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二十一章 兵临城下

　　繁忙拥挤的小路上挤满了后撤的部队和难民，汇集在樊城汉水的渡口上以至于拥挤不堪。在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水水量充沛，足可可航行五百吨的江楚字号的长江舰队的炮舰。从汉口调派来的那些大货轮改为渡船常出故障，因为这些百吨级大渡船每次都超载。可是在汉水岸边，还是聚集着许多满载伤员的马车和担架无法过河。

　　带着随员视察到渡口的李想看到这种情景，心如刀绞，却爱莫能助。

　　人们好像看出李想一行人不凡的身份，都围拢上来询问：

　　“樊城情况怎么样？”

　　“我们会放弃襄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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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会放弃襄阳！”李想对伤员们说道：“不可能放弃！只要有我在，我绝对不可能允许北洋军再像上次那样糟蹋我们的家园！我们已经无处可退了，襄阳是我们守护家园的最后屏障！”

　　但是，当人们问李想，什么时候来船把他们运走时，李想却无言以对。连李想这个外行也看得出来，繁忙的汉水航道已经满负荷运作。百姓需要从这条航道疏散，伤员需要从这条航道疏散，前线不可或缺的战略物资更需要这条航道运输，支援襄阳的军队也需要这条航道运输……

　　李想沉默的一路走过去，伤员们躺在雪地里。身上的绷带沾满了血污和硝烟，看上去象染过颜色的树皮，匆匆忙忙的几个少得可怜的医护人员累得东倒西歪。

　　“我去帮忙。”徐宗汉女士走了两步又回头道，“李帅，以我的名义给在上海赤十字会会长张竹君女士发电报，请她务必组织一批救护队员来武昌！”

　　“喔？”李想愣了一下，“是，是，是……听到了没有？兔崽子，还不快去！”

　　在李想的骂声中，一个金鹰卫撒开脚丫子跑起来传讯去。

　　在渡口旁，有一所野战医院。李想走进手术室，那里正为一个背部被迫击炮弹片炸伤的战士做手术。外科医生和护士们的脸色比他们的工作服还要白。李想一看就知道他们这是因为劳累过度，睡眠不足，都已疲惫不堪。

　　伤员在呻吟，手术台旁的盆里放着血红的纱布。医生打量了李想一眼，好像认出他，但是什么也没有说，又低头继续工作。

　　医生是李想在汉口中西医院忽悠过来的，就是给汤约宛动手术的那个医生。他刚做完一个手术，又要做下一个，也不知是今天的第几个了。

　　另一个头部负伤的战士被抬上了手术台。他断断续续地低声说着什么。从伤口上取下绷带时，他额头的青筋突起，冷汗瀑布似的直流。“一定非常疼吧”，李想心想。但他只是咬紧牙齿呻吟，愣是没有喊出声来。

　　其他几张手术台上的情况也是一样。战场杀人不眨眼的李想感到头晕，感到有点心悸。每次来到战地医院，心都无比的压抑，好像马上就要窒息一样！

　　李想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渡口，路过一个被北洋军炮兵炸摧毁了的村子，残破的房屋被革命军拆去构筑掩蔽部或当柴烧了，毕竟这可是寒冷的冬季。

　　在这个废墟中的革命军掩蔽部，设在地下掩蔽部里，上面用灌木丛做了巧妙的伪装。李想见到本应该在樊城的赵又诚。

　　“我们一直无法与张政率领的援军联络上，我出来就是为了找他的。”赵又诚解释道。

　　“你运气好。”张政笑道，“我如果没有随大帅来巡视，你不知道要找到什么时候，我的指挥部所在地可是军事秘密。”

　　大家伙儿都是会心大笑。

　　之后大家交换一下情报，又对着地图讨论了一会儿。

　　李想说道：“看这个架势，北洋军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夺取襄阳。我军不能把襄阳交给敌人，不能继续撤退，也无处可退了。我可不想再打一次阳夏保卫战，你们应该都看到襄阳以北地区正在撤退的难民潮，你们应该可以理解我的心情。我知道守城战不是我们的专长，我们的专长是在运动中消灭敌人，但是这次，我们不能撤退！”最后，他又问：“小赵同志，你怎么理解这项任务？”

　　赵又诚没想到李大帅会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但也无需多想，因为一切都很明确，不言自明。他立即答道：“我们不能把城市交给敌人，襄阳对我们全体鄂州军民至关重要。这个城市的失守不止将挫伤革命军民的斗志，还将打开鄂、陕、川三省的门户，足以震动长江流域。我将采取一切措施守住襄阳。我发誓决不离开这座城市，我将采取一切办法坚守，要么就守住襄阳，要么就战死在那里！”

　　赵又诚说完，深深地感到肩上担子的沉重。是不是过高估计了自己，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任务是艰巨的，因为敌人已兵临城下。

　　“不必要这么紧张。”李想拍拍赵又诚绷紧僵硬的肩膀，“咱们一起来研究敌人，并分析他们的战役企图和战术思想。咱们打一场漂亮的守城战！”

　　李想说着来到地图前，指着地图上代表北洋军的两个箭头标识，道：“用两个楔子插入我军防御纵深，然后在某一点上会合，这是北洋军继承于德意志陆军的传统战术思想和战役企图的基点。由于北洋军在火炮方面占有优势，他们能比较容易地突破我军防线，插入楔子，造成一种包围的假象，从而迫使我军撤退。但是，只要用顽强的防御或反冲击，阻止或粉碎其中一个楔子，另一个就会悬在空中、失去依托。”

　　李想对大局的战略层面的东西，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敏锐嗅觉。

　　“在战术上，师承德意志陆军的北洋军也和他老师一样有一套死板的公式。”张政说道：“步军进攻之前，必定先生火炮覆盖，只要打乱这个顺序，北洋军的进攻就会受挫，他们的部队就会败退回去。北洋军经受不住我军的突然打击，特别是火炮和迫击炮的轰击。我们每一次对密集敌军的火炮攻击都把他们打得抱头鼠窜。北洋军害怕白刃近战，他们在距我军一公里或更远的地方，就开始用举枪射击，子弹射程连一半距离都达不到。他们放枪是为自己壮胆子，同时也想吓唬我军战士。他们害怕我军部队在反冲击时接近他们，往往立刻就地卧倒，或逃之夭夭。”

　　大家伙儿在分析北洋强敌的战术和战役手段时，都在努力寻找对付敌人的措施和办法。特别是经常考虑，怎样在战场上消除或削弱德国空军的优势以及这种优势对我军战士的心理影响。

　　“在阳夏保卫战的时候，与清巡防营和北洋军的战斗。当时我们缺乏炮火支援，只好冒着敌人大炮和机枪的火力进攻。我们跑步接敌，使敌人炮兵来不及修订标尺轰击我们。战士们齐声高喊着，‘前进！’冲上去，这就决定了战斗的结局，因为我们的冲锋是不可阻挡的。”李大帅真是说到大家伙心里去了。

　　最后，李想得出结论，“与北洋军作斗争的最好手段是，在白天或夜晚变换各种办法与敌人展开近战。我们应该尽量靠近敌人，使敌人的优势炮兵无法轰炸我们的前沿阵地或战壕。要使每个北洋士兵都觉得，他正处在革命军的刺刀威胁之下。我觉得，恰恰是在这城市争夺战中，才可以迫使敌人接受近战，并打掉敌人手中的王牌。”

　　李想走出掩蔽部后，太阳已经落山，他的心理还是蛮乐观的。

　　“终于找来你了。”水仙儿说着从汽车上跳下。

　　“什么事？”李想有很不好的预感。

　　“自己看。”

　　水仙儿给递过一张薄薄的纸片。

　　这是蔡元培等五专使于一九一二年三月二日联名给南京临时政府拍的一通明码电报：

　　“孙大总统鉴：培等受命欢迎袁君赴宁就职，前月廿七日已以此意面达袁君，而袁君亦极愿南行，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不期廿九夕北京兵变，扰及津保，连日袁君内抚各处军民，外应各国驻使，恢复秩序，镇定人心，其不能遽离北京，不特北方呼吁，即南方闻之亦当具有同情。故培等据所见闻，迭电陈述，兹承电示，知袁君不必南行，并由袁君委托副总统黎元洪君代赴南京受听，是培等欢迎之目的已经消灭，似应回南面陈一切。谨先电闻，并祈即复。元培等。鱼。”

　　宋大小姐霭龄扣响孙中山办公室的房门。

　　“请进。”

　　“先生决定再次让步？”

　　她看着拟好的将国民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的文件。

　　孙中山从文件中抬起头。

　　纵然清楚袁世凯三番四次搞得动作，宋大小姐还是对孙中山交出实权并再三妥协之举大惑不解。

　　“可是先生，倘若李帅能够……”

　　“好了霭龄。”孙中山打断她，北京兵变之后，保定，天津接连发生兵变。北洋军将领段祺瑞撕毁停战协议，在襄阳更是发起猛烈进攻。南方已经谣传四起，人心惶恐不安。许多官商富户纷纷携带细软物品避往各国租界，运存衣物、箱笼者络绎不绝。

　　京、津、保各商务总会、议事会及顺直谘议局等，齐声叫喊起来；或指责南京临时政府“争执都会地点”，“酿此大变”；或上书袁世凯，要求“声明决不南行”。段祺瑞、冯国璋、姜桂题等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主张“临时政府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

　　北京兵变时东交民巷的使馆区立即戒严，各国士兵荷枪实弹布防。北京各国公使齐集英国使馆，开会商讨应变步骤，有谓“中国现况和庚子年相同，已没有能力维护秩序，各国必须自行设法”云云。

　　经过这次会议，便产生了几项行动：

　　一、日本急调在烟台的军舰前来大沽，俾沟通北京、天津、大沽及国外的电讯联络。各国关于军事上的消息，皆用意大利使馆的电台传到黄村，由黄村转大沽。

　　二、各国紧急抽调军队来京，每一国以200名为限。

　　三、组织国际兵团，由各使馆抽调武装人员700名，于3月6日上午10时在英领馆集合，巡察北京街市，以维持北京城局势。3月3日这天洋兵从长安街出崇文门绕外城一匝，自正阳门返回东交民巷。

　　迨天津、保定兵变，于是各国又纷纷派兵前往天津和保定，因之北京、天津、保定三地，外国兵车往来不绝于途。3月3日美兵到京150名，5日日本兵400名到京，英国则由北京派出武官四名领兵800前往天津，又由天津调兵30名押解子弹70余箱及其他军用物品来北京，德国则由青岛调兵百余名至京，其他各国亦日日有兵运来。保定、正定均有洋兵沿路巡逻，天津所驻洋兵甚多，尤以日本兵最多，军粮城、北塘、山海关、开平、唐山均有外国重兵驻扎。

　　各国使馆对于各国侨商、侨民的生命财产最为关心，变起时便致书袁世凯，请求保护洋商生命财产。北京崇文门内北至总布胡同口，以日本商业为多，3月2日起，凡日本商店均有日兵二名，荷枪守护。英使馆则派专员乘车至天津各处访问侨民。德使则派兵20名前往直隶井陉保护煤矿。外交团在给袁的公文中并质问袁是否继续清朝所缔结的各项条约。

　　袁世凯乃分函答复各国公使，具内容为：（一）力阻各国分别调遣军队来京；（二）强调京师现已平静，此后决无意外之虞，以及自己如何尽力维持现状；（三）力陈此次兵变决不影响国际关系，所有清朝过去所缔条约均将承认与信守。

　　一时北方形势显得十分紧张，好像“内忧外患”就要接踵而至了。袁世凯以“调度军队”，“应付外交”为口实，表示“赴任之举，暂难办到”。

　　兵变平息后，北洋军高级将领发布通电，声称“临时政府必应设在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但是统一的政府又“必须旦夕组成”。同时，北方的各种社会团体也纷纷致电南京临时政府，指责在建都问题上的争执酿成了此次兵变惨祸，声称如果袁世凯南下，“我等敢决数十万之同胞，必攀辕卧辙，号哭不放”。袁世凯的幕僚们更是不断地提醒南京：“现在全国倡言革命，人心动荡，北方秩序很难维持，像目前这种情形，如果不能及时地调度、弹压，确保地方的安谧，就很容易引起外国对我国用兵的祸事，这一点是应该切实注意的。”而列强们似乎有意配合了这种舆论，英国路透社专电：“此次兵变之直接原因，实由南京各政家与袁争执意见，不信任袁，务须要求袁到南京宣誓。”“南京各政家之坚持，全系意气用事，并未为大局着想，今北方果以此而召扰乱，此节于共和前途危险至大。”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团遂决定，“对现存统治当局给与道义上的支持”，而支持的方式是派出七百多名各国士兵在北京街头巡逻，同时再从天津调集一千多名士兵增援京城里的使馆卫队。

　　各省支持袁世凯的督抚纷纷发出通电，宣称：“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致亡，纵金陵形势为胜燕京，犹当度时审势，量为迁就。”甚至断言，如果再争执不下，必将导致兵亡、民亡、国亡、种亡。

　　孙中山其实对北京兵变的第一反应是，派兵北上帮助袁世凯平息变乱。他甚至电告北京说南京已做好派兵北上的一切准备。但是袁世凯复电称局势已经稳定，无须南京“远劳师旅”。

　　南京的专使们终于明白，不但建都南京和袁世凯南下均无可能，就是南京派军队来北方的打算也是极其危险的——不要说北京的外国公使对南方军队北上万分敏感，仅就北洋军来讲南方军队的北上无异于两军接战。蔡元培连续致电孙中山，详细报告北京的局势，建议南京方面改变初衷，蔡元培向孙中山提出两条建议：“一、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而让袁世凯在北京就职的具体办法是：“袁君在北京行就职式，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与南京前设之临时政府办交代。”

　　这是几乎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妥协办法。

　　这个妥协的底线是：无论袁世凯南下还是不南下，民国政权的交接必须在南京进行，因为这象征着袁世凯是从南京临时政府手里而不是前王朝那里得到的权力。

　　孙中山的回电，对蔡元培的建议表示同意。电报措辞充满无奈、忧虑，乃至愤怒：

　　……至统一组织成，任袁公便宜定夺。文原主北京不可建立政府，正因在外人势力范围之中。今日本等纷进兵，尤非昔比。公等亦持苟且之见，夫复何言！此时在北组织，直自投罗网，甚恐将来为高丽、安南之续。惟文此时若再争之，必致强拂众论，而有所恋图。故文欲于十日内办到解职，昭示天下。仍望项城远虑，不必觅北方之见。今北方仅军队小动，南方人心犹未统一，项城既不南下，临时政府又瞬息迁移，如何可使异日不致分离？仍望见教。

　　电报足以表明孙中山处在怎样的难言之苦中。

　　特别是其后南京临时政府召开会议，对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进行表决。

　　会场上坐着袁世凯派来的代表侍从武官唐在礼和教育次长范源濂。范源濂把离京以前由袁世凯授意叫他拟就的一个简单发言稿递到唐在礼手里，由唐在礼站起来向参加会议的议员们先读了一遍：

　　“自世凯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以来，南京临时政府一再敦促南下就职，并于二月二十八日特派专使北上迎接，自当早日南下，以副公等厚意。奈北方局势颇不稳定，各省官长及军队等函电频来，咸欲世凯暂勿离京，以维大局，甚至有妄以哗变劝阻世凯南下者。此风殊不可长，为亟弭此风，不拂众意，遂不克离京南下就职。谅诸公等必以国是为重，不拘礼仪，从权考虑，俞允许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

　　也不过短短十几句话。唐在礼刚刚读完，台下议员们一致鼓掌表示同意，这倒是他们出乎意料之外。

　　莫名其妙的“一致鼓掌”之后，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通过了决议：“一、参议院电知袁大总统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大总统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接到宣誓之后，即复电认为就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大总统既受职后，即将拟派之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之姓名，电知参议院，求其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各国务员任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交代事宜；六、孙大总统于交代之日，始行解职。”

　　所谓六条，孙中山心里再清楚不过了，这只是最后的面子而已。

　　孙中山想到这里，发出一声无奈的叹息：“我自有分寸。这段日子辛苦你了，如果你想回上海……”

　　这次轮到宋大小姐抢先：“我还是愿意继续辅佐先生，无论你的身份有何变化。”

　　孙中山放下手中的笔：“接下来我会回家乡看望大哥和妻子，你可以趁此放个大假。”

　　宋大小姐露出得体的笑容，看不出半分尴尬。

　　东郊民巷的一群外国记者也正在为此事展开激励讨论。

　　“兵变的那天，”《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说道，“我正沿着名叫王府井的那条大街行走，正好看见自己住宅附近的房子已经起火，街的对面是北京最大的市场，这个庞大的建筑物连同里面一个占地若干英亩的戏院也被大兵放火烧了。乱兵很快控制了整个东城，他们挨家挨户地抢劫，不少人家因为油灯被撞倒而燃起大火——当然也有许多是故意纵火，造成的破坏远远大于劫掠。我之前一直认为第三镇是可以完全信赖的部队，但如今眼见着官兵们把抢来的东西堆放在大总统眼皮底下的外务部大院里，我以为这一景象真是可怕得很，而且军官比当兵的更坏，因为他们是在指挥抢劫。”

　　莫理循得出一个自认为了不起的结论：“中国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如何处理这个局面。如果采取和稀泥的办法，向人们行贿堵住他们的嘴，那么这个国家就完蛋了。”

　　“混乱的兵变中，有一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莫理循神秘的笑道。

　　“快说，不要卖关子！”

　　“满洲人的住宅没有受到破坏，也没有满洲人开的店铺遭到抢劫，也没有企图闯进任何满洲亲王的大宅院，当然包括皇宫。皇太后的父亲、惠徵公爷的府邸，被第三镇的炮手洗劫并纵火焚毁，他一家逃到紧邻的日本的西本愿寺去避难。不过，只有这一个例外。”莫理循得出的结论是：“一定是因为有所惧而使得汉人不去触动满人的财产。目前在北京的满人士兵在数目上大大超过汉人，至少是四比一。他们是一伙怯懦、颓废、柔弱的人，否则他们满可以趁机做出一番恢复王朝的大事。”

　　“三月一日，袁世凯派出的弹压部队上了街，兵变的第三镇已奉命开出京城，移动到良乡、琉璃河和涿州去了。执法队在街上抓了不少人，统统不是第三镇的官兵——遇见行人手里拿着包裹物件，行色仓皇的，立刻吩咐卫兵抓过来，就地正法，并把人头挂在通衢示众。有用三根竹竿或木杆支个架子悬挂人头的，也有直接挂在电线杆上的。在东四、灯市口、西单、西四、前门桥南都挂有血淋淋的人头，以示袁大总统坚决维护治安、杀一儆百的决心，被杀的不下三四十名。”莫理循说道，“二十世纪初，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都市里，不断有血淋淋的人头高高悬挂？”

　　外国记者们一致认为，并不懂得共和真谛的中国人却在为“共和”倾轧和拼杀，中国确实是一个“难以用西方思想去评价的非常别扭的国家”。

　　日本记者佐原笃介道：“无论如何，我对共和制的中国没有信心，因为中国人无论地位高低，就其禀性和气质来说，个个都是小暴君。可是在目前，中国人几乎满脑袋都是可以从共和制得到福赐的想法。而不知道共和制为何物，而且他们盲目行事，与他们争论也无用。我的看法，对中国人撒手不管，让他们尝到苦痛，然后会有一个政党出来挽救时局，唤醒并拯救民众。没有皇帝，袁永远无法治理这个国家……我希望列强能认识到中国没有皇帝的严重事态和中国建立共和是不可能的事。你亲眼见到了北京及其邻近地区发生骚乱的实际状况。远东人民、特别是中国习惯于受专制君主的统治。皇帝在东方像上帝一样，没有皇帝就不可能把人民团结在一起。我要说，中国太可怜了！中国真是一个难以用西方思想去评价的非常别扭的国家！”

《巴黎日报》远东专员齐达内用地道的京片子道：“中国现势离奇，颇难得其真相。孙袁胜负，任何方面，皆不可统一中国。各省互相猜忌，互相妒视，即有贤者，亦专为其本省利益，锱铢较量，无肯牺牲公益、顾全大局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