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四章 莫大于此

　　此时，天涯之南的香港，夜已深，万里晴空，悬着冰盘似的一轮圆月，将着海天照得如水银泻地，宛如梦幻。

　　孙中山才抵达香港的他，独在落脚的某个党人家园中徘徊步月。

　　他仰脸看看天穹，昨日接到和尚从东京给他写的信，说火星退至金宿，入燕云分野。星图占验，数月之内便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清祚不腊。如今清廷的局势，和尚不说，他也知道。

　　他搜寻渺茫的天空，却寻不出和尚所谓的“火退鬼金，则火能烁金；退井木，则火逢木愈炽”的天象来。沉吟良久，孙中山抚膺长叹道：“天道茫茫，凡人岂能知晓？唯心主义的东西，不能太在意。惟修人事以应天道――应人心即顺天道啊！此次革命，便是应人心而成此大风潮，清廷焉有不灭之理！”

　　其实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科罗拉多州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活动，对武昌起义并无预闻。（笔者按：有某个无聊的历史学家考证，当时负气离开东京同盟会总部的孙中山在一家华人餐馆端盘子，如今却也不知真伪）。那一天早上，孙中山准备去找个餐馆吃早点，路经走廊报摊，顺便购买一份报纸携入餐厅。他坐下一看，一段电讯赫然写道：

　　“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开始，孙中山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待他再看两遍，便紧紧抓住那张报纸。顷刻间，他像从浓烟呛人的黑房，突然到了空气清新的花园；又像在乌云笼罩的日子里，突然看见了和煦的太阳。他只觉得热流从大脑一直传到胸膛、传遍全身，久经压制的感情一涌而出，连双手也有些颤抖了。

　　孙中山匆匆吃过早餐，立刻回到旅馆。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他马上回答：是马上回国直接指挥战斗，还是先在欧美进行外交活动？孙中山手里拿着报纸，思绪万千，心乱如麻，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苦苦思索。祖国，久别多年的祖国，像是颗铁钉碰到块巨大磁石似的强烈地吸引着他，他想马上回到祖国，可以亲自指挥战斗，以快生平之志。他站在窗前凝立了好一会，又否定了马上回国的念头：“不，成立共和国，将会遇到外交、财政方面的困难。此刻，自己效力革命不应在战场上，而应该在外交方面。”孙中山决定暂时还是留在国外，走访美、英、法三国政府，争取国际对新政权的支持。

　　孙中山首先争取美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支持。

　　孙中山在赴纽约途中，路过圣路易斯，看到报上载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文字，从此，他在途中格外谨慎，避免会见一切报馆访员。可是，他到了芝加哥，又忍不住参加了芝加哥同盟会举行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满怀激情地为中国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代拟了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的布告：

　　“武昌已于本月19日光复，义声所播，国人莫不额手相庆，而虏运行将告终。本会谨择于24日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仰各界侨胞届期踊跃齐临庆祝，以壮声威，有厚望焉！”

　　10月20日，孙中山在同盟会会员朱卓文的陪同下，乘车前往华盛顿，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请求秘密会晤，希望得到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和物质援助，或者是坚持中立。诺克斯没有接见他。

　　在纽约，他对华侨演讲共和政治，向美国朝野人士介绍中国革命宗旨，大谈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笔者按：一九○六年秋冬间这个文件为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等在日本所制订，当时未包括文中所列《招军章程》、《招降清朝兵勇条件》两篇。这里收录的是一九○八年河口起义后孙中山与胡汉民、汪精卫三人在星加坡增订的版本。具体制订时间不详，今从一般记载。），希望博得他们的同情。

　　方略中的对外宣言：

　　中华国民军奉命驱除异族专制政府，建立民国；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平和，增进人类之福祉。所有国民军对外之行动，宣言如下：一、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二、偿款外债照旧担认，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四、保护外国居留军政府占领之域内人民财产。五、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七、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者，一概搜获没收。

　　不过洋人对孙先生抛过来的媚眼不感兴趣。

　　于是，孙中山又转到纽约，秘密会见了日本驻纽约总领事小野幸吉的代表鹤冈永太郎，表示愿以公开身份访问日本，后得到回答说，如果他肯改名，登陆或停留都可以。日本政府实际上拒绝了孙中山公开访日的要求。孙中山再一次表示：如果日本政府能同意他不更改姓名而登陆，对中国革命示以同情的态度，他就改变原定经欧洲、印度洋返国的计划，而经日本回国，这样既可鼓舞革命军的士气，又可消除外界认为日本政府暗中庇护北京政府的疑虑，对双方都有利。日本政府对孙中山的这些话没有反应。

　　美国一些报纸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采取敌视态度。《纽约时报》连续发表社论说：“孙中山的募捐工作不会成功”；“只有袁世凯是唯一能将和平与秩序给予中国的人。”

　　孙中山没有失去信心，他在纽约致伦敦的美国友人咸马里的电报说：“黎元洪的宣言是难以解释的，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久持。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们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贷款是必需的。”

　　为此，孙先生拟由黄兴领导湖北革命军对清作战，由胡汉民、朱执信诸人相机争取广东反正，并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敦促他率领所部归降。但是孙先生队黄兴的寄托，以黄兴孝感之战败而破产。

　　两天后，孙中山由纽约抵达伦敦。

　　11月11日，孙中山抵达伦敦。他在同英国记者谈话时说：“倘国人召彼前往组织中，央政府，以总理一席属之，彼必乐为效力。”

　　在伦敦居留期间，他又通过成马里介绍，与四国银行团主任商谈停止贷款给清廷的事。

　　孙中山去英国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想取得英国政府对中国革命的谅解和支持。

　　在此期间，英国马克沁机枪厂厂主达耳生看到孙中山将来有可能当选为大总统，盼他订购武器与军火，愿意从中代孙中山同英国政府联系。孙中山便托达耳生向英国政府要求三件事：“一、止绝清廷一切借款；二、制止日本援助清廷；三。取消各处英属政府之放逐令，以便予取道回国。”

　　他还向英国外交部提出了一份由他本人与咸马里签署的备忘录，表示中国革命党人希望与英、美结盟。

　　达耳生代表孙中山会见英国内阁外相格雷，孙中山所求三事皆得英国政府允许。但是，英国政府也向孙中山表明：“所有外国人以及反满的团体都可能给予袁世凯以总统的职位，――假如他能够驱逐满清并赞成共和。”也就是说，英国政府既反对满清，也反对革命党掌权，只给袁世凯以支持。

　　孙中山清楚地知道，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将对其他国家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他把对英国外交的成败，看成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现在英国外相既然公开向他声明支持袁世凯做大总统，他就不得不放弃总理一席，而支持袁世凯了。

　　孙中山又要求四国银行团贷款给中国革命政府。四国银行团也只是表示：“我们政府既然答允先生的要求，停止借款清廷，此后银行团借款与中国则只有与新政府交涉了。这样，必然要待先生回到中国，成立正式政府之后，方能开始议论贷款的事。本团现在打算派某行长与先生同行归国。正式政府成立之后，就近与他磋商便可以了。”

　　对此，孙中山又能再说些什么呢？他只得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11月中旬，孙中山公开发表政见。他对伦敦《滨海杂志》记者说：“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成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脐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

　　孙中山在老师康德黎家中得到中国成立临时政府，黎元洪为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消息，便于11月16日发电报给上海的《民立报》说：“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拥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我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文临行叩发。”现在看来，孙中山的政见不无商榷之处，但这些确实是孙中山当时的心里话。

　　孙中山于11月21日由伦敦到巴黎，在巴黎又进行了紧张的外交活动。他会见了法国参议院议员、外交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成员克烈孟梭。并在法国《世纪报》记者阿尔贝·梅崩、阿尔贝·米约陪同下，去法国众议院，会见议员阿尔弗雷得·马赛、吕西安·于贝安尔等人，向他们提出法国是否愿意承认中华民国的问题。孙中山还会见了《巴黎星期报》、《巴黎日报》等报的记者，以中国革命领导者的身份，就建国任务和对外关系问题发表谈话，争取外国的同情和支持。

　　孙中山在英国和法国，都进行了筹款或借款活动，但都落了空。

　　孙中山在巴黎同一些旅法的同盟会员胡秉柯、张翼枢等人会晤。他要胡秉柯代表他访问法国外交部。胡秉何在孙中山离开巴黎经马赛回国的那一天，访问了外交部，询问其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孙中山后来任命张翼枢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驻法国的全权代表。这时，胡秉柯已返回中国。正当孙中山在国外进行一系列外交活动时，国内革命形势有了飞跃发展，同时也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一方面，随着宣布独立，响应起义的地区越来越多，光复各省都督府准备举行代表会议商讨组织民国临时政府，在酝酿过程中发生了争权夺利的现象，另一方面，清政府组成了新内阁，在向南方用兵的同时作出和谈的试探，南方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则极力从革命内部攫取权力，并与清政府新内阁暗中勾结。

　　在这历史转变的重要关头，孙中山在接到国内一再敦促他速回的电报后，便匆匆离开法国巴黎从马赛港乘船，他不得不“不名一钱”地回国。

　　孙中山从马赛乘船经槟榔屿、新加坡等地，于1911年12月21日到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等乘兵舰到香港迎接……

　　一阵喧哗，突然打断孙中山对月作伟人状的无限遐思。

　　胡汉民、廖仲恺，还有吴敬恒、马君武、张继、宫崎滔天、池亨吉、成马里诸人争争吵吵的，一下子都涌进这个园子里。他们就这样一边走一边就国内形势、应采取的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个个争吵的兴奋异常，面红耳赤。

　　孙中山莞尔一笑，也兴致勃勃的听着他们的争论。

　　胡汉民对于当时的革命形势自有一套看法，处于地域观念，还有当前的局势，主张孙中山先生不要北上，留粤主持一切。他的理由是：“当前的革命形势，清朝政府已人心尽去，所依赖的不过袁世凯的数万兵力；袁世凯实叵测，持两端，不可信。加上他还有北洋系的四镇兵力，这四镇兵力无疑的乃是当前最富战斗力的部队，这种势力如未扫除，革命则无一种威力以巩固政权，这样，破坏、建设更谈不上。先生一到沪、宁，众望所归，必被推戴，幕府当在南京，必被推戴为大总统，但无兵可用，而且号令难行，一定受制于袁，对革命事业将无所作为，何以直捣黄龙？且以选举克强任事，命令还未易实行，元首且同虚设。不如留在广东整理粤中各军，很快便可得精兵数万，再行北伐，才有胜算。估计尽北洋数镇兵力，所以袁的势力至多可以达到武汉，甚至湖南，而广东对北洋军来说，因为距离较远，鞭长莫及，自可埋首建立一支反袁的革命部队。何况李疯子在《人民日报》沸沸扬扬的宣传，即使只有三分真实，也是袁世凯一大麻烦……只要袁世凯两三个月内，不能摧破东南。这时候，我们就有办法，以实力肃清强敌，才真正形成南北统一的局势。与赴沪、宁相比较，事情正好相反，若骛虚名，将来一定后悔。最近福建、广西、贵州意见，认为宁、鄂正处前线，有暂推广东作为首都的议论，我们正谦让不已。先生回来了，正可以控制这种局势。”

　　胡汉民的意见其实就是早年孙中山的“边角革命”路线，可是如今的孙中山先生却更有卓见。

　　孙先生摇摇头，大声说道：“现在的大患即在无政府，如果能够创建政府，则清朝政府必然倾覆；即使袁世凯也未必能够支持。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四方同志正引领属望，至广州其谓我何？如果我们不能登高一呼，身入虎穴，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那么人民所仰望于革命志士的是什么呢？我恃人心，敌恃兵力，既如所云，何故不善用所长，而用我所短？鄂即稍萌歧趋，宁复有内部之纠纷，以之委敌，所谓赵举而秦强，形势益失，我然后举兵以图恢复，岂云得计？朱明未局，正坐东南不守，而粤桂遂不能支，何能蹈此覆辙？革命军骤起，有不可向迩之势，列强仓猝，无以为计，故只得守其向来局外中立之惯例，不事干涉。然若我方形势顿挫，则此事正未可深恃。戈登、白齐文之于太平天国，此等手段正多，胡可不虑？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我若不至沪宁，则此一切对内对外大计主持，决非他人所能任。汉民宜从我既行。”

　　对于武昌起义的成功，起先孙中山也大不以为然――长江流域从未入他的法眼。因为，他早先很崇拜洪秀全，走的是“边角革命”那条路――即从广东、广西开干，想趁当地清廷力量弱的机会，切开一块“富而通”的广东先占着，再下“勇而悍”的湖南，而后江西、湖北，走当年“太平天国”的道路。

　　如今，孙中山来了一个一百八适度的转弯。看着黄兴和宋教仁撇开他在上海搞的这个中部同盟会一举干出“十次革命”也无法完成的壮举，而且黄兴也多次拍电请他赴沪，他已经心急火撩。

　　孙中山对成立中，央政府满怀信心。他说：“现在各国政府士夫，均望文速归，组织中，央政府，此事一成，财政、外交皆有头绪。此外问题，亦因之迎刃而解。当今政策，莫大于此。”

　　胡汉民、廖仲恺都被孙中山先生伟大抱负和开诚胸襟所感动，胡汉民放弃自己的主张，委陈炯明代理广东都督，请廖仲恺返回广东布置一切，愿追随随孙中山同船赴沪。这时愿意追随孙先生同赴上海的还有吴敬恒、马君武、张继，还有东西洋人宫崎滔天、池亨吉、成马里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