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三章 死后方生

　　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身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我的时代还没到来，有的人死后方生。

　　——弗里德里希·尼采

　　当疑惑压在心底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个大问题。

　　但是当有人捅破了那层窗户纸，这些大问题却又仿佛都变得微不足道了。

　　亚瑟非但没有像是他们想象中那样生气，甚至也没有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他只是轻描淡写的褪下白手套扔在桌面上：“朱塞佩，感谢你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其实一直想要找机会回答的，但是亚历山大从没给过我机会，他不问，我也就没法回答，最终结果就是搞得我们俩都好像在做贼。”

　　“所以说……你真的杀了很多人？”

　　亚瑟掰着手指头慢条斯理的答复道：“如果你非要把绞刑也算在我的脑袋上的话，加上伦敦塔下的死伤，去年死在我手底下的应当有三十一人。至于受伤的，那可就多了，也没办法详细统计，因为我在去年的五六月份指挥了不少场镇压行动。”

　　如果加里波第是在第一时间听到有人杀了31个自由主义示威者，那么他肯定会满心愤怒，但是在与报纸标题比较后，尤其是在与去年巴黎发生的情况比较后，他忽然又觉得这个数字还可以接受。

　　但是杀人少不代表就不残暴，加里波第很快又把焦点问题转移到了那些造成许多人受伤的镇压行动上。

　　这不光是为了满足好奇心，更是由于他们前不久才在意大利的警察手里吃了亏，所以加里波第迫切的想要了解警察平时都是怎么工作的。

　　“你们一般都是怎么动的手？先把人放进会场，然后再把所有进场的路堵住，来个瓮中捉鳖？”

　　亚瑟听到加里波第的猜想，老警察倚着衣柜摇头道：“朱塞佩，你说的那是战场上的歼灭战，而不是警察的镇压行动。如果我手底下的警务指挥官这么干，我绝对会现场撤销他的职务，让他立马卷铺盖滚蛋。因为我们的行动目标是解决潜在的暴动，而不是制造暴动。”

　　说到这儿，许是觉得站的累了，他拖开椅子，又从怀里摸出他的蓝皮夹，夹出两个塔勒用指甲盖弹给大仲马：“亚历山大，劳烦你跑一趟，去下面点两瓶酒，再弄些下酒的小菜来，这里有不少想要听故事的。”

　　岂料大仲马接了塔勒却不愿下楼：“我也想听。”

　　“那你可以跑快点。”

　　努利见状，从大仲马手里拿过银币，开口道：“还是让我来给你们跑腿吧。”

　　亚瑟看到努利出门，又转头望向兴致冲冲打算听故事的加里波第，他开口道：“朱塞佩，在这方面，你就远远不如努利先生机警。”

　　“嗯？”加里波第还以为亚瑟是在怪他手脚不勤快：“我刚刚是打算去的，但是努利先生抢在我前头开口了。而且点菜也不是什么体力活儿，如果是码头装卸货，我肯定不能让他一个人动手。”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亚瑟开口道：“努利先生并不相信我，而且他对身为我的朋友的亚历山大同样保持怀疑，他担心我让亚历山大去点菜是为了通风报信，所以他宁愿自己劳累一番也绝不同意让亚历山大离开房间。”

　　“这……至于吗？”加里波第挠了挠后脑勺：“仲马先生可是参加了七月革命的。”

　　亚瑟挑着眉头给自己倒了杯水：“拿破仑还参加了法国大革命呢。根据一个人的过往经历来判断他当下可能做出的行动，这是人之常情。但是，在面对生死攸关的问题时，套用这个思维模式也是非常危险的。”

　　“亚瑟！”大仲马一巴掌拍在桌面上：“我可不是拿破仑！虽然我认识他的侄子，但这不代表我就是个波拿巴派了。”

　　“别生气，亚历山大。”亚瑟喝了口茶：“我就是举个例子。”

　　“说的是。”海涅冷不丁的插了一句：“拿破仑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大仲马闻言瞪了他一眼，转而又将话头抛给亚瑟道：“你还是先讲你的故事吧。”

　　亚瑟向来乐意满足朋友们的要求，既然大伙儿都这么想听苏格兰场的《警务执行手册》，他也不在乎泄密。

　　“在我历经的所有镇压行动中，在斯特兰德召开的那场抗议集会是规模最大的。根据我们事先收到的情报，当日将会有八千抗议示威者到场参与。从警察的眼光观察，参照过往的历史经验，如果放任如此大规模的抗议集会召开，届时如果冒出半点火星子，都可能把抗议活动演变为暴动。

　　所以，我在苏格兰场的高层警务会议上主动提出，应当用尽一切手段瓦解这次集会。为了降低参会者的数量，我首先去见了激进派领袖弗朗西斯·普莱斯先生，他是边沁先生的崇拜者，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曾经与他建立了一定程度的私人关系。

　　我给了普莱斯先生一个恰当的交换条件，我告诉他只要他不带着他的支持者参加位于斯特兰德的那场集会，他们在其他地方搞抗议集会，我们绝不反对，并且我们还会保证他们在集会过程中的人身安全。普莱斯先生十分慷慨的接受了我的请求，因此在斯特兰德的集会召开前，示威者人数就已经削减了三分之一。

　　而在斯特兰德的集会开始前两个小时，我就已经命令警队在各个通往斯特兰德的主要道路上加强警力部署。用前方正在修路或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等等手段，来劝返、分流那些打算赴约的示威者。不过这一点并不是苏格兰场独创的，朱塞佩，你们打算在热那亚发动起义那一天，意大利警察也用了同样的招数。”

　　加里波第趴在倒转的椅背上，认真的请教着：“所以说，警察的行动要比我们预想的更早？你们在意的不是抗议集会，而是集会的规模？”

　　“没错。”

　　亚瑟开口道：“小规模的集会很难对政府构成威胁，就算这种集会上出现突发状况，顶多也就是街头械斗的级别，一个小队的警力就能将局势控制住。但大规模的集会，则是所有政府的梦魇。即便集会召开者一再承诺，这是和平的抗议集会。但是，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不能相信他们的话。

　　因为不论是根据历史记录，还是根据五月份最开始的几场大规模集会的教训，我发现这些集会的最好结果也是引发一场城市骚乱。哪怕这些人里面有十分之九都是和平示威者，但余下那十分之一造成的破坏就已经是警察部门无法忍受的了。

　　每次发生类似的集会，轻则打砸店铺、抢劫偷盗，重则袭击官邸、焚烧教堂、攻击监狱。我之所以会建议内务大臣提出《特别警察法案》，便是由于布里斯托尔发生的一场为期三天的暴动。在那天当中，整个布里斯托尔接近三分之一的房屋与政府机构都遭到了打砸或者焚烧。”

　　加里波第闻言不以为然道：“但这些不都是革命发生时必须经历的吗？”

　　“朱塞佩，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那军队镇暴同样是革命必须经历的。”

　　亚瑟开口道：“自从布里斯托尔的暴动发生后，英国陆军就在伦敦周边地区部署了超过一万人。不列颠最终没有大规模出动军队，不是因为我们的政府比法兰西政府怀柔，而是因为局面在军队大规模出动前就已经控制住了。你可以做那十分之一的暴力示威者，但是作为警察，我还要考虑剩下的十分之九。”

　　加里波第听到这话，不由得将目光转向一旁的大仲马：“亚历山大，看来事情让我猜中了。不列颠的状况看来和我们在意大利见到的差不了多少，甚至意大利还要更糟糕，我们连十分之一的比例都占不到。”

　　作为去年伦敦暴乱的亲历者，虽然大仲马很不想承认，但是在亚瑟如此坦诚的态度下，他还是鲜有的替老朋友说了句话。

　　“朱塞佩，其中还是有点区别的，英国最少真的通过了《议会改革法案》。虽然作为一个法国人，我天生就讨厌威灵顿，但是我还是得说，他在去年六月改革最后关头的让步至关重要。在军事上，他是拿破仑的对手。但是在政治上，他简直就是反向罗伯斯庇尔。虽然英国政府同样干了不少混蛋事，但是每次在关键节点上却总能有人及时调头。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英国人有着其他国家不具备的好运道。”

　　大仲马一想起去年伦敦的情况，就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虽然他参加过法国的七月革命，但是不列颠的情况却与法兰西的情况完全不同。法国的革命大多集中在巴黎爆发，而不列颠的混乱却是整体的，一连长达半年多的压抑气氛再配合上伦敦的阴沉天气，想想就令人窒息。

　　而且在大仲马看来，英国人的运气不仅仅体现在政治人物懂得及时让步，甚至连上帝也眷顾了他们。

　　英国城市中的暴动是由议会改革引起的，所以在改革法案通过后便迅速平息了。但发生在农村地区的斯温暴动则是由于粮荒引起的。

　　斯温暴动之所以销声匿迹，并不是由于农民怕了审判庭，而是因为今年英国迎来了史上罕有的粮食大丰收。

　　明明去年各个社会阶层都心怀怨气，但是今年不管走到哪里，都能看见笑呵呵的脸蛋儿，就好像大伙儿都得了健忘症，所有人都忘记了去年这会儿他们在干什么。

　　今年的不列颠，没有多少人再关心英国自身的自由，各个报纸的政治新闻上几乎都是声援波兰独立和意大利革命的，他们开始指责起了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专制政府。

　　而一本名为《俄国的未来》的畅销政论小册子的出版，也使得英国民众担心起了俄国人在中亚的迅猛扩张可能会影响到不列颠在印度的茶庄。由俄国扩张政策和专制政体引发的担忧，使得俄国威胁论正在英国社会中甚嚣尘上。

　　而相较于英国社会的‘国际视野’，法国七月王朝政府的所作所为则令大仲马感觉到窝囊。

　　这个由七月革命缔造的政府虽然口头支持波兰和意大利，号称要把法国的自由带向欧洲大地。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奉行着自相矛盾的‘不干涉政策’，宣布自己不会干涉他国的内政问题。

　　所有明眼人都看得出，七月王朝政府在自由革命上完全是根墙头草，他们口头支持自由是由于他们本身是由革命缔造的。

　　至于他们为何不肯全力支持波兰和意大利，一方面是担心会与俄国人和奥地利人闹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担心当波兰和意大利成功革命后，会被这两个地区反向输入共和主义。

　　正是因为他们既需要革命的皮，又不能解开自己的老底，所以才导致七月王朝政府的政策到处透露着古怪。而英国人则显然没有这样的历史包袱，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法国的理念，不认可三色旗象征的‘自由、平等、博爱’。

　　而为了和法国理念分庭抗礼，他们还在大革命期间弄出了自己的一套东西，英国人的口号是‘自由、法治、国家’。

　　不过，虽然两组口号里都有自由，但英国的自由显然和法国的自由不是一码事。

　　英国式自由强调法治和个人权利，重视宪法和议会制度。

　　而法国式的自由则倾向于革命精神，强调集体意志、社会平等和制度变革。

　　去年六月同一时间发生在伦敦和巴黎的两场暴动，基本上就是两种自由的现实演绎。

　　大仲马一想到这里，就忍不住叹气。虽然英国在那场暴动中只是进步了一点点，但法国这边则是在起义失败后停滞不前。

　　法兰西人的失败固然令大仲马惋惜，但英国人的成功则更令他感到揪心。

　　更令大仲马感到愤愤不平的是，由于遭到通缉，青年意大利的领导人马志尼无法在法国和瑞士待下去，但是英国却大大咧咧的接纳了他。

　　如果不是因为他躲到了伦敦，加里波第等人估计也看不到亚瑟·黑斯廷斯爵士的这些黑料。

　　七月王朝政府从前还能用收留政治犯来给脸上贴金，但是经过青年意大利的这次现身演绎后，估计全欧洲的流亡者都知道待在巴黎还是不如待在伦敦安全。

　　大仲马正想高声斥责法兰西的鸭梨国王，但是未等开口，房门便被一个‘普鲁士二等兵’给撞开了。

　　努利拎着俾斯麦的衣领，一只手把枪顶在他的身后，开口道：“看看我抓到了什么？一个梅特涅的奸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