

　　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俄国农民都是毋庸置疑的君主主义者，当之无愧的保皇党人。在俄国的传统文化当中，他们将沙皇视为上帝在人间的代理，是由上帝创造的用来管理农民、关照农民的全俄罗斯的家长。他们无法想象除了沙皇之外的任何其他世俗权威，并且会习惯性的把所有的好都加在沙皇身上，把所有的坏都归咎于上帝的意志或是地主和官员身上。

　　比如说有两种税，在俄国就很容易征收。一种是养兵的税，另外一种则是赎金。因为在俄国的历史上，他们常年对外打仗，而且经常遭受鞑靼汗国、克里米亚汗国等游牧部落的袭击，所以俄国人经常有被抓走贩卖的可能性。

　　亚瑟开口道：“关于这一点，我也许可以解答，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主攻过俄国史方向。”

　　是问问鸦片贸易的事？

　　还是问问五口通商的事？

　　亚瑟学着巴克斯顿的腔调复述道：“我始终认为，不断进步的技术需要的是海外市场，而不是廉价劳动力的供应，解放奴隶将提升当地的消费能力，为我们的工业出口提升新的增长动力。而且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言：从历代和各国的经验来看，我相信自由人的劳动一定比奴隶劳动来得便宜。在很大概率上，我们将得到市场与劳动效率的双重提升。”

　　不过，虽然目前不列颠及海外领地的奴隶制度业已废除，但我不认为这便已经是终点了。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说，议会自从1807年下令禁止英国船只参与奴隶贸易以来，皇家海军便一直在对西非海岸和南美海岸长期执行打击贩奴船的活动，但即便如此，奴隶贸易依然屡禁不止，特别是西班牙和法国佬的奴隶贩子在这方面尤为可恶。

　　而前几年开始，由于霍乱的影响，俄国境内又出现了粮食短缺的情况，所以尼古拉一世便找出了推广土豆的老办法。而且，他这次下的决心比彼得一世和叶卡捷琳娜二世都要大。不管农民们怎么说，他们乐不乐意种，发了种子你就必须得种。

　　“不，恰恰相反，打土豆战争是为了解决饥荒。”

　　亚瑟喝了口茶，忽然转移话题道：“我方才听伯爵阁下说，您这次回国述职后，便要随纳皮尔勋爵赶赴中国了？职务是贸易专员秘书？”

　　所以自从我这一次出访了俄国以后，报纸上关于俄国的鬼话我就再也不相信了。俄国的民众可不是像报纸上说的那样，全都是顺从、忠诚的老实人，他们也和不列颠的民众一样，懂得表达自己的意见。在我看来，因为这点事情便发生全国暴动简直不可思议，沙皇要是真的可以独断专行，怎么会连个土豆都推广不下去？”

　　结果这个政策传达到了地方上，农民们都对他的话置若罔闻。尼古拉一世勃然大怒之下，就打算抓了几个影响力大的抗旨农民以儆效尤。可当地的农民知道了这件事，不仅不向当局交人，反而把当局派过去的官员给打了。

　　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就怪不得内阁隔三差五就要照会巴西、西班牙、法兰西和奥地利等国，要求他们应当本着上帝慈悲为怀的态度同不列颠一起投身于废除奴隶制的伟大事业中来了。

　　亚瑟从埃利奥特口中收获了肯定的答案，但一时之间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往下接。

　　“嗯？”达拉莫伯爵问道：“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但这个好主意却死活推广不下去，不仅推广不下去，甚至于彼得还被扣上了一个企图毒死俄国人后给德国人腾地方的帽子。而到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她又打算故技重施，结果一样遭到了俄国农民的集体抵制，所以后来也不了了之了。

　　鸦片贸易这块儿，不列颠自己国内都卖的飞起。

　　但转念一想，埃利奥特的这段话说的还真挺有道理，毕竟欧洲各国海军在战时雇佣贩奴船和海盗船作战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虽然这些小型武装舰船没办法像大舰队那样在海上决战中发挥太大作用，但袭扰不列颠的命根子——商业航线，却是绰绰有余了。

　　而从维持不列颠的海上优势角度来看，禁止奴隶贸易和全面解放奴隶也意味着不列颠的贩奴船数量肯定会大幅减少，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迫使其他国家一起废除奴隶制，那么等到战时，他们就可以征召这些具备一定武装能力的贩奴船加入军队服役。所以于情于理，皇家海军都应该更加坚定的打击这帮奴隶贩子，内阁也应该督促其他国家与我们一同废除奴隶制。”

　　亚瑟听到这里，忽然眼前一亮，他貌似找到了切入点。

　　达拉莫伯爵看到大伙儿都有兴趣，于是便耐着性子把他在俄国的见闻全都拿了出来：“你们应当也知道，俄国天寒地冻的地方比较多，而土豆这种作物不仅适应性强而且产量也很高。正因如此，所以俄国从彼得大帝时期便一直希望在国内推广种土豆。

　　达拉莫伯爵一想起那件事便感觉滑稽，他笑着说道：“说来你们估计都不相信，眼下他正在同暴动的农民打一场土豆战争。”

　　正因为如此，在俄国人世世代代的观念里，缴纳军费和凑赎金是天经地义的。而且普通家庭通常掏不出高昂的赎金，所以沙皇的政府还得对他们提供赎金补助。在16到18世纪，俄国政府每年的赎金支出最高能占到全年财政支出的四分之一。所以，俄国农民有时候还会将沙皇称作‘小爸爸’。

　　亚瑟笑着回道：“您说的自然是对的，但是报纸上说的也不是全错。俄国的民众既可以是报纸上说的那么顺从，也可以像是不列颠的民众那样懂得争取自由。而顺从与自由的差别，主要在于他们对自身义务和权利的界定。在俄国人的观念里，他们对合理缴税和服兵役的认同度很高。

　　亚瑟笑着回道：“沙皇下什么命令不重要，重要的是沙皇的命令符合不符合农民们的传统习惯，如果他们从传统的角度无法理解沙皇的命令，那么很快他们就会满腔愤怒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所以没有土豆闹得动静大，我猜就是这个原因。

　　达拉莫伯爵听到这话，也忍不住笑了出来：“如果真是你说的那样，那俄国的情况倒也合理。但是了解了背后的原因后，我只觉得这事情变得更滑稽了。”

　　亚瑟说到这儿，只是轻轻笑了一声，旋即又转过头对着埃利奥特委婉的提醒了一句：“虽然我对中国没有做过细致了解，但是我觉得那里的情况应该与俄国有一定相似性，您就任以后，或许可以参考一下我方才说过的那些话，尽量不要触犯一些他们理解范围外的事情，循序渐进，这对您的工作也许会产生一定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