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九十五章 文学之最上乘

　　恩晓峰甫一登场，登时令大厅里好几个美女也失去点颜色。

　　整个大厅的美女也不少，有上海红十字队队长张竹君女士，黄兴夫人徐佩萱，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唐大姐”唐群英，同盟会的武林高手蔡蕙，著名的才女汤国梨，女子北伐队未成年美少女战士严珊珊，曾担任孙中山保镖的尹锐志、尹维峻姐妹。

　　若论容光艳态，众女是各有特色，有风情万种的熟女，有青春花季的少女，有才高八斗的才女，有英姿飒爽的侠女，春花秋月，颇难判别高下，可是恩晓峰那种别具一格的风韵仪态，却把诸女比了下去。

　　她虽然唱须生很有名，但显然比较擅长哀怨缠绵的戏曲，所以今次演唱雄壮豪迈的《七律·革命军占领南京》，虽仍是非常出色动听，李想总觉得稍逊于德艺双馨的老艺术家于魁智的表演。因为只是唱个小曲，她没有扮上戏服，这样一个娇滴滴的美人唱出来，李想总觉得这首雄壮的歌曲染上了脂粉，怎么看都是娘娘腔。

　　不过自她开腔后，大厅中几乎人人听得如痴如醉。神情最投入的是王精卫，差点便要闻歌起舞的样儿。黄兴和宋教仁虽全神聆听，却仍是神态从容冷静。其它人则形神不一，但都为恩晓峰简直如天簌仙音的曲艺与优美妙曼的舞姿而动容，杨梅都督陈其美更是目射奇光，似恨不得骨嘟一声把这活色生香的红伶一口吞掉。

　　恩晓峰那对勾魂摄魄的剪水双瞳，配合着身段表情滴溜溜的转动，不住朝大家扫去，弄得把持力稍弱的年青一辈更是神魂颠倒。一曲既罢，立时掌声如雷，采声震耳。

　　余音仍是萦耳不去之际，黄兴亲自迎迓，把恩晓峰送至李想身旁。黄兴向李想打了个暧昧的眼色，笑道：“李大帅，恩晓峰小姐可是非常仰慕你，特别喜欢你的《长亭外》，今天更是演唱的你写的《七律》，你可要给我好好照顾她。”

　　这么一说，羡慕加嫉妒的目光全部投射过来。在这个大厅里，才子绝对不少，章太炎，王精卫等，以及黄兴本人都有很高的文学成就，每个人也都有传世的名篇。现在竟然被这个后起的疯子大帅李想，凭着一曲一诗拔下头筹，当然很江南名下士不服气，可又不得不承认，李疯子的诗词文章是必定传世之大作。

　　其中，原本是清末民初最耀眼的明星人物王精卫最不是滋味，以前，他是所有热血青年的偶像，但是自从这个李想横空出世，几个月的时间，青年们的偶像已经变成了李想！刺摄政王虽然够轰动，但是比起参加首义，打北洋，驱洋人的李想就差了一大截，“引刀成一快”，比起他的“不可沽名学霸王”，气势上差的更是遥远，而且这个李想也是相貌堂堂，额头上的一道疤痕更添男人味。从各方面比拼，王精卫都完败，怎能不使他吃味？

　　黄兴介绍过后，王精卫便视李想如无物般向恩晓峰不停口地赞美她的色艺。

　　李想虽含笑瞧着恩晓峰，却丝毫没有急色之态，风度极佳。

　　不知是恩晓峰的原因，大厅大半女宾都围笼过来，而章太炎等人自恃身份的没有往这里靠。

　　黄兴酒量极佳，来者不拒，气氛转入高朝。

　　李想正真东张西望，灵秀精灵的未成年美少女严珊珊眼珠一转，凑近他道：“你刚才为何对恩晓峰的演唱漫不经心呢？是嫌她唱得不好？”

　　李想闻到她身上淡淡的女儿幽香，呆了一呆，稍稍退开一步，始知这个同样一身娇好的军装，精灵古怪的小妹妹一直在留心自己，有点尴尬的道：“我这首歌的调子必需要是关西大汉才唱得出韵味，这样一个娇滴滴美人儿，看了总觉得怪异。”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距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严珊珊悠然神往，一脸沉醉，突然睁圆了杏眼，气鼓鼓的瞪着李想，“你是在歧视我们女子？”

　　李想好笑的看着愤怒的嗔怒不已的小妹妹，笑道：“你也太敏感了，男人和女人的音色本来就有区别。这怎么能说是歧视？”

　　那边的恩晓峰也终找到和李想说话的机会，微笑说道：“李帅说得没有错，这首七律豪放雄壮，有不逊于汉高祖《大风歌》的气势。我今天抱着试一试心思，果然还是唱不出诗中磅礴的气势，或许只有我的恩师可以挑战一下。”

　　李想想不到她如此坦白，对她好感大增，微一点头。然后发觉张竹君，徐佩萱，唐群英，蔡蕙，汤国梨，尹锐志，尹维峻都紧盯着他们。

　　王精卫看了，更加卖力地向恩晓峰表现他的才情，又把恩晓峰的注意力拉过来。不过他确是博学多才，从传统的经文、词文、诗、书、赋等到乐舞、戏曲、酒令伎艺，以至乎西洋诗歌的创作，欧洲文艺的复兴，英国莎士比亚歌剧的发展，中西文化，随手拈来，均说得生动入微而有见地。

　　李想虽对未来大汉奸心存敌意，如他与袁世凯有密切的关系，亦不得不承认他在这方面的识见可稳作自己的师公，李想完全靠抄袭的红太阳诗词充门面。

　　更令他惊异的是恩晓峰在对答上一点不逊色于对方，显示出她在各方面的识见均不下于这大名鼎鼎的王精卫，又有意无意把问题带出，让席上各女士参加讨论，令周围气氛更为炽烈。

　　李想却半句话都插不上口，他肚子里的货色真的不多。

　　娇俏的严珊珊较少发言，只是不时拿俏目来瞧李想，看得他颇为不自在。只要想到她未成年，李想就没了兴趣。

　　此时王精卫正畅论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虽然和梁启超是老对手，报纸上骂战了好几年，但是梁启超作为近代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他是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倡导者，在文学界自有其地位。排除革命立场，他还是很佩服梁启超其他方面取得的成就。梁启超的小说理论，主要体现在《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告小说家》等文章中。这些文章着重阐述了小说文学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与小说创作的指导原则等问题。

　　只听王精卫道：“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这篇文章中指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上乘，即上品。梁启超的这一论断，具有打破封建社会传统观念的进步意义。历代的文人都轻视小说而重视诗文。如唐代传奇小说是文言小说的高峰，可是唐代文学家却轻视它。因此，唐代文学家在自己编的文集中没有收进传奇小说。这种轻视小说的风气一直延续到明清。但是，梁启超一反传统观念，把小说列入文学殿堂的最高位置，体现了一种革新和开拓精神。梁启超之所以认‘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他是根据所谓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足以支配人道，即支配人的心理，可以起到‘移人’的作用。‘移人’即用形象感染人。按梁启超的说法，小说能够对人产生‘熏’、‘浸’、‘刺’、‘提’的作用，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大致上也就是感染、沉浸、刺激、诱发等四种作用。梁启超指出小说在‘移人’方面，较之其他文学体裁，有两个长处：一是小说能在‘现境界’之外，导人游于‘他境界’；二是小说能对人‘所怀抱之想象’、‘所经阅之境界’和盘托出。据此，梁启超还将体现了第一个长处的小说，即描写‘他境界’的小说，称为‘理想派’小说；体现了第二个长处的小说，即描写‘现境界’的小说，称为‘写实派小说’。梁启超所说的两种小说，相当于西方所说的浪漫主义小说与现实主义小说。”

　　恩晓峰黛眉轻蹙地道：“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把《水浒传》、《红楼梦》看作是‘诲盗’、‘诲淫’之书，我可不认同。”

　　李想心中暗笑，看来恩晓峰虽然是个旗人，但是对这个保皇派也没什么好感。

　　对于梁启超小说思想的弊端，一直作为对手的王精卫心里比谁都清楚，他潇洒一笑，道：“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指出当时提倡小说的目的，在于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诲盗诲淫诸体可比。在《绣像小说》创作时，他在所写的《编印〈绣像小说〉缘起》里说得更具体，即‘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小说的立意，要无一非裨国利民。梁启超在《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中，解释人们为什么爱读小说的时候，他谈到小说能超越于现境界，常导人游于他境界，而变换其常触常受之空气，能对人们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哀乐怨怒恋骇忧惭‘和盘托出，彻底而发露之’，使人们拍案叫绝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这和传统的，习惯的说法浅而易解，而乐多趣相比，显然高明。梁启超这样为小说确定反映生活，认识生活的特性，绝对是使人耳目一新之论。梁启超还要求小说作者应热情地对待生活，了解生活和参与生活。他认为作家必须具一副热肠，一副净眼，然后‘其言有裨于用’。他常对他人说：‘俗语文体之流行，实文学进步之最大关键也’。梁启超认为文字必须通俗化，这样小说就更有感染力。他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说：‘文字不如语言，然语言力所被不能广，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灵于文字。在文字中，则文言不如其俗语，庄论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说来由。’他写《小说丛话》时又说：‘小说者，决非以古语之文体而能二者也。’虽然，上述梁启超发表的小说理论蒙上了保皇派的色彩，但其中仍包含不少有借鉴意义的意见。”

　　王精卫说到这里，不怀好意的看了一眼傻傻听着插不进话头的李想，说道，“李大帅对梁启超的小说思想又有甚么高见呢？”

　　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到李想身上，皆因自开始谈文论艺后，他便像变了个哑巴般，没作半声，实在不像写出《七律·革命军占领南京》这样传世名篇的大文豪。

　　从正面来说，在梁启超写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就指出，欧美及日本各国的进步，都得益于小说的社会作用。他同意英国名士的说法，尊称“小说为国民之魂”。他说：“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手之口之，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有鉴于此，因此，他认为“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目新小说始”。

　　从反面来说，他又认为“吾中国群治腐败的总根源”在于旧小说。他说：“吾中国人状元宰相之思想何日来乎？小说也。吾中国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来乎？小说也。”甚至认为“举国皆荆棘者，日惟小说之故”，“论陷京国，启召外戎，日惟小说之故”。

　　显然，他把中国人或者说国民中的一切坏思想，坏德行都看作是含有毒性的旧小说所造成的了。梁启超的这种小说的社会作用理论，存在着两种片面性：

　　其一，从文学内部的关系来说，对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的理解，存在着片面性。他强调小说要革新、小说界要革命，但他忽视了对小说传统的借鉴与继承。他对旧小说的思想内容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看成都是“陷溺人群”的东西。如他从反对封建传统观念出发，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把《水浒传》、《红楼梦》看作是“诲盗”、“诲淫”之书，这显然是错误的。

　　其二，从文学的外部关系来说，梁启超对小说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也存在着片面性。文学是经济和政治的集中反映。照理说：政治先行，文艺后变。而梁启超却认为是文艺先行，政治后变。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一文中他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这不仅是颠倒了政治与小说的先后关系，而且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先后关系。

　　他还在《告小说家》一文中说：“全国大多数人之思想业识，强半出自小说”。这种小说决定社会意识的小说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

　　梁启超关于小说的社会作用的理论，在当时既具有积极意义，又具有消极意义。其积极意义在于它要求改变封建政治的现状，具有反封建的意义；消极作用在于他过分夸大了小说的作用，似乎改造中国的政治、改造中国的社会，不需要进行推翻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只须写一些新小说进行宣传，就可出现新政治、新社会。这种消极面，只不过体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特性。

　　可是这方方面面，李想屁都不知道，他怎么接口？李想心内连汪精卫的祖宗十八代都骂齐，心中此时只能想起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却摆出从容不迫的神态，努力端着这个架子不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