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背叛的迹象

　　第5种皇帝很微妙，完全符合我们传统理论上的智慧最高境界——大巧不工，大智若庸，举重若轻。他们的能力很玄妙，一直看不透到底有多少，在外表上看，都很软弱，就跟第1、2种皇帝差不多。但胆子超大，貌似都在找死。

　　他们一直容忍着臣子们的发挥，甚至是毫无遮拦的、放肆型的发挥，尤其是到了这一步还不行，更要让全体臣子们都活跃起来，各有理想，各有作张的发挥。

　　是的，这样很危险，因为一定会形成党派。不过要的就是这个，臣子们一边放心大胆地做人做事，一边你死我活地互相死磕，这样才会形成风暴，皇帝才会坐暴风眼里。

　　那里是最平静的。历代的伟大皇帝都懂这一点，而公认的，宋朝的皇帝做得最好。

　　在宋朝皇帝中，做得最好的，就是仁宗陛下。以后有很多例子来证明他高在哪里，眼前这一例也在其中。史书中在富弼血贯瞳仁一样的愤怒之后，突然间变成了真空。没有给出仁宗陛下任何处理的痕迹。

　　既没有按富弼说的办，把一大堆的奸邪如何怎样，也没有对富弼的君前无礼给出罚单。接下来的事，是招见宋朝的顶级文臣，前状元、现翰林学士王供辰，由这位当时的第一笔杆子重新完成国书。之后群臣散去，各回各家，富弼去的地方特别点。不是回家，而是学士院，他住在那儿坐等。但这不是和晏殊父女怄气，这是制度。

　　他的身份是使者，办完公事之前，他没有权力回家。

　　注意，这时往回看赵祯的处理办法，好像的确是和了一堆稀泥，两边人都放过了。很多史书都说，真是无能，肱二头肌稍微发达些的皇帝，都会来个各大50大板，就冲着你们敢在我面前大声说话的份儿上，都别想屁股完好无损地下殿。赵祯这么搞，小心臣子样都不拿他当回事了，历史上有太多的皇帝都倒台在这一点上。

　　人无刚骨，立身不牢！

　　但奇妙的是，为什么之后富弼出使办差，仍然玩了命的给他争利益，吕夷简等人也始终对他毕恭毕敬，就算总揽朝纲，可也没有半点背叛的迹象呢？

　　这是为什么呢？仅仅一句宋朝臣子的个人素质好，就可以解释得通吗？

　　愿你的生命里充满了云翥，这样才能衬托出美丽的晚霞。——多年以后，富弼回味自己起伏跌宕的人生，会非常享受这时的艰险磨难。

　　但那是事后，此时此刻，他还是希望各方面都消停点，让他把事儿都顺利地办完吧。

　　国书缩水事件之后，宋朝的谈判使团再次上路，在当年的八月二十六日见到了辽国皇帝耶律宗真。不过不是在辽上京的皇宫里了，而是在一个叫清泉淀的地方。这是辽国皇族的规矩，要四时“捺体”，即打猎，打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工，公卿贵族，朝廷大臣都要随行。这时是八月，是夏捺钵。

　　再次见面，程度再走一遍。两国使者先期沟通，把宋朝带来的条件摸底，汇报给辽国皇帝，以便第二天开门见山，双方心里好有数怎么爬。

　　第二天，富弼走进了金顶帐篷，发现辽国这次出席会议的人员级别非常高，皇帝、皇太弟、太子，三位一体都在场。这让富弼很高兴，这种力度，看来辽国是要签约了。很好，夜长梦多，越快越好，这正是宋朝的期望。而辽国小皇帝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更让他高兴。

　　不用他费口舌，又一个问题解决了——“结亲会让宋朝骨血分离，我的皇兄会伤心的。何况公主与太子如果不和谐，也不件美事。还是用金钱来办事吧。”耶律宗真如是说，非常通情达理，只是后面还有个转折。“但是，我需要个名分。”

　　名分，中原汉族几千年来的传承之本，就是名分。名不正、则言不顺，伟大的、无暇的至圣先师孔夫子教导我人，在名分的问题上，你家大门上嵌几颗钉子，你吃饭时用多少人来唱歌跳舞，都要无比严格的硬性规定。如果错了，就是大逆不道，举世唾骂的罪人！

　　所以当耶律宗真提出名分的时候，富弼只能静静地听着，提不出任何反驳的意见。毕竟这是一件如此重大的国事。他忐忑地等着，不能不给名分，但要看对方要什么样的名分。身为宋朝子民，他太清楚了这是汉人最敏感的一根神经。

　　“……须于誓书中加一‘献’字乃可。”耶律宗真这样说。

　　富弼立即就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宁教身死，不教名灭，他再也没有了退路！“献”，是下属供奉上司，甚至奴隶侍奉主人的名词，要是他答应了，那就是对整个汉人族群的污辱！

　　富弼极力压抑愤怒，用正规的外交辞令来回答：“‘献’字是以下奉上的用词，宋、辽两国是平等的，决不可使用。况且宋朝皇帝是哥哥，怎么能有兄长奉献弟弟的道理？”

　　他还在讲道理，辽国人却露出了赤裸裸的要挟者嘴脸。耶律宗真说：“你们给我钱，是害怕我（南朝以厚币遗我，是惧我也），钱都给了，一个小小的‘献’又算得了什么？”

　　满帐的辽国人一定都笑得嚣张得意，他们的皇帝是这样的“英武”。契丹人仍然纵横无敌！

　　这是外交，还是嘲弄？富弼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冷冷地回答，“南朝皇帝守祖宗之土地，顾全先皇的盟约，才用金钱交换和平。现在您这样说，是存心想打仗了，如果这样，宋朝还在乎什么呢？”

　　以眼还眼，以暴制暴，这是千古不易之真理。富弼强硬的回答之后，突然间辽国小皇帝他滑坡了。“‘献’字不行，改成‘纳’字如何？”转变得这叫个快，从宇宙超级大皇帝，一下子变成了讨价还价的小商人。这个不行，我们换那个成不？

　　“不成。”富弼还是反对，至于怎么不成，懒得再解释，这一类说法统统不接受，花样的不要！

　　僵局形成，耶律宗真不愧是宫廷里长大的孩子，他突然让气氛缓解了一下。“誓书在哪儿？拿增币20万的那份来。”他这样说。

　　富弼交给了他，这似乎是个好事。耶律宗真要20万的，就是说他准备出头替宋朝管教李元昊了。但高兴得太早，耶律宗真拿着誓书看来看去，再次说话时，侵略性徒然提高。“寡人一定要加这个‘纳’字，你再固执，小心坏了你家主人的大事。我若提兵南下，就是你们宋朝的大灾难。”

　　还是战争威胁，真是老套路了，富弼的回答也是上次的重复。

　　“陛下用兵，能保必胜吗？”

　　“不能。”

　　“胜未可知，小心失败。”

　　耶律宗真突然有了新意。“宋朝给我巨款，一个‘纳’字有什么大不了。何况这在你们汉人的历史上早就有先例。”

　　先例？富弼深深地吸了口气，塞外蛮族，你们知道些什么先例？“从古至今，只有唐高祖李渊曾经向突厥借兵，那时被迫称臣。但无论是‘献’、还是‘纳’，都在可有可无之间。何况之后突厥的颉利可汗就被唐太宗李世民活捉，东突厥也就此灭亡。这样的循环报应，这样的先例，就是你想要的吗？！”

　　史书记载，富弼说到这里，已经声色俱厉。在自己国内的皇宫里敢于咆哮，在敌人的金帐内也敢怒吼，富弼，不管他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他都是个真正的男人。

　　耶律宗真沉默了，很明显，想让眼前的这个汉人屈服，看来不大可能。但一定要折服某个汉人吗？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马上就转过了这个弯，直抵要害。

　　“我另外派人去和南朝皇帝谈这个事，如果你们朝廷同意了，富爱卿，你怎么说？”

　　一句话之间，就把富弼的功能给屏蔽了。和你谈不了，我直接和你的主人说话。如果那边答应了，你一直在作梗，这个罪过怎么论？

　　富弼的心变得悲凉。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自己没有再次说话的职权了。但他仍然有坚持自己的信念的权力。“如果我们国家答应了您，那么请您写一封信。把我与您的谈话都记录在案，那样，有什么罪责，我决不推辞。”富弼神情黯然，但仍然坚定地回答。

　　耶律宗真再次沉默，好一会儿，年轻的契丹皇帝这样说，原话如下——“此乃卿忠孝为国之事，岂可罪乎！”至此，双方的话都说到了尽头，不管私下里对对方有什么样的感慨，公事已经结束。富弼告辞出帐。出于礼节，辽国方面的使者刘六符送他出来。

　　帐外一片青山连绵无尽，富弼突然站住了脚步，对刘六符说。“你看，”他手指高山，“此山可以翻跃，但你们要想得到‘献’、‘纳’；两字，就好比登天一样，绝无可能！我头可断，此事绝不答应！”

　　帐门内外，满是契丹人，富弼的声音直达大帐深处，辽国现在的、以及未来的君主们都清清楚楚地听到了这句话。宋朝绝不答应，这是他再三、再四所强调的内容。千年以后，他的用心不难猜度，他是紧张，甚至是害怕。他深知越过自己之后，辽国人所面对的谈判人物是谁，那些人会怎样维护本民族的利益。

　　靠吕夷简、晏殊之流来扶持乾坤吗？所以才这样看似刚烈，实则悲凉地坚持。

　　就在这样的忧虑里，辽国留下了每年增币20万贯的国书、誓书，以此为根基，派使者耶律仁先、刘六符跟着富弼回宋朝。接下来的事，富弼只能隔岸观火，爱莫能助了。

　　九月十五日，辽国使者进入开封。富弼作为接陪使一起回来的，他在国境线上做出了最后一次努力，给中书省写了一封信。

　　在信里，他把谈判的最新进展做了个交代，把“献”、“纳”两字的争论始末仔细说明，要朝廷先做准备，想好怎样处理。在信尾，他着重强调说，辽国无理要求这两个字，我以死抗争，对方已经很沮丧，我们只要再次拒绝，就会打破他们的妄想。

　　信，就这样发出去了，在史料中也可以找到原文。但是没有中书省的回复记载。职权所限，宰执们不必回复他，他只能怀着一颗忐忑忧虑的心回到了国都。宰执大人们，宋朝的权益，就在于你们的一念之间了。

　　问题又到了吕夷简的手里。

　　在史书中声名显赫的吕大宰相果然能力非凡，这么点小事，他没废任何力气，随手就解决了。超级简单，答应他！辽国要求一个“纳”，给他们就是了。至于理由，就非常的雍容大度，站在宰相的立场上，要考虑全国局面。西北打仗，东北方一定要平静。

　　为了一两个字纠缠不休，万一辽国人野性发作，真的发兵打过来怎么办？因小失大，实在愚蠢！

　　就这样，“聪明”的宋朝人基本上答应了辽国的所有要求。要什么，就给什么，最后被确定下来的盟约里，赫然写着“……宋别纳金帛之仪，用代赋税之物，每年增绢10万匹，银10万两。”也就是说，实际每年交出的钱，是50万两白银！

　　但得到了什么呢？历代史书中都强调，辽国从此以后，再没给宋朝添什么麻烦，宋朝的北方边境真的一劳永逸，从此平安了。言外之意，这个钱花得值。但有个细节一直都忽略了过去。

　　给了20万的数，辽国要尽的义务呢？是要约束李元昊投降的！但是这一条，在实际操作中，只写进了宋、辽两国的国书里，那一式三份的誓书，也就是宋、辽、西夏三方面共同遵守的和平条约里，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这是个什么样的买卖啊……

　　事情过后，辽国方面大肆庆祝，不仅多得了钱，还涨了面子。他们刻碑记功，把这个胜利传之四方。作为使者的刘六符也加官进爵，从此进入辽国显贵行列。

　　回到宋朝，立了大功的富弼名满天下，他的坚持和勇气让国人像勇士一样的尊敬他。国家议功，再次提升他为吏部郎中、枢密直学士，可他再次拒绝了。他落落寡欢，形单影支，比出使之前更加忧郁。尤其是在官场上。

　　一位大人物，宋朝第一学士王拱辰悄悄地找到了皇帝，行使他的最新权力。前状元、现翰林王先生又升官了，已经是权（代理）御史中丞，他来弹劾富弼。

　　“陛下，富弼丧权辱国。他不能阻止辽国的无理要求，是失职。尤其是陛下只有一位公主，辽国求婚，他居然就答应了下来，真是大逆不道！必须严惩。”

　　不料好脾气的仁宗勃然大怒，“朕为天下生灵，一女非所惜！”一顿罕见的咆哮，把王大人骂走。

　　这句话留在了史书中，算是给富弼，也给这段屈辱的历史定了性，做出了总结。这证明，一切过程皇帝都心中有数，谈判的结果，是宋朝高层做出的决定。富弼，尽人事，听“天”命，于国于己，他可以问心无愧了。

　　在这次谈判的9个月里，富弼是主角，最重的戏份却不在他身上。远在西北边疆上的几个人才真正左右了帝国的命运。他们是范仲淹、狄青、种世衡。他们分别做了些事，效果嘛……很难说。一方面让李元昊剧烈头痛，在西夏境内不敢动弹，连带着富弼也能在耶律宗真面前挺直了腰说话。

　　另一方面，他们惹祸了，把李元昊逼到了墙角。没有退路，就只好狗急跳墙，拼个你死我活。好，现在一个个登场，看看他们都是怎么干的。

　　从范仲淹开始。提到他人们会很迷惑，宋朝300年间最了不起的人，在西北工作了四五年的时间，没见他打过什么胜仗啊，甚至也没打过仗啊，他那么大的名声是怎么来的？

　　一个欺世盗名的骗子？！

　　这涉及到了一个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问题。一个个体的人，要为当时的社会做出有益处的贡献，要有怎样的约束？

　　注意，是约束，而不是努力。可千万别乱努力，就好比喜欢上了某个姑娘了，得看准了人家好哪一口，再去献殷勤不迟。国家与臣子的关系也是这样。范仲淹是宋朝的臣子，不是唐朝的，针对已经成熟定型的宋朝国防方针，不能像要求他像唐朝的顶尖级将军那样，去千里奔袭，境外作战，把异族敌人绑回长安。

　　如果一定要强求，那很好，就会变成韩琦。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主战本身没有错，可在赵匡胤定下的国防政策里，任何人别想以军功冒升。哪怕是后来的岳飞、韩世忠等人，也只能在北宋与南宋的历史衔接的过渡夹缝里，短暂地闪亮过。

　　相信韩琦本身也明白了，好水川之战后，他性格仍然强硬好胜，但在军事上，再没有之前的“斗志”了。

　　范仲淹的高明，就在于他从开始就理解到了宋朝军政事务的神髓。所谓“攻中有防，防中带攻。”具体起来就是修砦。这个方式，以前基本是用在国内，是纯防御的，只要推广向前，就变成了移动的长城。

　　一步步向西夏的境内扩建，每建一处，就形成了攻防一体的战斗体系，一点点地蚕食掉了西夏的国土。在这9个月时间里，他修建了大顺城。这是宋朝庆历年间最大胆的一次修砦行动。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位置。

　　它的前身是庆州西北方的马铺寨，再向西北方前进一点点，就是个历史名胜地——后桥川。宋、西夏战争最开始的三川口之战前，保安军、承平砦之战的尾声，李元昊之所以紧急退兵，就是因为他的后路，后桥寨被宋军洗劫了。

　　这就是大顺城之所以险要的原因，它深深地侵入了西夏国境之内，说是建了个寨子，其实是越过国境，抢了一大片领土。并且时刻把刀子顶在了党项人的脖子上，哪天高兴，就直接捅出去。

　　早春二月时，范仲淹召集庆州府众将，跟着他悄悄出城，一路向东北斜上方前进，一直到了前敌位置，和西夏势力接壤的柔远寨还没停下来。继续往前走，到了敌占区之后，大兵们才惊奇地发现，前面好大一堆的老熟人啊。

　　是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佑，和蕃族将领赵明。两人各带人马守着小山一样高的建筑材料。这些兵立即就知道了自己的使命。干活吧，不仅是和平时期，就算是战争时期，也得当建筑工。

　　15天之内，一座新城建起。争分夺秒，盖成之后立即就迎来了敌人。党项人急火攻心，才几天没留神，这么大个非法建筑就盖到家门口来了？！这还了得，立即拔掉它。

　　西夏方面集结了3万骑兵来攻城，一阵混战之后，骑兵们在新城墙面前撞得满头大包往回跑，这个场面真是激动人心，宋朝的军人们马上就要去追。范仲淹却拦住了他们。

　　我们就是来筑城的，现在目的完全达到，额外的好处半点都不要。

　　看着多小心，甚至是懦弱。但稍微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宋朝从赵光义的幽燕之役开始，直到在李元昊手下吃大亏，军事上的白痴行为简直一以贯之，从来没有例外。就是开始得利，然后猛追，突然中伏，大败而回。就这么简单，百试百灵！

　　所以范仲淹才高明，我的骑兵是没有你们多，探子也搞不清敌情，但我一定要去追你们吗？你有千条妙计，我有一定之规。城盖好了，就等着我步步为营，稳步前进吧，终有一天，把你们的生存空间都压扁。到那时，你们想反攻的话，都会超级艰难，得把这一路上无数个城堡都拔掉！

　　历史在以后的长河证明了这种战略的正确性，在这时，更证明了范仲淹眼光的锐利。这3万名党项骑兵果然在半路上给宋朝人设下了一个大陷阱，只是在早春的寒风里傻等了很久、很久、很久，仍然半个人影也没有……

　　范仲淹已经回庆州了。

　　大顺城建起，打破了西北边疆的格局，西夏方面的白豹城、金汤城等据点变得岌岌可危，尤其重要的是范仲淹的不上当理念，让党项人无处发力，根本就找不出砍人的办法。历史的解读是要在很复杂的层面上进行的，在这种局面下，才有的那句流传千古，但又被耻笑千年的歌谣：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半点都不好笑，而且也没有夸张。我个人觉得这两句歌谣的文字水平很高，因为用词非常准确。“军中一韩心胆寒。”

　　说的是韩琦，他的好水川之战是失败了，但作战的过程，还有党项人的损失，无论是输赢两方面，都疼到了骨头里。面对这样的对手，谁不胆寒？

　　“军中一范惊破胆。”

　　不战而屈人之兵，自从范仲淹到任，他的辖区就一直平静，是李元昊跟他有交情？还是说西夏人读懂了范夫子的本来面目，跟这人没法打架！

　　多准确，没有惊破胆，怎会没战争？

　　以上是9个月期间宋朝方面发生的前2个事件，后面2个，分别与狄青和种世衡有关。

　　狄青的浮光掠影。

　　狄青有点像岳飞，不是说他们的忠勇风格和悲剧人生很相似，而是说他们的资料。岳飞死后，只二三十年间，他的资料就变成了传说。在赵构和秦桧的通力合作下，他的人生被删除了。再没有充足的官方史料来证明他辉煌璀璨的一生。所以历代谈到岳飞，总有各种各样的争议、怀疑，甚至很多别有用心的人，要把他歪曲成一个莽夫、屠夫，或者蠢人。

　　那是极端可笑的，是岳飞的悲哀，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哀。竟然这样来对待自己的英雄！现在说狄青，他的西北岁月同样很模糊，在民间，他是鬼面战神，无往不胜。在官方，欧阳修等人都承认，西北争战五六年，军中只得到两位常胜将军。

　　狄青、种世衡。

　　可狄青是怎样打仗的，却只有含糊其辞的寥寥数语——“前后大小二十五战，中流矢者八，破金汤城，略宥州，屠岁香、毛罗、尚罗、庆七等族，燔积聚数万，收其帐两千三百，生口五千七百，又城桥子谷，筑招安、丰林、新砦、大郎等堡，皆扼贼要害。尝战安远，被创甚，闻敌至，即挺起驰赴，众争为前用。临敌披发，戴铜面具，出入贼中，皆披靡莫敢当。”

　　这就是他在西北的光辉岁月的全部官方纪录。如果要分析，平心静气些，就会发现他比前面所记述的三川口众将、好水川将军们强不到哪儿去，何况还有麟府大捷时的张岊在。那么他的战神名誉是怎么来的呢？还有为什么这样的成绩单，还能在仁宗朝的下一个危机到来时，被任命为南征主帅的呢？

　　狄青是个很复杂的人，并不完全是以军功冒升的。

　　在一般史书里，狄青的一生，成在武功，败在文臣。他的悲剧是宋朝猜忌武将，重视文臣的“祖宗之法”造成的。

　　这话对吗？没错。只是有个很微妙的一点，与文臣的恩怨，都是他自找的。

　　狄青的官做到指挥使时，主动接触了一个人。当时的经略判官尹洙。尹洙的官不算高，身份很微妙，在西夏战争开打之前，他就是范仲淹、韩琦的好朋友，开战之后，又在范、韩之间做沟通工作。可以说，他是个绝妙的跳板，与他交往，能迅速跳到西北方面的最高层。

　　果然，狄青的军事才能打动了尹洙，把他推荐给了范仲淹和韩琦。史书中记载，“韩、范一见奇之，待之甚厚。”只是厚的方式，却各有不同。

　　范仲淹拿出了一套《左氏春秋》，对狄青说，为将者不知古今战例，不通晓兵法，只是一勇之夫。希望你多学多看，成为真正的将才。

　　这句话是决定性的。不管狄青与高层接触的最初愿望是什么，他的命运从这时扭转。知识是第一生产力，更是第一战斗力。范仲淹的一席话，让宋帝国从此拥有了一位智勇双全，独当一面的国之帅才。冥冥中就像有定数，300年间第一人在他去世的那一年，宋帝国面临又一次危机时，留下了解救的人物。

　　狄青从此精研史书兵法，再不是那个只知披发冲阵的勇将了。

　　这是和范仲淹交往的结果，与韩琦就截然相反了。说来这也是命运，之所以会有反差，最重要的一点，首先在年龄的差异上。

　　范仲淹这时年近花甲，狄青只是个30出头的青壮年，两者相差如父子，再加上范仲淹的博大胸怀，自然而然地就把他当后辈学生看待，既教导又爱护，一片温柔的心肠。但韩琦呢？他俩可真是有缘。

　　居然同岁，都出生在公元1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