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冏之王唐坰

　　荆湖北路，西南夷叛乱。

　　在宋朝的长江之南，一直都有各个少数民族生存在深山老林里。前面说过的侬智高叛乱只是其中一例，乱的级别很大而已。除他以外，长江边上的一些少数民族乱得小些，可乱得很有传统，经久不衰。

　　具体地讲，就是在长沙以西，邵阳北面，以梅山为首的一大片区域。那里交通不便，人种不同，尤其是在传统上，在五代十一国时这片地方就被他们给占了。到了宋朝，赵光义、赵恒、赵祯都被被辽国、西夏拖得一辈子劳碌，对这小片地方自然扔到一边。

　　索性就把它划为禁区，名叫“禁梅山”。周边的汉人禁止与其中的蛮族有任何往来。这是片特区，在宋朝版图以内，却不受宋朝管辖。

　　稍有些头脑的人都明白，长此以往，早晚出事。但只要事不关己，为什么要拿起来烫手？于是多年以来，只要乱子不大，宋朝所有的官儿，对它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样的结果，就是让蛮族人看到了便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为什么不出去抢呢？何况有侬智高的光辉战绩为榜样，根本不用怕出身低，强盗这种职业，才是人有多大胆，能抢多少钱！

　　形势逼着宋朝发兵平叛，在这次之前，最近的一次，是由宋初时名将潘美的从孙潘夙率兵进剿，击破邵州蛮族团峒九十处。看着数量很大，战果却半点都不辉煌。九十处团峒，其实也就是九十个小村子，平均来说，每个村不会超过100人。

　　可不要以为这是潘美的孙子也退化了，事实上派谁去都这样。那地方深山老林，沟壑纵横，官军到了不是怎么打架的问题，而是先得能找到人开打的问题。

　　官兵来了蛮族钻进山里，官兵走了出去继续捣乱。在一千年前，抗日战争时伟大领袖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战略人家就都懂了。

　　熙宁五年七月份之前，摆在王安石办公桌的文件很有诱惑力。据当地内线说，梅山一带，包括辰州附近的南北江（今湖北沅陵）的蛮族有内乱，他们的酋长太残暴，拿自己的子民不当人。众多的蛮人都在向往宋朝的仁慈生活，要求内附。

　　这个机会，到底要不要抓住呢？从本质上讲，这是块烂膏药，总贴在宋朝的身上，早晚会化脓。可现在是揭它的时候吗？

　　七月左右，正是王韶转战西北，攻克武胜的时段，以宋朝从糜烂到争吵的官场，以各种战争临时动员法一样的新法争集到的钱财，同时在西北、西南两方面开战，是理智的吗？种种疑问都盘旋在王安石的脑海里，一国之宰相，每一个举动都牵扯到帝国的安危兴亡。

　　但他决定了，一切细节都服从于最初的决策。既然以最快的速度筹集到了军费，就必须要尽快地打赢战争。这样才会顺利地把前面提到的链条——“民间收财，变成军费，打赢战争，扩大国土，回笼资金。”实现。为此，他派去了自己的亲信章惇。

　　在这之前，章惇一直在制置三司条例司里工作，是个搞经济的人才，他走马上任去平叛，无论从哪一点来看，都是王安石在以权谋私。

　　刚开始时，谁也不知道章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老实说，连王安石和宋神宗也没看准，都被他吓了一跳。他去了荆南，头一招非常正规，情报不是说蛮族人想内附投降吗？很好，派人去招抚，一来了解实情；二来情况对头，顺势就把人拉回来。

　　结果回来的不是内附的蛮人，而是他派去的两个特使的人头。这两人一个姓李一个姓张，不知是吃错了什么药，到了蛮族地面，先没找受苦受难的群众代表，而是首先安抚了一下当地的妇女代表……这不是找死嘛，人家盼星星盼月亮，结果盼来了两个官派流氓！

　　蛮族人也是人，一怒之下，替宋朝砍了这两个混账东西。砍完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没法收拾了。本来是带穷苦受难的异族兄弟进城的，结果成了杀官造反。

　　消息传进了京城，宋神宗和王安石也傻了。章惇，虽然让你带去了兵，可没说让你打，那是防着蛮族酋长恼羞成怒的。现在事大了，你千万别再乱来。

　　宋神宗说“我在怀疑，章惇是不是认真执行了命令。”（疑奇扰命）。王安石摇头，“章惇还是可信的，但是一定要稳住，别轻举妄动。”（戒惇勿轻动）。

　　事实证明，他们真是不了解章惇。这个人有多强硬，有多敢干，放在整个三百年的宋史里，都首屈一指。

　　章惇兵分三路就杀了过去。哪有那么多的啰唆，这些蛮人在别人的眼里是牛皮筋，在章惇的眼里就是块牛皮糖，不过就是难啃点，但仍然很甜！

　　历史将会证明，当章惇发火的时候，不管对方是谁。是苏轼也好，是司马光也好，甚至是宋神宗也好，神宗的妈、老婆，都算上，谁也别想好过。

　　但是也别存下个念头，比如章惇就是头野牛，遇谁撞谁，蛮不讲理。不是，他做每一件事都经过深思熟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眼光独到，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就比如这一次，朝廷里、他身边，没有任何人同意他蛮干，可他就是杀过去了。理由抛开蛮人内部仍然混乱之外，他抱定了一个大宗旨——敌人杀了朝廷命官，不管该命官是不是格外操蛋，这是对政府的挑衅。本来对宋朝就一直不服，这样局面再不处理，以后的摊子会乱到没法收拾！

　　战局铺开，整个荆湖北路开始动荡。章惇进兵神速，懿、洽、鼎三州之内的蛮族落荒而逃。形势喜人，但事实上没人高兴。大家吸取之前平叛的教训，知道章惇顶多就是一阵狂风暴雨刮过去，官兵所到之处，鸡犬人畜瞬间不见。宋朝形势大好，不过总有收兵那一天……蛮人们又回来了。

　　跟没打一样，所以当时就有人反对了。是当地的转运副使蔡烨，此人向中央报告，不要看章惇现在的成绩，臣预言这场仗会打个没完没了。至于怎么办，请把章惇撤职调离，由我接手，我会用水磨功夫，慢慢地处理当地民族事宜。

　　慢慢的，请大家运用些最初级的逻辑思维来想想。他之所以反对章惇，就是因为断定章惇没法迅速结束战斗。那么由他来代替，居然目标就是“慢慢的”搞定。

　　这人的脑子是哪儿出产的？

　　逻辑虽然很混账，但奇妙的是居然有市场。宋神宗仔细思考了一番，决定就这么办。史书中记载，关于把前线的指挥权交给谁的问题，神宗和王安石吵了个没完没了。

　　看史料吧，两人你来我往，各说各话，谁也不让步。差一点就会形成当年的经典解决办法——吵到高潮时，王安石突然平静，对皇帝微笑：“陛下，臣觉得非常不舒服，想请假回南方。”

　　辞职不干了。

　　于是年轻的小皇帝恳切、亲切、动人、动情地挽留。但王安石仍然回家躺床上喘粗气，直到皇帝动用官方人员送去官方文件形式的慰问信，以及私人认错道歉保证你们友情永不变的便条，介甫兄才起床上班做事。

　　要注意的是，在这件重大国事上没有形成这套定势。至于为什么，绝不是这件事的分量不够，或者当时两人中有一方状态不好，掐得不尽兴。而是另有隐情。

　　以往各部史书的题材格式上的劣根性出现，就事论事是没法把事说清楚的。得全面回顾当年同时间发生的各种事，才会了解到当时人物的真实遭遇。

　　王安石在这时遇到信任危机了，他简直是狼狈不堪灰头土脸，可以说宋朝一百多年那么多的宰相，连后期公认的奸相王钦若最丢人的时候，都没受过这种污辱。

　　怪不了别人，王安石自找的，他识人用人真是有问题。前面说过，他是新生势力，与之前的士大夫阶层水火不容，连带着和学习传统经书，考上的进士们也注定水土不服。这就要求他定新课本教材，培育出合乎他使用标准的新一代人才。

　　只是人才正在培育中，办事已经没人手。所以各地只要有向他靠拢的人，他都会先拉过来再说。比如说过的李定。

　　李定之所以被定为小人，理由是他不给生母服丧。听起来可真是罪大恶极，人神共愤。但为什么不细打听下内幕呢？李定的生母姓仇，在嫁给李定父亲之前已经生过一个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神奇高深，处处高出苏东坡一筹的诗僧佛印。再嫁李家，生了李定；三嫁郜氏，生蔡奴。

　　这样在仇氏死时，已经是三嫁之人。当然嫁多少次在北宋时都很正常，再嫁之妇，论尊贵有仁宗的妈刘娥；论贤淑有三百年间第一人范仲淹的妈妈。从来没人半点歧视。但这都不适用于李定的妈妈。

　　因为儒家的有关规定。

　　话说儒家所有的规定都以孔夫子当年的行为准则有关。比如孔子前三代个个休妻，而且休出去之外就彻底翻脸不认，生时不问，死后亲子也不为服丧。《礼记》中有明文规定——孔子不丧出母。

　　以此看来，李定有什么错？

　　所以李定就算是王安石运气好，撞上了个冒牌的“小人”。其他的就不好说了，比如邓绾。

　　邓绾，字文约，成都双流人。此人相当有才，当年考中进士时，是礼部试第一名。也就是说，远远高出苏轼的成绩。

　　在熙宁三年的冬天时，他在宁州（今甘肃宁州）当通判。副市长的级别了，相当高，可是地处大西北，他相当地不安逸，比起老家成都真是差太远了。于是想办法。

　　他向朝廷上书，极力赞美新法。当时王安石正处于最艰难的起步阶段，一见大喜，立即向神宗推荐。神宗也很重视，派专车把他从西北接到开封。

　　金殿见面，君臣相谈甚欢，神宗一高兴，把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邓卿，你知道王安石吗？”

　　“不，臣未曾相识。”邓绾回答很诚实。

　　神宗面露向往之色：“那是当今的古人啊！”注意，古人，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时最被推荐的、最令人神往的完人形象。相当于道教的太上老君，佛教的释迦牟尼。

　　神宗又问，“卿识得吕惠卿吗？”

　　“也未曾相识。”

　　“那是当今的贤人啊。”神宗又爽快地给出了评价。

　　年轻的小皇帝，他没有察觉到下面诚实的邓绾的真面目。他给出的答案太早太快了，直接违背了当初富弼告诫他的为帝总原则——不可让臣子知道皇帝的喜好！

　　摸到实底的邓绾立即就有了前进的方向，王安石都是古人了，还等什么？他走出皇宫后第一时间去拜会了王安石。这时他真的感觉到命运女神对他微笑了，步入官场，要有多大的幸运，才能直接找到位皇帝无私依赖的大臣做靠山啊！

　　在这种激动下，他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那样亲切、热烈地对待王安石，一点都不认生（退见安石，欣然如素交）。实事求是地说，王安石被他蒙蔽了。我们将心比心，当一个人要做全国性改革，正面对满朝文武反对的时候，突然间有人充满了热情、激情地从远方来支持你，你是什么感觉呢？

　　看看邓绾是怎么说的——“……以臣所见宁州观之，知一路皆然；以一路观之，知天下皆然。诚不世之良法，愿勿移于浮议而坚行之。”

　　多么好的同志啊！

　　王安石被感动了，告诉邓绾下去听信。邓绾满怀希望地回到了驿馆，就等着任职诏书下达。结果等来的是官升一级，原路返回。

　　也就是说，他从宁州的通判，晋升为宁州知州了。

　　这个气啊，邓绾心灵深处对官职富贵的渴望赤裸裸地爆发了出来。他到处宣扬：“如此急促地要我来，怎么就这样打发我回去？”

　　公开场合讲，当然就有人问：“想留京啊，估计能给你个什么官？”

　　“当个馆阁人员总可以吧。”

　　“能当谏官吗？”

　　“那正是我的愿望！”

　　史书记载的对话就是上面这些。大家的第一感觉是什么呢，可笑？也许吧，邓绾此人也太简单粗暴了，身在宋朝，哪有这样明目张胆地要官当的？其实就算在现代，这都是官场大忌。

　　但是，要看到这件事的结果和内幕，就会知道邓绾实在是太聪明，太胆大了，此人正中要害，逼着各方各面不得不答应他的要求。

　　看内幕，王安石接见他之后，就去休假了，他的任免决定是由当时的宰相陈升之做出的，明摆着打击王安石，警告全国官员，不许向新法靠拢，不然就发回原籍，邓绾就是例子！

　　邓绾如果忍了，就会被当成个皮球被踢回大西北。那样他就真成了个出头鸟，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成了个反面典型。以后的小鞋就等着成批定制吧。而他绝不认命，偏偏反其道而行之，我就是要把这件事挑大，到处宣扬，让王安石都没法躲起来不管。

　　只要你不管，就会承认你没法庇护向往你的人，就没法建立起自己的团队！

　　结果邓绾得逞了，不久后圣旨传出，他被任命为集贤校理、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这是怎么回事呢，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能驳回宰相的任命，让皇帝重新诏书的，只要王安石一个人能做到。从此之后，天下人都明白邓绾是谁的人了。

　　邓绾是粗暴愚蠢，还是聪明得惊人呢？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他对官位富贵的渴望程度，还有他做事时的突发性。这些让他极快地登上官场的顶峰，可也埋下了日后失败的种子。

　　连王安石也身受其害。

　　不过这要和唐坰比起来，就小巫见大巫了。

　　唐坰是个很奇妙的人，进入官场靠的不是文凭，而是接了父亲的班，但《宋史》他的列传里却没有点明该老爹名讳。

　　升官不是靠政绩，而是两句话。他先对皇帝上书，说“秦二世胡亥被太监赵高控制，导致亡国，错误不在于强硬，而是他太软弱了。”

　　这句话无论怎样看，都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读书心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就此得到了宋神宗的欢心。

　　也许是当时朝臣一片声地要求神宗忍住脾气，变得温馨可人，使外邦，使国内都如沐春风吧，惹得神宗大怒，才觉得唐坰这句话特别的顺心。

　　第二句，是针对怎样迅速推行新法的。唐坰说“事情很简单，只要杀了韩琦、司马光等反对派大臣，新法立即风行天下！”

　　老天在上，他这句话半点错处都没有。自古以来哪有不见血的改革？以宋朝恩养了一百多年的，优生优育的士大夫们，除了杀几个为首的，再把脑袋挂到城墙上去，恢复五代十一国时的风气之外，根本就没法控制。

　　但正确的，不等同于合理的。法子虽好，可惜不能用。但并不妨碍让王安石非常的受用。真爽啊，终于有人说出了症结所在！

　　唐坰平步青云，赐进士出身，到崇文馆校书，成了馆阁人员。只是再想更进一步时，却出事了。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本性就让王安石非常的不安。这个人太自私，做事目的性太强，而且毫不掩饰，比邓绾更加不顾一切。

　　王安石只能轻轻地把他放下，不贬官，也不调走，让他慢慢冷却。这实在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了，试问一国首相，只是把提拔一个人的速度放缓下来，有什么错吗？要知道只是几个月的时间而已，之前是让这个人一步登天的！

　　可事情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唐坰的本质就是个疯子。他就是那条著名的寓言《农夫与蛇》里的那条冻僵的蛇，一旦它醒过来了，就要为所欲为，反戈一击。

　　根本不去管后果怎样。

　　这个官场白丁，一个靠父亲当官的废物衙内，觉察出王安石的冷淡之后，第一时间反目成仇，写了20多道弹劾奏章，一定要把王安石告倒搞臭。可是都被宋神宗给扣下了，留中不发。

　　一般来说，换成另外的任何一个人，事情到此就算结束了。第一，再有怨气，官场的规矩之一就是不许欺师灭祖，王安石是他的直系靠山，如果这都要造反的话，小心成为官场公敌。

　　这倒不是说官场里有多道德，而是面对这样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大家都会心冷，都会躲得远远的。

　　第二，发火有时像自杀。别管气多大，跳过一次楼不死的，基本不会再跳第二次。动力不足了。可这些都不适用于唐坰。

　　他是个疯子。

　　第三，20多道弹劾奏章，都被皇帝压下来了，再明显不过这是皇帝不想事情闹大。就算不把王安石放在眼里，皇帝的面子总得给几分吧？不，在唐坰的心里，根本就没有第二种利害观念。

　　只有他个人的心情、前程才最重要。

　　话说宋朝承袭了晚唐时期的制度，开封城里每隔5天，官员们会在宰相的率领下进宫面见皇帝请安。这叫“起居日”。事情就在熙宁五年八月的某个起居日时发生。

　　那一天正常的程序在进行，突然间唐坰站了出来，他跪在大殿中心，要求皇帝正式升座，他要奏事。神宗一下子就明白了他要做什么，20多道弹劾，这不是一般的力度。

　　神宗摇头，说换个日子，他仍然想大事化小。可是唐坰跪着不起来，一定要今天立即处理。没办法，神宗只好升座，再纠缠下去，别的大臣们会往别处想的。

　　比如误会唐坰是要像从前的谏官那样，经常性对皇帝的私生活之类的事进行批判。

　　神宗升座，唐坰的机会来了。他开篇第一句话就暴露了他的疯子本性：“臣要说的，都是大臣们不法的事，请让臣在陛下面前一一陈述。”

　　好，所有的大臣，包括王安石、文彦博，谁也别想走。

　　接下来他把笏板插好，展开了奏章，却没读，突然间转脸瞪向了王安石，说了句北宋百余年间最牛的话——“王安石到御座前听取札子！”

　　王安石愣了，他搞不懂的不是唐坰怎么会突然间翻脸，而是宋朝从来没这个规矩，你要念什么就念好了，哪有让当朝首相出列恭听的？你当你读的是罢相制啊！

　　可沉默是不管用的，在一个彻底翻脸，成心找茬的人面前，只会让耳光来得更猛烈些。就在王安石稍微迟疑中，唐坰已经变命令为呵斥，吼出了这样一句话。

　　——“在陛下面前尚且这样，到外边可想而知！”

　　这句话的威力无比巨大，天不怕地不怕祖宗也不怕的王安石立即听话，乖乖站了出来，到御座前躬身听命。唐坰说得很明白，他再犯倔就是蔑视皇帝了。

　　唐坰展开奏章开始读，大家的耐心要好一些，回忆下前面吕诲的弹劾很著名吧，一共才10条，而唐坰先生居然总结出了……60条。我们挑其中的重点介绍。第一点，直指中心，王安石专作威福，和曾布、吕惠卿等人表里为奸，窃国大权，天下人只知道有王安石，而不知道有皇帝；

　　第二点，王安石烦人，传统士大夫阶层也很讨厌。文彦博、冯京等两府高官什么都清楚，可胆小怕事，别说对抗，连说句话都不敢（知而不敢言）。尤其是王珪，他对王安石恭敬得就像家里养的奴仆一样！

　　说着无敌的目光瞪向了王珪，王珪当即承认真的没有唐兄你的魄力，俺认输，他低下了羞愧的头颅；

　　唐坰的重磅打击留在最后的第三点——元绛、薛向、陈绎，这三个人是王安石的家奴，根本不是朝廷命官，由着他颐指气使；张琥、李定是王安石的爪牙，四处无事生非，陷害忠良；台谏官张商英是王安石的鹰犬，随时咬人，入骨三分。他们紧紧地团结在王安石的周围，已经是朝中之朝，一个分工明确的犯罪集团了，宋朝就要坏在他们的手里！

　　一封奏章，60个要点，到此终于结束。唐坰先生旁若无人地读完，之后谁也没理，潇洒异常地下殿走人。他走后，史书记载满殿的侍卫们相顾失色，目瞪口呆。

　　值班这么多年，头一次见过这样的猛人！

　　其实不止是侍卫，当天大殿上所有人都非常郁闷。王安石就不说了，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突然间破了100多年的官场纪录，在皇帝面前被人呼来喝去，骂了个狗血淋头。

　　首相哎，真丢人！

　　反对派也不好过，按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可唐坰这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骂王安石连带着文彦博，谁的面子也不给，哪边的队伍也不站。

　　最愤怒的还是皇帝。神宗真是搞不懂了，他和唐坰到底谁是皇帝。理论上应该是他，可是被人强迫升座，又被人借用头衔去砸王安石。

　　“在陛下面前尚且这样，到外边可想而知！”

　　这句话听着好像是维护皇权，可就这样就把首相喊立正了？我是皇帝也从来没这么牛过！

　　之后的事情更衰，唐坰长篇大论滔滔不绝，期间神宗好多次喝停，可人家理都没理，直到读完，终于理了。唐坰指着御座说了一句。

　　——“陛下不听臣言，不得久居此座！”

　　宋神宗的脑子嗡嗡作响，当皇帝也有几年了，还从没被人当面这样诅咒过。不听他的，连皇帝都当不成？！正在迷糊中，唐坰已经走出大殿，当下班了！

　　以上三方的怒火，决定了唐坰这个人的政治生命。他先被贬到潮州当别驾，罪名是渎乱朝仪。接着一贬再贬，到广州军资库去看仓库，到吉州酒税去当科员，最后彻底贬成平民，返璞归真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个疯子的原因，为了不该发火的事，向所有大佬开火，一点退路都不留。这样的事做出来，除了精神病之外，好像没有第二个名词可以解释。

　　这些事都发生在熙河开边，以及荆湖平蛮期间。王安石的新政集团既要在七八十年间一直萎靡不振的外战纪录里打出一片新天地，更要在内部顶住各方各面的反对压力。包括像唐坰这样独特的、不常见的非典型疯子的突袭。

　　可以把他当作个案，可职场里不认偶然事件，只看结果。经过此事，王安石的形象再一次被弱化，尤其是他在神宗心里的高大感也开始悄悄地松动，在荆湖方面，就一再坚持己见，不用王安石的嫡系章惇，而去选择对立面的蔡烨。

　　好在朝廷里在争论，章惇已经在不断地进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就敢在有限的时间里打出漂亮的成绩，让上面不得不按着他打出来的节奏走。

　　章惇这样，王韶也一样。他们都清醒，公元1072年是改革派气运的分水岭，如果他们打不出好成绩，之前各种新法就真正了100%的横征暴敛，短期见效，长期有害的本质都会暴露。如果打出来了，一切都好办。就好比先秦时商鞅得到了河西之地，近代满清时雍正初期年羹尧扫平青海。

　　仗打赢了，什么都好说！

　　可谈何容易呢？不说河湟地区汉人已失去了200余年，早成了塞外异域，也暂时忽略掉荆湖南蛮的崇山峻岭，这些都是可以克服的困难。当时宋朝真正的危险其实不在西北与西南，甚至也不是西夏。

　　而在东北。

　　按照王安石们的灭敌步骤，是河湟——西夏——辽国。从简单容易的下手，直到最后收复燕云降服契丹。计划蛮好，可也要看辽国人愿不愿意。就在这段时间，辽国人在边境蠢蠢欲动，巡境兵都过了拒马河！这是宋、辽的传统边界，那么看一下宋朝的准备如何。

　　哪有什么准备，河北方面的宋朝百年无战事，早就都退化了。宋朝要在河湟开打，同时牵制西夏，没有半点余力去支援北方。

　　好有一比，北方疆界，就像一只庞大的虎皮蝴蝶。它张着翅膀，露出可怕的花纹，以这种姿态暴露在足以致命的敌人面前，那是种怎样胆战心惊，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只要辽军敢于强攻，宋朝四面受敌转眼就会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