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四章 阳谋

    在将刘陶的衣冠与目前为止所牺牲的士兵的灵位奉到英烈祠后，郭斌自然要发表一番讲话。


    “秦失其鹿，英雄群起而逐之，而汉高祖独得头筹，至今四百余年矣。”见就连前来观礼的各家代表也听得入神，郭斌很是满意，继续道：“四百余年间，虽不乏王莽之辈窃据九重，天下纷乱后仍归于一统。”


    “大汉王朝驱匈奴于漠北，逐百越于天南，天之骄子狼奔豕突，南越诸王抱头鼠窜，奄有中原数百年之太平。天下万姓同声一呼，四方夷狄共来朝贺者，以历代士人煌煌之文治、前辈英烈赫赫之武功也。所谓‘维天有汉，监亦有光’，你我皆为炎黄子孙，是华夏一族，如今四方夷狄仰慕而称汉人者也。”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历来都有祖先崇拜的传统，对于自己祖先所建立的赫赫功业，亦会听得热血贲张。其实何止是这些汉朝人，郭斌又何尝不是热泪盈眶？


    因此这一番话，重新将现场气氛点燃，下面的关羽、张飞、陈到自是激动得热泪盈眶，便是赵云这极稳重的方面大员和黄忠这年纪稍长之人，亦是抑制不住地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而文臣之中，戏志才收起了浪荡不羁，徐庶与荀彧则是呼吸急促，紧紧捏着拳头。武将对于建功立业、扬威异域的事情固然极是热衷，文臣们感受到更多的却是郭斌这一番话中展现出来的气魄和野望。


    只听郭斌浑厚中正的声音平和却有力，回荡在祠堂外的空地上：“北疆有匈奴族、鲜卑族，今又有乌桓族。山东原有东夷族、南有百越族、西有犬戎族、今有羌族。而我等中原之人亦有一族，便是汉族。所谓汉人万姓之兴衰者，亦即华夏国族之兴衰也。”众人听了，不觉纷纷点头。


    “天子者，以天授之权护佑华夏国族者也；士民者，以圣人之教化育万民百姓者也。然天道无亲，世事无常。勾践有卧薪之厄，耀夜有囊萤之光，岂独我华夏一族乎？为百姓万民伸张，替华夏国族正名，信大义于天下者，即得天道。”


    “吾虽鄙陋，亦常慕不食周粟之伯夷、叔齐之高义，恐先贤遗志难现于圣朝。及至延熹年间，党事大起，天下纷攘。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元礼（即李膺）、张敦朴（即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不顾利害生死，不变其节，毁家纾难、激浊扬清，撩虺蛇之头，践虎狼之尾，虽湛宗灭族，有不顾焉。今刘公陶所为，不令先贤专美于前也。玉可碎而不可损其白，竹可破而不可毁其节，其刘公之谓欤？故，今立此英烈祠于阳翟，上则追慕先贤之遗志，下则规劝后辈以奋勉也。”


    在东汉一朝，因党人一直占据道德舆论的制高点，所以党锢之祸一直饱受天下士民百姓的质疑。然而，人类总是倾向于趋利避害的，在党锢之祸后期便出现了许多以隐居之名，沽名钓誉的小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他们为“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因此，不得不说，两次党锢之禁敲断了许多东汉士人的脊梁，“名”、“节”相离的颓废气象如今也逐渐显露出来。


    因此，郭斌此时这一番行为，既是为了颍川郡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使大家有一个可以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也是为了借机整合整个颍川郡的政治力量，努力扩大自己的实力，使得颍川在即将来临的乱世之中获得生存的砝码，自然也有重新提振士林气魄的愿景在里面。当然，在长远来看，激发民族意识，使天下人都具有身为华夏国族的自觉、骄傲与责任心，才能在即将到来的五胡乱华之中站稳脚跟，乃至彻底将这种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


    中国虽然早在公元前三世纪便形成了统一的庞大帝国，也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概念模糊的民族，可是其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却并不相同。其中最大的差异，便是民众效忠的对象不同。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以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或新创的政体。而两千年前中国所形成的尚处于初级阶段的稚嫩的民族国家，其效忠的对象则是君主，亦即所谓的忠君，即便是有思想先进者所提倡的“爱民”，也是建立在忠君的基础上的。


    孟子所谓民贵君轻，不得不说已经有了建立民族国家的苗头，可是囿于时代的限制，他的继承者们又不得不受到忠君思想的影响。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的思想，便不得不通过“天能干预人事，预示灾祥，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这种蒙昧而带有迷信色彩的说辞，通过上天来巩固天子地位的同时，也通过上天来限制天子无限的权力。因此，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虽然为国家大一统和天子独揽大权的理论提供了依据，在某种程度上却又限制了天子的无上权力，为普通士民百姓限制君权开了一个口子。


    可以说，董仲舒这种深据“买一赠一”特点理论的提出，既为汉武帝时期提高国家凝聚力，全力以赴进行对外战争，攘除塞外匈奴的大政方针提供了坚强而有力的支持；又使得儒家自此成为汉朝的一门显学，更为东汉朝士人团体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在党锢之祸中，士人阶层大致代表了社会良心，是一股蓬勃向上的积极力量。郭斌的打算是，借助并扶持这股积极力量，使得其不会如历史上那般在党锢之祸中便将尊严丧失殆尽，最终在五胡乱华中被完全摧毁。因此，如今郭斌建立祠堂祭祀刘陶的做法，既有立足于当时环境中的功利性地考虑，又与为了保存民族脊梁的长远目标相互切合，是他在汉朝一步步建立更确切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大方针所必须要采取的措施。


    郭斌说完这一番话，下面一片寂静，待过得片刻方暴起山呼海啸般的掌声。即便是以戏志才的放  浪不羁与司马徽的淡泊静远，面上虽不曾变色，拢在袖子中的双手却均是激动得不住颤抖，想来是听懂了。


    这一番话，口口声声是夸耀汉朝的丰功伟绩，一口一个要为了华夏民族不惜己身，说的却全是党人，一句忠君的话都没有。对于党锢之禁的根本原因，士林中绝大多数人都只是看个大概，很多人更是为了好名声而投身进去。然而，这表象却骗不过像司马徽、戏志才、荀彧、徐庶这样的顶尖谋士去。


    这几位跟着郭斌时间都不短了，尤其是戏志才，与郭斌关系最为紧密，是最早跟着郭斌的谋士。一般的文臣武将跟定了主公，是要给人出谋划策，鞠躬尽瘁的，可郭斌倒好，在大事情上那叫一个拿得定主意，手下的人大约只要照着他划定的大路子走，工作便基本不会出现大的差池。即便是以戏志才、荀彧、徐庶之才，也不得不承认，自从跟着郭斌以后非但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连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格局也高了许多。


    官场上的那些弯弯道道郭斌似乎压根儿就不在乎，可是他越是如此堂堂正正地横冲直撞，越是没有人敢给他耍阴招、使绊子，便是以十常侍之首张让的嚣张跋扈，在郭斌面前亦只有唯唯诺诺的份儿。


    仔细想来，郭斌从未用过什么险计，即便有时候看起来险之又险，却是计算妥当之后再做的。当初长社之战，郭斌率领六百骑兵冲击二十万黄巾大军的连营，将南路黄巾主力的作战意志摧毁得七零八落。这听起来似乎是险之又险的一战，却是郭斌算定了黄巾大军规模过于庞大，各部之间联络既不顺畅，军令不通，军事素质又是良莠不齐，难以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再加上黄巾大军联营连绵广大，处处都是破绽，波才便是想要组织精锐兵力防御，那也是防不胜防。


    再说广宗之战，郭斌之所以敢于只身入敌营，是算定了这些黄巾军精锐早已走投无路，投降官军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况且又有褚燕知晓他与张角的关系，因此郭斌是官军之中最适合前去招降的人。况且，以他与张飞的功夫，若是真的出现意外也自可脱身。不要说小小的广宗城，便是京城大内亦可来去自如，更不要说当时城中的百姓里还有许多关风龙的弟子在其中呢。


    要说郭斌使计的战斗，怕只有当初在塞外伏击鲜卑大单于和连的那一次。双方实力相差太大，若不巧施奇谋，怕也难以胜得如此干脆利落。郭斌年纪虽不大，在战场上却足够谨慎，他所坚信的战争原则便只有一条，那便是以多胜少。即便是在全局上兵力少于敌方，也要在运动中撕扯敌方阵型，以期在局部形成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一举获胜。


    正是因为郭斌这种战略战术思想，使得他手下的文臣谋士也都受到了影响，凡事都要站在高处，在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摸清楚后，有了高屋建瓴的认识，再做决定便会大大提高获胜的几率。


    显然，如今郭斌这一番话的意思，戏志才等人也明白了个七七八八。


    这一章却是要了潜阳的老命了，古文果然不是潜阳肚子里这点儿墨水能驾驭得了的。贻笑方家便贻笑方家罢，就当是抛砖引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