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一章 诗的背后

    杨彪见了杨赐最近极难得一见的笑容，心中亦是一宽，道：“郭潜阳尚着人随信送来了十几大车珍惜药材，因有天子做主，儿子便都收下了。”


    杨赐笑道：“郭潜阳富甲天下，听说还有善财童子的美称，老夫要他几车药材，亦吃不穷他。”随即沉吟了半晌，方道：“只是他这首诗，却实在是好大一份礼啊。”


    杨彪忙问其故，杨赐道：“这首诗不过区区二十八言，看似咏的是竹石，遣词生动，语言简单，却又执着而有力。这是借着咏颂竹石，来吹捧老头子，让我多活几天。哈哈，这个小郭斌，实在是有趣得紧。”


    杨彪听了，心下恍然。郭斌此诗，既是说竹石，却又并非单是说竹石，老爷子辅翼先帝与当今天子两朝，前半生因颇多顾忌，对于大将军梁冀的示好颇不以为意。直到当今天子登基，他方真的于仕途上有所进益。


    然而老爷子本便是宁折不弯的性子，许多时候，便是对着天子也颇不给他留面子。可要说当今天子真正的心腹重臣，还是他的三位师长。


    刘宽是高祖的十五世孙，虽博学多才，却终因身份所限，于士林中声望颇不甚高。而张济虽也是豫州汝南大族，其曾祖张酺，更是官至三公，可毕竟年代太过久远，张家久不在中枢，实力大不如前。当然这个张济，绝不是后世极出名的那个妻子被曹操强纳的张绣的叔父。


    而杨家则是世代高官，弘农杨氏名震天下。从杨彪的曾祖父杨震开始，到其祖父杨秉，再到父亲杨赐，均位列三公。几十年来因其举荐和提拔得任高官之人，不可胜数，亲信故旧遍布天下。若再加上必将位列三公的杨彪自己，弘农杨氏也是妥妥的所谓“四世三公”。


    弘农杨氏，是杨姓的郡望之一，始自西汉丞相杨敞。到了东汉朝，亦是秉持诗书传家的祖训。杨家自杨震起便以正直而称于朝中，而杨震更是被一众儒生称为“关西孔子”。杨震德行高至，所谓“天知，地知，我知，子知”的典故，便是来自此人。


    或许是家族传统，当年杨震不应州郡礼命数十年，至五十岁时，才开始步入仕途。而杨秉年轻时研习 家业，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四十多岁时，才接受司空征辟。杨赐年轻时也是努力研习儒学，常隐居教授弟子，不应州郡礼命。后为权倾一时的大将军梁冀强行征辟。


    正是这种不慕荣华、沉下心来研究儒学的厚重家风，使得杨家在中原士人中有极高的声望，而杨家又是世代以诗书传家，因此在中原地区，弘农杨氏的影响力与汝南袁家是难分伯仲的。而这，正是刚刚继任天子之位不久的刘宏，极迫切需要的。


    况且此时宦官弄权，挑起了党锢之祸，使得天下士人与天子的关系极不和睦。此时的刘宏迫切需要一个可以在士林之中说得上话的，来出面安抚士人们的心情，于是杨赐便担起了这个任务。只是杨赐为人刚正无私，许多时候亦会惹得天子刘宏大发脾气。


    后来刘宏渐渐大了，逐渐将宦官的权力收为己有，而继续进行党锢之禁，压制士人，便成了成年天子的政治诉求了。于是，一次次地与杨赐发生冲突，又一次次地将其起复。这种现象既显示出天子慢慢成熟了，逐渐有了自己的主意，而不会再轻易受到臣子的左右，同时也彰显了他对杨赐的荣宠。


    这位独身一人前来京中继承皇帝位，并在群狼环伺中求得生存的年轻天子，因为在其急需要帮助的时候获得了杨赐毫无保留的帮助，故此对杨赐有着一种仿佛对于父亲一般的独特感情。相应的，杨赐的长子，自己的伴读杨彪，亦获得了天子如兄弟般的情义。所以说，当今天下，最为彻底，最毫无保留的天子一党，可以说便是弘农杨家。


    在杨彪看来，郭斌的这首风格极独特，被称为“诗”的文章，确然写出了杨赐一生几起几落的跌宕起伏，将杨赐不为外物所动，心思坚定，矢志不移的性格特征描写得淋漓尽致，可谓入木三分。


    因为诗本身质量便极高，再加上天子亲口评论的事迹，又是在杨家圣眷优渥的当口，这首诗定会以极快的速度在京城流传开来。那么无论杨赐是否能够好转，郭斌这首词便算对其人格进行了极好的概括，在其故去之后若再有评判杨赐的，便无论如何都跳不过这首流传极广，影响极大的七言绝句了。


    人活一辈子，到了最后，留下的不是万顷的田宅，而是后世的名声。能够留下个好名声，也算是临死之前能为后世子孙所做的最后一点儿事情。所以杨赐说，郭斌送的这份礼极重。只要他这首诗流传开来，杨赐像竹石一般刚劲坚韧的品质，便会随着这诗词流传千古。


    只是杨彪想不到的是，郭斌这首《竹石》，当夜便在太学之中引起了轰动。太学生们争相传抄，许多人甚至说：“不愧是郭潜阳，漫说领兵冲杀的勇武，只是单单凭着这二十八个字，便是丞相府邸亦可进得。”


    此时的郭斌不晓得自己的一封信，一首诗又惹得京师震动，他正忙着送王越南下。


    王越受何进的嘱托，要将王允一路护送到颍川郡，直到其安全为止。如今人已经安全抵达，想来王允若是呆在阳翟县城中，不自蹈险地，于安全上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阳翟县中高手如云，想要在郭斌的眼皮底下害了王允，那是千难万难，便是以王越之能，亦没有全身而退的把握。


    任务既然完成，王越便也应该走了。


    况且王允自从到了阳翟县后，便与司马徽极为投契。他于儒学上造诣极深，对新鲜事物又很有兴趣，因此自来到阳翟，几日之内，便曾多次去阳翟县学中登台演说。阳翟县学在司马徽的主持下，好生兴旺，非但以郭斌所创各门科学为教科书授课，更是常常邀请各地极负盛名、学问通达的名士们前来讲学。如今阳翟县学的讲堂，已俨然成为各家大儒传播自己思想的重要平台，许多名士、大儒，都以能够成功在阳翟县学发表演讲为荣。


    然而，随着阳翟县学的赫赫声名传播出去的，便是其中学生们并不甚尊重演讲者的“恶名”。因为每次演讲中都有提问的部分，这些学生一个个思维活跃，精力充沛，却又多是见多识广、言之有物。他们所提的问题，更是千奇百怪、刁钻可恶，许多成名多年的名家便是被这些半大小子们问得张口结舌，因此坏了名声。


    所以说，阳翟县学让整个文坛又爱又恨，若是有真才实学，能够将众学子折服的，自然会获得极高的声誉，更有机会被阳翟县聘任为客座教员；而若是有鱼目混珠、滥竽充数者，则定会被问得哑口无言，声名扫地。


    王氏家族是山西的名门望族，世代担任州郡要职，在当地影响很大，威望颇高。王家世代以诗书传家，家学渊源，而王允天资聪颖，独具慧质，深受上辈们的喜爱和赏识。少年时期，王允就已经成为满腹经纶、学富五车的才子，远近文人学士都对他刮目相看。习文章、阅经典之余，王允还坚持习武强身。他崇慕卫青、霍去病的威猛和气度，同时也佩服他们誓死卫国的精神。认真不懈的文修武练不到数年，王允便出落为一名文韬武略无不精通的全才。


    非但如此，由于出身上层士族世家，平日除了习文练武之外，王允也经常跟随父辈们出入官场，结交许多世家名士。一时之间，少年王允不仅在同辈中间脱颖而出，而且在整个山西也小有名气。正是因此，王允非但于儒学造诣上浸淫极深，更是眼光开阔，见识广博。


    这在极重实用，崇文慕武的阳翟县学之中，自然极受欢迎。


    若说在古代的西方，于数学、哲学、物理学、天文学等领域为何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者，而中国却是除了春秋战国之外便极少有这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景象，这其中极重要的原因是国家大小的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的国家形态，与西方小国寡民的特征极为相似。因为只要不是天下大一统形势的国家形态，各个国家之间便会出现竞争，而竞争便会出现对于人才的渴求。所谓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反过来说同样极有道理。只要有需求，便会有人出来提供你所需求的东西。


    正是因为天下诸国为了在群雄逐鹿的乱世求得生存，其对人才的渴求便会刺激天下人为了寻求奋发图强的道路而努力创新道路。所以，春秋战国时期才会出现诸如儒家、法家、墨家、兵家等各家学派。这些学派所以出现，都是为了救亡图存，同时也是为了卖与帝王家。


    另一方面，中国人极重实用，只有在现实中“有用”的学问，才会受人追捧。不像古代的西方城邦，本多为岛屿山地，单纯的农业经济极难支撑起城邦的运作，许多人便不得不去海上讨生活，又或者经商求富。中国以农业为根本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依靠农业生产是发不了大财的，所以成立自己的国家，收取赋税，才是最省力，也是最赚钱的买卖。


    可自秦始皇统一天下以来，至今四百余年，整个国家一直处于统一的状态。在天下人认识到，建设自己的国家并不现实后，出仕做官便成了精英阶层的唯一选择，所谓学而优则仕，也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基础的。


    因此，中国的精英阶层都去做官了，哪里还有工夫在那里著书立说？不是说中国没有那么多闪耀着光芒的智慧，而是这些智慧都融入到现实生活中，其流传的方式，亦多限于家学。这就是为什么，此时的人们讲究家学渊源，因为家学渊源便意味着你有丰富的知识，有丰富的从政经验，也将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


    王允文武双全，是真正的才智超卓之士，其既能名留青史，此时得到司马徽的认同，得到整个阳翟县学的追捧，自然是极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