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高雅纯洁

　　这首诗一问世，达到的效果让石介很郁闷。在他想来，这样热情讴歌新世界，是件多么及时又多么合适的事啊。这会大幅度地提高新政普及的势头，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新政君子的行列里来。

　　可是除了夏竦和众多的“小人”们对他咬牙切齿之外，就连新政君子系统内部，也对他一片茫然。石哥，你在搞什么？

　　第一个对他摇头是与他齐名的人物，“泰山书院”的先生孙复。孙复和石介的关系是同学，俩人都是范仲淹早年守母丧时，管理应天府书院时的学生。他叹了口气，说石介，你的噩运就从这首诗开始。

　　第二个痛苦的是范仲淹，范公所担心的不止是石介个人的安危，更是新政的全盘大局。他根本就不愿意让石介在这种时刻到京城里来。

　　难道还嫌不够乱的吗？

　　他早就给石介下过定义，此人不可大用，死就会死在这张嘴上。他说，石介刚正，天下知闻。但是性格有些缺陷，他走极端。要是让他当上谏官，肯定会拿超高的标准去要求皇帝，要是皇帝没做到，他就会“引裾拆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

　　这样的言官，谁敢用？用了有什么好处？但是他亲爱的同事，年少有为的韩琦就把石介推荐上来了。事情迅速恶化，《朋党论》、《庆历圣德诗》，外加言官系统共11封的弹劾奏章，这一波接着一波的攻势，表面上在加强着君子们高大伟岸的形象，真是春风得意，激扬岁月。

　　但同时，也在积累着可怕的戾气。从后面发生的事来看，庆历君子们并不真的知道小人是种什么样的动物。就比如说是夏竦。真的要形象地比喻他的话，在历史中就有一个显赫的名字，跟他有点像——苏秦。那位战国时纵横捭阖，翻复乾坤的人。不说苏秦的一生，只说他的死亡。苏秦死于暗杀，凶手逃掉了，没法去找。可他临死时对当地的国王说。请车裂我，悬我之头于国门，说杀我的人有赏，就会抓到凶手。

　　果然如愿。这真的是个死后都可以杀人的人。

　　夏竦比他还要强些，得罪了这个人，你死后都别想安宁！

　　夏竦的手段，以文字对文字，简简单单的一封信，就让新政彻底瓦解，并且让君子们变成了叛贼。这是个大命题，请大家也想想，要怎样做，才能圆满地完成呢？

　　夏竦沉思了很久，转身进了内宅。先要说明，他一定是和自己的书法夫人重归于好了，因为这件事做得真是大显家风。他找到了一个使女，拿出了一封信。来，看这上面的笔迹，模仿它，给我改一个字。

　　只是一个字，就把通篇内容都改变了。

　　这封信，是石介写给富弼的，虽然是私人信件，可涉及到了政治。为什么会落在夏竦的手里呢？因为名人效应。比如后来的《曾国藩家书》之类。名人怎样生活，怎样处理生活，都是凡夫俗子的楷模嘛。在这封信里，石介明显是《庆历圣德诗》没写过瘾，除了痛骂小人之外，还要再激励一下新政的首脑。他勉励富弼等人，要“行伊、周之事。”

　　这是个典故，涉及到了两位历史上的大人物。伊，指伊尹；周，乃周公旦。这两个人都是定国安邦的贤臣。其中伊尹，是辅佐商汤开创商王朝的人，可以说是我们中华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位宰相加军师的超级人物。周公旦，是周武王的弟弟，武王灭商之后死得太早，周公全力辅佐幼小的皇帝，一面饱受谗言，一面东征西讨，把商朝余孽和内部反叛平息。

　　可以说，周公才是实际上建立周王朝的人。

　　综上所述，石介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富弼和范仲淹像古代贤人那样为宋朝扭转乾坤，再造天地，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愿望很美好，但夏竦经过沉思后，决定给这封信改一个字。就是周公的周字，改为“霍”字。

　　“行伊、霍”之事。

　　一字之差，就变成了可以诛灭九族的大逆不道的言论。霍，指的是西汉时的权臣霍光。他的身份很复杂，一方面在西汉麒麟阁十一功臣中排名第一，是汉武帝托孤时的四大重臣之首，辅佐国家安定度过达20年之久；另一方面，他在汉昭帝死后，把新立的皇帝刘贺废掉，独自把持朝政近半个月。

　　这样人物，是宋朝历代君主最大的噩梦，最惧怕的妖孽。

　　尤其可怕的是，夏竦的历史知识非常到位，他改的这个“霍”字大有学问。伊尹这个人，几乎就是霍光的翻版，一方面像周公那样有功，一方面同样在商汤死后，把不懂事的太子太甲放逐到桐宫，三年之后才接回来重当皇帝。

　　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改后的信里，石介是要富弼等人效法伊尹、霍光，把现在的宋仁宗赵祯废掉，换一个积极进取，锐意革新的人当皇帝！再加上这封信广为流传，就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局面。

　　不止是大逆不道，而且是公然谋反。不管成不成功，都把现任皇帝蔑视到了极点。

　　这封信很快就传遍了天下，在这之前更迅速地传进了皇宫，交到了赵祯的手里。赵祯反应是一如既往的沉默。他把玩着这封信，像是看出了很多东西，又像是心不在焉，想着别的什么事。这种态度，把范仲淹、富弼两人推向了一个极端。

　　要么您下旨查问，哪怕大发雷霆，咱们好回答；要么您直接说不信，我们也好去追查。您这样沉默，要我们怎么办？

　　您分明就是在怀疑我们。

　　君子讲的是见利不争，谦退之道。官位本来就是粪土，既然让您这样怀疑，我们辞职好了，这样谣言不攻自破，清者自清。

　　范仲淹和富弼同时上书请求外放。

　　范仲淹走时，仍然深深地放不下当时的局势。他想了很久，决定去做一件事。说来真是有些不大光明，但为了光明的目的，也只能这么做了。

　　当时有个突发事件，在河北方面，突然侦察到辽国有大量的军队在调动，像是有什么预谋。范仲淹趁机提出由他率领重兵去河北布防。如果实现，他就会恢复新政前刚离开陕西时的身价。手握重兵，是宋朝边防上的大救星。

　　相信这样可以把陷进狂热内讧的宋朝官场拍醒，即使他走后也没人敢动他正在推行中的新政。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既能继续发展，又能撇清谣言。

　　想得很好，可惜用心良苦命更苦。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没等政敌们反对，他的盟友们就都跳了出来。军方代表枢密使杜衍打头，富弼迅速跟上，两人继续发扬了君子下殿一家亲，上殿死冤家的良好作风，第一时间毁了他的如意算盘。

　　你纯粹是臆想，辽国派兵只是路过河东，目的是去平叛，跟入侵风马牛不相及。你又是发兵马，又是拨钱粮，根本是没事找事，多此一举。

　　范仲淹气得发愣，正想着怎样沟通，富弼突然间灵光闪动，想起了自己的新职位。他是去河北的，范公你是去陕西的，为何要抢俺的饭碗？他郑重地对皇帝说了一句话。辽国绝不会入侵，如果我说错了，愿负“罔上欺君之罪。”

　　简直是往不遗余力地拆范仲淹的台！

　　范仲淹大怒，这是他能为新政，为宋朝天下所做的最后努力了，无论如何都不能退让。他在金殿上和杜衍、富弼大吵了起来。

　　史书上记载，他举出了6大疑点，3种忧虑，共670个字，证明辽国这次很可能是和李元昊联合入侵，不仅会发生野战，连攻城的器械都准备好了。其中就有宋军以前独有的杀手锏——床子弩。这种危急程度，难道还能视而不见吗？

　　必须得我去应付！

　　对面的富弼寸步不让，他回敬了347个字，重申自己的观点。现在天下太平，无论是河东、河北、陕西，哪个地段都不可能爆发战争，范仲淹你真是胡言乱语，不知所谓。

　　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却不了了之，只好灰溜溜地下殿走人。因为皇帝一言没发，就当什么也没看见。范仲淹摇头叹息，边走边咬牙，他是真的不甘心！于是边走边聊，他要和富弼等人再沟通一次，说什么也得让同志们再上金殿，口径一致，发兵河东。

　　这次他得到了最干脆的一次打击，一直沉默的韩琦终于说话了——如果一定要去河东，我去好了。不需朝廷一人一骑。

　　范仲淹彻底崩溃，这就是他的同志加战友，有这样亲密的冤家吗？！怒火郁积，他都快爆炸了，实在没忍住，他转身又回了金殿，单独和皇帝交涉，并且把韩琦刚才的话复述了一遍，这不是国家大臣应该有的工作态度，韩琦小儿，实在过分！

　　换来的却是皇帝持续的沉默……赵祯当天没有任何语言或者举止被记载流传下来，当范仲淹走出开封，去陕西方面上任时，没能带出一兵一卒。

　　他走了，不管有过怎样的内幕和经过，都成了既定事实。前面第1部分的事情依次产生了。范仲淹走后，新政君子们一个个被踢出了开封京城。第一个是欧阳修，他从知谏院下岗，去当河北路都转运使；第二个人是宰相晏殊。

　　说来搞笑，这位文学大前辈，竟成了宋朝版的李商隐。李诗人夹在唐朝的牛、李两党中，身为牛党份子，却娶了李党前辈的女儿，弄得终身潦倒，里外不是人。晏殊也是这样，他是范仲淹、欧阳修的大恩人，富弼的老丈人，却对新政半点都不感兴趣。

　　于是欧阳修被贬，他很高兴。知谏院方面的孙甫、蔡襄联名挽留，也被他拒绝。这下子谏官们火冒三丈，把他的老底都揭了出来，爆料当年他给仁宗生母写的墓志铭上没注明母子关系，最近还调禁军修私宅。就这两点，晏殊丢官罢职，去颖州当知州，官还没有欧阳修的大。

　　第三个人是枢密使杜衍，接着是知谏院里的精英，孙甫和蔡襄。第四位大人物在第二年，庆历五年的三月份时产生，韩琦终于也丢官了。或许直到这时，他才会清醒，没有范仲淹，他韩琦算是什么。

　　最好笑的是尹洙。这位特别喜欢和范仲淹死掐的人，面对事实，悲从中来，是后悔还是痛苦，说不清，他给皇帝写了封信，哀叹说“昔日见用，今之见疏，”都是您一句话的事啊。

　　可让皇帝说了这种话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没有你尹洙的努力啊？尹洙很伤心，过了两年，到公元1047年时他病死了。比他死得更早的是狂热的诗人石介，他给夏竦写了好几百个字，夏竦只回敬了一个字，他就受不了，几个月之后就挂了。

　　伟大的文学天才都是这么的脆弱……

　　如此这般，事儿还没完。大人物们都搞倒，下面的群众也不能放过。悄悄地说，号称中国五千年历史里最文明、最开明的宋仁宗时代，也曾发生过一起微型的文字狱。

　　这次事件和号称宋朝人才储备银行的馆阁重地有关。

　　前面说过，馆，指的是宋朝的皇家图书馆。如崇文馆、集贤院；阁，指龙图阁、天章阁等皇宫大内御书房。这些地方都有学士、直学士、侍从等官员，一般来说，有了这种职称，就等于半只脚踏进了两府、两制，就算不能终生富贵，也肯定名满天下。

　　这时的馆、阁人才非常的年青，名字和头衔都很多，我们不必一一列举，说的是这个事的经过。盛夏过去，秋季来临，话说宋朝的官员是中国所有朝代里最幸福的，每年有法定节假日77天，注意，这是常设的。还有新增的65天，同时还有一些约定俗成的私人小聚会。

　　这次的事，就是京师百司库务每年春秋两季都举行的赛神会。这一天里宋朝每个衙门的官员都可以喝酒聊天，随意享受，直到通宵达旦。事儿出在了进奏院。进奏院，顾名思义，是地方呈报中央，中央发给地方的文件联络处。这时的负责人叫苏舜钦。

　　苏舜钦很年轻，大约36岁左右，他是北宋史上举足轻重的大诗人。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后来的苏东坡，他的名字会成为宋朝诗人的代表符号。当天他按照惯例，把拆封废纸卖掉之后，再自己掏10两白银，准备了一桌丰盛酒席。

　　物以类聚，他请的都是既年青，又有才，还狂放的人。就是馆阁重地里近期风头最劲的10个。名字还是不列，没有意义，重要的是他们共有一个相同的官场符号——范仲淹所推荐的人。其特点，就是无所畏惧，是那种喜欢把脑袋往狼嘴里伸，再夸耀伤口的人。多刺激，多青春！

　　不过这也怪不了他们，他们都没走过正常的官职升迁过程，没被“磨勘”过。是新政里“推荐”制度的受益者。之所以被推荐，不就是因为他们年青，且无畏嘛。

　　当天晚上，破坏的欲望随着夜色的浓重逐渐升腾，10个生于盛世，春风得意的年青书生渐渐地失去节制。他们把唱曲的优伶，侍卫的官吏都赶走，把大门都关上。

　　找来了两个军妓。

　　放浪形骸，无所不为。他们都喝醉了，最后的余兴节目是做诗。其中殿中丞、集贤校理王益柔成为人群里的太阳，那一晚上的偶像。他变得比李白还要疯狂，诗仙最嚣张时，也不过就是喝醉了还去见唐明皇，他可好，写出了这样两句诗：“醉卧北极遣帝扶，周公孔子驱为奴。”

　　皇帝是他的侍从，周公旦孔夫子是他的奴仆！还有没有天理王法？！简直数典忘祖，要知道历代之所以会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就是因为它对皇权的唯一性崇拜，让皇帝得到神仙一样的权力，可是小小的王益柔居然全都收了回去。

　　这就怪不得别人了，史书上关于这件事，总是会强调一下当时有个小人，叫李定。他想参加宴会，可是被苏舜钦拒绝，于是去御史台告密，真是卑鄙无耻。不过你们没犯事，他能告出什么？身为儒生，这样大逆不道，别人不惩罚，醒来都应该去自杀！

　　御史台长官王拱辰闻讯大喜，他连夜上报给皇帝。赵祯的愤怒可想而知，御用文人居然这样回报皇恩！还等什么，连夜抓人，直接扔进开封府，特案特办，从重从严！

　　第一次判刑，王益柔处斩，其他所有涉案人员全部罢免，永不录用。第二次时轻了点，王益柔永不录用，这批馆阁人员集体报废，贬到地方上当官，主持人苏舜钦罪加一等，事发在他的衙门里，罪名是“监守自盗”，被贬为庶民。

　　他的确是应该区别对待的，他是杜衍的女婿，被看成是新政君子里的核心。就这样，以范仲淹为首的，呵呵，名义上为首的新政君子们从上到下，从头到脚，都被“小人”们踢出了朝廷，其手法干净利落，合理合法，其结果一劳永逸，彻底胜利。

　　与此相对的是君子们集体萎靡不解的脸，我们的失败，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很隐私，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这几位万古流芳型的名臣、君子，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里公开讨论过，同时也没在各自的文字资料里留载过。

　　就算后来名动八表的《岳阳楼记》，也只是抒发自己的人生理想，追求抱负，从没有半点的懊丧、自责，或者对谁的埋怨流露出来。

　　之所以会这样，相信也和“君子”这两个中国封建时代里最崇高的名词有关。丢官算什么？君子固穷，安之若素。孔夫子在夸奖最得意的弟子颜回时就说过，“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要这个越穷越光荣的劲儿。

　　理想破灭算什么？苟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不悔。只要我喜欢，死九次都无所谓。这里面有着让圣人门徒们千年坚持，直到明朝、清朝时更加发扬光大的自虐型快感。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事，请皇帝打我吧，打死我才爽！

　　何况是新政改革这样的大事情，悲剧才能激动人心嘛，我一点都不疼。

　　甚至流放都是种快乐。子还曾经曰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皇帝不用我的办法，我划条小船到海上飘，也是高雅纯洁的。

　　并且最重要，也最浅显的一点，也与高雅纯洁有关。

　　君子怎么能互相指责谩骂呢？那是沿街商贩的品质，泼妇激动时的表现。素质真是太低了！所以宋朝官方记录里，才会在上面范仲淹和杜衍、富弼的金殿争执中，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范仲淹平时事杜衍如父，与杜衍争，杜衍不怒。富弼更是不用说。

　　所以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吧，君子在什么时候都得站直了腰，千万别丢脸。

　　他们永远都不会承认，这种性格在官场政治圈里，就是个二等残废。

　　美国小说《麦田守望者》里有一句话，“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庆历君子们被说中了，他们宁可英勇地去死，也不愿为宋朝的新天地而卑贱地活着。面对夏竦的谎言，除了辞职引退来证明清白，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至少他们可以赖着不走，就像夏竦本人所做的那样。无论谁弹劾，我就是不动。

　　像这样，以边关百战之功勋，胸怀国富民强的愿望，这种程度的追求，居然就毁在了一封伪造的匿名信上，简直就是个闹剧！

　　从这个角度来看，哪有半点的高贵伟岸？

　　返回出发点，从总体上讲，上面这些都是在新政者内部找原因，这当然也是种片面。新政之所以失败，标准的历史教科书上的给出的正解是皇帝的懦弱，外加小人们的陷害。小人们的事就不去说了，他们做了什么，前面已经交代得很清楚。关键点在宋仁宗赵祯。他是皇帝，一言一行都要对国家负责。而这个人在这段时间的确一直在玩沉默，什么都没做，似乎的确很“懦弱”。

　　那么他该怎么做呢？

　　不顾一切地支持范仲淹，无论君子党们做了什么，都是对的，都要无条件地实行。甚至像欧阳修所希望的那样，完全放弃自我，君子们的奏章里把做什么事，怎么做的步骤都规定好了，他只管签字照办？这样就全对了？

　　谁是皇帝？

　　赵祯是个独特的人，解读他得站在一个相当高的楼顶，长时间的俯视，才能稍微看清楚一些。他的每一步行动，都是与当时的国际形势紧密联系，而不是与宋朝的国家形势紧密联系。这是个根本上的区别，做不到这一点，是没法在民族之林里生存的。